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重返”文坛，以老练精致素简的文风，开文坛之新风。在天地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的散文集《榆树村杂记》中，汪曾祺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解析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以此安抚疲惫的心灵。

    这本书，收录了汪曾祺创作“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榆树村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在汪曾祺住的高楼对面。那时，他隔一两天就从楼上下来，到村里的菜畦边走走，感受一下“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汪曾祺说：“现在菜地、菜农和房子都没有了，成了方庄小区，高楼林立。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全书共33篇文章，写他的旧事今况、旅行见闻、乡土民俗、花鸟虫鱼以及四方食事的方方面面的事。同时精选多幅彩图：有手稿，有书法，还有罕见书房作画原照等，读后让人久久难忘。

    汪曾祺的散文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这些散文皆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透露着最自然恬淡的灵气。从自况“七十书怀”到“天山行色”，再到“故乡的食物”，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情至性的热爱以及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和深深眷恋之情。如在《岁朝清供》中汪曾祺写道，在北京，“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汪曾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脉脉温情的打量，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书中专门谈吃的就有7篇，从狮子头、东坡肉到家乡高邮的鸭蛋，从名目繁多的各种鱼的滋味及吃法到荠菜、蒌蒿、马齿苋的做法，不厌其详。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

    汪曾祺散文真正的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读者圈中流行一名言：“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都爱他。”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空洞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在嘈杂而迷茫的时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1月9日，略有改动）

埃里克•史蒂文•兰德尔

郭晓强

    1957年2月3日，兰德尔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兰德尔从小就表现出对数学的极大兴趣，并且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数学天才，他在全美数学测试中获得第二名，并在纽约一所高级中学以最高等级毕业。17岁时，兰德尔就证明准完美数的存在，这项成就使他获得威斯丁豪斯奖学金，同时来到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学习，于1978年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兰德尔又因获得罗氏奖学金而有机会进入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于1981年获得数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兰德尔在数学方面一帆风顺，按常规似乎应成为一名数学家，然而他的个性却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兰德尔虽然喜欢纯数学，但不愿意将数学作为终身职业，这是因为钻研数学需要在清静的环境中，过一种僧侣般的生活，而兰德尔自认为不是一个好的修道士，他更喜欢和周围的人进行交流，因此他决定毕业后转到其他专业。

    1981年，兰德尔回到美国，通过普林斯顿大学一名教授的推荐，最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一份工作，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当时兰德尔对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这丝毫没有难倒兰德尔，他认为经济学比纯数学更适合自己，不足之处可通过业余时间自学来弥补。兰德尔自学能力惊人，并且在教学方面也具有超强的天赋，不久讲授经济学已得心应手并得到学生和同行的肯定，于1987年升任为副教授。在经济学方面已有所见长的兰德尔在工作中却发现经济学也并非他的最爱，因此决定再次寻找其他方向。

    一个偶然的机会，兰德尔的弟弟亚瑟给予兰德尔很大帮助。亚瑟的专业是神经生物学，他送给兰德尔一些神经生物学方面的论文。兰德尔虽然无法完全理解论文的含意，却已经被生命的巨大奥秘吸引，尤其是对DNA神奇的结构着迷，他再一次修改了自己的专业。缺乏相关背景的兰德尔选修了哈佛大学的生物学课程，同时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实验室里进行果蝇基因的克隆工作。兰德尔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在大街拐角偶然听到并理解了生物学，当然在坎布里奇大街上对生物学的讨论和对其他事物的讨论一样司空见惯。

    在一次演讲中，兰德尔偶遇麻省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家伯特斯坦，伯特斯坦已开发出从基因组中寻找导致简单疾病发生的单一基因的方法，当时正打算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研究多基因的人类疾病，如癌症、糖尿病、精神分裂症和肥胖等。兰德尔对此研究很感兴趣，因此演讲完毕后两人开始讨论如何将统计学应用于人类复杂疾病基因研究。不久，他们就有了大致的答案。由于兰德尔对遗传学的兴趣，1984年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第二年又成为怀特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员工，与伯特斯坦合作，开始遗传学的研究。兰德尔仍然是哈佛商学院的副教授，幸运的是他获得了麦克阿瑟奖学金(1987年)，使他能够在教授经济学的同时，还可以进行生命科学的实验。

    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的早期，兰德尔将自己在数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充分应用到生物学领域，这些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兰德尔开始使用新方法来革新传统的生物学研究，如利用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来进行遗传位点定位，并初步建立了人和小鼠的一系列简单图谱。兰德尔还开发新方法，从人类基因组中寻找有用的信息，从而能够发现复杂人类疾病的基础。不久兰德尔意识到没有全面分析人类基因组的工具，这些单一方法将毫无用途。兰德尔成功制备了早期人类全基因组的遗传图谱，该图谱包括大约400个标记物。这项成就使兰德尔于1990年获得NIH人类基因组计划首个资助，从而在怀特海研究所建立了“怀特海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基因组研究中心”，该中心成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兰德尔的工作经历也像他试图破译的DNA结构一样，呈螺旋结构，从数学到经济学最终到生命科学，他是当代罕见的科学天才之一。

(选自《遗传》，有删改)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鲁枢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李白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一个特征是多宏伟意象。他的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气势磅礴，雄奇壮伟。

    李白拥有极广的胸襟和极高的视野，他蔑视权贵，睥睨一世，这体现在山水诗中，便形成了开阔明朗、浩淼空旷的意境。他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二个特征便是意境开阔。“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高山随着平原的到来而逐渐隐去，大江汇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视野是何等的开阔。“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诗中的山水画面，写山的巍峨雄姿，写水的浩浩汤汤，视野开阔，一望无际，使人心旷神怡，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的大气魄、大气象。

    盛唐诗歌的神韵，被李白发挥得淋漓尽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指出了豪迈、飘逸是李白的一大风格。其山水诗中也有体现：“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那样美的湖水，那样美的传说，空灵、明净，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净的心境。“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字字流淌出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早在青年时期，他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登上政治舞台做一番惊天伟业，而后功成身退。他这种“功成身退”的生命理念，正是对盛唐时代精神的独特表达。他幻想“平交王侯”“一匡天下”，仰慕鲁仲连、郦食其、范蠡，希望在风云际会中能遏上明德圣主。在过于理想化的人生当中，现实生活当然不断遭受失败，但他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地升华了，带进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李白热衷功名，但是他傲骨铮铮，蔑视权贵，狂放洒脱。他渴望摆脱束缚，融入自然，毕生追求不受约束的逍遥的境界。在山水诗中也表现出他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最直接的表白。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称赞他的傲岸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人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

    盛唐时代的开放包容成就了李白，他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独立不羁的人格和豪放洒脱的气度，亦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把盛唐气象融合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运用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谱写了中国山水诗光辉灿烂的一页！

（选自陈立群《李白山水诗与盛唐气象》，有删节）

    春天万物复苏，面对烂漫春光，有人在“红杏枝头”品味春意，于“拂堤杨柳”陶醉氤氲春雾，有人却语竭词穷、词不达意，停留在“哇”“超赞”的简单感叹。尽管众人眼中的景色“远近高低各不同”，但网络语言风靡、文化内涵缺失的现象，不经意间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交流和情感表达。

    汉语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在表达上有简洁、生动、意蕴深长的特点。不说古诗词，单说日常用语就是如此，比如，单就一个“笑”字，就有前仰后合的大笑、勉为其难的苦笑、忍俊不禁的微笑、尖酸刻薄的嘲笑等区分，仅形容笑声就有“哈哈”“嘻嘻”“嘿嘿”“咯咯”“呵呵”“扑嚇”等区别。可以说，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多彩生活。而善用语言，不仅可以更好地说出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以百花齐放的语言实践，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主要表现在不会用复杂、微妙且精确的修辞，以及基本不会引用乃至创作诗句。正如网友所说，“有时候脑子里想一件事，无法很利索、饱满地说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一套固定句式或者很多夸张的语气词，看似个性实则雷同，既钝化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吐故纳新的文化积累。

    是我们的语言贫乏了吗？并不尽然。从存量上来说，我们词汇、句子、典故等语料的多少，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增量上说，网络语言等已有新的迅猛增加。与其说语言贫乏，不如说是表达上的一种偏爱。语言嬗变的风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走向。互联网时代争分夺秒，自然要求更直接的信息、更简洁的表达，信息洪流的湍急，也让同质化信息唾手可得，随手复制粘贴称得上高效。网络语言所创造的大量流行词、新句式、新修辞，在简化语言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因此，古诗成语也好，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着语言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来自常用常新。在一个新词汇层出不穷的时代，准确说出所思所想，比不假思索套用流行词汇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网络用语的风头正盛只是暂时的，真正拥有生命力的语言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大浪淘沙。只有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才能生机勃勃、经久不衰，造就语言的经典。

    更进一步看，身处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咬文字”，一段时间以来，从教科书上的“姥姥”“外婆”的称谓之争，到“远上寒山石径斜”“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诗词的古音讨论，如今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也空前复杂，在语言的吐故纳新中，倒映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互动。如何对待语言、如何更好表达，其实也是如何善待文化、对待生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丰富的表达去认清自我、认识生活，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感悟过去、探索未来，语言的河流就会奔腾不息，交流与沟通就能心心相印。

（选自盛玉雷《善用我们的语言宝库》，《人民日报》2019年4月3日）

材料一

借助大数据获得接受者的偏好，根据偏好行为“定制”文化产品，在影视剧创作方面有了成功尝试。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依靠大数据分析决定了演员角色的选择，满足了潜在观众的需求而赢得了市场。

当代不同门类艺术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数字技术的烙印。艺术品的经营和交易可借助区块链技术获得可信可回溯的数字凭证；人工智能进行艺术创作的尝试备受关注，“小冰”诗作绘画引发争议，AI作曲进入商用阶段……这些都让人们对艺术的未来发展产生无限遐想。人工智能作曲技术的不断深入，不禁让人联想，人工智能只是艺术家作曲的助手还是在未来争抢作曲家“职业”的替代者？作为专业工作者的艺术家们在新技术门槛前是更加无可取代还是一些古老职业消失的最后见证者？

（摘编自中国艺术报2020年8月4日《艺术因科技发展赋能更精彩》）

材料二

媒介技术仍在日新月异的升级迭代之中，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媒介技术有望实现艺术重塑。小说写作程序“电脑作家2008”以托尔斯泰的18部作品为基础创作《真爱》，行文风格仿若托翁再世：《再见，表情》等虚拟现实作品，将计算机图形等技术与新媒介叙事方法应用于艺术生产，产生震撼视觉效果。新媒介不仅是影响艺术生产的创新因素，而且是不断改变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技术力量，人机共舞的时代悄然降临。

新媒介突破传统文艺生产传播模式，为当代文艺繁荣开辟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前景。随着文化艺术产业链快速延伸，新的文化艺术生态呼之欲出，新媒介条件下的文艺创作生产也被寄予“创新性”“精品化”“新高峰”的期许。从新风扑面到佳作迭出，新媒介文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文艺创作生产在价值引领和审美引领方面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7月15日《新媒介赋能文艺创作生产》）

材料三

智能算法以一种所谓中立的“理性工具”面孔深度渗透到内容策划、拍摄乃至后期制作等多个环节，这在具有天然技术优势的网络视听平台上尤盛。例如，爱奇艺开发了面向项目策划环节的流量预测智能算法模型，还针对内容生产推出“艺汇”智能选角系统、AI智能剪辑，针对营销环节打造视频精彩度分析算法。智能算法背后的大数据运算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看似更为合理的参考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观众的喜恶和市场的走势。因此，智能算法规则下诞生的影视作品往往有着“吸金体质”。算法显示，影视作品要想上热搜、引发舆论讨论，设置具有话题热度的“热搜工具人”角色是比较稳妥的方法。于是，家庭剧里总要有个重男轻女、一味索取的长辈，或好吃懒做、依赖他人的兄弟姐妹；情感剧里一般都会出现看似楚楚可怜却工于心计的第三者，或者自私懦弱、处处留情的渣男。作品虽然题材各异，却都在算法的指导下，为脸谱化的人物设置程式化的剧情，打造一系列吸引眼球的话题标签，收割极为短暂的市场热度。

影视剧应当是有思想的艺术产品。而正是这种宝贵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使作品成为与众不同的“这一个”。而在算法规则里兜兜转转的“热搜定制爽剧”却千人一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影视创作者一味地通过智能算法来编织影视作品的骨架和肌理，无条件地迎合和满足大众的喜好，不仅将会使影视创作走入机械重复甚至倒退的“死循环”，而且将带着观众在“娱乐至上”的歧途中走入钳制自主思想的泥淖。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1年2月18日《“算法”定能“胜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