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词”漫议

    在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交流中，语言从来就是变动不居的。从理论上说，语言交流应该是彼此平等、互相影响的，每种方言都有平等挤进“中心”的权利，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应该对等地相互吸收“外来语”。但实际上语言也十分“势利”，根本不可能完全“平等”。

    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往往是政治、文化中心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方言才有权变成“官话”“普通话”，其他方言只能蛰居“边缘”，难登大雅之堂。同样，“外来语”更多也是“先进”向“落后”的“边缘”渗透、侵入，逆向流动者绝少，后者不得不深受前者影响。如不少北京的方言或流行语之所以能在全国迅速流行，成为“普通话”，只因为北京处在政治、文化中心。近代许多沪语能突破“边缘”进入“中心”，因为上海是商埠首开之地，且日渐成为经济中心，总是风气先得。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以为很“普通”的，早就习以为常时时脱口而出的“滑头”“流氓”“盯梢”“出风头”“寻开心”“阴阳怪气”等词语，若查书一看，原本竟都是上海方言。而今日粤语的情形亦颇有些类似。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风气之先，南风渐盛，于是“粤味普通话”也随粤菜一道北上，如“买单”“搞定”“生猛”等，已渐渐成为“普通话”。现在“港台腔”颇受责难，其实“港台腔”不也是我们统一的中国的“方言”之一种吗?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用“港台腔”的“耶—— !”“哇——!”代替“哎哟——!”来表示惊叹，引起了一些尖锐的批评责难。其实，被视为“惊叹”之“正统表达”的“哎哟”也并非古来如此，一成不变。如要“正统”只能回到不是“噫吁嚱——！”就是“呜呼哀哉——！”的时代。几年前，我就曾撰文，主张不妨用“听取蛙声一片”那般宽舒闲淡心态，来“听取‘哇’声一片”。

    此次万众瞩目的“胡连会”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胡总书记与连主席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不是立即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了我们的“普通话”吗？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拒绝来自台湾的词汇。其实，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普通话”尤其是“简化字”在台亦影响渐强。这恰恰说明，两岸语言在互动中越来越融洽，而不是把彼此的语言视为有害的洪水猛兽而渐行渐远，这实在是增进彼此了解、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幸事。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大量“外来语”甚至有“外”来居上之势，盖因“西学”较“中学”发达先进也。无论高兴与否赞成与否，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如此，难以人为改变，大可不必因此而痛心疾首。若一定要“查户口”“讲出身”，非要“正本清源”查“血统”，非祖宗八代“根正苗红”不可，一定要把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几乎无法开口说话。应当说，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语，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生动、新鲜、丰富、精确。

    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花鸟画，是中国画中最富于民族文化特性的表现门类之一，千百年来，一直在民族文化所赋予它的原动力的推动下发展着，不断深化其精神内蕴。它一方面不断充实自身以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要求，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陶冶人们的审美情趣。

    花鸟画的民族文化原动力，是以花鸟拟人、表情的寓意性。《芥子园画谱》有载：“古诗人比兴，多取鸟兽草木。而草虫之微细，亦加窝意焉。”花鸟画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通过主观的诗性和文学性审美方式抒情达意、托物言志，形象性地展现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

    我们的先民曾将自然中的花鸟变幻为图腾，表达对大自然的原始崇拜。原始社会，人们常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视为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图腾实际是一种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人们相信它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它们的力量和技能，让族群不断繁衍壮大。虽然图腾信仰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模糊，但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它逐渐演化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让生活充满文化窝意。这种文化寓意也影响着花鸟画的发展，甚至呈现为某种圭臬，不断被程式化和重复表现。如花鸟画中常见的石榴、蝙蝠、葫芦等，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具有“多子多福”“福禄”等吉祥寓意。

    作为一种寄情于天地万物的艺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中国花鸟文化的精髓。画家通过隐喻、象征、谐音等艺术手法寄托生活中聚积的情感和美好感望，并假以笔墨的独特性，达到自然栽体、个性笔墨、意境意趣的统一。花鸟画不只是在客观地表现对象形态，通过情感寄托，它还既能引起大众共鸣，也能给子观者某种联想空间。如《宣和画谱》所描述：“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骛，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不难看出，花鸟画中的题材除了祝福寓意外，也在抒发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和精神操守，或许在不同时期其寓意会有所不同，但都满足着每个时期寻常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小花鸟，大境界。在中国人的眼睛里，花鸟的世界，永远都充满着生机与雅意。

（摘编自马新林《清气满乾坤花鸟画的中国精神》）

    人工智能近来很火。普通人若要感受人工智能，跟阿尔法狗对弈也许不太好实现，但跟自己手机“对话”就容易多了。拿起手机，屏幕自动点亮，放下就自动锁屏；在早高峰的地铁里打电话，不再需要扯着嗓门嚷嚷，手机能将说话人声与背景噪音分开并增强，轻声细语也能顺畅交流……这些功能，依靠人工智能芯片，在国产手机上已经能实现了。

    在手机上显神通，应用从B端（商家端）走向C端（客户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好现象，说明经过几起几落，人工智能的“虚火”在慢慢下降，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跨越商业化鸿沟，从实验室走到生产车间再走进寻常百姓家。是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鉴别人工智能真伪虛实的利器。诚然，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取得技术突破。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和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人工智能提供动力，人工智能研究也需要更多地瞄准产业方向、消费需求。即便是代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最前沿的阿尔法狗项目，也在升级技术，瞄准新材料开发等更多重要的现实应用。

    人工智能将与互联网一样，融入各行各业中，它的发展潜力正是在于将来各行各业深度应用的前景，全球科技巨头对这一趋势的判断高度一致。我国虽然在部分技术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不少进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进一步挖掘应用，提升人工智能的通用性，应该成为有市场优势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追赶的重要途径。

    从企业层面来说，要多挖掘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大量行业和领域能够与现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但技术并不是生搬就能用好，要细分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各个环节，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具体如何融入，能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同时，人工智能应当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企业不仅要拿得出硬技术，还要提升软实力，加强精益化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技术先进了，各项管理能力也要跟得上、相匹配，才能让好技术真正发挥效力。

    从政府层面来看，促进人工智能应用，扶持之余更要提供保障，加强标准建设和监管为人工智能应用创造公平宽松的环境。比如加大数据开放和共享，为技术提供更多应用对象；建立标准体系，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公平竞争等等。

    此外，还须建立和逐步完善统一的法律法规。不仅将今后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应用纳入有序监管的视野，也要确保在更远的将来，当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的那天来临，人类仍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

（摘编自赵展慧《人工智能应用为重》）

真正的诗意从不空洞

梅子涵

    ①让现代人在童年时阅读到儿童文学，是诗意文明、浪漫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也含有对生命的实用意义。真正的诗意和浪漫向来不空洞。

    ②童年时光会有许多内容陪伴，儿童文学是其中一个高级部分。文学、艺术本是人的生命所创造，却常常被悬置，因为人更注重看得见的物质和利益，却不是如泰戈尔所说，更愿意把“无物”的诗握在手里。巴金说，童话虽然讲的都像梦话，但是这些梦话里有新鲜空气，值得生活里的人进来呼吸。拥有儿童文学阅读的童年，便有一生和文学亲近的可能，童年的接触和喜爱最有可能延长为终身记忆和习惯。一个期望拥有高级趣味的人，是必须有文学阅读习惯的。

    ③文学阅读是对母语更高层次的学习。这便是孩童语文课本中必须有文学篇章、而且应当选取优质文学篇章的理由。母语最优美的语气、搭配、节奏、表达力都在母语文学里，孩童若拥有丰富的文学阅读，便从小就有了更形象、更干净、更准确运用母语的能力。优美的儿童文学语言令人安定，心平气和，值得被记忆储存，以为日常运用。

    ④幽默、诙谐是儿童文学的天然素质，是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大本领，是可爱、智慧人类的人格成分，是生活着的日子里优美的交往能力和呼吸中的香水味道。幽默和诙谐很有可能来自天生，也有可能在成长中渐渐增添。无论是先天已经具备还是后天渐渐生成，儿童文学阅读都具备唤醒和提供幽默诙谐的能力。所以在儿童文学阅读中，要十分看中“笑起来”的效果，很多无端的“笑起来”有可能建立一个人后来的明亮性格和处世的豁达。

    ⑤文学阅读给人积累高级故事记忆的机会。有文学故事的记忆和只有生活经历的记忆很不一样。因为文学故事中有更大的人类世界、更开阔的自然天地。阅读文学的人，可以拥有《小王子》的行走路线，不是只在自己星球，也可以到达别的世界；文学故事中的想象力是对有局限的个人想象力的增添和补充，合成为你现在和后来的想象力。有诗意的人生肯定不是只知道哪条马路上曾经发生过什么、哪个市场可以买到土豆和西红柿，而且还讲得出鲁迅、巴金，诵得出李白、泰戈尔，知道安徒生、曹雪芹。能讲些文学的儿童和人生都是有趣味有吸引力的。

    ⑥在儿童文学里，儿童是一个广泛的主人公。他们既有真实的淘气，也有天真的坦白；不是天生完美，却很可能方向明亮；他们也许很不懂这个世界，但他们不会在故事中落魄和不可救药，而是昂扬、有往上生长的力量。他们都是生命起跑和加速跑阶段的运动员，优秀儿童文学不刻意描写终点的撞线，《丑小鸭》最后的天鹅湖也不是终点而只是起点，因为它还根本没有飞往高高的天空。

    ⑦儿童文学不是《论语》不是《道德经》，但它充满《论语》式的精神和《道德经》式的善意和智慧。它不说教，但它富有情感、富有思想辨析、富有哲学启明，它令人愉快地把道德之微粒撒在人的记忆土壤，耕作时不用犁耙，收获更不用镰刀。

    ⑧儿童文学里几乎有着一个人应该有的一切美好，世界需要这一切美好。阅读儿童文学更多的意义，没有篇幅让我在这里继续写出，儿童阅读者们在他们渐渐长大时会渐渐写出。

（选自2019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说“孝”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