生态文学

王必胜

    时下，生态文学是一个亮点。生态与文学的关联何在？生态文学的基本要素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志于此的人们所关心的。当一个社会自觉地以自然为友，自然生态的发展变化就会直接影响社会的进程。特别是人们面临着生态自然的好坏，环境条件的优劣时，会对如何提高生活质量，幸福指数如何与GDP同步发展等问题有新的期待与新的诉求，于是，文学自然而然地就会把生态发展水平纳入自己的视野。文学为生态建设，为环境保护，为自然可持续发展，张开了想象的翅膀。纵观全球，生态文学渐渐受到重视，已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关注点。

    生态文学，其实是大自然文学，是书写人们在生态建设和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状态、心情感受。生态文学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生态环境成为书写的对象，山水田园，风花雪月，自然生灵，皆成文章，铸成大雅。“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春来江水绿如蓝，谁不忆江南？”是自然的吟唱，是生活的感怀，是风光的唯美颂歌。二是，忧思于自然世界的恶化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所谓寻找“诗意地栖居”，生态优化型的社会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于是，在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笔下，生态自然成为主角。书写高山大漠、森林河流的治理保护也为一时之盛。社会呼唤文学的多样化，而生态文学的出现，更让文学的多样成为可能，有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正因为生态文学的界定莫衷一是，所以生态文学的历史状态和文本样式也相应地难以归类。但是，对于优美的自然，倾情地讴歌，从中提炼出醇厚的诗味，纯美的文意，是一切类似的文学经典化的表达。如果宽泛地理解的话，生态文学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东晋时期的山水诗巨将谢灵运的山水诗，其清新的韵致，其闲适的意境，其婉约的意象，给人一种心闲气自华，有牧歌般的轻快情味，从中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恬淡，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亲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成为千古绝句。大约相同时期的陶潜老先生，以采菊东篱的闲情逸致，唱出了自然与人生的高致情味，其意象与境界，是自然生态的优美写照。他们或许是中国古典生态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美国的梭罗，瓦尔登湖旁的轻唱微吟，远离尘嚣，以自然为伴，以沉静自修的禅心，把文学的功利与社会的负累置之脑后，人生的旷达与疏放，成为作品透视出来的精神光点。还有，俄罗斯的普列什文，是一个大自然的歌者。他的《林中水滴》《大自然的日历》《大自然的眼睛》，细腻描写了大自然世界中生命的平凡与灵动、坚韧与高洁。高尔基评价说：“他的心灵与土地、森林、河流，结合得如此完美，在任何一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我从未见过。”帕乌斯托夫斯基评价道：“普里什文仿佛就是俄罗斯大自然的一种器官”，大到一片森林，小到一颗水滴，他都有熟悉而生动的书写。

    所谓生态文学，其实是一种对大自然生动而沉静的书写，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精神舒缓的抒发，是一种充满了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的提纯。因此，作为生态文学的倡行者和实践者，我以为，主要是用一种亲和的态度，描绘出每个人心中的自然，以人性情怀书写每个人心中的自然风物。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应如是”；所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就是生态文学之魂。如同陶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自得的优雅，如同梭罗的心闲神定的自在，如同普列什文的笔下，那些自然生灵，有如亲人似地悠游于你的身边，牵手于你的衣袖，或者，你以“亲人般的关注”，将自然“艺术化的方式，打动人心”。当然，还有，真正的生态文学作家，也要像普里什文一样做生态和环保主义的捍卫者，贯穿在身体力行中。

    生态文学不仅是一种纯美的文学，她的厚重在于，既书写这个自然世界的优美和谐，丰姿神韵，也抒发人类对于大自然保护的一种责任。可见风物，也见人文，表达对于消失的风物和失落的生态文明的忧虑。也许，后者是当年陶潜、普列什文、梭罗们所没有想到或做到的，而凸现人文精神，为我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文学的书写，是生态文学行之高远的灵魂与精髓。

（选自2013年01月11日 《文汇报》）

明代的科举制度，是由唐、宋时代科举体制传袭而来，并且以兴起八股文作为考试规定文体的做法。《明史•选举二》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由于八股文成为官方所规定的科举应试文体，而一般文土如果想通过科举这一关，跻身仕宦的行列，势必要对这种应试程文苦苦研习。这就造成了明代八股文的流行。

    从表现特点来说，明代兴起的八股文的一个重要体裁特征便是它的对偶性。明成化以前，八股文的句式基本上还是“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显得比较自由。成化以后，句式趋于严格化，八股对偶结构越来越明显。应该说，对偶句式并不是八股文的独创，它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早在先秦诗文中就已应用。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种以偶句为主要特征的文体即骈文。唐宋时代，骈文的句式更趋严整。八股文的成熟，与它吸取古代骈文的艺术体制显然是分不开的。明代洪武至成化、弘治年间，八股文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并出现了一些创作名家，如王鏊、钱福。尤其是王鏊，为八股文制作的一位大家，被人推崇，他的名篇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破题简洁明了，议论平缓不迫，层层展开，结构紧凑，对偶工整，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八股文的一些基本特点。

    进入正德、嘉靖以后，八股文的创作走向兴盛，在众多的作者当中，较有名气的则有归有光、唐顺之、胡友信。除此之外，如茅坤、瞿景淳也是当时八股文制作的大家。归有光、唐顺之、茅坤等人是唐宋文风的推崇者，称“唐家派”，他们时或将古文作法融入八股文之中，从而给八股文创作带来某些新的特点。

    到了明代后期，八股文的创作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一些作家身处不断更迁的时代环境，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赵南星、汤显祖、陈子龙、黄淳耀等。他们在八股文中往往借题议论时政，悲时悯俗，抒发个人胸襟，手法上讲究灵活多变，不是一味地刻求成式。

    本来，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文体而存在，是无可厚非的。它的一些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乃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从总体上来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同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委靡不振的创作风气。

（《明代的八股制义文》 节选自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

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益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益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商业英雄和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历史学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古老的文化现象与学术活动。历史学肇基于人类天然的记忆本能。有记忆而后有历史叙事，有历史叙事而后有作为学术活动的历史学。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史学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叙事的过度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建构的、想象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捍卫的学科边界。一方面，它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历史叙事来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正是历史学的学科价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对叙事性所造成的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历史学家应有充分的自觉，不应擅自跨越叙事边界。边界既意味着权利，需要捍卫；也意味着局限，需要历史学家对其所不能达致的“局外”世界保持一份谦恭的姿态。

（节选自许兆昌《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2018年10月15日16《人民日报》）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城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和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追寻隶书演变之踪

孟鸿声

    “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隶变”一词在唐代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中便有提及，后见于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徐铉校注的《说文解字》等。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2019年05月1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