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西古代艺术史，对人自身的认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理性精神。

    中国从先秦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到两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唐代韩愈等人的“文以明道”，到宋代程朱理学的“言理不言情”，弘扬的都是理性精神。这种理性，不仅仅表现为纯粹的哲学思辨，还表现在艺术所反映的文士阶层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鲜明地倡导人的理性精神。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每个人都应该有知识。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更是强调理性知识的作用，他在《理想国》中就把培养哲学家作为社会的头等任务。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雅典学派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正宗，他所提倡的理性精神成了西方文化传统包括艺术传统的精髓。不只文学艺术，其它艺术也体现了这一理性精神。建筑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音乐舞蹈等表演不去逼真创造幻觉的真实，而是更多诉之于理解、想像的真实。这明显高扬的是人类的理性精神。

    人类理性精神的高扬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人的社会角色意识。人来到这个社会，就一定要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角色意识，不同的意识导致不同的面孔。社会角色规定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占有的社会位置以及相联的行为模式，预定了处于该位置上的人的言谈举止的基本准则。在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中国艺术王国中，人的角色意识非常强烈：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孟制定的这些道德规范成为每一个人的行动准绳。在社会责任和“自我”发生冲突时，人们首先服从的是前者。马致远的《汉宫秋》中，王昭君因爱国纵身投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程婴以父子的死来救孤儿及全国的孩子；而公孙杵臼则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使程婴父子活下来。在面临生死的重大时刻，他们几乎都不存在心理上的冲突，都没有“自我感情”的考虑；考虑的只是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某一地位并由此而带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中国人是重社会而轻自我，西方人是重自我而轻社会。这并不准确，起码在古代社会不是这样。荷马史诗中的氏族首领大部分都是勇敢无私的。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他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者在战斗中早死。为了得到荣誉和尽职，他选择了第二种命运。赫克托尔的妻子规劝丈夫不要上战场，他响亮地回答：“保卫特洛亚是我的职责。”

    中西方古代艺术所揭示的人的社会角色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的深层认识。人一生下来，就首先面临着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人的角色意识是处理好这种关系的中介因素，也是自我完善、自我改造、自我平衡的必要环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理想的精神境界都是从中产生的。它高扬的是人的自觉性，是人的理性精神。

      当然，高扬理性既有正价值，亦有负价值。人一切从社会要求出发，扮演好自己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势必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群体生死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个体；势必以理驭情，以社会利益来压制个人的欲望。这样，个体的主观情感、本能欲望被排斥在精神生活之外；合理的要求常常被当作有害的东西而加以压制，个人的创造探索也往往被视为异端而遭扼杀。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文艺复兴史纲》，有删改）

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

季羡林

    鲁迅先生提出了“拿来主义”的主张，我们中国人确实从西方国家拿来了不少的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我们也拿来了不少的糟粕。

    我曾提出了一个主张：“送去主义”。意思是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到西方国家去，尽上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的根据何在呢？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四大发明是人尽皆知的，勿待赘言。至于无数的看来似乎是细微的发明，也出自中国人之手，其意义是决不细微的。我只介绍一部书，大家一看便知，这部书是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然而，日往月来，星移斗转，西方兴起了产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影响遍及全世界。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靠坚船利炮，完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任务。后来的帝国主义国家，靠暂时的科技优势，今天制裁这个国家，明天惩罚那个国家，其劣根性至今没有丝毫改变。

    现在屈指算来，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已经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拿走了不少优秀的精华，但是，仍然有许多精华，他们没有拿走。比如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眼前全世界大声疾呼的环保问题实际上是西方人“征服自然”的恶果，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如能切实行之，必能济西方之穷。另外，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而获得成功，对世界其他国家就很有借鉴的价值。

    这些东西如珠子在前，叫人家，特别是西方，却偏不来拿。怎么办呢？你不来拿，我们就送去。

    我们首先要送去的就是汉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汉语是“王”。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部分和现代的智慧，也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国人要想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外国人要想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必须首先抓汉语。因此，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首先送出去的也必须是汉语。

    此外，汉语本身还具备一些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优点。我在工作中发现：汉语是世界上最短的语言。使用汉语，能达到花费最少的劳动，传递最多的信息的目的，汉语之功可谓大矣。

    说来说去，一句话：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这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学术意义。我们首先要送出去的就是汉语言文字。

    “最想把中国的什么带回祖国？”“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日前，某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的青年做了一番街采，得到了这份“歪果仁”心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身边事物，却成为最受老外关注的“西洋景”，让很多国人感到不小的意外。细究这些“新发明”，一大特点便是依托先进技术，创新应用模式，便捷人们生活。比如，先进的支付系统，买卖东西只需“扫一扫”；畅达的电商平台，足不出户便可“购全球”；发达的高铁网络，让城市之间不再遥远；方便的共享单车，随骑随停自由畅快。前几天，一篇名为《中国的非现金社会飞速发展已超乎想象》的帖子在日本某网络论坛上疯传，有日本网友担心：中国人会偷偷嘲笑我们落后吗？不夸张地说，新经济之门在创新之轴的带动下，迅速向我们开启，“中国制造”正带给世界越来越多意想不到的改变和奇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起势，在这场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推力的变革大潮中，中国无疑已经走在前列。在“互联网+”的引领下，中国科技创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窗口期。以“新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应用技术的创新充分说明，我们已超越学习模仿的粗放时期，开始向外输出自己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短。一千年前，古老中国的四大发明问世，拉近了世界技术和文化的距离，奠定了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如今，这个古老国度正乘着信息化快车，在“互联网+”的热潮中全面发力，顺势而上、弯道超车尤为可期。

    在人类现代化历程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多少“老大帝国”在因循守旧中被远远甩在后面，又有多少新兴国家抓住了“创新窗口”实现了追赶超越。对今日中国来说，站在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必须紧紧抓住这一变量来塑造自己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技术创新与生活需求更好对接。其实类似网购、高铁等先进技术，并非我们独有，但为什么却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更为蓬勃的生命力，收获了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些技术创新对接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足和引领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经推出便迅速打开市场、赢得认可。在新技术革命的持续竞逐中，我们还要在这方面继续探索，凭借技术、产品、服务和品牌等方面的创新，攀上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中更为有利的位置。

    技术进步永无止境。今天，中国科技创新已进入收获期，国之重器频频亮相，大工程、大动作惊艳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将技术变革与生活需求有效融合，让科技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惊喜。“大小”相宜，两翼齐飞，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成色将更足。

（摘编自范荣《“新四大发明”标注中国创新窗口》）

    说到“排水”，古人首先是从屋顶下功夫。古代建筑的屋顶多采用高屋脊、大坡度的设计，靠近屋脊两侧的坡度超过60°，而在檐部的坡度不足30°，利用陡坡使水急下，再因惯性冲出檐外。各种屋顶式样中，最有利于排水的叫做悬山顶。所谓“悬山”，就是屋顶房檐伸出“山墙”外，显然更容易将雨水排出，悬山顶在屋顶的式样中等级不高，因此多用于百姓的建筑，皇室建筑用的不多。此外，随着品质的提升，屋顶瓦的吸水率降至3%，雨水不会渗入屋内或停留在屋顶。

    但从屋檐泄下的水该如何处理呢？作为明清两朝皇宫的故宫——紫禁城，600多年中未受积水之苦，这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排水系统。故宫的地面上有很多形状像铜钱一样的孔洞，被形象地称为“钱眼”。这些“钱眼”，其实就是排水系统的进水口。雨水从“钱眼”进入各种明沟暗渠后，通过螭首排出，形成“千龙吐水”的壮观景象。随后，排水系统利用故宫中央高、四周低、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迅速将雨水汇总排入内河，流出宫外。

    至于地下排水的典范，要数故宫西北的北海团城。团城的城墙上找不到一个出水口，地面上也没有任何沟渠，但是不管下多大的雨，地面都不会积水，原因就在于团城大部分地方铺设的青方砖是上大下小的倒梯形，青砖之间形成三角形的缝隙。这些青砖本身渗水透气性就不错，雨水透过青砖之间的接口进入到地下三角形的缝隙当中，渗入地下，通过地下水系统缓冲和渗排出去。

    ①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石的人类文明。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有关人间英雄和氏族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

    ②中华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源于人的内心。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华的先民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

    ③只要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时代的推进，人本精神越来越成为占压倒优势的价值取向。以诗歌为例，从先秦以来，人们强调诗歌源于人间的生活，是人们喜怒哀乐的自然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在中华先民们看来，诗歌完全是抒写人类内心世界的一种文化形态，非人间的内容在诗国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人本精神就是中华诗国的核心精神。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便是个人抒情的性质。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思想并不轻视个体的意义，他们那么重视修身养性，正是着眼于个体人格的建树。孔子深为赞赏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状态，正是充满抒情意味的诗意人生。与儒家相反，老子和庄子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人生的诗化。老、庄是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他们所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环境的精神自由。儒、道两家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

    ④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除诗歌以外的其他样式也不例外。例如《史记》本是史传文学，但因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而被鲁迅称为“无韵之《离骚》”。元杂剧《西厢记》本是敷演故事的戏曲，长亭送别时崔莺莺主唱的套曲，不是优美的抒情诗又是什么？小说《红楼梦》堪称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的全景图卷，但是全书的主要内容如宝黛爱情等无不写得优美如诗。西方的文艺理论家着意于绘画是空间艺术而诗歌是时间艺术的辨析，而中国的艺术家却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融通境界津津乐道。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在整体上带有浓重的抒情性质，它是无数中华先民充满个性的灵心慧性所创造的作品的集合。

（摘编自莫砺锋《人本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底蕴》）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而通情达礼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中华礼乐文明本乎性情。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礼记•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表达的正是这种存在“是其所是”的文明诉求。而当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来点化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主张时，“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正所谓“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换言之，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来自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概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摘编自华军《“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