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书法的文化艺术价值

马相武

    民间书法这个概念，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间书法，也没有绝对的官方书法，二者是相对而言。比如民间书法经常相对的是文人书法、官方书法和书法家书法。它们不光具有阶层色彩，还带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区隔，比如官方书法常常相当于主流书法。有时候民间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太随意、太土气、不入流、不雅观、缺少传统规范和法度。也有时候官方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机械刻板模仿、缺乏艺术个性、随大流、大路货、太正统，或一味追求形式的典雅工丽，风格华靡萎弱。所以，这些概念的使用，关键是要看带入的语境，相比较的对象，价值判断的指向，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简单地说真正的书法在民间或者说在官方，其实都是错误的、偏颇的。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虽有先后、源流之别，然往往于排斥对立中互补共存、相互依赖。

    民间书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书法历史上，有些书法类型，有些书法家，是受到官方或朝廷提倡推广的。比如“二王”，欧、颜、柳体等，它们几乎都是先由书法家书法和文人书法演变而成官方书法。而大量的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至今尚未收藏发掘完结的碑帖等等，都属于民间书法范畴。当代的“毛体”曾经风靡全国，同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普遍欣赏和模仿研习，却随着政局的变化而逐渐消退。这既是典型案例，又是特异案例。

    民间书法，从表面上看，一般指书家书者属于民间，是普通市民或农民，是平民阶层。然而，我倒是觉得，其实不好以地位、身份和出身高低来划分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的。一个普通平民，写得一手直逼真迹的“毛体”，他是官方书法还是民间书法？他当然是官方书法。对于书者，你可以说他是民间书法家；对于书法，你可以说他是官方书法。官方书法和民间书法往往是一个悖论的存在，有一个相对的差异和关系，又往往有一个含混的边界，甚至交叉地存在，复合地覆盖。往往很难简单地划分论定。

    在古代，官方朝廷并不仅仅维护官方书法，它们对于民间书法所起的推动作用也往往是难以否认的。北魏时期，民间书法得到了无比繁盛的发展，民间书法精品受到朝廷极大的认可和欣赏，并且加以推行宣传，蔚为风潮，壮观不已。在山东的邹县、莱州等地发现的摩崖作品，许多是民间书法瑰宝和艺术奇葩，对传统的书法艺术起了极大的丰富作用和启发作用。许多著名书法家情不自禁地加以模仿借鉴，成为官方书法的审美借鉴和艺术风格的一个有机构成。反过来，又推动刺激了民间书法文化艺术的发展演变。

    中国书法起源于民间，篆隶楷行草的形成和演变，都是极好的证明。民间是书法的来源或源泉，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碑帖资料，一直就是书法家研习的对象，它们是书法的文化宝库和丰富艺术资源所在。历代书法家成就大者和集大成者都从民间书法吸收艺术文化养料，都高度重视从民间书法矿藏得到技艺创新的借鉴。

    当今书法界，加上善书者和爱好者，人群庞大，光怪陆离，林林总总，这是信息化和大众文化时代加上商业大潮搅动之下必然的现象，不足为奇。然而，鼓励提倡大家放眼民间，辨清本末，正本清源，也不失为具有拓展创新书法文化艺术可能的提议和指向。

（选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你为什么该摆脱“权威偏误”

    如果不服从权威，会发生什么事？《圣经》第一章就说得明明白白：会被逐出天堂。各个领域的权威们——政治家、科学家、医生、首席执行官、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体育评论员、企业顾问和证券大师们——也想让我们相信此事。

    关于权威有两个问题。首先是令人警醒的跟踪记录。这个星球上有大约100万受过培训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位精确预言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更别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信用违约互换的瓦解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顺序了。再没有哪个专家群体失灵得比这更惊人了。

    其次，经常可以证明，权威也会出错。出错是人类的通病，但重要的是，面对权威我们会将独立思考调低一级。面对专家意见时我们往往会比面对其他意见粗心许多。还有，我们会服从权威，哪怕是在理性或道德上毫无意义的地方。这就是权威偏误。

    年轻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61年做了一个试验，将权威偏误揭示得一览无遗。试验时他请求一位受试者电击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一个人，并逐渐增加电压。从15伏开始，然后是30伏、45伏，以此类推，直到几乎致命的450伏。即使受折磨的那个人痛得大喊大叫，浑身颤抖（事实上没有电流，那只是一位演员），受试者想中断实验，但只要米尔格拉姆平静地说“请继续，实验要求这样做”，大多数人都会继续做下去。半数以上的受试者将电压升到了最高——纯粹是在服从权威。

    近几十年来，航空公司明白了权威偏误有可能造成危险。许多意外事故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机长犯了错，副机长察觉了错误，但出于相信权威不敢指出来。大约15年以来，几乎所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都接受了所谓的“机组资源管理”训练，学习坦率、迅速指出毛病。 换句话说：他们训练自己努力摆脱权威偏误。

    几十年后，许多公司纷纷向航空公司学习。特别是当有一位强势的首席执行官时，员工患上权威偏误的危险就更大，这对公司很不利。

    专家们希望被人认出，为此他们必须用某种信号显示他们的身份。医生和研究人员是通过他们的白大褂，银行行长则是通过西服和领带。领带没有作用，它只是一种信号。国王们头戴王冠，军队中有军衔标志，基督教会里的权威信号更是明显。其他信号还有名人访谈的邀请、图书和其他出版物等。

    任何时候都有不同的权威“流行”。有时是神职人员，有时是国王、武士、罗马教皇、哲学家、诗人、摇滚明星、电视制作人、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对冲基金经理、银行总裁。因此存在权威时，社会总是乐于跟从。如果权威们想跨界得到认真对待，将会引起混乱。比如，当一位职业网球运动员推荐咖啡机或一位女演员推荐治疗扁桃腺炎的药的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遇到一位专家，我都会设法向他挑战。请你也这么做。你对权威的批判性越强，你就越自由，就越相信自己有更多的能力。

    从文化交流的整体态势上看，近年来，我国的文化贸易渠道得到了扩展，但这一扩展在戏曲领域并不明显。戏曲出口作品结构仍然单一，多以海外旅居华人为主要消费群体。从交流路径上看，目前我国的戏曲院团大多仍然沿用文化交流的出口渠道，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文化市场。从品牌建设上看，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占领国际市场的戏曲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戏曲产品。

    对于传统艺术来说，我们不能片面地以贸易中的经济数据来评价。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文化艺术产品本身就有超越物质以外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艺术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性象征，积淀体现着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产品的贸易水平也可以是衡量一种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被观众接受的直接标准。从文化贸易的内容来说，戏曲艺术是一种现场表演艺术，不同于影视文化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现场表演艺术很难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和大众化的复制传播。从文化经济学角度看，作为现场表演艺术，它又存在“成本疾病”，其创作成本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发展而降低。最重要的是，文化经济学认为，在文化贸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贴现。文化贴现，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降低。

    相对于大众文化产品，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对外传播活动中的文化贴现更加明显。对戏曲来说，文化贴现来自三个层面的差异：首先，是审美经验的不足造成的欣赏障碍。大部分戏曲的声腔与表演都是程式化的艺术，并反映在字韵、服饰、化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难懂的语汇系统，中国观众尚不能完全理解，外国观众的理解障碍就更大了。第二，传统审美节奏和现代观演节奏的差异。戏曲艺术强调给演员和观众以足够的审美世界和空间，例如昆曲的一唱三叹，是一种“慢”的艺术。相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观众必须调整自己的观赏节奏才能体会其美学意味。第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极为有限的外国观众，其本质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

    因此，戏曲作品要尝试进入文化贸易领域，无论在艺术样态还是成本考虑上都不适合使用大众文化产品的方式。对戏曲来说，我们需要探索一种适用于这种我国传统舞台艺术特点的文化交流贸易形式。

（摘编自胡娜《中国戏曲进入文化贸易的路径探索》）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水平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并明确提出“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凸显了党和政府对加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提高教学水平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凸显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占据基础地位，是大学教育的主体组成部分。本科教育质量是大学办学声誉的重要载体。因此，一流的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建设一流本科。坚持“本科为本”，是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必然选择。

    纵观国外一流大学，普遍将本科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世纪之交，美国提出“重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学改革。近年来，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持续深入推进本科教学改革，斯坦福大学2012年出台了《本科教育研究报告》，开启了新一轮大规模本科教学改革。国外高水平大学对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和做法，对我们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是适应新形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新形势、新要求。从世界形势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进行，综合国力竞争越发激烈。从我国改革发展形势看，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一系列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举措；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动力转换、结构调整、方式转变、产业升级任务紧迫。从教育对象特点看，90后大学生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与上一代学生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我们以往熟悉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方式、管理手段等，迫切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拥有最好的生源，担负着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支撑和引领未来发展的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的重要使命。这些高校要深入研究新形势新变化，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提出的新要求，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加快改革创新，加快推动人才培养链与国家创新链、产业链有机衔接，大力提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摘编自林蕙青《一流大学要办好一流本科教育》）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当时，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招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武成》是其中的一篇。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他说，《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贵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溢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选自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有删节）

    如果说历史主义来自科学理性，那么另一种潜在话语——功利主义，则源于消费的理念。功利主义基于实用的立场，将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们的时代就表现为消费历史。对比借古讽今、古为今用的现实主义立场，这种功利主义的谬误在于历史的“大义”消失了，只剩下“小利”。艰辛的血与火、激情昂扬的抗争与奋斗、美好的未来想象都被轻飘飘地耸身一摇，像狗抖落毛皮上的水滴一样，全部抛弃。这从那些最为风行的网络文学主题中就可以看出来，曾经在现代革命被打倒的帝王将相又回来了，并且以与绝对权力相匹配的绝对道德的面目出现就像那些痴女和迷妹受虐狂似的拜倒在霸道总裁的脚下一样，此类文本将做稳奴隶或者攫取权力奴役他人作为最终的目标。这不啻是一种历史的逆流，新文化运动以来辛辛苦苦一百年，一觉回到了运动前。它们的历史观——反进化论的思维，回到了退化论。而修真玄幻类的小说则只有在历史架空的异质时空才会发生，它们躲避现实，从历史中逃逸。在这个逃逸的过程中，就像盗墓贼一样，窃取历史的遗产并且将它们作为休闲装饰物和消费品以自肥。

    历史在消费逻辑中不仅不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一项召唤我们去偿还的债务。但是哪怕历史的幽灵始终徘徊不去，消费者也不想听从任何历史债务的召唤，他们只想逃债，用戏谑的方式扮演忘记一切的智力障碍者，或者摘取历史中可以提炼出使用价值的内容，并将之生产为衍生最大化的文化商品，投放于市场。其必然结果是迎合低劣趣味，直奔本能的下流，而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就堕落为“自然存在物”的无节制娱乐，而不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类存在物”（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了“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这样的文学其实是历史的浮游生物，根本无法触及历史的渊深内面。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重新造成了原子化和游戏化的个人：一方面，无可无不可的虚拟人格随物赋形，因为缺乏坚定自主的价值执守而发生人格漂移；另一方面，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没有意识到个人的社会关系联结，则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遗忘。这样的个人不会有任何操守，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文学艺术是一种与历史共振的能动性活动，而不仅仅是“再现”“表现”“象征”或者“寓言”，更不是戏说、大话和流言蜚语。文学艺术通过叙事加入历史与现实的行动之中，“历史”总是被当下讲述，而这个“当下讲述”本身构成了历史实践的组成部分，它们共存于时空之中——历史似乎已经远去，但文学艺术对于历史的一次次重新讲述，却可以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

（摘编自刘大先《必须保卫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