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龙应台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丽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漏沙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衡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上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上挂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新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寮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有删减）

水袖之痛

肖复兴

    胡文阁是梅葆玖的徒弟，近几年名声渐起。作为梅派硕果仅存的男旦演员，胡文阁的声名无疑沾了梅派的光。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唱得确实不错。六年前，我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是在长安剧院，梅葆玖和他前后各演一折《御碑亭》。坦率地讲，说韵味，他还欠火候，和师傅有距离；单说声音，他要比师傅更亮也更好听，毕竟他正当年。

    其实，我对胡文阔的兴趣，不仅在于他梅派男旦的声名和功力，还因为听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往事。

    20世纪80年代，他还不到20岁，在西安唱秦腔小生，却痴迷京戏，痴迷梅派青衣，便私下向名师李德富先生学艺。青衣的唱腔当然重要，水袖却也是必须苦练的动夫。四大名旦中，水袖舞得好的，当数梅、程二位。水袖是青衣的看家玩意儿，它既可以是手臂的延长，载歌载舞；又可以是心情的外化，风情万种。那时候，不到20岁的胡文阁痴迷水袖，但和老师学舞水袖，需要自己买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做水袖。这一匹七尺长的杭纺，当时需要22元，正好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为了学舞水袖，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也是值得的。但关键问题是，那时候，胡文阁的母亲正在病重之中——他很想在母亲很可能是一辈子最后一个生日的时候，给母亲买上一件生日礼物。但是，他已经没有钱给母亲买生日礼物了。在水袖和生日礼物两者之间，他买了七尺杭纺做了水袖。他想得很简单——年轻人，谁都是这样，把很多事情想得简单了——下个月发了工资之后，再给母亲买件生日礼物。在母亲的病床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对母亲说了。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嘶哑着嗓子，“呃呃”地不知在回答他什么。然而，无情的病魔没有给胡文阁补上母亲生日礼物的机会。母亲去世了，他才明白，世上有的东西是补不上的，就如同落到地上的叶子，再也无法如鸟一样重新飞上枝头。

    3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胡文阁都非常后悔。水袖，成为他的心头之痛，是扎在他心上的一根永远拔不出来的刺。

    胡文阁坦白道出自己的心头之痛，让我感动。

    我们也常常会面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事业、爱情、婚姻、子女……我们觉得每件事都比父母重要。即使在母亲病重的时刻，胡文阁还觉得自己的水袖更重要呢。

    都说人年轻时不懂爱情，其实，年轻时是不懂亲情。爱情，总还要去追求，亲情只要伸手接着就是，那么轻而易举。问题是，胡文阁还敢于面对自己年轻时的浅薄，坦陈内疚——多少孩子吃凉不管酸，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起父母的地方，没有什么心痛之感，而是将那一根刺当成绣花针，为自己绣出美丽的图画。

    想起我的父母，我常常会涌出无比惭愧的心情，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觉得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父母总是被放在了后面。记得当初母亲从平房搬进新楼之后，已年过80，腿脚不利索，我生怕她下楼不小心会摔倒，便不让她下楼。母亲去世之前，一直想下楼看看家前面新建起来的元大都公园，总是兴致很高地对我说：“听说那里种了好多月季花！”正是伏里天，我对她说：“天凉快点儿再去吧。”谁想，没等到天凉快，母亲突然走了。那时候，总以为父母可以长生不老地永远陪伴着我们。我们就像蚂蟥一样，趴在父母的身上，理所当然地吸吮着他们身上的血。

    我不知道，如今的胡文阁站在舞台上舞动水袖的时候，会不会在一瞬间想起母亲。不知道为什么，自从听到他讲述自己这件30多年前的往事之后，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电视里，再看到他舞动水袖的时候，我总有些走神，忍不住想起他的母亲，也想起我的母亲。

（原载《今晚报》）

    “我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告您，密哈益·沙维奇。您是青年人，您前途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十分小心才成；您却这么马马虎虎 ， 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什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还会有好下场吗？”

    “讲到我姐姐和我骑自行车，这可不干别人的事。”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

    别里科夫脸色苍白，站起来。

    “您用这种口吻跟我讲话，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他说，“我请求您在我面前谈到上司的时候不要这样说话；您对上司应当尊敬才对。”

    “难道我对上司说了什么不好的话？”柯瓦连科问，生气地瞧着他。“请您躲开我。我是正大光明的人，不愿意跟您这样的先生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背地里进谗言的人。”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地穿大衣，脸上带着恐怖的神情。这还是他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

    “随您怎么说，都由您好了。”他一面走出门道，到楼梯口去，一面说，“只是我得跟您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了，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人家误解以致闹出什么乱子起见，我得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报告校长——把大意说明一下。我不能不这样做。”

    “报告他？去，尽管报告去吧！”

    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

丁大厨

金鸿

    “爸，你就出山一回吧，否则，我怎么买房子啊？”儿子丁盛说。

    “老丁，不是我说你，上个电视节目有这么难吗？咱们家那点存款，离买新房还悬空八只脚呢！”老婆梅阿姨叹着气。

    丁大厨看看他俩，又摸摸早磨掉了黑漆的椅子，瞧瞧被烟火熏得发黑的白墙，墙上挂着丁大厨与著名评弹演员老顾、著名画家老章的合影。他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双喜”香烟，抽出一根，点燃了，猛吸了几口，说话了：“豁出去了。为了盛盛，参加！”

    丁大厨决定参加的是电视台搞的民间厨艺达人秀，年度总冠军可以赢取房地产商赞助的一套新房。丁大厨退休前只是一家单位食堂的烧菜师傅，他的师父倒曾在松鹤楼、得月楼等著名餐馆里当过厨师，他也得了些真传。过年的时候，桃花坞的木刻年画张贴在木门上，苏式红灯笼高挂在门口，客厅里高朋满座热热闹闹，丁大厨一个人在厨房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也不觉得累。凡是到过丁大厨家的亲戚朋友，无不夸他的苏帮菜地道，味道好。

    丁大厨报了名就后悔了。万一自己烧的菜不被评委认可，一世英名可就毁了。想了半天．他想不出好法子．便把小舅子梅教授请来喝酒。梅教授啜了一口丁大厨泡的青梅酒后，缓缓道：“现在饭店里的苏帮菜已经不正宗了，你只有返璞归真，烧最最正宗的苏帮菜，才有机会获胜。”丁大厨笑了：“不瞒你说，我只会烧苏帮菜，其他的，我也不太会。”梅教授说果真如此，便已成功一半。

    丁大厨又问梅教授烧哪个菜。梅教授问“苏”字的繁体字怎么写，丁大厨说草头下面一个鱼一个禾。梅教授激动地拍了下桌子道：“没有鱼没有米，就不是苏州了。如今烧菜，自然是烧鱼啦！”

    比赛倒也顺利，丁大厨凭借一道“火夹鳜鱼”拿了周冠军，又凭着一道“红烧划水”拿了月冠军，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丁大厨依旧侍弄侍弄花草，喝喝老酒听听评弹，偶尔给上门的朋友做几个菜。

    年度总冠军比赛那天，除了自家亲戚，老顾、老章都亲临现场为丁大厨加油，引得人群一阵激动。丁大厨准备烧“松鼠桂鱼”，这道菜是苏帮莱的经典名菜，丁大厨的师父得过名家真传，也是丁大厨的拿手绝活。可当他去取鱼时傻眼了，定好的鳜鱼变成了鲈鱼。他立刻找到主持人说明情况，主持人一听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丁大厨急忙跑下台想叫儿子去换鱼，但时间明显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一旁的老顾说：“老丁啊，你也别着急，我们苏州老话不是说‘甜中意，咸欢喜’吗？鳜鱼也好鲈鱼也好，都是鱼，只要年年有鱼，日子就好过……”丁大厨点头笑了笑，返回到了台上。看着盆里悠游的鲈鱼，想到烧菜的快活逍遥，他从容地开始操作起来……

    轮到丁大厨介绍自己的菜了，原来他烹制的是“清蒸鲈鱼”。底下有观众发出了嘘声．因为这道菜简单易行，堪称家常菜。他让评委尝尝味道，评委说，这“清蒸鲈鱼”做得太妙了。鱼的味道酸甜苦辣成都有，似乎用了特殊的调汁，太与众不同了。丁大厨缓缓道：“这便是家乡的味道。亲人朋友离世了谓之酸，大家一起喝酒聊天谓之甜，朋友远离家乡谓之苦，生活艰辛谓之辣，说点风趣的话谓之咸。我做的这道‘清蒸鲈鱼’，好多朋友都品尝过。我有位画家朋友老章，曾经到外国去打拼，但是有一天，他说忽然想吃我烧的鲈鱼，于是就回来了，现在他就在现场。”，观众们的视线都投向老章，他立刻站起来，向丁大厨鼓掌致意。现场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宣布得分时，丁大厨的后援团开始紧张了，台上的丁大厨倒是一脸坦然。分数出来，丁大厨以0.1分之差屈居亚军，获得了十万元的奖励。

回到家，在老顾的评弹声里，丁大厨啜了口老酒，呵呵笑道：“我爸在世时，曾与我说过一副对联：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便是称意。能拿到亚军，还有十万元奖金，我已经很知足了。过几天，让盛盛拿着这钱去付个首付，房子小一点没关系，够住就行。”

    老章举起了酒杯，说：“丁大厨不愧是丁大厨。干杯！”

鸡毛

汪曾祺

她是一个住在西南联大里的校外人，她又的确是西南联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昆明大西门外有片荒地，联大盖新校舍，出几个钱，零星的几户人家便搬迁了。文嫂也是这里的住户，她不搬。可她的两间破草屋戳在宿舍旁，不成样子。联大主事的以为人家不愿搬，不能逼人家走。跟她商量，把两间草房拆了，就近给她盖一间，质料比原来的好。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给她盖个鸡窝。

宿舍旁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学生们没觉得奇怪，都叫她文嫂。她管这些学生叫“先生”。时间长了，分得出张先生、李先生……但没有一个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人老实，没文化，却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

她的屋门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她靠给学生洗衣物、缝被窝维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门前两棵半大的榆树之间拴了两根棕绳，拧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夹紧在两绳间，风把这些衣服吹得来回摆动。大太阳的天气，常见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丰茸齐整而极干净)缝被窝，一针一针，专心致志。为避嫌疑，她从不送衣物到学生宿舍里去，让女儿隔着窗户喊：“张先生，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窝！”

文嫂养了二十来只鸡。青草里有虫儿种种活食，这些鸡都长得极肥大，肯下蛋。隔多半个月，文嫂就挎了半篮鸡蛋，领着女儿集市去卖。蛋大，红润好看，卖得也快。回来时，带了盐巴、辣子，有时还用马兰草提着一小块肉。

文嫂的女儿长大了，经人介绍，嫁了一个司机。她觉得这女婿人好。他跑贵州、重庆，每趟回来看老丈母，会带点曲靖韭菜花、贵州盐酸菜，甚至宣威火腿。女婿答应养她一辈子。文嫂胖了。

文嫂生活在大学环境里，她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却隐约知道，这些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尽管先生们现在并没有赚大钱、做大事、好像还越来越穷。

有个先生叫金昌焕，经济系的，算是例外。他独占宿舍北边一个凹字形单元。他怪异处有三点：一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二是从不买纸，三是每天吃块肉。他的床上拉了几根铁丝，什么都挂在铁丝上，领带、鞋袜、墨水瓶……每天就睡在这些丁丁当当东西的下面。再穷的学生也得买纸。金先生从不花这个钱。纸有的是！联大大门两侧墙上贴了许多壁报、学术演讲的通告、寻找失物的启事，形形色色。这些通告、启事总有空白处。他每天晚上带一把剪刀，把这些空白处剪下来，并把这些纸片，按纸质大小、颜色，分门别类，裁剪整齐，留作不同用处。也不顾文告是否过期。他每晚都开夜班，这伤神，需要补一补，就如期买了肉，切成大小相等的块，借了文嫂的鼎罐(他用过鼎罐，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在学校茶炉上炖熟，密封在一个有盖的瓷坛里。每夜用完功，打开坛盖，用一支一头削尖了的筷子，瞅准了，扎出一块，闭目而食之。然后，躺在丁丁当当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到了四年级，他在聚兴诚银行里兼了职。晚上仍是开夜班，搜罗纸片，吃肉。自从当上了会计，他添了一样毛病，每天穿好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同屋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金先生不在乎，他要毕业了，在重庆找好了差事，就要离开西南联大，上任去了。

这时，文嫂丢了三只鸡，一只笋壳鸡，一只黑母鸡，一只芦花鸡。这三只鸡不是一次丢的，隔一个星期丢一只。文嫂到处找过，找不着。她又不能像王婆骂鸡那样坐在门口骂——她知道这种泼辣做法在大学里不合适，便一个人叨叨：“我的鸡呢？我的鸡呢？”

文嫂出嫁的女儿回来了。她吓了一跳：女儿戴得一头重孝。女婿从重庆回来，车过贵州十八盘，翻到山沟里了。母女俩顾不上抱头痛哭，女儿还得赶紧搭便车到十八盘去收尸。

女儿走了，文嫂有点傻了。但她和女儿还得活下去，还得过日子。有很多先生毕业，要离开昆明，临走总得干净干净，来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就多了。有的先生临走收拾好行李，总有一些带不了的破旧衣物，叫来文嫂，随她挑拣。然后她就替他们把宿舍打扫一下。

金昌焕不声不响地走了。同屋的朱先生叫文嫂过来看看，这位“怪现状”是不是也留下点值得一拣的东西。金先生把一根布丝都带走了，他的王国空空如也，只留下一个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照样替金先生打扫，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惊叫了起来：床底下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

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啊呀天哪，我寡妇无业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我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你咋个要偷我的鸡呀！”

她哭得很伤心，很悲痛，好像把一辈子所受的委屈、不幸、孤苦和无告全都哭了出来。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选自《汪曾祺经典小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