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东周春秋末期战国期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在游学初期，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墨子批评儒者对待天帝、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认为儒家所讲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废话，“故背周道而行夏政”。从墨子对儒家的攻讦中可以看出，两者在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盾、扦格。而且墨子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基本上是儒者惯用的词汇，如孝、慈、仁、义等，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认可儒家的价值理念，只是在具体走向上以不同的诠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最终舍掉了儒学，另立新说。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墨子针对儒家“爱有等差”的说法，提出了“兼爱”的主张。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也即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为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墨子以兼爱为其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则就在于人们不能兼爱。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把兼爱与实现人们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联系，表现出对功利的重视。墨子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攻等主张的以兼爱为出发点，他希望通过提倡兼爱解决社会矛盾。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征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的学说以实用为主，缺少深厚的理论基础，他的很多主张都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而发的，墨家这种突出的实用理性，不但使期著作存在很多前后矛盾之处，而且理论适应性很差，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基础。所以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成文）

《红楼梦》的开篇神话

    《红楼梦》是由一个神话故事开端的。说的是大荒山无稽崖下，有一块女娲补天时未被采用的石头，幻化为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三生石畔上的一颗绛珠仙草，后来仙草修成女身，愿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的情。因此一事，便引出一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来。

    故事虽然说来荒唐无稽，但是任何神话都有其尘根俗缘。曹雪芹编造的这个神话故事，毫无疑问也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那么，《红楼梦》中的这块顽石，到底生于何方何地呢？作者说是本于“大荒山，无稽崖”，用脂砚斋的话来说，就是“荒唐也，无稽也”，亦即是无可稽考之处。在我看来，这是作者和批者有意让人处于扑朔迷离之中，它应当是真有其处的。依据相关材料揆情度理，我认为，它应当是我国东北部的长白山。在远古时代，人们便称此为“大荒山”。我国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在肃慎之国。”肃慎，位于我国东北的东北部；不咸，蒙语即神仙的意思；不咸山，即仙山。长白山天池之畔有一天豁峰，山峰形状奇特。山石巨大，其中最大的一块，便名曰“补天石”。

    “绛珠仙草”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即是长白山上的名贵特产人参。人参常被称为“神草”或“仙草”，长着对生的绿叶，绿叶中间挺立着一株长长的花柱，柱上结着一串串红宝石似的珠果，颜色绛红绚丽，形状如同南国红豆，晶莹剔透。这样看来，这个“绛珠仙草”不是人参又是什么呢？

    “神瑛侍者”呢？他似是“神鹰”的谐音。很早以前，满人中间流传一个神话：有三个仙女在长白山天池里洗澡，有一只神鸟（也有称说神鹰的）噙来一颗绛红的仙果放到最小的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仙女吞下红果后生个男孩，便是清世祖先布库里雍顺。因此，神鸟（或神鹰）与绛红朱果的兰因絮果，恩恩怨怨，早就缔结在三生石畔了，曹雪芹只不过是将其巧妙地改造了一番，且完全不露一点痕迹。

    为什么曹雪芹要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来牵引出这部百年望族的兴衰史呢？曹雪芹先人早在明万历年间迁居沈阳附近，加入旗军正白旗。他们为清室开创基业，屡立卓越功勋。因此曹雪芹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开篇，这与他绵绵不绝的寻根怀旧思恋有着直接的关系。曹雪芹生于末世，当年随同清室一同入关的八旗子弟，个个都是声名显赫，唯独他结庐在荒凉的西郊荒野村，穷困潦倒，怎能不产生“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的慨叹呢？

    曹雪芹在一首《画中诗》中说：“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里明明点出这块顽石的来历，它的根源本来尊贵，详溯其源当是出自太古的大荒山（即长白山）山巅，遥想当年是何等的荣耀，只是今日才蒙蔽尘埃，埋没于蓬蒿之中。现虽欲返璞归真，但又不能去攀结那些豪门权贵，只能是“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而已！并于万般无奈之中，才求诸笔墨文字，冀图得到诸如空空道人之类的人去传述其一番历历可数的心迹罢了。

    国产影视剧最受关注的现象莫过于“妖魔”横行。电视剧《花千骨》以平均收视2.213%的骄人成绩，打破了由《古剑奇谭》所引领的仙侠剧的收视纪录。而电影《捉妖记》也刷新了内地电影市场票房纪录。无论是《花千骨》、《古剑奇谭》，还是更早的《仙剑奇侠传》，这些明显带有仙侠、妖魔、玄幻、神怪、异志标识的影视剧作品以其奇幻的故事、游戏元素的应用在网生代群体中具有惊人的号召力。

    魔幻题材影视作品的故事原型脱胎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传说、游戏和网络小说，在上映之前即拥有大量受众。中国自古就有神话志怪的文学传统，观众接受起来难度不大。尤其被一系列婆媳剧、家庭剧、抗日神剧轰炸后，观众急需新鲜的题材和类型。随着观众的低龄化，影视剧制造者也越来越根据年轻观众的口味进行生产创作。虽然表面充满了妖魔鬼怪，但这类作品走的还是《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的路子——借妖魔鬼怪写人性。魔幻类影视作品在故事背景的设定上看似逃避现实的沉重，在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世外仙侠、妖魔的世界展开故事，但在主题的处理上，无论是自我救赎的成长类主题设置，还是跨越族群的仙与人、鬼与人、妖与人的儿女情长的情感表达，抑或是舍小我，拯救众生的宏大概念的设定都以其充满想象力的情节设置和情感处理来揭露人性。魔、妖夸张化和脸谱化的形象处理，直指人内心不断膨胀扩张的欲念，而由妖、魔恢复成人需要的是爱的指引和人性的回归。无论是妖魔被刻意放大的“恶”的形象，还是神、仙所代表的至高的道德境界，人性的描绘在这些似人非人的形象中都被刻意放大了。在这里，虽是神是仙是妖是魔，但神、仙、妖、魔亦有人性人情，亦有七情六欲，人性的力量足以超越一切，也足以毁灭一切，善恶存在一念间，全在于心。

    与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作品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所带来的心里沉重和社会反思不同，魔幻题材影视剧的故事结局总是善恶有报，正义战胜邪恶，真实的情感、信仰的力量最终拯救一切，观众在观看结束后得以完成其惩恶扬善的情绪释放。因此，好的魔幻类影视作品的内核，应该是“魔幻+现实”，以魔幻之皮相彰显现实之精神，其异域氛围的营造、奇幻冒险情节的设定、武侠动作的设计、各种神秘元素的应用都应着眼于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然而，在现实实践中，创作者让本该成为观众理想自我实现的试验场变成了逃避现实、发泄情感欲望的自留地。这也是魔幻类作品饱受诟病的地方。因此，一些魔幻题材的影视剧因其粗制滥造的视效制作、漂浮空泛的故事结构、脱离现实的情节设计、流于表面的角色表演以及对于原作的肆意篡改被冠以“神剧”“烂片”之名，叫座不叫好。

    诚然，这样一些魔幻、仙侠类影视作品以其天生的受众优势以及特有的类型优势，无论是在前期宣传上还是在对受众号召力上都占得先机，可以取得不俗的收视率及票房成绩。

    当这种“竭泽而渔”的生产方式榨干了观众对这一类型、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兴趣之后，其又该何去何从？无论是魔幻题材的影视作品，还是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都应当具备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管收视率有多高，影视剧创作者都应当具有对于现实主义的清醒认识，而不是迷失在赶时髦的大潮中。须知，能够把器和道结合好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摘编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

李泽厚

    ①传统画中的美学趣味从北宋前期经后期过渡到南宋，由“无我之境”逐渐向“有我之境”推移。

    ②北宋前期的宫廷画院，因为极度闲暇和条件优越，把追求细节的逼真写实，发展到了顶峰。所谓“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以及论月季四时朝暮、花蕊叶不同等故事，说明这种对细节真实的追求成了宫廷画院的重要审美标准。

    ③与细节真实并行更值得重视的另一审美趣味，是对诗意的极力提倡。与上述的孔雀升高等故事同时也同样著名的，是画院用诗句如“踏花归去马蹄香”等做题目，要求画师既含蓄又准确地表达诗意。画面的诗意追求开始成了中国山水画的自觉的重要标准。

    ④这种审美趣味在北宋后期即已形成，南宋时达到最高水平和最佳状态。创造了与北宋前期山水画很不相同的艺术意境。

    ⑤从马远、夏珪等南宋许多名家的山水小品如深堂琴趣、寒江独钓等来看，这一特色极为明显。它们大都是在工致精细的，极有选择的有限场景、对象、题材和布局中，传达出某种特定的浓郁的诗情画意。细节真实和诗意追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与北宋前期那种整体而多义、丰满而不细致的情况迥异。它们在对有限对象的细节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种较为确定的情调诗意。比起北宋的意境，南宋山水画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更小了，一角山岩、半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但刻画却更精巧细致，抒情性更浓厚、鲜明。像被称为“马一角”的马远的山水小幅里，空间感非常突出，画面大部分是空白或远水平野，只一角有一点点画，令人看来辽阔无垠而心旷神怡。南宋山水画把人们审美感受中的想象、情感、理解诸因素引向更为确定的方向，导向更为明确的意念或主题，这就是宋元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的第二种艺术意境。

    ⑥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有了更多的直接表露。但相对于下一阶段来说，它又不是：因为无论在对对象的忠实描写上，或抒发主观情感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诗意的追求和情感的抒发，尽管比北宋山水远为自觉和突出，但基本上仍属于对自然景色的真实再现。所以，它处在“无我之境”到“有我之境”的过渡中，是厚重的院体画而非意气的文人画。它基本仍应属“无我之境”。

（选自《美的历程》，有改动）

普通话，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①推广普通话进入了从普及到提高或者是既普及又提高的新里程。

    ②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③现在，普通话的“大力推行”与“规范使用”要更加有力、更加深化地结合起来、融通起来，要日益注重和不断提升普通话使用的规范性、标准性和审美性。

    ④首先要逐步提高教师、播音员、主持人、演员等职业语言工作者的普通话水平。他们普通话水平的提高，既可以有效地引领全社会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有效地带动更广泛的普及。这就要把普通话测试进行得更有成效，其要求应有所提高，比如有些省市考虑把对教师的普通话水平的要求提高一个等级，或者对青年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要求相应提高一个等级，如此等等。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也要向更多职业岗位和社会阶层扩展，尤其是对公务员和服务行业更要提高要求。

    ⑤普通话的推广要在普及基础上逐步提高，衡量其水平的根本指标就在于合乎普通话规范标准的程度。现在已经研制和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已有200多项。但是，其中不少常用的、重要的规范标准在社会上的知晓率和执行度并不高，甚至是极低的。所以，对普通话规范标准的宣传和推行亟待加强，要让人们对普通话的规范标准有所了解和认知。

    ⑥普通话水平的提高就在于对普通话能自觉地、有效地加以“规范使用”。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诚然，普通话的规范使用不是阻碍语言的发展变化和遏制语言的修辞创新，而是有助于引导语言的健康发展和有效地进行修辞创新。而经典就正是这种规范的生动体现和修辞创新的真正榜样，所以要向经典学习，展开经典朗读、诗词吟诵、演讲比赛、咬文嚼字等活动。从经典中人们会发现：语言的使用，  “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⑦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当今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建设的总纲。在这个总纲的指引下，普通话的推广应该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在提高的引导下积极普及。对于那些普通话普及率还只有40%左右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更要大力推广，积极普及；而对于相当多普通话普及率高的地区，则要注重逐步提高水平。让我们致力于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有效地提高普通话水平，使祖国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加精致、更加优美。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0日）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至关重要。在殷商甲骨文中有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熏烟蒸洗也是我国古代传统防疫方法。《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熏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伤寒杂病论》中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

    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在晋代。葛洪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他在《肘后备急方》中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佩藏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对人体的侵害。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用丝巾遮盖口鼻。3至8世纪时流行一种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或则天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也具有透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是遮阳蔽沙，也具有一定的卫生防护效果。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

    1910年至1911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传播是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用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了“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显。

(节选自陈昀《文物见证抗疫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