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真正确立是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置五经博士，收博士弟子五十人。其后博士弟子屡经增加，东汉时多达三万人。五经博士及其弟子以五经为研习对象，这就形成了经学。所谓经学，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从中国文化史看，经学出现的前提是汉王朝运用国家力量将民间流传的文化经典宣布为国家经典，并设立博士制度予以专门研究。于是，五经成为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根据。从国家制度层面保证儒家经典的传习，确立了儒家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的主流地位，客观上也确立了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儒学作为汉代主流思想，是与中央集权的统一相适应的。儒家主张的五伦、五常作为社会伦理道德，也因儒家的主流地位而得以明确确立。

两汉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秦始皇焚书，造成文化典籍的浩劫，五经借助儒生记忆而保存下来。用汉代流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文本，被称为今文经。汉景帝以后，陆续在孔府旧宅壁等处发现的与五经有关的用战国字体书写的文本，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不仅书写字体不同，而且同一部经典的篇章多寡也或有差别，如孔府旧宅壁中友现的《尚书》就比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多16篇。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古文经典，如《周官》《左传》等。因汉武帝及其后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博士，西汉末刘歆便要求把古文经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经学家的阻挠，一时没有实现。于是引起令古文经学家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西汉时期，今文经学是经学主流。今文经学通经以致用，注重思想的阐发，强调经书的历史借鉴意义，但弊病是与谶纬结合而流于神秘。古文经学在东汉发展昌盛，注重文字训诂和对典章名物的解释，突出还原历史和文化传承，学术贡献良多，弊病是流于繁琐的文献考证而脱离思想和生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义》主张今文经学，强调经学大义与社会价值，借以维护主流思想，带有一定的理论总结性。东汉末古文经学家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论争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它们所代表的两种学术精神和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对后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的死再一次提醒我们，抑郁症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一个人无论事业多么成功，或者表面上多么幸福，都有可能被抑郁症缠上。

    有人认为抑郁症就是一时想不开导致的情绪低落，纯属心理问题。其实不然，抑郁症属于生理性疾病，与遗传和环境刺激都有关系。得了抑郁症的病人绝不仅仅是情绪低落这么简单，而是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无动于衷，仿佛大脑被屏蔽了。病情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幻觉，听到或者看到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还有人认为抑郁症是导致自杀的直接原因，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抑郁症患者确实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严重的甚至连床都不愿起，饭也不想吃，但这并不等于他想死。有人做过统计，虽然大多数尝试自杀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但真正付诸行动并“成功”的还不到4%。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还有两个因素和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相关。其一，抑郁症患者如果服用某种神经性药物的话，自杀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这里所说的神经性药物特指中枢神经抑制剂，包括鸦片、海洛因和吗啡等毒品。威廉姆斯就是个瘾君子，曾经多次进戒毒所接受治疗，说明他的毒瘾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其二，抑郁症患者如果还伴有狂躁症，情况就会变得格外严重。狂躁症和抑郁症正相反，患者表现为情绪失控，精神极度亢奋，思维大幅跳跃，说话口无遮拦。事实上，不少抑郁症患者在抑郁和狂躁之间来回切换，一会儿兴奋到极点，转眼间又抑郁到极点，医学上称这类病人为躁郁症患者。威廉姆斯就是一个典型的躁郁症患者，他自己也承认他一上舞台就会变成一个疯子，回到生活中就会立刻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想说话。

    像威廉姆斯这样的情况在演艺界似乎非常普遍，很多演艺界人士都有这种倾向，自杀的比例似乎也相当高。大家熟悉的涅槃乐队的主唱科特·科本就是一例。他生前患有严重的躁郁症，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在演艺生涯巅峰时期突然吞枪自杀的主要原因。

    如果把范围扩展到艺术家领域，案例就更多了。画家凡·高、作家伍尔夫和海明威都是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海明威家庭先后一共有七位成员自杀身亡，似乎天生带有某种“自杀基因”，而且这个基因还挺强大。

    实际上，人类的“自杀基因”是不存在的，但是，抑郁症也许是有遗传基因的，海明威家族的情况就是明证。抑郁症基因虽可怕，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这种基因同时还带有某种好处，比如说它会提高一个人的艺术创造力，也许这就是艺术家群体中得抑郁症的比例较普通人更高的原因。

    不过，这个结论在科学界是有争议的，至今未有定论。但不管怎样，杀死威廉姆斯的是严重的躁郁症。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疾病。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最关键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提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1956年，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并阐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1979年3月明确把什么是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的依据和前提。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那以后，我们党一再强调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并且都是将其同国情、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讲。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同国情问题、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紧密联系的。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人民需要的内涵大大扩展。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更多要求，比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起来。也就是说，人民的需要从物质文化领域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拓展。二是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比如，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指面对新的社会需要，我们的供给还有许多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新时代凸显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所谓发展不平衡，有区域发展不平衡，比如东部和西部发展不平衡；有城乡发展不平衡；有供需结构不平衡，比如既存在落后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也有群体发展不平衡，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所谓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质量和效益还需要提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这就要求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成为我国制定各方面政策的重要依据。但是这个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因此，应把对最大国情的清醒认识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有机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在与时代同行中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节选自2017年11月8日《人民日报》有改动）

    在中国，国家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在近代西方霍布斯和洛克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契约国家，卢梭、康德、费希特所倡导的道德主义的契约国家中，国家都没有积极的功能。国家只是一个警察，唯一的职责是维持秩序；它不是一个导师，不负有引导人们向善之职，那是宗教所管的事。中国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伦理关系上环环相扣，连为一体。“民惟邦本”，国家作为伦理性的实体，除去负责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督促民众履行个人义务之外，还负责教化民众尤其是从君主到各级官吏，“孝、悌、忠、信”，“仁、爱、诚，敬”，“礼、义、廉、耻”，作为国家伦理的基本观念，规定了一个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行动，应该禁止哪些行为。正因为如此，国家不仅要保护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的责任伦理，而且自身要率先履行自己的责任伦理，成为履行责任伦理的示范者。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说明礼治在伦理型国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对国家而言，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项礼仪，不仅是宣示价值观、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教化人民特别是掌控权力的各级官吏的有效方式，而且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积极推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手段。

    历史早已证明，只要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继续存在，礼所表达的这些责任伦理就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礼自身也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礼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实践，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的习俗，因时间、空间条件不一样，它们会产生许多差异。今日之中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并存，而基本取向则是每个人一方面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又越来越为世界性联系中的巨量信息所左右；以父家长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已普遍瓦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成为主流，在市场化、契约关系冲击下，婚姻与家庭变数激增；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在  实际领域和虚拟领域都空前扩大也更加不确定，各类新型的社会自组织影响已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自组织；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都面临全新的挑战。所有这些伦理性实体历史性的变化都要求礼和礼治全面的革新。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

    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编自姜义华《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百家讲坛》拉开了“文化奶妈”时代

    “《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一日过万册”，这个新闻近几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因为它不是个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签售当日，我路过中关村图书大厦，看见好多人绕着楼排队，起先以为是商场要大优惠，他们在抢购什么东西，走近才知道，原来是为了于丹女士讲孔子的签名售书。冬天的风在他们身上肆意拍打着，蛇样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从这样的人群旁边走过，心情颇为复杂。

    央视《百家讲坛》火爆后，文化传承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向罗马的捷径。本来是给闲人解闷的讲坛，成了普及经典文化的圣地。一批嘴皮厉害的讲人次第登场，于此扬名立万，跻身学者兼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名利双收。

    自余秋雨开始，文化找到了他的“传教士”，“传教士”也先后找到了文化。人们买名著经典，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并不就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而要等待“传教士”的出现。比如，刘心武之于《红楼梦》，易中天之于《三国演义》，孔庆东之于鲁迅著作。从普及文化的角度看，这样的现象令人欣喜。每一个讲解者都复活了一本书甚至一个领域，读者也经由他们的讲解，激起强烈的阅读经典的兴趣。在一个精神无指向的时代，他们给出了一条文化传承之路。

    一大批文化“传教士”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我把讲解者称为“文化奶妈”，把这种传承方式命名为“文化奶妈”式——就是得有奶妈吃了文化之草，再挤出奶汁喂养嗷嗷待哺的文化学童。

     “文化奶妈”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大致可以找到这么两条：一是长期与文化的隔离，大众阅读理解能力极度下滑，已经很难弄明白老祖宗的字意了。这就需要人把文化通俗化，导入大众之耳。二是缺乏耐心，渴求速成。效率主导了人的生活，即使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也得服从这个硬道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体味先哲的精神，我们要的是结论，能让我们受用的东西。因此，文化方便面大行其道。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放声赞美奶妈的功劳。他们尽管不是最有水准的学者，不能给我们提供学术标杆，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传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使百姓愿意亲近文化。当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时候，有这样安慰国人的二手经典，当然不是坏事。

    如果往深里思考，忧虑也不少。已经出版的种种解释，都是个人化的探究与心得，毫无疑问，都在放大或缩小原著的思想空间，甚至背离原著主旨，把读者引向理解的歧途。在读者与经典之间，他们可能是桥梁，也可能是阻燃剂。出版的一窝蜂，使咀嚼式文化产品急速繁殖，读者越来越懒了。由此造成的阅读依赖心理，将使名著远离人们，取椟还珠。

    如果注意到《百家讲坛》的产业化运作方式，我们对其弊端就不能不加以警惕。在我看来，“奶妈文化”商业化操作的后遗症非常明显：首先就是急功近利，以市场定选题定人选，完全工业化操作，把精微的理解纳入程式化的规范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俗的风气。其次，为了标新立异，对原著发挥离谱，靠过度解释吸引大众耳目。三是庸俗化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历史拆解成逗乐子的庸俗段子。

    提醒咂巴奶头的文化学童，你们吃的东西毕竟不是原汁，而是替代品，如果想弄明白中国文化的原味，一定要去啃原著啊!

    《论语》固然要看，但重在实行。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特征和行为准则，昭示了礼乐调和的人生境界。人之为人的奥秘皆在于此。用心去读，用力实践，《论语》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滑稽的装饰。我们如果只是冲着某人的签名才会读孔子，孔子真的像艺术家金锋塑造的那样——要哭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城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是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围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吗？”——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热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社会中的变化确实如有些学者所观察到的，行政村中的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而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更是带来乡村社会普遍的空巢现象。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市场观念的不断深入，熟悉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开始裂变，既有的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等正在失去约束力。但是，这可以称为物、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长期浸淫于熟悉社会而习得的“给予”和“亏欠”的人情传统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等还存在巨大影响。

众多研究表明，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虽受到外部条件变化影响，但依旧以亲情纽带和乡土圈子为核心，诚实相待，和谐共处，熟悉社会的亲密关系也由此不断延续下去。而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虽然遭遇到大量陌生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等，结成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依此确认其自我身份，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地方认同”。可以看出，熟悉社会已遭遇强烈冲击，但在日益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仍有影响。

（摘编自黄锐《乡土社会是“熟悉社会”》）

材料三：

“熟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