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儒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为政在人”，“人”即治于人的“人民”和治人的“人才”；为政在人的核心是服务人民的人才与人民的需求要和谐促进。

②为政之首在选人，儒家推重“尚贤使能”，打破亲亲关系。孟子认为，选用贤才时，应当允许关系疏远的人越过关系亲近的人。荀子也宣称：王公贵族的子孙，如果没有德才，那就只能沦为平民百姓。相反，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德才兼备，就应当把他选拔到政府去担任官职；推举贤能只应遵循一条标准，即使他是一位有德才的人，既不能因他是自己的仇人而不推举，更不能因他是自己的亲属而降低条件。

③其次在管人。儒家认为礼治德教是最根本的。孔子说，平时对老百姓不进行教育，而到他犯了法时就杀他，这叫做暴虐。推论下去，人才也需要时时接受教育，而不能单靠法的威严来慑服他们。礼治德教是建立在人们内心自觉的基础之上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自觉性的，而每一个人也很难时时事事处处都做到自觉。尤其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才们，稳定而持久的自觉性更难得到保证。因此，为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带有强制性的法治刑罚，也是不可缺少的。

④儒家强调“为政在人”不是说不要“法”，是说在“法”与“人”二者中，“人”的因素更为重要。荀子指出，不用道德教育，只依靠刑罚，法律条令再详细周密，也是防不胜防的。相反，如只用道德教育而不用刑罚，那么丑恶就得不到应有的惩治，这也是不行的。荀子认为：法是不能独立起作用的，而依法所推衍出来的各种政策条令也不可能自动地产生。只有有了好的执行者，法令和律条才能发挥其作用，否则就没有任何作用。法是治理国家的基础，而有德有才的人则是法的本原。法是需要人去执行的，特别是需要人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去施行的。所以，儒家主张人法并重，重在择人执法的思想，很有积极意义。关于礼与法之间的关系，荀子认为礼是立法的依据和基本原则，因而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⑤为政的目的是养民。孟子总结夏、商二代灭亡教训时说：夏桀和商纣失天下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民心。养民莫于养心。那如何才能得民心呢？那就是，人民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想方设法给予他们、满足他们，而人民厌恶的东西绝不要强加给他们。当周推翻商纣统治后，周武王和周公旦等认真地结了商朝亡国的教训，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德和失民。因此，他们反复地告诫其子孙须“敬德保民”，然后才有可能长久地保住天下。

⑥荀子说天生万民，并不是为了君主；相反，天设立君主，则是为了人民百姓。其“立君为民”的思想得到了黄宗羲的进一步发挥。黄宗羲认为设立百官是为天下、为万民服务，而不是为君主、为一姓卖命。君臣只是分工不同，但都得为天下万民服务。因此，他们之间应是平等的师友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

⑦养民须富民。荀子说使国家和人民富足的重要方法是“节用裕民”。“节用”即严格按照礼制规定，限制各级官吏和行政部门的费用不至于过度。“裕民”是说要给百姓以优厚的政策，使他们得以富裕。如：少收农田赋税，减轻交易市场的税收，尽量少动用民工，绝不能误了农时等。百姓得到优厚政策的保护，生产就会成百倍地增长，人民就会富裕，物产就会丰裕。老百姓富裕了，自然也就知礼节了。

                                                                                   家风是核心价值观的微观体现

 “家风”是一个家族开展教育的起点。在传统中国，社会教育不发达，人的成长往往依赖家庭教育。许多大的家族组织，承担着对本家族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也接受家族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族“纲领”，指导和规训着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

“家风”还是家族的共识性的道德观念。无锡《锦树堂钱氏宗谱》所记载钱氏《家训》，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在传统社会，家风往往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展开，因族群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侧重会略有不同，但无外乎是教人向善、积极进取、勤劳节俭。

在每一个具体的家族中，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还是家族精神的体现，通过代代家族成员具体的行为而践行和传承。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和这个家族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相同姓氏往往也被说成是本族的祖先。用祖先的荣耀和事迹，增强自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凝聚家族成员，使他们对于姓氏家族本身产生认同。家风实际是一种经过历史积累而形成的精神尺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反映了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从家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具体现实，另一个宏观抽象，二者其实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有了家风这样的微观载体，宏观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变得具体而鲜活，也就更容易从精神层面的“深入”，到具体行动上的“浅出”。

现实中，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家庭、国家的统一。而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着浓厚的家庭情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精忠报国等家风，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深入到每个人的血脉当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可谓是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它有时候就是普普通通的语言，却能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每个人的心灵；尽管它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却能通过言传和身教让每个人刻骨铭心。正因为家风让是每个人从小就不断触及的，因此，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是整体和全方位的。

家风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传统大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分崩离析，家风的传承也正面临诸多挑战。在社会加剧转型过程中，不仅传统大家族逐渐被小家庭取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离婚率上升、啃老等问题，也对家庭道德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将家风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需要我们协调好国家、集体、家庭、个人的关系，维护一个个社会细胞的和谐与安定。

无论现实多么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变化，一个个家庭的家风的存在，仿佛就是一棵棵参天大树，屹立不动。它们从历史中成长起来，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启示。我们继承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厚家风，我们也要不断发扬民族的家国精神，让家风这一棵棵大树，最终成长汇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茂密森林。

提升思想境界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写作是特殊的精神生产。作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艺术创造，文学作品的思想境界反映的是创作主体的思想境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须敬畏，不可亵玩焉。“文载道”，“诗言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北宋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博大的胸襟气概和高远的思想境界。

    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文学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广大作家以他们的作品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作家要深入生活，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切不可疏离时代主潮，躲避崇高理想，只顾把玩一己之悲欢，并把那当成整个世界。文学如果沦为列宁所说的那些“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人的消遣工具，将失去文学最珍贵的价值。

    创作自由是文学繁荣的基本保障，也是作家的权利。但在讲创作自由的同时，也不能忘记社会责任，这是辩证统一的。邓小平同志曾期望作家“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作家应该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认为作家只需要创作自由而不必承担社会责任，是偏颇。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作家“具有双重职责，个人的职责和公众的职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需要有两个灵魂”。所谓“两个灵魂”，是指作家既是个体的、又是公众的；既可以有个人追求，又必须有社会担当。当然，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不是靠外在强制，而是靠作家内在自我提高、自我约束。

    文学既反映人们的精神世界，又引领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是各种思潮相互激荡，越要强调正确价值取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普遍认同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文学的主导价值。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将其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要努力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情感世界的契合点、共鸣点，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所思所盼中汲取灵感、挖掘素材、提炼主题，以文学的方式筑造中国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众声喧哗，美丑纷杂，作家要善于分清主流与支流，认清现象与本质，深刻反映社会进步，体现人文情怀。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迎合低级趣味，不但不能给社会提供正能量，反而会制造文化垃圾，违背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与真善美南辕北辙。

    政治和思想倾向性是文学基本属性之一。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时总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与政治的联系，传达一定的思想倾向。社会主义文学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自觉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的历史责任，是作家思想境界的核心。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学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学工作者的天职。只有把根深扎在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中，文学之树才能长青。要防止文学离开人民，变成无根的浮萍、无魂的躯壳。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0日07版））

二月二龙抬头

春事兴

    中国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谚语。二月二也叫龙头节。龙头节最早起源于伏羲氏时代。伏羲“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初二“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到周武王时，每年二月初二还举行盛大仪式，号召文武百官都要亲耕。在中国北方，二月二又叫龙抬头日，亦称春龙节。在南方叫踏青节，古称挑菜节。

    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观天模式，在周天黄道确定二十八个星座，成为二十八宿。古人将这二十八个星宿按照东南西北分成四宫，每宫7宿，并按照它们的形象将四宫附会为4种动物。其中，东宫7宿被想象成一条南北伸展的巨龙，由30颗恒星组成。

    恒星相对不动，当地球公转的位置使巨龙星座与太阳处在同一方向时，太阳的光芒就会淹没星光，人们就看不到天上的那条巨龙；而过一段时间后，地球的位置转移了，巨龙星座又会重新出现，周而复始，古人找到了这个规律，并以它来判断时令。

    当被称为“龙角”的东宫7宿的第一宿出现与地平线上的时候，正值春天来临，所以，古人将它的出现作为春天的标志。而此时，恰逢中国农历二月雨水节气前后，由此产生了“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

    龙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雨神，祈龙神成为最普遍的祈雨仪式。《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三坟》云：“龙善变化，能致雷雨，为君物化”。

    《诗经˙小雅˙信南山》载：“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因而在农耕社会中，雨水对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只有适当的雨水，才能使庄稼长得茂盛，结粒饱满。

    大约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就有过“二月二”的习俗。据资料记载，这句话的来历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

    在宋朝时，二月二为“花朝节”，把这一天指定为百花生日。到元朝时又有“踏青节”之称，百姓在这一天出去踏青、郊游。有的人在踏青回家时，沿途采摘些蓬叶(一种地上生长的花叶)拿回家在门前拜祭，有“迎富”之意。

    明清时把这天称为“龙抬头”，因为农历二月初二，在惊蛰前后。蛇、蚯蚓、青蛙等冬眠动物被春雷惊醒，抬头出蛰。春回大地，人们期望“龙”出镇住毒虫。

    二月二还有祭祀土地神的习俗。有些地方称二月二为土地爷生日，并把此项活动叫社祭。在土地庙酌酒烧香拜祭后，由四个青壮年男子抬起土地爷雕像的轿子，在村里游行，祈求土地爷保佑一方平安，农业增产丰收。

    北京民间二月二有很多习俗，俗话说“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老百姓要在这天驱除害虫，点着蜡烛，照着房梁和墙壁驱除蝎子、蜈蚣等，这些虫儿一见亮光就掉下来被消灭了。

    这一天民间饮食还多以龙为名，以取吉利。如吃水饺叫吃“龙耳”，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龙牙”，蒸饼也在表面上做出龙鳞状来，称“龙鳞饼”。二月二时妇女忌动针线，以免伤“龙”的眼睛。

建筑要有人文之根

石羚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我国书籍还很少在国际上出现过如此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中西文化对话中，中国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在国际上也常受轻视。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礼”，就是讲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而非强调抽象的人。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曾经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几年前出版《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帝国理论的、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国古代的“天下”，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博弈模式，而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天下—国—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

    ⑥“天下体系”不承认存在着无法被理解的“绝对他者”，而相信每个他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种认识正是今日世界所急需的。从此，“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拥有文化霸权的“帝国理论”的另一种可替代的概念和思考方式，逐渐引起世界思想界重视。当然，其中也不乏质疑和不同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引发出来的新思想，已经引起世界性的重视和讨论。

    ⑦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壁德、布莱希特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⑧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⑨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网》2013年8月6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