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时代，学校的教育映射了工业化集中物流的经济批量模式：铃声、班级、标准化的课堂、统一的教材、按照时间编排的流水线场景。这种教育为工业时代标准化地“制造”了可用的人才。而大数据教育将呈现另外的特征：弹性学制、个性化辅导、社区和家庭学习、每个人的成功。世界也许会因此安静许多，而数据将火热地穿梭其中，人与人（师生、生生）的关系将通过人与技术的关系来实现，正如现在过春节拜年，不通过短信、电话、视频、微信，还能像20年前那样骑自行车挨家挨户拜年吗？大数据时代，无论你是否认同技术丰富了人类的情感，技术的出现，都让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一个学生考试得了78分，这只是一个“数字”；如果把背后的因素——家庭背景、努力程度、学习态度、智力水平等，与78分联系在一起，就成了“数据”。大数据与传统的数据相比，有非结构化、数据量巨大、数据分析由专家层变化为用户层、大量采用可视化展现方法等特点，这些特点正好适应了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学习变化。目前教育变革的讨论，过于集中于在线教育（远程、平板、电子、数字），这正像任何一种科技让人们最先想到的都是偷懒的哲学，自动化时代最先想到的是卓别林电影中的自动吃饭机，多媒体时代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游戏。在线教育本身很难改变学习，在这场教育革命的浪潮中，由在线教育引发的教育从数字支撑到数据支撑的变化，却是很多人没有在意的巨大金矿。

    教育环境的设计、教育实验场景的布置，教育时空的变化、学习场景的变革、教育管理数据的采集和运用，这些过去靠“拍脑袋”或者理念灵感加经验的东西，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的背景下，变成一种数据支撑的行为科学。教育将成为继经济学之后，一门不再靠理念和经验传承的社会科学，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将变成一门实实在在的实证科学。

    目前的经济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的大数据时代，人与机器的主流社会关系逐渐转向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若干年后社会的竞争将以服务和创新为核心的，然而我们今天的教育还受制于减少犯错和标准化的“魔咒”。大数据教育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标准化的教育将转向网络完成，而个性化的人才培养将主要由学校承担：越来越小的班级、越来越近的学校、越来越聚焦的教育支持、越来越个性化的培养方式。这将使教育摆脱工业化时代的模式。

学问的气象

袁行霈

    ①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有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或在于此。气象以雄浑飘逸为上，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皆以其超凡的气象而传诵千古。

    ②做学问也讲究气象。学问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毋庸标榜而下自成蹊。

    ③仅以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为例，其中即不乏具有大气象的人物。归纳他们的特点大概有以下这些：

④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倒不在研究题目的大小，题目大的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题目小的如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气象都不凡。在他们的手里，资料的采用和组织灵活而有规矩，出神而又入化，犹如魔方的组合，而不像积木的堆垛。他们治学的道路平正通达，思维的逻辑清通简畅，如书法之笔笔中锋、万毫齐发、力透纸背。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其下阙有曰：“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这气象何等恢宏!如果借用来形容学问，“尽挹西江”可以说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起来；“细斟北斗”可以说是把有关的材料细细地加以辨析；“万象为宾客”可以说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学问能到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

    ⑤有气象的学问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典范。陈寅恪先生所撰《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自昔大师钜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对王国维先生的开创之功，陈寅恪先生讲了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先生的这三点已经被治文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了。

    ⑥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道德的高尚。为人正直、诚实、刚强，方能不随波逐流，而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就更加不同了。读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十分佩服其渊博与精审。余先生积毕生之力，指出纪晓岚多处疏漏舛误，但在《序录》中却有这样一段话：“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这段话在宽容中透出恢宏的气象，令人敬佩!对后进晚辈爱护提携不遗余力，也是大家气象的表现!偶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收有蔡元培先生手迹六件，其中四件是介绍别人出版著作的，而且有三件讲到版税问题。其措辞如：某君“寒士，版税实缓不济急”；“如贵书局能与预订发行”。使某君“不必再分心于经济问题，则深为感荷”；“寒士打算，殊为可悯”；等等。我一边看他的手迹一边想象他的心肠，感动之余更增加了几分钦佩。

    ⑦平时读书有感，多少窥见一点学问的气象，心向往之，聊作这篇札记，借以自勉。

    伴随着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改变，人们对科学的力量越发信奉，进而发展成科学主义思潮。20世纪初，哈佛大学教授、“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提出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引发社会空前关注，也使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融合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科学主义思潮视科学研究为认识世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唯一正确方法，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科学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在将人从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创造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价值危机，使人在精神上感到焦虑和无所适从。

    科学的负面效应必然引起传统人文主义者的批判，他们呼吁用人文引导科学的发展，以人文的“善”为科学的“真”保驾护航。而人文主义发展到现代及后现代阶段，涌现出唯人文主义者，他们在认知世界的方式上表现出极豉非理性，完全否定科学价值。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可以追溯到叔本华，其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将世界的本质归属为意志，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完全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否定人的理性存在，主张只有通过直觉、信仰、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才能认识世界。这在无形中加剧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冲突。

    面对愈加剧烈的分裂、对立和冲突所带来的弊端与危害，人们积极寻找出路，但均忽略了生命对于科学和人文的原点意义。生命是客观实在和主观建构的有机结合，是理性存在和感性体验的统一。作为生命主体认知世界的方式，以生命为内核的生命文化表现在精神、价值和方法等方面。就精神而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生命精神的两种不同表象，最终都归属于生命精神。科学文化富有求真精神，人文文化也蕴含客观和真实。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文化对于调和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面对环境破坏、生态失衡和社会失调时，人们谴责科学技术，实际上谴责的是唯科学主义思想和在科技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的因素。就方法而言，随着学科交流和渗透，学科间范式相互借用，科学与人文的分化与融合不断演化，形成新的学科，如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等都是这种融合的产物。

    如果说生态文化是针对人与自然扭曲关系的梳正与表达，那么生命文化则是以生命为基点，聚焦于人生命的真善美的文化，是面向自然、社会和人类关系的学说。它从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要求科学和人文的调和，解决现代社会人性的蒙蔽和对科学技术的迷思。在个体层面，要求协调科学和人文，正确处理生命个体与群体、社会、自然的关系。在群体层面，生命文化要求正确处理生命群体与自然、社会、宇宙等的关系，同样要求科学的发展充满人文关怀、人文的发展不缺科学的理性。在当代，生命文化要求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一旦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与科学主义相勾结，就会导致主体失去生命自主意识，更不可能诗意地栖居。生命文化昭示富有人文关怀的科学和充满科学智慧的人文，在生命文化的引导下，科学和人文将会相互交融而又彼此独立，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妥善共存。

（摘编自江文富、邱龙虎《生命文化：科学与人文的和洽之道》）

对技术美学和美学的一点认识

钱学森

    ①我曾写文章谈论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我说文学艺术的创作也总要有个科学技术的基础，没有纸张、印刷，也就难有今天的文学；没有摄影技术和电声技术，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电影。这是一个方面的关系，可以说是科学技术为文学艺术服务 ， 现在我们的“技术美学”是一门把美学运用到技术领域中去的新兴科学，可以说是另一个方面的关系，是美术为科学技术的产品设计和制造服务。

    ②我那篇文字，也讲到科学技术的产品设计和制造中的美术问题，例如各种日用品，杯、碗、器、皿、盘、瓶、盆等，衣着服饰等，图书装帧等，以至产品包装等，要做到“美观大方”又经济实用，这大概属于工艺美术。从经济效益看，这也不是件小事。例如目前在我国，一方面人民手里有钱，要穿得更好些；另一方面纺织工业又开工不足，纤维原料等库存积压。原来是衣料布匹花色品种太单调，不美观，所以人民不喜欢。这里工艺美术是可以帮助解决问题的，从而创造出以亿元计的价值。因此工艺美术是件大事。

    ③其实这个领域还可以扩大些，包括一切产品的设计，一台机器的外形、色彩，难道就不需要搞得“美观大方”些吗？从前我国制造的机器总爱漆成暗灰色，很难看。现在色调浅些，常常是淡灰色，是个进步。这样，工艺美术就该扩大成为“技术美术”，它更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了。

    ④我以前曾把文学艺术分成六个大部门：小说杂文、诗词歌赋、建筑艺术、书画雕塑等造型艺术、音乐，以及戏剧电影等综合性的艺术。现在看，这六大部门包括不了。出了一个把科学技术产品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的部门——技术美术。当然这种分法也只是一种认识，认识过程并没有结束，还会有发展。例如我最近也在考虑：有我国特色的园林艺术应不应包括在建筑艺术之内？因为园林艺术是一种改造生活环境的艺术，比建筑艺术综合性更高。如果这样，那艺术又要再加一个大部门——园林艺术。

    ⑤厦门全国美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中，与会同志除了肯定了技术美学之外，还对部门艺术美学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强调美学的研究还应强调部门艺术美学的探讨，更多地注意到文学艺术各部门的特性。从这一观点看，我们这里说的技术美学应该是联系技术美术的部门艺术美学。有多少部门美学呢？有多少艺术的大部门，就有多少部门美学。照前面讲的，就该有小说杂文美学、诗词歌赋美学、建筑美学、造型美学、音乐美学、戏剧电影美学、技术美学，或再加上一个园林美学。

    ⑥研究学问就是一个人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从个别到一般、再用上升到一般的规律来指导更深入的对个别的研究。部门艺术美学的研究是一条必须经历的道路；从艺术的实践到理性认识、部门艺术美学，再到一般美学，最后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人类认识的最高概括。这条认识道路的顶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这个思想，我曾提出，美学是艺术的创作实践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

    ⑦以上这条思路也许是有助于美学的研究的。目前大家对美学的见解还不很一致，有同志说美学现在还偏重于哲理性的探讨，建议要从心理学等方面来研究美学。走心理学的路是可取的。但我认为如果要说得更完整些，就应该引用思维科学这个概念，因为美感是人思维过程的结果。这是从人的思维实践来研究美学，所以我以前也想把美学作为思维科学的一门学问。但我现在认为这不妥，这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⑧人的美感与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有直接关系，不完全决定于人脑思维方式和规律，如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即便两个人的思维方法和规律相接近，但社会实践从而社会意识不同，美感也很不一样。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美感同被压迫被统治的劳动人民的美感不一样；而在今天，有些人认为是美的东西，而我们大多数人都说是精神污染！真是天南地北， 绝然不同。所以美的实践又是一项人的社会活动的产物，必须从社会活动的规律去理解。没有什么脱离社会实践的所谓美。

    ⑨这样，研究美学还必须考虑又一条路子：考察文学艺术的创造和欣赏这项社会活动的规律。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诗言志”，历来被我国诗人视为指导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领域的开山纲领。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诗经》在对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的萌芽，明确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诗言志”最早大约是出自《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到了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这个时期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非完全相同，但占主流的还是指思想、抱负和志向，带有强烈的政治和伦理道德倾向。

    汉代，“诗言志”的内涵开始发生了变化，加入了情的内容。先秦的“志”到了两汉，主要指志向抱负和情感相融合，情理结合。孔颖达明确提出了“情志一也”：“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汉代将情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其意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向来有“言志”与“缘情”的分别，道学家往往割裂二者，导致对各种情感抒发的抹杀。而汉人的情志统一，一来是合理的，并且出现了诗歌创作上汉魏风骨的伟大成就，成为后世的典范；二来对后来“缘情”说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理论意义。

    汉魏之后，特别是六朝时期，诗歌创作则朝向重情的方向发展。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些观念的提出，反映了诗歌创作从“言志”到“缘情”的变化。“言志”的“志”在汉代虽然也包含着“吟咏情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只能是符合“礼义”之情，这种“志”也在儒家政教怀抱的范围。而六朝的“缘情”说目的在于突破儒家“礼义”的束缚，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不再囿于儒家政教怀抱的“志”，而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而且“情”甚至反过来包含了“志”。刘勰提出了“为情造文”之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为情造文”的“情”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包含了先秦的“志”。

    作为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和对儒学思想复兴的努力，唐代文学家韩愈提出“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反对仅仅将诗歌看作表达个人情感的工具，而是要尽力回溯到儒家“诗言志”的开端。唐代诗歌创作重新回到了“情志一也”，这一点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那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前代“情志”的综合，正是唐代文学得以正常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迎来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一个黄金时代。到了宋代，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宋代诗歌表现出说理的特征，成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慢慢脱离了传统的志与情，中国诗歌的高峰和黄金时代也就此过去了。

（摘编自肖朗《“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