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股脑儿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拋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中华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想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方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因此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

    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文化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选自《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费孝通，有删节）

乡村：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雷雁抒

    ①曾经的乡村，是一卷卷蓝布封皮的线装书。手工刻制的木版文字，在薄薄的宣纸上印满了炊烟、古屋、插秧、刈麦，印满了拱桥、溪流、杏花、荠菜；平平仄仄的一些低吟浅唱，长长短短的一些唐诗宋词，都写在卷卷线装书的册页里。

    ②当然，还有滚滚的征尘，有“苛捐猛于虎”的悲号，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劳作，有“田园荒芜胡不归”的呼唤……

    ③几千年的农耕文化，起根发苗，发展壮大就在农村；农村，刻写着我们民族的记忆和想象。

    ④权力和商品造就了城市。古老的城市控制和剥夺着乡村，如果说城市是一座座砖砌的奶桶，乡村只是一头头散落田野的奶牛。乡村喂养着城市。衣衫褴褛的乡村父母，吃糠咽菜送儿子走进学堂，开始了逃离农村，逃离劳动，逃离贫困与低贱的第一步。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就是教育农村人离开农村，然后用权力和金钱来控制农村。

    ⑤思念乡村的人也有，多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商战中的败北者，战场上的伤残者，是激烈的争斗之后寻找宁静地方的疗伤者。乡村以善意的同情接纳了他们，用源源不断的温情和取之不尽的中草药为他们医治创伤。而这些受伤者往往如受伤的鸟，强健之后，又挣脱农人的双手飞进城市。所谓“世外桃源”，只是都市受伤者的幻觉和梦呓。农村依然清静而贫苦，美丽却落后。他们远在都市的子女，西装革履、粉面彩裙，记忆里只是星星点点的乡情和偶尔由芭蕉暮雨生发出的淡淡乡愁。

    ⑥没有谁想去写一部乡村史，像写一部王朝史那样，写乡村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写农人的劳作、灾难和贡献。充满想象和幽默的乡村版文学，也只在口头上流传，随风起落；充满真诚和情感的乡村版歌谣，偶尔为都市人采集，一唱竟成明星。

    ⑦广大的乡村，散乱的乡村，到处都闪烁着星星点点金沙的乡村，如今面临一次新的机遇，它将把落后变为先进，把贫困变为富庶；卫生与文明将取代肮脏与粗野。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是都市前所未有的对乡村的亲情反哺。

    ⑧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杞忧。既往的每一次变革，哪怕是最小的，都伤害过乡村的美丽与个性。这一次，会不会也有一些难免的伤损？美丽的村舍被单一的水泥楼房代替，宁静的生活被喧嚣的市声淹没，一卷古朴柔软的线装书被生生地改造成硬壳子西装书，让我们的子孙永远失去了印证唐诗宋词意境的物证，使我们民族丰富的人文想象只留下冷冰冰的经济。

    ⑨乡村，是我们最后一片诗意的栖居地。乡村以其古老的存在，成为整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许多古老村落历经数千年，保留着深厚的为正史所缺失的宝贵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有力的物证。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

    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从偏见到卑劣

温宪

    在西藏发生暴力犯罪事件之后，国际上某些自以为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人颇为失态，很有点幸灾乐祸的怪劲儿。然而，当偏见膨胀得“越了线”，便走向了卑劣。

    试举一例：某英国专栏作家日前撰文，除了极为荒谬地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外，还声称“当西藏形势恶化后，以奥运会为武器针对北京的压力将增大”，中国对成功举办奥运会的深切关注为全球反华势力提供了“机遇之窗”，继而煽动包括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内的各方人士，随着奥运圣火的传递，应参与“一个滚动的全球范围的反华抗议”。不仅如此，这位曾有从政经历的人士还极力鼓动说：“当西方政治家面临无力扭转经济颓势和人们在伊拉克及阿富汗问题上的愤怒郁积之际，将辱骂倾泻于中国，为这些政治家从其他灾难中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荒谬吗？就是如此荒谬！如同经过热炒后，远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被荒诞地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一样，如今借着西藏问题，西方经济颓势、伊拉克及阿富汗问题等“灾难”与奥运会这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竟被联系到了一起，真是一语泄了天机！北京奥运会不仅是“一个合适的机会”，它还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反华势力无知而狂妄、狭隘而傲慢、起哄而无理的嘴脸。

    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成为全人类的盛会，是因为这个世界实在需要一种借奥运会得以承载、传扬的高尚精神。正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所言，奥林匹克运动是“超越了人类一切宗教的‘宗教’”，这个“宗教”所宣扬的终极追求其实就是那些人类所推崇的最基本的道德追求：公正、和平、理解和友谊。奥林匹克运动初起时令人感动的约定之一是赛会期间交战各方一律休战；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上令人感动的一幕便是与火炬同时高高举起的橄榄枝。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今天，奥林匹克精神理应更加具有理性包容、平等沟通、促进和谐的诉求。在奥林匹克精神和理想面前，那些不肯摘下意识形态有色眼镜、受制于冷战思维定势的人们是不是显得距“道义制高点”很远？

    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正在以自己的真诚努力见证着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崇尚，履行着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全球化进程加快了，地球村变小了，诸如奥运会在内的许多关乎大家的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办，也只有通过国际间的公正、和平、理解和友谊才能将国际社会的好事办好。恰如英国奥委会主席科林•莫伊尼汉所言，“体育运动和奥运会本身是一股向善的力量”，“让中国蒙羞不会赢得任何成果，最终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些以阴暗心理或阴险举措诋毁、攻击乃至破坏北京奥运会的人，伤及的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已经进入21世纪的整个人类文明社会亦将蒙羞。

上述幸灾乐祸者文中有言：“魔瓶已经打开，如何终结尚未可知。”其实，结局可以预料：打开充满偏见的魔瓶后，亵渎奥运者终将自取其辱！

——2008-04-02 06：57：26新华网

人工智能，“向后看”也很美

    当今世界，技术的指数级增长让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追逐流行与新潮似乎已成为人类的本能。在这种趋势下，一些传统手工艺受到冷落，甚至面临存亡挑战。如何让“慢工出细活”的匠人技艺不被“快节奏”的时代浪潮所淹没？人工智能为传统技艺的延续提供了一种新选择。

    据报道，日本总务省自2019财年启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和保存传统手工艺的试点研究。通过在匠人手腕上安装传感器，对手指和手腕等动作的数据进行收集，并利用摄像机拍摄作业过程等方式提取必要信息，匠人的手工制作实现数据化，之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整理成影像资料和救材。该项研究有望为匠人技艺的传承留下希望的“火种”。

    先进技术与传统技艺的融合，带来的是更美好的未来。每一种技艺都承载着特定的时代记忆，凝萃着人类智慧的结晶。每一项具有突破性的科技成果，都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讲，技艺的传承不仅让“术”继续造福后代，更令文化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在传统基础上的创造，人类的技术创新才能不断攀登高峰。突破未来技术奇点的灵感，很有可能就蕴藏在不甚起眼的传统经验中。

    从古老卷轴设计中汲取灵感，加拿大女王大学的科学家制造出了世界首款可卷曲触屏平板电脑，把柔性设备技术推向了全新领域；受千变万化的折纸启发，哈佛大学威斯研究所的科学家发明了旋转驱动十二面体海洋生物采样器，解决了软体动物不易安全捕捉的难题。当前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更是与基于海量数据之上的“深度学习”分不开。

    韩国棋手李世石与“阿尔法狗”的人机围棋大战还没有从大众的记忆里褪去，但“深度思维”公司新研发的人工智能“阿尔法零”，在自学8小时后即可击败“阿尔法狗”。人工智能与传承几千年的围棋技巧结合，其轰动世界的效应引发深刻思考。

    美国斯坦福大学2016年9月发布《人工智能100年》报告指出，未来15年，人工智能长足大发展将取决于能否促进人文关怀、增强社会理解并获得政府信任。在这些方面，向后看，关注人类传统文化精髓，人工智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庞大的数据存储和信息处理功能，图像识别、语音交互、全息影像等一系列前沿技术，能够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甚至跨越因地域、语言、民族等限制而造成的理解与交流的鸿沟。

    被大火付之一炬的巴西国家博物馆有望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得到数字化复原；通过智能聊天机器人“敦煌小冰”，历史迷们能实时收到定制推送的敦煌文化信息；利用人工智能的数据挖掘技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科学家内罗·克里斯蒂亚尼尼分析了1800年至1950年间的3500万篇英国地区新闻报道中的286亿词汇，发现了历史学家用传统方法无法找到的历史事件。

    “向前看”的技术革新固然重要，“向后看”的人文情怀同样可贵。与历史和传统相碰撞、相融合，不仅能让人工智能闪耀人文的光泽，也能为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

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中国最早的文字史料现在可以确认的是商代的甲骨文，相传由孔子编选的《尚书》还记载着一些上古的文件和传说。这些文字史料已有部分可以和考古资料相印证，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铜器时代的历史能有较可靠的知识，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发掘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夏代遗址一般认为即是夏王朝初的“阳城”遗址，夏代历史已从神话传说的迷雾中得以落实。商代历史有甲骨文为据，周代历史有钟鼎文为据，相应的后世的文字记载都可得而考。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

河南夏代“阳城”遗址所发现的文物显示了它是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了铜器时代。从黄河中下游遗留的文物中也可以看到这些地区都早已发展了农业生产，这和夏禹治水的传说（河南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可以联系起来，表明了这地区早期居民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还记得河南的龙山文化正是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山东的龙山文化而兴起的。所以可以说华夏文化就是以黄河中下游不同文化的结合而开始的。

传说的历史中在禹之前还有尧、舜和神话性的始祖黄帝。留下的传说大多是关于他们向四围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族团的征伐。黄帝曾击败过蚩尤和炎帝，地点据说都在今河北省境内。据《史记》所载，舜又把反对他的氏族部落放逐到蛮夷戎狄中去改变后者的风俗，也可以说就是中原居民和文化的扩张。到禹时，如《左传》所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贡》将此时的地域总称为“九州”，大体包括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的地区，奠定了日益壮大的华夏族的核心。

继夏而兴起的是商。商原是东夷之人，而且是游牧起家的。后来迁泰山，再向西到达河南东部，发展了农业，使用畜力耕种。农牧结合的经济使它强大起来，起初臣属于夏，后来取得了统治九州的权力，建立商朝，分全国为中东南西北五土，《诗经·商颂》有：“邦数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其疆域包括今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山西、陕西、安徽以及江苏、浙江的一部分，可能还有江西、湖南及内蒙古的某些地方。

继商的是周，周人来自西方，传说的始祖是姜源，有人认为即西戎的一部分羌人，最初活动在渭水上游，受商封称周。它继承了商的天下，又把势力扩大到长江中游。《诗经·北山》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实行宗法制度，分封宗室，控制所属地方；推行井田，改进农业，提高生产力。西周时松散联盟性质的统一体维持了约三百年，后来列国诸侯割据兼并，进入东周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时的统一体之内，各地区的文化还保持着它们的特点。直到战国时期，荀子还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是指中原一带的一个核心，不论哪个地方的人，到了越就得从越，到了楚就得从楚，可见，楚和越、夏还有明显的差别。

汉作为一个族名是在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围外族人接触中产生的。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别人对他们称作秦人或汉人。必须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

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但其形成则必须早于汉代。有人说：汉人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初期，可能是符合事实的，因为魏晋之后正是北方诸族纷纷入主中原的十六国分裂时期，也正是汉人和非汉诸族接触和混杂的时候。汉人这个名称也成了当时流行的指中原原有居民的称呼了。

当时中原原有的居民在外来的人看来是一种“族类”，而以同一名称来相呼，说明这时候汉人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民族实体。上面从华夏人开始所追溯的二千多年的历史正是这个民族诞生前的孕育过程。

（节选自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