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衣花旦

海飞

    村主任在县剧团找到青衣和花旦的时候是下午，她们正在练功房里练功。她们看到斜阳把村主任的脸劈成了半明半暗的两半。村主任很年轻，但是穿得很土。村主任说我是球山村的村主任。她们就问球山村在哪儿？村主任说球山村在很高的山上。她们这才看到年轻的村主任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黄泥。村主任看到了她们的目光，就很局促地移了移自己的脚步。村主任又说想请青衣和花旦去村里唱一场戏，清唱就行了。青衣和花旦相互看了看，她们不愿意去，她们就说我们要收钱的。村主任说收就收吧。她们说很贵的，村主任问多少？她们就说了多少。

    沉吟了许久，村主任说，贵就贵吧。她们说，我们怎么去，得坐车吧，还有山路怎么吃得消走？村主任说，我们早就有人等在山脚了，我们准备了轿子。如果你们不去，那么我也不回去了，请不到你们村里人不准我再回去。青衣和花旦对视了一眼，只好点点头。

    于是她们就去球山村。跟着村主任乘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一座山脚时，看到了两乘简陋的轿子，她们就上了轿。又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她们终于到了那个叫球山村的地方。许多村民围过来看，他们的表情很蒺然，他们没有看过穿得这么光鲜又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青衣和花旦往山脚下一看，怎么也没见底，云雾一片。青衣和花旦就面面相觑，吐了吐舌头。

村主任指挥着大家干这干那，村主任说去把大爷、大婶接来，那两乘小轿就又开始工作了。 简易的戏台已经搭了起来，村主任在家里招待青衣花旦吃过晚饭后，就陪着她们去了晒场戏台上点起了松明灯，台下也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把，全村人都赶来了。青衣花旦就上台，她们是收钱的，而且也不便宜，所以她们唱得很认真很卖力。

    她们唱了很多折子戏，从《楼台会》到《送凤冠》，又从《宝玉哭灵》到《黛玉葬花》。她们看到台下第一排坐着一对老夫妇，四周站满了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村主任站到了台上，松明灯噼噼啪啪的响声中，村主任中气很足地说：乡亲们，从今后，桂子的爹妈就是我们球山村人的爹妈!台下一片寂静，一会儿，呼声如潮：桂子的爹妈就是我们的爹妈!青衣和花旦被吓了一跳，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她们看到坐头排的老夫妇的眼里泪光一闪一闪。

    然后她们接着唱，唱到月上中天，就结束了。村里人渐渐散去。村主任安排青衣和花旦住他对象家。村主任的对象长得很俊，一双大眼睛，两根大辫子。在对象家门口，村主任对她们说，你们先住下，明天一早我和你们结了账，然后派轿子送你们下山。青衣和花旦就说，好的。

    青衣和花旦与村主任的对象很聊得来，对象送给她们自己剪的剪纸，说可以贴窗花。青衣和花旦家里的铝合金窗不需要贴窗花，但是她们还是收下了。

    第二天早上村主任来对象家送青衣和花旦下山，却四处没找到人。村主任的对象也急了，说，怎么会找不到?村主任说，你们昨天什么时候睡的?对象说不知道反正睡得很迟。村主任说你们说什么了吧。对象说她们问我桂子是谁，我就说桂子是我们村的小伙子，去外面当了兵，在洪水里救一个女人时被淹死了。骨灰送回来，明天就要下葬。桂子爹妈爱看戏，我们全村人凑钱请了你们来唱戏，算是代桂子孝敬他们二老的。村主任说，她们两个嫩女娃子，这么高的山，她们能走到哪儿去?

    后来村主任的对象在八仙桌上看到了一小沓钱，旁边还留了字：桂子和我们一样，也是20岁。桂子爹妈也是我们的爹妈。演出的钱我们不能收，这点钱就算是桂子孝敬爹妈的。不用再找我们了，我们自己能下山。落款是：青衣花旦。

    村主任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蹿了出去。不一会儿，两乘小轿出现在弯弯的山道上，快得像风一样。

                                               （选自（（中国小小说300篇》）

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1918年其父贝祖贻出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贝氏在香港度过了他的童年。1927年父亲调职，举家搬至上海。中学读于上海。1935年被父送往美国宾州大学攻读建筑。后转学麻省理工学院，1940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在求学其间贝氏埋首图书馆，努力吸收欧洲近代建筑相关的资讯，并且获得学校举办的优秀设计奖，激励了他对建筑的兴趣，使他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理念，主导着贝氏一生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内庭，内庭将内外空间串连，使自然融于建筑。上海美术馆是贝氏的毕业设计，严谨的平面间错安排了数个内庭，使之观感为各个不同艺廊的背景，将自然引入室内是他的设计特点。“让光线来做设计”是贝氏的名言。

    1958年贝氏成立了个人的建筑事务所，开业以来几乎每有工程竣工，就受到建筑界的注目，获得荣耀。半个世纪以来，单是他在美国的50项设计中，就有24项获得大奖。

他能在非议之中屡创建筑奇迹。巴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是法国密特朗时代最辉煌的建筑，这位列“当代建筑的十大奇迹”之首的作品是贝聿铭的得意之作。80年代初，法国总统密特朗决定改建和扩建世界著名艺术宝库卢浮宫。总统出面，邀请世界上15个声誉卓著的博物馆馆长对应征的设计方案遴选抉择。结果，有13位馆长选择了贝聿铭的设计方案。

    法国建筑公司Grands Travaux的艾米利•比亚斯尼(Emile Biasini)认为，贝聿铭是负责卢浮宫金字塔工作的理想人选，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了解古代文明”，而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能够鉴赏现代”。记者问贝聿铭，在美国度过了75年后，他还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吗？“我从来不忘中国，”他立刻回答，“我的家族在那里居住了600年。”

    他设计用现代建筑材料在卢浮宫的拿破仑庭院内建造一座玻璃金字塔，不料此事一经公布，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认为这样 “既毁了卢浮宫，又毁了金字塔”。但是密特朗总统力排众议，还是采用了贝聿铭的设计方案。同年，他获得了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茨克奖。人们称赞：“卢浮宫院内飞来了一颗巨大的宝石。”

    他多变的是设计，不变的是中国心，虽贝氏受西式教育受美国影响甚巨，但他认为中国是他的根，于是他开始为中国建筑作贡献。他提出，应严格控制北京古城区的建筑高度，以保持从故宫向外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1978年，他就谢绝了一个在故宫附近设计高楼的邀请，而选择到远离市区的香山设计香山饭店。他秉承一贯的认真、细致的作风，多次到香山勘察地形，攀登峰顶，俯览周围环境，还不辞劳苦地走访了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承德等地，考察当地的大建筑和园林，最后采取了建筑一系列不规则院落的布局方式，使它与周围的水光山色、参天古树融为一体。

    1984年，贝聿铭为香港中国银行设计了一座70层、高315米的大厦。这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也是当时美国以外的世界最高建筑物。这固然因为他的父亲是香港中国银行的最早创办人，使他对这项建筑有一种亲切感，但他更强调的是：“这座大厦在香港是中国的象征之一，应该让它‘抬抬头’，要显示出点风格和气派，这也是中国的骄傲。”这幢高楼事实上亦象征着贝氏事业的巅峰。

（文章引用自《设计之家》）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兆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起，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嚷嚷着帮忙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儿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服都和上泥水和汗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说这围墙很好看。”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朦朦胧胧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都赞不绝口。会议上专家们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围墙门口进进出出，忙得飞起。不知道他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有删改）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杨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

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

    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我去香港两次，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浸会大学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作家进行文学交流，主题是“大自然和写作”。为此浸会大学组织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如去西湾爬山，去大屿山的小岛看渔民的生活。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有一天下午，走出地铁站后，觉得困倦难当，就到对面的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里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当参加座谈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十一月上旬，我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儿媳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材料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审美标准的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凤”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2018年10月4日）

材料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2017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