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根脉支撑

    据2017年人民论坛课题组开展的“中国文化自信指数调查”，中国文化自信指数平均值为82.26，较2016年有所增加，这说明中国公众对自身文化有着越来越高的认知、认同度。文化自信既是深刻的历史命题，也是重要的时代命题。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的自信。中国的文化自信，究其本质，无法与5000多年文明传承分割开来。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深厚底蕴，展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中华文化犹如强大根系般深植于人民、历史和时代的沃土中，奠定了我们的强大底气，成为文化自信的“源动力”。

    文化自信是“更广泛”的自信。当前，中华文化的价值意蕴日益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中得以彰显。通过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中国传统思想，当代中国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创新、包容等价值理念传达于世界，以“中国方案”不断向世界贡献着“中国力量”，使我们在与外来文化的平等对话和建设性互动中建立更强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每到重大历史关头，中国文化都能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中华文化顺应时代发展，吐故纳新、继往开来。推动社会结构不断完善和经济持续发展，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未来发展相承续，成为当代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文化自信不仅在于我们自身的文化生命力，还在于中华文化是否能够赢得“他信”，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的，足以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基本准则，指明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创新成果亟待传播。中华文化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旋律中不断追求和谐共振，把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有机结合起来，展现文化内涵，彰显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信与他信。

    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和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更是文化的选择。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从绵延不绝的历史纵深处淌出的清泉，它创造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展现出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民族凝聚力，孕育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与精神，最终汇聚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强大洪流，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底气。

（选自《人民论坛》，2017年第17期，有删改）

    审美活动的动力机制有情感、想象、超越三种。与之相应，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美有三种存在的形态：情象、意象、境界。

    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是情感。从本质上来说，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这里说的情感是审美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审美对象的情感。这里说的对象，有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原本有一个对象，但不是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将其情感赋予给它，使对象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从而成为审美对象。二是自创形态，即原本无对象，因为有情，需要外化，于是就创造一个形象，让其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居多。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情感造形。情感造形的产物就是情象。情象是美的基础形态。

    凡审美都有情感造形存在，只是审美中的情感造形，除艺术创作外，都是不自觉的，而取直觉的形态。刘勰说诗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情况不只是艺术创作时有，只要是进入审美形态的人都有。

    情象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只是这创造主要表现在情感的赋予上，而当想象参与后，则就有很大的不同。想象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这新事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的创造，不只有情感在起作用，还有人的意识、文化修养在起作用。于是，这新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丰富的意蕴，这具有丰富意蕴的形象我们叫它“意象”。

意象虽然通常用在艺术创作中，其实，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也有，而且只有首先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产生了意象才有可能将其表现为作品中的意象，陆游咏梅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这梅就不是自然物象，也不只是情象，而是意象了，因为这中间寄寓着陆游对自身经历的独特思考。

    美的最高存在形态是境界境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它较多地出现在佛教典籍中，成为佛教的最高层次。宋明理学家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清代王国维将其作为古典词美的最高层次，将其转化为美学范畴。王国维同时还使用意境这个概念。境界比之意境更适合作为美的最高形态。首先，意境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而境界不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还能用在人生修养中。因为审美不只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它渗透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其次，意境，从字面上看，见出意与境的两分，而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而更能见出审美的本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当我们进入境界时，我们从情象中超越出来，从意象中超越出来，从而进入只可体会难以言传的极其美妙的境地。

（摘编自陈望衡《境外谈美》）

    15秒的音乐视频所形成的娱乐速食性，并不构成人们批评抖音的绝对理由，甚嚣尘上的英雄侮辱，也仅需两周就被使用者抛诸脑后。抖音的15秒选择，与当下什么都注重快速的追求是一致的。从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到今天覆盖大多数人至少一半生活的网络用品，短短几十年，人类在技术上拥有了比此前成百上千年更加多的突破，我们无法回避这个世界以指数增长的进步速度。从秒拍、美拍到抖音，只是科技发展的自然走向，它是一款并不比其他产品更独特的消遣载体。那么，在讨论抖音的时候，我们应该讨论什么？

    无疑，抖音的用户（拍视频的人和看视频的人）极易从软件使用中获得快乐，“停不下来”是许多青少年共同的反应。这种心理，并非是简单的满足于消磨时间。针对某一特定对象，获取时间的短暂有时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在“体量/时间=效率”的公式推导下，耗费时间越短一定收获越多，那一瞬间对快乐的感受也最浓烈。自然地，“看抖音视频—快乐”形成了奇妙的因果联系，而15秒的超速获取，就成了打开大众快乐心情世界的超短密码。这样的交换划算吗？看起来似乎毋庸置疑。

    然而，我们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无数个15秒的叠加，恰恰成了杀死时间的利器，高速和短暂，为我们织出了21世纪最大的陷阱。这也是2018年4月，抖音视频正式上线“反沉迷系统”的根本原因。无论是90分钟的时间提示功能，还是单日2小时的时间锁功能，共同指向的，都是用户在这款产品上消耗了自己大量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关闭软件之后会产生巨大的空虚感。这种反应，正好说明快乐感觉的延续，需要更大的时间成本，真正的乐趣究竟是瞬时的陶醉还是应当以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延伸时长及深度为衡量标准？对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

    网络时代，人们对快乐的理解更趋多元和直接，“发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和有效的标准，很少再有人认同哲学上“所有快乐中最伟大的快乐存在于对真理的沉思之中”的说法。同样都是对对象的迷恋，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对抖音的追捧似乎也和法国哲学家卢梭提到的那种“消遣”无异：“……让我沉浸其间，甚至没有时间去遐想。我那么迷恋，近乎精神失常，以至自己想起来都要发笑。然而我兴致并未稍减，因为在我这样的境况中，我再也没有别的行为准则，我只会无拘无束地听从我的喜好。”无拘无束地满足自我，大概是人类最一致的理想了，但某种喜好为何吸引我？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能够告诉自己这一点的理智。

    人们对喜好的培养，无法建立在外界环境的强制之上。通过抹杀、取消娱乐产品的方式控制普通用户的兴趣，必然行不通。“娱乐至死”的概念早就无法说服数十亿的网民，已经成年的第一批十八岁们，本就生在一个娱乐的时代，更不用提无数的娱乐软件、平台是如何通过变现在普通用户身上实现了巨富的梦想。这种单向商业价值，只会促使更多的商家投入到相似产品的开发中。我们理性地认识抖音，不代表全盘否定或者断然拒绝，而是实现抖音或者其他无数个同类产品价值的转化。如今的抖音15秒，也在不断尝试和真实的生活增加联系，有时间限度的“展示”功能，在一部分人那里成了宣传品牌的重要途径，取得巨大轰动的西安城市名片，正是利用抖音进行的一次正向创意。

    从实践的角度说，今天的人类在科技与自我之间的迷失的状态。当人类无法抗拒技术的魅力或牵引时，我们起码应当选择更有益的态度，来思考如何利用技术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价值。

（摘编自吴卉《抖音的时间成本与大众的快乐密码》）

    ①勤劳是华夏子孙的传统美德。中国人的劳动精神一代代传承，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劳动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弘扬劳动精神，是当下国人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国人建立文化自信的一个历史基点。

    ②人类劳动发展分为奴役劳动、谋生劳动、体面劳动、自由劳动四个阶段。对人类社会劳动的认知和热爱，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多有论及。《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屡铭》中写道：“慎之劳，则富。”强调的是财富和劳动的关系。自古以来，对劳动的肯定和赞美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今药石·续自警篇》中写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勤可以免饥寒也。”意思是人们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缺乏衣服与食物，勤劳能够让人避免饥饿与寒冷。先秦儒家关注“礼制”，为中国古人构建了一种脱离田间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后世儒家分离了“劳”和“思”两个概念。正如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表明劳心和劳力都属于“劳”的范畴。墨家本就是劳动者的学派，它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建立劳动为本位的积极性劳动伦理的范式，这体现了劳动和知识的有机结合。《墨子》中有“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还蕴含着中国社会福利、劳动保障思想的萌芽。佛、道两家对于劳动和农业所持的消极态度，常常遭到治国者的批评，法儒两家主张繁衍人口，认为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民思想，经过长期的文化大融合，儒、释、道、墨、法等多家思想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勤于劳动”被看作是“修齐治平”的根本性的道德品质，深深滋养着一代代华夏儿女的精神心田。

    ③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生活本身和精神意境，诗人妙作可窥一斑。诗人李绅写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融洽地将珍惜食物与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一直影响塑造着中国人的勤俭节约的美德。诗人王维写道：“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这首《春中田园作》的前四句展现出了古代人们愉快劳动的情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可见，劳动不仅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劳动的协作性还可以培养人的互助和团结精神。自强不息是古代劳动人民战胜困难的智慧之源。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反应在各个领域：巍峨长城、巧夺天工的都江堰、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等等，尽责、乐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使这些遗宝成为历史的烙印和华夏子孙精神的内核。

    ④伟大梦想不是等来的、喊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人们的辛勤劳动。国家、社会、企业各界需要提供更有利的劳动保障，更好的劳动条件，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劳动，使劳动尊严得到维护、劳动价值得以实现，更好地营造平等劳动，勤奋做事、勤勉为人、勤劳致富的正能量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内生动力。只要我们守护中华劳动伦理的深厚底蕴，弘扬工匠精神和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劳动美德，一代代的劳动者就必定能创造伟大的历史，不断开创未来美好生活。

（摘自2019年6月3日光明日报夏月明《弘扬中华传统勤劳美德》）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风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l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来源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迭经验的人一一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可见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兴起的多维因素

    ①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我国快速发展，佳作频现，媒体热捧，读者欢迎，掀起了一股浪潮。

    ②所谓“非虚构写作”指的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文学创作活动，它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法反映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虚构性写作基于“想象”的特点不同，非虚构写作是围绕“采访”建构“真实性”。真实事件、真实经历、真实体验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要求。

    ③严谨的非虚构写作活动要求写作者要有细致扎实的采访过程。为了写作《像我这样的黑人》，霍华德·格里芬乔装成黑人进行浸入式体验，甘冒危险乘坐公共汽车穿越密西西比州等种族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区域。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鸿跟踪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跑遍全国十一个省市，访谈了340余人，把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都一一记录下来。

    ④非虚构作品与虚构文学有不同的阅读价值，后者偏向超越与审美，前者重在挖掘社会历史真相。从近年来全球媒体的非虚构写作实践来看，非虚构写作者重视宏大叙事下忽略的一些边缘题材，喜欢写作主流媒体忽视的焦点，例如不被广泛关注的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等。非虚构作家何伟认为，中国是非虚构写作的“富矿”，因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完成了西方400年的历史，在这一巨大的转变下，中国社会经历了犹如过山车般的眩晕与速变。光怪陆离的现实常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比虚幻更为不真实，每个人都身处一种被分裂和被分割的生活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几种生活、多元观念同时并存，仅仅是一墙之隔，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场景。”

    ⑤面对剧烈变革的中国社会，传统作家来不及发现、洞悉、分析、沉淀、总结和提炼现实生活，由此造成文学在及时、鲜活、生动、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方面表现乏力。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所说，当一切事情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时，“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即使是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报告文学，近二十年来也因调查技巧单一，表达手段单一，无法满足当代读者对事实深层次的追求而走向衰落，甚至有一部分报告文学沦为宣传文体，成了“吹捧文学”“推销文学”，失去现实主义批判性，遭到读者的厌弃。

    ⑥和传统的新闻文本相比，非虚构作品同样具有优势。传统的新闻文本往往擅长粗线条地转述新闻事件的框架，见“事”不见“人”。非虚构作品在恪守新闻“真实性”的前提条件下，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物、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意义，在个人思索和公众历史、社会使命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生活的内核；其中叙事策略和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可体验性和可理解性，让读者更深切地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抵达真正的“真实”境界。这也是非虚构作品备受好评的原因之一。

    ⑦有意思的是，非虚构写作不是专为职业作家与记者而准备的，业余的大众也可以参与到非虚构写作中，记录下自己身边的人事。“有故事的人”“全民故事计划”等非虚构写作平台都是为一般写作者书写自身故事提供的平台。“有故事的人”是由凤凰网推出的非虚构写作平台，对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有故事，都可以写出故事”，并且认为非虚构写作者“可以来自名流，来自职业写作者，也完全可以来自贩夫走卒，升斗小民”。与专业文学创作、专业新闻写作相比，非虚构写作打破了写作的壁垒，推翻了写作的围墙，拆除了写作的藩篱，让普通人成为写作的参与者。

    ⑧非虚构写作在我国的兴起体现出整个社会文艺需求和理念的变化。1990年代，中国纪录片领域曾发起一场“新纪录运动”，原先被遮蔽的底层社会开始在镜头中向我们敞开。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非虚构作品有了更多的渠道发表与传播，广大普通人的写作活动为非虚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故事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写作领域即将展开的可能是一场文字世界的“新纪录运动”。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