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陈敬刚

   一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该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是指该国在传统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积淀的全部法律的成果的总称。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传统社会法律设施为主的器物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古代法律规范、法律技术为主的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及以传统法律思想、法律观念为主的心理或意识层面的法律文化。其中，心理或意识层面的传统法律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传统社会业已形成并在后世得以传承延续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群体性认知、评价、情感表达和思维方式，深刻反映出该民族国家传统法律的内在精神及独特的价值观念。

   在法制现代化理论中，根据法治生成的基础与来源的不同，世界各国的现代法治可以被归为两类：“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在“内生型”法治国家中，其现代法治系由本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自然孕育、演化而来，两者之间的继承、传续关系十分明显，在基本精神与价值观念上相互契合、几无差异。相反，在“外生型”的法治国家，由于其现代法治的生成并非社会内部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借鉴移植、消化吸收他国法律制度才得以确立的，因此，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文化，其现代法治与本国固有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两种异质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将直接影响其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甚至构成其法制现代化事业成败与否的关键性因素。

   作为一个“外生型”法治国家，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传统与现代这两种异质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

   我国近现代法制起步于清末修律，主要方式是通过移植他国“先进”的制度文化来改造、重塑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以适应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外交往的实际需要，即所谓“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沈家本语）。尽管如此，应当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华法系的解体，本土生成的传统法律文化虽然在制度层面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中所包含的法观念、法意识作为某种“活”的法律文化积淀仍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法律思维与行为选择。我国现代法治在规范社会生活、构建法律秩序的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传统的阻力，难以从“纸面上”落实到社会成员的“行动中”，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理性反思百余年来法制现代化进程在目标、路径上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点和不足，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有效对接。

（节选自陈敬刚《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传统相声和相声传统

薛宝琨

    相声之所以采取最简易（也是最高妙）的对话聊天方式，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整合与沉积过程。文学史家们早就指出唐代由“参军”“苍鹘”扮演，“咸淡见义”“一主一从”的“参军戏”，就是“古代的相声”。但“参军戏”并没有直接向现代相声形式发展，而是从宋代“滑稽戏”开始，便向戏剧靠拢了。直至清末民初，相声才在吸纳诸多民间说唱技艺的根基上从戏曲中脱颖而出，从行当角色变为艺人本我，从情节的噱头变成叙述或评点的包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民族的喜剧意识。

    形式的背后是内容观念。数百篇的传统段子，几乎覆盖了近世以来北方市民生活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同是“性—情—理—心”这一群落文化心理纵向深入的过程。

    物态文化源于性。“食色性也”，这是人们生存的需要。传统段子展示了近世以来市民意识中比“天理”更重要的“人欲”。不是羞羞答答而是无所顾忌，不是蹙眉颦泣而是笑脸高扬。并且，在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性”中，凸显人性被扭曲的“喜剧性”。《梦中婚》做梦娶媳妇的幻觉、《醋点灯》无钱打油的荒唐，无不在“含泪的笑声”中嘲弄、批判现实。

    行为文化依于情。传统相声的世俗性决定了它要“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延揽人际行为的一切方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渗透一切人际关系。父子、夫妻、兄友的伦理秩序因世道骤变变得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化蜡扦》《五人义》等深刻揭示了伪善的可鄙、陋俗的可笑。

    制度文化据于理。“人理”就是“天理”。传统相声比近世任何一部谴责小说都毫不逊色地展示了这丑陋卑劣的社会变态：《贼说话》——“贼”没偷成反而“被偷”，《小神仙》举世皆穷唯江湖术士发迹变泰，描绘着人心不古的一切。

    精神文化归于心。传统段子在《当论》《酒论》《赌论》《哭笑论》这诸多“论”中，抒发并释放了市民的愁绪，表述了人们朝不虑夕、六神无主的生存尴尬。《当论》揭露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是怎样乘人之危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一件皮袄到了当铺往往被贬得一文不值。各种生意，无论是大是小，都以损人利己为目的。

讽刺是传统相声的光华。传统相声的讽刺由情及理，以理驭情，始终遵循“婉而多讽”的方式。即使对贪官污吏的讽刺，也都令人感到铸就其性格堕落的社会和历史阴影。传统相声还充满着自嘲和自省精神，就在这一省一嘲之间坦露胸怀，寻找心灵的自由，“引起疗救的注意”。

    显然，作为市民艺术的传统相声，始终在世俗的沟壑里滚动，沾染上许多旧世界的尘埃不足为怪。尤其是深入骨髓的“小市民”趣味，更是其致命的地方；但情趣的提高，当伴随整个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

辉煌与寂寥：墨家学派衰落成因

赵建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当时学者以儒墨并称，非儒即墨．二家并为显学。然而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生平事迹已经开始变得模糊，或者说遭到漠视。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人皆立传记，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最后对墨子附以24字的内容，简略不备而又含糊不明。在秦汉之后，墨家几乎再无传人。

    盛极一时的学术流派突然衰落，这是一个颇有意味、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窥其原因。

    首先，就其根本而言，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或者说就是一种空想。墨家思想有着十分严密的逻辑关系，其最根本的主张是兼爱，几乎一切观点与主张皆由此生发：因兼爱而非攻，反对战争；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少数贵族的奢侈生活必然会导致下层民众的贫困．故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儒家礼制的繁琐与用度之多又与此相冲突，故墨家非儒；尚同与尚贤是墨家的为政之本，是针对当时天下混乱的形势而提出的政治纲领，其实质也是为了贯彻其兼爱的主张。

    那么，作为其出发点与立足点的兼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张呢？墨子认为，天下一切混乱皆起自不相爱。解决的办法是，使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家、国若其室、家、国．则可消灭一切祸乱之源头。（《墨子，兼爱》〉但正如《汉志，诸子略》墨家类小序所云，“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这种无差别、一视同仁地爱一切人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实际也忽略了宗法制度、血缘关系的社会现实，墨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图景可望而不可即，不可能实现。

    其次，一种学说往往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层面，二是实践层面。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比较有影响的多是实践性的主张，但其思想的深度不足。因此，一旦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出路，这种学说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秦汉之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墨家的主张不符合新秩序的要求，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走向衰 落；而同为显学的儒家学说则恰恰相反，获得了空前发展，二者命运迥然不同。

    同时，墨家的主张对人在实践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往往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庄子对墨子的人格非常欣赏，但他仍客观地指出：“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肢、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庄子还评价墨家非乐、节葬、节用诸说曰：“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墨子对于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他自己虽能做到，但无法为天下人普遍接受．所以实际上恰恰偏离了圣人之道。

    最后，一种学说要想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等．其学说都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地注入新的内涵。除创始人外，还不断涌现出重要的代表人物．使本学派的理论有大的推进，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等。反观墨家，墨子之后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影响的人物也没有提出超越墨子的理论与学说。所以，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墨家学派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删减）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到人类文明的宏大背景，寻求文明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现青花瓷展开的契机和过程，与16世纪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时空巨变有着紧密联系。

    16世纪，明代一边是白银货币化，货币经济需求日益增长，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急剧变化；另一边是市场经济加速萌发，使得瓷业生产达到一个高峰，青花瓷由此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长机遇。嘉靖朝以后，伴随晚明社会变迁急剧发展，人们的主流审美取向发生了由单色釉向彩色釉主体转化的趋向。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大量生产和流行，逐步取代了单色釉瓷市场的份额，占据了瓷器的主流地位。而至万历时大批量生产，由海外市场所激发，东南沿海新的青花瓷窑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形成了青花瓷遍及全国的实态。青花瓷的空间发展轨迹说明，在文明成长过程中，青花瓷完成了从地方向大一统国家的扩展，其成长不仅是自身的纵向繁衍，还在对域外的横向传播中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得到了域外的认识和交融发展。在内外市场环境的互动作用下，青花瓷的展开，见证了世界进入到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从传播范围来说吧，青花瓷达于亚、非、欧、美各地；就从事贸易的商船而言，包括中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船只。

    若从时间上看，16世纪是中西开始直接交往的世纪。随中西直接交往发生的是西传欧洲的享誉世界的瓷器交流。迄今为止，学者普遍熟知青花瓷在日本、安南的大量仿制活动，也了解青花瓷传入欧洲后，促使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地区大量仿造青花陶器的历程，更清楚的知道欧洲直至1710年德国迈森成功研制出瓷器。但是，对于率先将青花瓷传入欧洲，开启了中国风的葡萄牙于17世纪初已产生了青花彩陶规模生产的事实，却鲜为了解——青花瓷出现在欧洲和美洲乃至世界各地人们的家庭与餐桌上，替代了以往的银器、陶器和木器，这种事实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文明交流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的传递与融通汇聚于其中。

    梳理青花瓷的时空巨变轨迹，无疑可清晰的看出，青花瓷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明流播，不仅向全球展现了中国辉煌的制瓷技术，还展示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明。更重要的是独步世界的中国青花瓷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文明是怎样成长的，中西文明的相遇不只具有血与火的洗礼和文明的冲突，也有着文明的融通与交织成长，从而构成了一部新的全球史。

（万明《明代青花瓷的展开：以时空为视点》）

    “拙”是中国艺术的灵魂，它是艺术中的一种根本性趣味，在中国不懂得“拙”，就不知道怎么做建筑、造园林，刻印章，写书法、画图画、品戏曲，拙跟巧是相对的，老子讲“大巧若拙”，大巧是最高的巧，拙是不巧，最高的巧是不巧，他的意思并不是要追求不巧。一般来说，人总是喜欢追求巧，而不喜欢不巧的东西。如工艺，就是追求巧的过程，但古代有一句话叫“大匠不斫”，是说最有本事的工匠人，没有雕琢的痕迹。

    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是清代康熙到乾隆时期一个著名书画家，他把中国古拙传统推到极高地步。他曾在一幅梅花图上用他特有的古隶题有七个大字：“损之又损玉精神。”“玉”是梅花，“损之又损”来自老子：“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的道是“损”道，“为道日损”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定律，是要从表象世界走向真实世界，追求内在的东西，“损”道不是做减法，“损”道就是拙道。

    中国人特别喜欢石头，“石头”也呈现了一种拙趣。老子说：“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老子不愿做一块琭琭的美玉，虽有令名，但经过刮垢磨光的无数次打磨，成了被塑造的对象，这样就是有为，背离自然之旨。他宁愿“珞珞如石”——做一块坚硬的未雕的石头。

    儒家好玉，道禅好石，两种不同的思想指向，正好反映对秩序的不同看法，也体现出不同的人格指向。没有理性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缺乏礼仪的人生是粗鄙的人生。但当知识、理性、礼仅发展到与人的真实生命追求相反的程度时，就成了人的生命的负面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种思想都有价值，相互补克，以成传统中国思想之大观。

    文人艺术对假山有一种偏爱，它有特别的美感。假山是人们运用石科“叠”的、“掇”的，做出一片风景，也演绎着创造者的一片灵心，真正的叠石者，不是简单的“石工”，而是独抒性灵的艺术家，杂乱之石，叠起胜景，配之以明花疏树，建之以陂陀平间，引之以涧瀑清泉，幕之以藤情蕉影，再辅之以蓝天自云，月上柳稍。

    假山的美就是“拙”，“拙”就是把巧的东西去掉，把目的性的东西去掉，要巧夺天工。明代计成强调：一切艺术都是人作的，作得就像没有作过一样，作得就像天工开物。他突出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思想，一切艺术都要在遵循自然的原则下规避人工秩序。这里面正体现出一种追求“拙”——天趣的精神。

    所以，大巧若拙不是愚蠢哲学，而是让你放弃外在目的性的攫取，追求内在真实的体验。

    2017年，7.71亿人次参加各类科普活动,平均每96.6万人拥有一个科普场馆;科普网站、科普类微博和公众号等互联网传播渠道触达人次超过60亿——不久前公布的这份中国科普统计数据,呈现出人们内心科学梦的快速生长、公众科学素质的日益提升。

    大力开展科学普及、不断增强公众科学素质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期冀和创新的渴求。改革开放40年来,科普事业在科学的春天里恢复生机并蓬勃发展,公众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缩小,有效支撑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了快速提升阶段。到2018年,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8.47%,为实现2020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科普自身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质量越来越高。2013年6月20日,离地球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上,神舟十号航天员为全国青少年带来神奇的太空一课，一同领略奇妙的太空世界，激发了孩子们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热情与梦想。科普活动参与度越高,越有助于科学素质的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越高，越能够推动科普事业的水涨船高。二者的良性循环，无疑会涵养出科学事业和创新驱动战略的一片沃土，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人才和高素质创新大军。

    从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到尊崇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科学素质的提升既关系每个人成长,也关乎国家乃至人类的共同命运。意识到人类在“宇宙年”最后一天的晚上才出现在地球，或许就会多一分对生命的理解；认识到从发明天文望远镜到在月球踩下脚印只用了几百年时间，可能会更深刻了解科学的重要性，并对创新旅程充满信心。实际上，只有公众科学素质的大力提升和普遍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才会获得更牢固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像有调查显示，尽管人们担忧人工智能会带来潜在风险，但依然有超过90%的被访者赞成“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类工作效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这说明，公众充分理解和广泛参与科学,才能够在有关科学伦理等争议性事件中明辨是非。

    科技的发展没有止境,科学素质的进步也不会停歇。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的当下，生命科学、人工智能、星际探索、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浪潮,正不断刷新着原有知识体系和认知维度。科学突破的周期越来越短，一次新发现、新突破,很可能就会改写教科书。因此，科学素质的提升需要及时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有科技人士指出，公众科学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仍然是我国创新发展的“短板”,同时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优质科普资源明显供给不足，传播方式和能力还有待提升，科学精神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让更多人具备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仍是一个长期的、富有挑战性的过程。

    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政府、教育界、科学共同体和企业、媒体等形成有效协同的社会网络,加上运用好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有机结合的机制，发展科普产业，拓展社会公众参与、互动、体验渠道，相信全民科学素质将会进一步提升，创新发展活力会进一步激发，从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摘编自余建斌《让科学素质跟上科技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