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潮学说、不同的历史时代或社会制度在不同情况下对“正义”的具体界定往往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会形成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共识，它被视为最基本的“正义感”，其基本内容是“不可坑人害人”。任何人都不愿意自己受到别人的伤害，特别是有意的坑害，这一点可以说构成了所谓“人性逻辑”的一条基本公理；而当人们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只有把同伴也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即所谓“爱人如己”，不去坑害他们，才能维持彼此间的和谐关系和生存发展。

    大多数人正是基于这种质朴简单的日常体验，才形成了“正义感”，以致任何拥有“正义感”的人，如果发现其他人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义愤”，想要阻止或惩罚作恶者以保护受害者；而如果他们察觉到自己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也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悔恨”，敢于坦白认错、接受惩罚，并对受害者做出补偿。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凡是能够做到“不坑害人”的人，往往会被看成是守住了“正义”底线的正直之人；而如果他们还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到“爱人助人”，则会因此被看成是具有了优秀“德性”的高尚之人。当前人类社会十分推崇的“尊重人权”这一普世价值，也是植根于这种“不坑害人”的“正义感”之中的，只不过将后者进一步提升到了每个人都拥有的“正当权益”的层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孔孟虽然没有形成“尊重人权”的现代观念，但作为关注伦理问题的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仁义”观念已经清晰地包含着“不坑害人”意义上的“正义感”内容了。孔子特别强调“仁”在于“爱人”，甚至还因此设定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条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基本标准。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正是在孔子上述观念的影响下，明确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同时坚决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反复指出像“攘人犬豕鸡豚”“杀不辜人”这类在现代社会里会被看成是不正当地侵犯他人财产权或生命权的行为，统统属于“不仁”“不义”的举动。更有启迪意味的是，孟子虽然公开拒斥了墨子的“兼爱”主张，但在“义”的观念方面却明显受到了墨子的影响，他也清晰地指出：“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同样把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或生命权的举动看成是“非仁非义”的邪恶行为。

    尽管“尊重人权”是在现代社会才被人们视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崇的，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字眼的话，那么应该说，孔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通过积极阐扬具有儒家特色的“仁义”观念，自觉地肯定了与之在实质上根本一致的“不坑害人”的“正义感”；而儒家伦理本身具有的正面价值，以及它长期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积极效应，包括它通过全力推崇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发挥的积极效应，归根结底也是立足于它对这种古今中外通行于世的“正义感”的自觉肯定之上的。

（摘编自刘清平《“亲亲相隐”怎样扭曲了国人的正义感？》）

    近期多家媒体关注到一个现象：在教育系统各种减负举动之后，很多学生的课业负担从课内转向课外，争先恐后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一些急功近利的培训机构迅速在全国做大。家长们仍旧焦虑感十足，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全家总动员，不断卷入这种饥渴游戏当中，明知孩子不快乐，却又被绑缚在战车上动弹不得。。

    这实在是令人尴尬的一幕。前些年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很多规定：不得搞题海战术，不得节假日补课，不得分快慢班，不得多布置作业……这些规定，在校园系统内还可以“封堵”一些行为，给学生们营造一些减负空间，但在校园外，这种“加压”游戏以市场化的方式风靡，显然更加难以应对。于是一些家长与学生不得喘息地跌入新的“圈套”当中。如果归结为家长们的选择，显然过于简单。校外变本加厉迅速聚合成一个“学生负担新疙瘩”，根源还在于教育的大逻辑依然没有理顺。

    所谓减负、均衡，只是做了局部的工作，并没有改变中国教育的整体框架格局。具体来说，教育均衡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尽管目前的中高考虽有改观，增加了一些素质选拔的内容，但唯分数论未从根本上改变，家长们还是得让孩子削尖了脑袋争高分，去博取更好一点的教育资源。中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整个社会的资源调度就会朝向哪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许多地方体育考试分数纳入中考总分，于是乎，以前备受冷落的体育课成了学校领导关心的对象，体育活动如火如荼，不仅严抓体育课上课质量，初三一年还要牺牲早读等时间让孩子们进行体育练习。可惜等孩子们一上高中，体育课又“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无他，高考不考。

    按理说，这些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加上学龄人口的减少，中国教育面临着一次难得的机遇，可以从容一些，舒展一些，更多地考虑素质教育，考虑人的全面发展。但如果不能将招录制度的改革做足做透，不能将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工作咬定不放松，如果任由已然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局面继续释放马太效应，学生就很难从这个大时代里获得益处。在现实土壤与利益格局中，摆正各方的角色，还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却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不不断地推进。

（选自《人民日报》《解开“校内减负校外加”的新考题》，有删改）

书法：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述思想的实际手段，更用书法来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书法，成为不同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的课程。

    近二十年来书法发展表面看起来繁荣热闹，展览频频，出版物大量涌现，书法博士硕士培养人数逐年增多，建立多处书法名城等等；但是我们恰恰忽视了书法最基础最关键的幼儿训练，把它作为选修课，耽误了人生最重要的学书法的阶段。书法这门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成了兴趣和特长。家长希望孩子学书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功利思想，如在书法大赛中获奖可在中高考中加分等。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文化的承传不是一句口号。中青年一辈的书法研究与创作者，对传承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是最重要的坚持者。和前辈相比，他们的坚持未免要艰难得多。中青年书法家不仅需要不断充实和学习传统文化，同时也需要用已有的知识，来适应和感染社会，起到引领的作用。中青年年富力强，承上启下，有充足的精力，有着广泛而集中的话语权。如果中青年不仅从自身做起，还可以用自己的条件，号召和影响更多的人重视国家的“软实力”，那必将在社会上起到重要作用。

    书法不仅是写字，其深层所蕴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杆。文化不能遗传和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必须从小培养，必须要不断坚持，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孜孜不倦、点滴积累，耳濡目染、薪火相传，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

    汉字对中国文化来说，是母体，是源头，是根本。书法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弘扬传统书法事业，正是弘扬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化安全”的保障所在。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孙晓云（江苏省美术馆馆长）

    文化相对主义是看待不同民族文化的主要视角之一。文化相对主义是针对文化普遍主义提出的，后者认为欧洲文化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文化标准，其他文化只有进化为欧洲文化才会走出野蛮、步入文明。与之相较，文化相对主义放弃从整体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把握，认为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其合理性，文化的价值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文化相对主义反对文化形态间进行优劣比较，强调文化间不可比较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提倡尊重文化差异。

    文化相对主义为人们客观地认识多元的民族差异及历史演进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为后发达地区增强文化自信、保持文化独立和对抗“文化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文化逻辑。然而，就文化本身来看，文化相对主义也有其局限。

    在文化的产生和延续上，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因其特定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而有特殊的个性，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人完全适应客观环境的结果。一方面，这种观念忽略了文化创造主体的能动性。人的自我实现是文化产生的动力，也是文化的归宿。人在对自然的理性超越中，采取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塑造了人自身，从而产生了文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不断冲破各种障碍、超越自我，逐渐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忽视了文化的创造性和自我超越性品格。作为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表现为一定的历史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当下的行为方式。同时，作为有目的性的文化创造，文化还具有引领未来的超越性。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特征，就故步自封、放弃文化创造的能动性和超越性，否则文化相对主义就会成为一个民族进步发展的障碍。

    从文化的评价来看，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价值存在，文化价值评判的标准在于其自身，而且这种价值标准只对一种民族有效，对其他民族就失去了意义。这种价值自足的主张不但为某些文化中违反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现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为纵容自身文化糟粕的行为提供了借口。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因此，人的解放与发展程度即是评价一种文化价值高低的标准。从人类社会更替的现实来看，诸种封建社会文化之间可能并无价值高低的差别，但若同奴隶社会文化比较，封建社会因其对人的束缚更少，故而其文化价值更高。文化价值评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区分优劣，更重要的是它基于文化创造的超越性可作为一种导向和文化进步的推动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摘编自马彦超《文化相对主义的限度》）

    0这个后起的整数是否属于自然数？这在现代数学界仍有争议。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至少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算术中还不存在“整数零”这个数学概念。

    众所周知，相较于其他整数，“零”出现得相当晚。现代数学的整数符号0是印度人在公元5世纪发明的，传入中国就更晚了，中国先秦的古籍中，找不到任何表示这个整数的字眼，0根本没有出现过，“零”也只有“零落”一类的意思，尚未表示数字。

    学者研究指出，古代中国人是有类似“零”的概念的。比如中国哲学很早就有了“无”的观念，和“有”相对。再比如古人利用算筹进行计算时，会以空位表示该位“没有值”。但是，这些大多都是“空集”“空位”之类的观念，而非严格意义的“整数零”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扇水全关遗址出土了万余枚汉代简牍，其中一枚记录了如下一些数字：“负七、负五、负三、负一、得二、得四、得六、得八。”与之类似的是西北地区出土的几枚汉代简牍，这些木简应该是用于考核相关人员的工作绩效的。用现代数学常识来看，这种数数方法显得十分别扭，但对于汉代人而言，这样计数再平常不过了。他们眼中整数的序列，就像现代人乘坐电梯一样——从一楼往下一层，不是零楼，而是负一楼。抽象地说，在他们看来，整数不是现代定义中数轴上的点，而是数轴上的线段。通俗地讲，他们的整数计算就是“囫囵数字，论个儿数”（其实严格地讲，当时也还没有现代数学意义上的“正负”概念）。这种数学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风俗传统，直至今日仍有痕迹可循。

    从数轴的角度理解中国式的计时方法，所谓“两天”，只需要起点终点分别为第一天、第二天这两条线段的任意点，而不必积累满两个整天的长度。中国传统的服丧制度正是如此，按规定嫡子为父服丧须满三年，这里的三年是指二十五个月，而非三十六个月——因为无论怎么算，二十五个月都能经过三个“年线段”。既然正整数的概念均为缺少左端点的线段，且没有零的概念，自然计数的起始点就是一而非零了——计算岁数的方式正是如此，出生就算一岁，中国人的传统是没有零岁的，所以除夕出生的婴儿，大年初一就已经两岁了，这种计“虚岁”的古老方法，很多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其实这正是早期中国整数观念的孑遗。

    尽管整数的概念是数轴上的线段而非点，但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人仍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分数。出土的先秦秦汉数学文献中频频见到发达的分数计算。古代中国发达的分数计算与相对落后的整数观念并存了至少几百年，迟迟不产生“零”，尽管很难想象，却偏偏就是事实。

    数学界对0是否属于自然数的争论，当然都是从数学理论的角度出发的。不过，如果改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根据汉代出土简牍所见的情况，“零”的确既不能说是“自然产生的数”，也不能说是“数起来很自然的数”，确实一点也不“自然”。

（摘编自《汉简无“零”》，中国社会科学网）

    《周易》是中华文化在轴心期的一部光辉杰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智慧，在当今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易》认为，天地万物是以太极为本原的、秩序谨严的有机整体。此即《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蕴含的太极整体观。《易传・序卦》则在此基础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更加详尽、气势恢宏的宇宙图景。《易经》六十四卦便是对这个宇宙图景模拟所得的一套严整的象数符号系统。这些是对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主流思想的独特表达。由于宇宙万物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机整体，人作为宇宙万物中的一个成员，当然是宇宙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人在与自然相处时，应摈弃那种让人类走了很长弯路，只顾局部、短期利益的鼠目寸光式的行为方式，进而建立起一种从整体出发、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的现代行为方式。而这也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核心理念。

    在太极整体观的基础上，《周易》进一步指出，天地万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此之谓《周易》的生生不息观，即《易传》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和“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所显示的发展观。这告诉我们，由于宇宙是一个富有日新、无限发展的动态开放系统，因此，当今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也是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不必惊慌失措，悲观绝望。当然，我们反对对人类前途的一切悲观论调，绝不意味着人类可以盲目乐观、麻痹大意；恰恰相反，人类应该迅速警醒，从容应战，精诚合作，以顺利渡过难关。

    《易传》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其中的“天地”不应只狭隘地理解为蓝天、大地，而应看作代表宇宙间所有对立统一的两个事物，如天人、男女、上下、泰否、身心、内外等，《易传》以“阴阳”统称之。这就是说，如果阴阳两方面处于相互交感融洽的状态，则彼此都能亨通兴盛；反之，如果阴阳双方处于相互封闭隔绝的状态，则彼此都将走向衰败。此为阴阳交泰观。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的全球问题，实质上便是天人之间长期紧张对立的后果，是人把大自然当作可以任意宰割的沉默羔羊而一味征服索取、大自然对人的无知妄为“忍无可忍”而进行“报复”的必然结局，是传统发展观以物为中心、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诚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巴里・康芒纳所说：“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

    《易经》曰：“‘节’，亨；苦节，不可贞。”意思是说，保有节度则会万事亨通，若以节制为苦，则诸事不利，不必占问。《易传》进一步阐发说，以谈笑自若的大将风度履险蹈危，以随时使自己居于恰当位置的自觉意识保持节度，以居中守正的刚健气魄创造亨通；大自然正是因为保有节度才使四季得以形成并各有成就；人类也应随时使自己保持节度并形成严格制度，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此之谓《周易》的节以制度观。大自然的负荷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知足者富，知足常乐。为了使人类达到更高的生存质量，为了使人类能有更理想的生存环境，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时刻告诫自己注意节制。

（摘编自赵建功《〈周易〉的生态伦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