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 ， 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与“高贵”的文字结缘

曹文轩

    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后再读的书。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谁更有价值，只是说，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有先后次序，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对于孩子而言，这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与孩子的认知能力是呼应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趣味。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为孩子的成长确认用于打精神底子的书，尽管因为时代的局限、认识能力的局限，有些时候，我们确认的书并不理想，甚至还有害。但确认这类书籍的雄心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却是应当肯定的。当一个善良、充满母爱的母亲为孩子选择了某种书，我们基本上可以放心地说，那些书就是用来为孩子打精神底子的。相同的，当一个母亲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看某些书时，我们当对这些书心存质疑——尽管母亲们的判断并不绝对可靠，整体上我们相信一个母亲的直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孩子的喜爱与厌烦。那些只会让他们厌烦的书，恐怕也不可靠。我们只需看到：当下，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字来为孩子打底子，而用本来是打完底子再读的文字来打底子了。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对于这一局面的形成，不要怪罪出版社，也不要怪罪作者，需要检讨的，是我们这些学者、批评家。我们缺乏对这一阅读格局的剖析与解释，缺乏理论上的辨析，更缺乏警钟般的提醒。

    有的书具有高贵的血统，有的书则不然。你得承认：中外历史上不少经典之作，比如鲁迅的书、《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徒生的书、《夏洛的网》等，都具有高贵血统。我这不是说：我们要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排斥在外。只是说：我们应创造机会让孩子多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经典之作。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想提升境界，大概是很难的。

    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属于读者的童年，这样的作品、作家恐非一流。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读者一生的。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其实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质是完全一致的——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留在读者的童年。如果一个成人不愿提及自己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所谓的儿童文学必是糟糕的。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弥留之际呈现在即将消逝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幸福，就在于其作品能被当年的小读者在晚年时充满感激地回忆着。

（选自《人民日报》 ）

    去故宫参观时，会看到许多监控探头，这属于现代高科技警报系统。从前有没有安全警报系统呢？在古代，进入紫禁城须凭腰牌与合符，上面刻有允许入内人员的身份信息，守卫会当场检查。一旦发现危险，附近白塔山上的信炮手接到放炮令牌，立即朝天开炮，卫士们就会迅速集合。如果有人越过了外围防御系统，还有一种特殊的警报装置——石别拉。

    这种石别拉，材料比较简单，利用故宫大量使用的栏板的望柱头改造而成。望柱也称为栏杆柱，是中国古道桥梁栏板和栏板之间的短柱，分柱身和柱头两部分。有的柱头是莲花瓣形状，上面有二十四道纹路，象征二十四节气。普通的莲瓣望柱头，本是一块瓷实的石头，加工成石别拉时，把望柱头里面挖空了，就像一个空心葫芦。这种石别柱几乎覆盖了整个紫禁城。需要报警时，侍卫将三寸长的“小铜角”（一种牛角状的喇叭）插入石孔内，使劲吹向，通过石别拉的放大，声音飞快传遍四周。如果有外敌从午门入侵，午门守卫会敲响阙亭里面的警钟，钟声会传至太和门广场，其后各处石别拉会先后吹向，一分钟内，紫禁城所有位置的守卫都能听到警报声。这些望柱头形状和纹饰未受到改变，在紫禁城内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而通过对望柱头开孔，制成报警器，又发挥了实用功能。

    历经数百年沧桑，有的石别拉洞口已被杂物堵上，有的在修缮过程中被新的石材替换了，尽管现在能够通过文献考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但已没人能够把它吹响了。

手机与微信的“温柔”

    ①微信后来居上，是一个集社交沟通、检索阅读、消费支付于一体的新平台，它以加友确认的方式与抢占先机的微博群雄割据。微信不仅方便联系，还是有效的公共空间，制造了“熟人社会”共舞的幻象。“小微们”的诞生本身________手机的技术更新，受随身听的启发，手机与平板电脑________。触摸屏替代了按键，资讯、娱乐、摄影、交流全在轻轻一触。微信________消费时代的需要，它只要举手之劳下载一个软件，快捷、廉价，兼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简直有百利而无一害。它的“利”是可以切身感受得到的；它的“害”却是________无形的，需要批判意识才能察觉，越方便越快捷的事物对我们的奴役越深，因为这种奴役越发不可觉察。对闲暇无情的剥夺和对自由温柔的谋杀，这一切恰是以闲暇和自由的名义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控制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和世界的想象，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来源。

    ②就像烟瘾者的香烟不能离手一样，手机像掌纹一样镶嵌在现代人的手掌中，成为泄露现代人身体和心灵秘密的“试金石”。不信，你试试看自己能否随意将手机给旁人（包括家人和朋友）看，尤其是自己到底能够忍受手机不在身边的时间长度。这两个小小的实验就会暴露出手机对于个体的宰制力量。和其他家电不一样，手机以其体积优势与我们的身体、手构成对应，它每时每刻地伴随我们，在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控制我们，尤其是男性，没有手机就会惶恐、焦虑、心神不宁，仿佛正在与钟爱的女郎失之交臂。没有工作的瞬间就要将手机握在手里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性动作，手机不在身边就会感到不安，没带手机出门则会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今天典型的手机交往焦虑症。

    ③现代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朋友圈”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悄悄地将“熟人”接回来了。我们足不出户却能知晓“你事、我事、天下事”，而且不仅知道对方的行踪，还貌似知道对方的表情、思想和趣味。从各人贴在朋友圈的图片，我们知道朋友的生活：有的在会议中，提供座位名、出席人员合影；有的在去会议的路上，传上如诗风景画；有的在旅行，上传历史信物供大家凭吊；有的在演讲，传来标题和横幅。很多作家在写作之余，都去写字、画画、收藏去了。每天在“朋友围”都能看到朋友们传上来的新作：收藏的字画、古董、黄花梨、红木家具，自己的字画习作……五花八门，全有物证贴在“朋友圈”。微信让生活“零距离”，随时处于主动或被动的“写真”之中。即便你没加入微信，也完全可能被你的朋友关照而暴露行踪。你不能掩饰说你不能喝酒，因为你喝茅台的壮举被拍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你不能散谎说你不在广州，因为你刚刚上传了小蛮腰前的留影。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社交冲动，更深层地迎合了人类这种动物本能的窥私癖、炫耀癖及自恋动机。人的表现欲和窥视欲共同制造了“朋友圈”的虚假繁荣。将自己的生活照上传“朋友圈”公布自己的生活，朋友的回复制造了某种虚拟的明星感受。

    ④微信将人群进行新的划分，并以数字化的特有方式将朋友进行再定义。“朋友圈”改写了朋友的定义，成为新的缘分的代名词。“朋友圈”的选择的确经过你的确认，但这种确认是一键认证的，是本能式的，就是一两秒钟内的事情，远远不如“桃园三结义”来得复杂。你仅仅是“认识”他或她而已，这个“认识”的程度则深浅不一。在城市里，要认识一个新人太容易了，一个朋友约去的饭局、酒会你可能会认识十个陌生人，而一个朋友邀去的会议你可能会认识三五十个人，一个在街上邂逅的朋友随手拉去的Party你可能会认识上百人。参加一次家长会、一次出游、一个会议、兴趣爱好小组、民间团体或组织你都可能会认识几十上百人。我们能说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吗？因为免费，所以在加“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再用传统的情感去衡量这种情感的深度。不同性质的“群”瓜分我们的时间和生活，也在内部给我们提供多样化的身份认同。

    ⑤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呈平面的、浅表的、碎片化趋势。几十年未曾联系的小学同学可能通过蛛丝马迹要求加你微信，从未见面的粉丝、陌生人也可能不屈不挠地要求加你为好友。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聚会、聚餐，甚至恋爱、求婚这样神圣的时刻，如今都被手机的屏幕所笼罩。只有你意想不到的角落，没有手机无法光顾的角落。手机使一切时间意义平等：随时打声招呼，随地传一张图，举手交换彼此的“生活照”，以此作为活着的证据。生活不在别处，在手机里！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风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l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来源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迭经验的人一一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可见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为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好，但对文化领域是喜是忧，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筛选、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使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良莠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速。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提倡的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果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大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主流文化不应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