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修行的最根本的方法是“悟”。关于“悟”，各种解释，大同小异，究其实质就是不借助逻辑推理的心领神会，即非逻辑性，重在自我体验，只可意会，难以言说。禅宗的这一特点与艺术思维是十分类似的。

    一，“无理而妙”。由于人们对艺术的不合逻辑已经习以为常，因而见怪不怪，如果将艺术的眼光收起，而以逻辑的眼光审视，艺术的有悖常理则比比皆是，诸如这样的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按照审美的眼光来看，每句都是荒谬的。白发再长也不会达到三千丈，瀑布也不是银河从九天落下，花、鸟不是人何来溅泪、惊心？月光各处皆一样，又何来“月是故乡明”。奇怪的是，人们不仅宽容了这样的荒谬，而且极为欣赏、推崇这种荒谬。正如清代诗论家贺裳所说的“无理而妙”。在非逻辑、非常理这一点上，禅悟与艺术思维实在是太一致了。

    二，意在言外。意在言外是禅悟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禅悟的这一特征竟然用诗来比喻。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最是讲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诗之耐品，也就在这里，如果一目了然，显豁明白，还有什么诗味？还有什么美呢？中国艺术向来推崇含蓄、空灵。含蓄，重在含而不露，空灵则重在透彻玲珑、实中见虚、虚中见实、淡而有致、语浅意深。在这些方面，参禅与作诗是颇为相通的。

    “活参”是构成参禅的重要特色。禅宗有个著名理论：“参活句勿参死句。”所谓“参活句”，就是说，不可拘泥活句表面的意思，要善于灵活地理解。禅的“活泼泼”，充满生气，禅的耐人寻味，言此意彼，禅的空灵透脱，妙趣横生，均与“活参”有关。诗人们从禅的“活参”获得启发，认为“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

    三，瞬间顿悟。禅宗南宗讲顿悟。艺术构思讲妙悟。用今天的术语就是灵感。古代的诗评家对于这一点特别感兴趣，他们强调妙悟的突发偶然性，李德裕说：“文之为物，自然美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汤显祖也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可见这种妙悟是非理智可以把握的。这种情况与顿悟完全一致。妙悟是人最佳的精神状态，人的创造力在这个时候得到超乎寻常的发挥。就艺术创作来讲，首先是想象极为丰富，“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其次是新意迭出，不同凡俗，正如皎然所说：“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

    别看悟只是瞬间的事，在此之前尚需付出艰辛的劳动。没有相当好的修养，没有相应的精神准备，悟的境界是不会出现的，而且悟之后仍需深造，作诗如此，参禅也是如此。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二十一讲》，有删改）

    在旧时，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好贵古贱今。凡今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无论这事做得如何好，但比之古人，总要差一点，古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或做得更好。如果今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便借题发挥，用“世风不古，人心日下”等滥套，将令人骂得“狗血淋头”。

    在旧时，除了些庙堂颂圣的作品外，在私家著作里，很少看见称赞他自己时代的文章。王充《论衡•齐世》篇说“古有无义之人，今有建节之士，善恶杂厕，何世无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王充看出了大部分人的错误，所以他在他自己的书里有《宣汉》篇。在这篇里，王充指出，汉朝的文治武功，都超越前古。

    在旧时，大部分人所以都贵古贱今者，其原因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今”是一个人之“所见世”，“古”是一个人之“所闻世”。大部分人本来都是“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他们亦是贵古而贱今。就第二点说，中国旧时的社会，是农业的社会，在农业的社会里，人所注意的事情，如四时之变化，五谷之种植收获等，大部分都是循环的，人靠经验即可以知之、治之。农业社会的人，特别“尊高年”。高年是有经验的人。青年人有什么不了解或不能应付的事，即请教于高年。高年凭他的经验，可以教训青年，而这些教训，大致都是不错的。在这种情形下，人对于“古”即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尊敬之心。但在工业社会，新的事情时常发生。而其新又不只是个体上的新，而是种类上的新。对于人所没有经过的事，旧经验的教训即不可用，至少是不一定可用。所以在工业社会里高年不是一个傲人的性质，而青年反是一个做人的性质了。因青年对于种类上的新的事物，可以学习，而高年则不能学习也。在农业社会里，人所以尊高年，一半是由于道德的理由，一半是由于实用的理由。在工业社会里，如果人亦尊高年，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于道德的理由。

    近数十年来，中国自农业社会渐变为工业社会，所以贵古贱今的人，在现在是很少的了。但有一部分人另外又犯一种毛病，即贵远贱近。凡中国人做了什么好事，这些人总觉得，比之外国人，总要差一点。他们总想着，外国人所做的事一定更好。如中国人做了什么坏事，这些人一定要借题发挥，用“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滥套，把中国人骂得“狗血淋头”。

    现在所以有这一部分人，贵远贱近者，其原因亦有两点可说。就第一点说，近是人之所见，远是人之所闻。人既易于“贵所闻而贱所见”，所以也易于贵远贱近。就第二点说，中国现在一部分人还有殖民地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以在清末民初时候为最甚，盲目地崇拜西洋人，相传有人以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这种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中国到现在还有残余。贵远贱近，虽亦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又并不是只贵远贱近，他们对于埃塞俄比亚的英勇，总觉得“不过如此”，而对于捷克的怯懦，总觉得“没有什么”。在这些方面看，这一部分人的贵远贱近，是由于他们的心理，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就人之常情说，人贵所闻而贱所见。这并不是人的弱点，而正是人的优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一即是人有理想。人有理想，而其所见的事物，都不尽合于他的理想。人总有缺点，他所做的事亦总有缺点。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离我们远的人，亦有他们的缺点，他们所做的事亦有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因为距离远的缘故，不容易看见，都只看见其大体轮廓，其详细则看不清楚。如其大体轮廓无大缺点，人即以为其是完全的。人对于其同时同地的人或事，则是深知其详的。不但看不见其大体轮廓的无大缺点，而且简直看不见什么是其大体轮廓，如所谓见树不见林者。

（节选自冯友兰《新事论》）

    石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物形式，与陶瓷器、金属器、纸本类共同构成了我国历史文物的四大主干。从原始社会的古代崖刻，到周代的石鼓文；从秦始皇东巡刻石，再到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碑碣、墓志、摩崖、塔铭……石刻文物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歌功颂德、记人载事的赞、颂、记、志、铭等，有各种经典文集、杂咏、题名、地图、谱系、楹联、符咒、药方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从书体上看，石刻有古籀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特别是保存了大量各朝代的异体字，是研究中国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史的重要资料。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的泰山石刻，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珍存着秦朝《李斯碑》、汉代《张迁碑》、晋代《孙夫人碑》，以及北齐《金刚经》大字和唐朝《纪泰山铭》等一大批名碑。泰山石刻无年月和书刻者姓名可考，明孙克宏《古今石刻碑贴目》称“今考其笔法，与邹县北齐韦子琛刻经同出一手。”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记载：“北齐武平时，梁父令王子椿好内典，尝于徂徕刻石经二，并勒诸佛名，字迹瑰异，与其如出一手。是经当亦子椿所作也。”1989年《书法》第二期载王恩礼、赖非撰《铁山（石颂）的初步考察与研究》认为，此刻与邹县铁山摩崖经刻在字径、书体、风格极为一致，由此断定为东岭僧安道壹所书。以上诸说皆无定论，察其笔势风格疑为北齐人书。

    石刻与藏之于秘府的典籍不同，它铭之于石，公之于众，记录、揭示的史实也较为可靠，可以作为订正古籍的有力证据和补充经史的珍贵资料，其价值不下于甲骨文之于商周史，敦煌汉简之于汉史。两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一直为历朝尤其是清代学者所关注，并融入到近代古史辨的学潮中，衍化成古书真伪之争。由于无法一睹汉代文本之真，争论似永无结果。20世纪20年代，汉魏石经残石在洛阳的出土引起学界极大轰动，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人相继对之展开研究，初步揭开了汉魏石经的真面貌。不仅让我们目睹今文经本原貌、今古文经本差异，并可由此窥探两汉经学的发展状况以及秦汉以前经本流传中的错讹。

    石刻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头和文字、书法、刻工相结合，成为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特有的文化景观。泰山石刻中，有粗犷急就的凿石，也有精雕细刻的龟碑；有岩石小节，也有万丈摩崖；有平民题迹，也有帝王御笔。小字如蝇，大字如斗，真草隶篆，代不绝书。或托物咏志，或题景留名，或赞其拔地通天之雄，或颂其幽奥旖旎之秀，自然之美融合于石刻艺术，石刻艺术又浑然于自然之景。

    石刻是一种载体特殊的文物，相对于其他文物而言，它体积大，质量重，难以移动，易于毁损，保存难度较大。秦泰山石刻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封泰山时所立，由中国小篆的创始人——秦丞相李斯篆书，石刻约有222字，记载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然而这块无比珍贵的国宝，历经2200多年的天灾人祸，现在仅剩下九个半字了。

（节选自2016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山水诗考略

    ①中国古典山水诗究竟源于何时？近人范文澜说：“写作山水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这话不无根据，写作山水诗形成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的确是在东晋时期，《兰亭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②东晋出现大量的山水诗，主要是纷乱的国情使然。东迁的文士几乎都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从清丽无比的江南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于是流连山水，写作山水诗便相因成习，以至蔚然成风。另外，在新的哲学思潮如玄学的冲击下，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孔子”的思想控制日趋软弱松弛，于是出现“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法自然而为化”（阮籍）之类的主张。“自然”指宇宙自然规律，岿然不动的山和变动不居的水，则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这种规律，也就成了师法的对象，成了精神力量不竭的泉源。

    ③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所谓“知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则是仁义之人。为什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原来，知者、仁者的品德情操与山水的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乐水乐山之情。

    ④另外，与山水亲近还可丰富知识，培养和提高审美情趣以及模山范水的能力。古今诗文大家、艺术巨匠大抵都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读万卷书”正好可以弥补“行万里路”的不足。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遍览全国各地的山水胜迹，便可持山水诗集为“卧游”之具，作纸上的观瞻。这间接得到的知识和印象，与亲身所历、亲目所见自然隔了一层，但收获往往更快捷，也更精粹。

    ⑤好的山水诗总是包涵着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不单是模山范水而已。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理势入诗，兼有教化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表现出的求实态度和奋进精神，对读者无疑是有力的鞭策和激励。又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除生动再现山林特有的幽静氛围，还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有启迪智慧、拓展襟怀的作用。

    ⑥优秀的山水诗大都具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征。所谓“诗中有画”，就是用画笔般的诗句把山水风物中精深微妙的蕴涵点染出来，使读者获得直接的审美感受。如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把登高的“怡悦”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其中有诗人自己登山的身影，有想象中北山隐者张五的怡悦之情，还有阔远的视野以及闪烁于其间的种种景物。它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在一个“远”字上，用远景烘托远意。“远意”没有明说，只是影影绰绰地表现在“心随雁飞灭”的描摹上。勾画远景的笔墨也不多，却很有层次，显示出和谐的韵律与虚静阔远的美，像“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清新淡远，与隐者（包括诗人自身）恬淡高远的情趣相表里，几乎达到天然淡泊的完美境界。

（选自袁行霈《盛唐的山水诗》，有删节）

    汉字自从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九百卷、近五万首的《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其文献数量和质量都无愧为上乘。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汉字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明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表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但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则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作为标准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分别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汉字、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约公元9世纪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表音文字——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850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鲜从公元3世纪左右使用汉字，15世纪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韩国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学1600个汉字。越南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多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在时代的演变中，创造了书法艺术。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还成为类似西方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李如龙《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

    央视新闻频道近期推出“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快闪节目之后，一场场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流行开来，各行各业的青年，利用新兴的媒体与艺术形态歌唱祖国、祝福祖国，优美的旋律在各地飘荡，爱国的激情在人们心中沸腾。

    快闪类型多样，先后出现过离散型、游戏型、政治型、商业型等不同种类。其内容或是一种娱乐狂欢，或是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抑或是宣传某种新观念、新产品。学者们对其评价也是态度各异。批评者认为它肤浅幼稚，只是纯粹的社交性游戏而缺乏严肃理性的实践目标；指责它干扰城市正常秩序，增加城市治理成本；甚至担心快闪族被未知组织者利用，从而引发社会混乱。赞赏者则认为，快闪降低了社会参与的门槛，创造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社交形式；它以戏剧化的方式重塑了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并拓展了公共表达的形式。

    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合理借鉴了快闪亚文化“情境创设”的理念和充满活力的形式，并通过有效的策划和组织为其注入了深沉的内容和情感，提升了审美品格，展现了亚文化参与构建主流话语的无限可能。

    注入意义，内容主流化。有别于快闪亚文化的无意义传统，爱国歌曲快闪活动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背景，是一份献给祖国的特别礼赞。所唱曲虽多为老歌，但因其爱国情感浓烈、社会普及度高，且经过全新编排，更能直达人心、引发共鸣。活动在娱乐性、可近性上获得了青年的认同，同时也破了理论界对其肤浅性、破坏性的指责，以轻盈的姿态为爱国主旋律注入了一丝清新的活力。

    精心策划，形式审美化。各地的快闪都非常注意天气、场所、布景、道具、领唱人物的选择和设计，以彰显其地域特色、历史风韵、建设成就和时代精神。活动多在人流如织的公共场合惊奇发生，以知名人土、行业精英、青年学子富有个人魅力的独唱或互动演唱启幕。在悠扬旋律的感染下，成百上千的在场群众从好奇驻足到自觉加入，最终发展为共情共鸣的集体合唱。主办方通过多机位抓拍、精美剪辑和专业和声，最后完成声画语言绚丽、情感逐渐升华的优雅叙事。

    创设情境，行动剧场化。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不仅创造了剧场，它本身就是剧场。”爱国歌曲快闪系列活动通过艺术行为、教育主题的巧妙嫁接，在司空见惯的城市居所中创设出富有诗意的剧场氛围，使现场群众在偶遇的“戏剧”情境中经历了一场融欣赏、体验、共情、参与于一体的审美实践。而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接力传播，则将剧场效应进一步扩散，形成了跨时空的情感震颤和价值认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又一场表达爱国激情的快闪风潮。

    快闪以其游戏性、创新性、自组织性等特点，很好地适应了青年的行为特点和情感诉求，让他们在娱乐互动中自觉体验，也为其别具一格的表达方式提供了施展空间。可见，青年亚文化既不是芝加哥学派眼中对社会具有实际破坏力的反文化，也不完全是伯明翰学派视野中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风格抵抗的附属文化，亦不全然是后亚文化学者视野中的纯娱乐文化。

    在歌唱祖国快闪的走红中可以看到，青年亚文化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其重要价值，能让青年在身临其境感受并参与的情况下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领悟爱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选自邹举《中国教育报》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