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舍的礼物

刘文艳

    ①随着时光的推移、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加、生活的丰富，属于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多。许多东西留之无用，弃之可惜；也有许多东西留之有用，但用处不大，却难以摆脱牵挂之念，甚至是为物所累，疲于整理，使生活变得很不轻松。

    ②女儿工作在外地，今年春节回家，与我一起探讨人与物的关系。她的话耐人寻味：“我们在与物建立关系时要十分慎重，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一旦与物建立了所属关系，便难以割舍，难以割舍的东西越多就越累。因此当你要割断与物的关系时，一定要毅然决然，否则就根本割舍不掉，割舍不掉就为物所累。”我很赞同她的观点。于是她帮我收拾出许多衣物、书籍和一些积攒起来的生活用品，并确定哪些送与何人，捐赠何处。因为有了与物品割断联系的理念，我也毫不犹豫地支持女儿的清理行动。

    ③但也有例外。有两件东西已经被女儿理所当然地清理出去了，我却又把它们捡了回来。这两件东西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也不是稀有之物，就是两双拖鞋。然而在我看来，这两双拖鞋的意义却非同一般。那是我一位非常要好的同学亲手做的，鞋面是用钩针钩织出来的，里面的一针一线都饱含着深深的感情。这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意，难以用物质的价值来衡量。

    ④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辽宁北票二中读书。当时我与班里的一位女同学非常要好，她也是我最为欣赏的同学之一。她学习成绩好，经常在班里名到前茅。她还多才多艺，会唱歌，会识谱，舞蹈也有造诣。她对我也十分亲近。

    ⑤当然，我们俩十分要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着差不多的家庭背景，当时我们都是农村户口。高中毕业时，城市户口的同学都分配了工作，只有我和她两个女生没分配工作，因为是农村户口，毕北就回村参加生产劳动了。但与她比起来我是幸运的。我在村里参加了半年劳动，就被选为代课教师，后来又被选为公社广播员兼编辑，三年后又被调入北票县妇联、县委办公室工作。可她却没有我这么顺利，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回到村里，却一直没有机会展现才华、发挥作用。她曾想去当一名民办老师，尽管她很优秀，可没能如愿，一直在生产队做农活。她和其他青年农民一起去参加了全县统一组织的修水库工程，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兼做宣传工作的角色，才能才得到了一些施展。可是修完水库之后，又不得不回到生产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面朝黄土背朝天。后来她出嫁了。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在土产公司工作的赶着马车拉土特产品的“车老板”，人很厚道，也很体贴。我曾经去过她的家里，三间平房，东西两个屋是土炕，中间的屋是锅台，很是俭朴。我真的为她惋惜。她却没有那么悲观，也没有什么抱怨，反而生活得乐观、坦然。

    ⑥有一年春天，我出差去朝阳，一些中学同学赶来相聚，她也带着女儿来了。当时她正在为女儿愁眉不展。后来因为工作忙，和她联系的也少了，听说她终于当上了民办教师。又过了几年，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她的女儿不仅病治好了，而且已经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我真的为她高兴，也很敬佩她的意志和能力。又过了四年，孩子要大学毕业了，我又接到她的电话，说孩子已经经过笔试、面试纳入了留校任教的名单，近期还要进行最后一次考核。她说，不谦虚地说，女儿各方面都很优秀，但还是想请你找学校有关方面关注一下。我知道她很不容易，于是找到在大学工作的一个朋友，请她帮助了解一下情况。朋友回话说，这个孩子确实很优秀，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被录用，现在名单已经定了，不能再改了。过了一段时间，她来电话说，女儿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适合的工作，希望我能再帮帮忙。我也很为她着急，当时答应了。过了些日子，我介绍她女儿参加了一个国有文化企业电脑维修人员的招聘，孩子很顺利通过笔试、面试，以较高的成绩被录取。尽管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有一千元工资，可她女儿还是很珍惜，很高兴地去了。一个月后，这个孩子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水果来看我，很自豪地说，阿姨我开工资了，这回我能供妹妹上学了!我听了有些惊诧，这点儿钱还能供妹妹上学？她却说：“我一个月给妹妹六百元钱，妈妈、爸爸就不用再给她生活费了。爸爸妈妈供我们姐妹俩上学挺不容易的，这回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我问，你的生活费只有四百元够用吗？她说，够了，我中午吃饭不花钱，住宿也不用花钱，四百元一个月足够用了!那一刻，我真觉得这个孩子非常不容易，也很懂事。

    ⑦那年秋天，我的这位同学来了我这里。她说，孩子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非常感谢你，特意赶来看看你。说着，从一个大的旅行袋里拿出两个小布袋，边拿边说，“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带，这是我家新磨的高梁米，这是新小米。”接着，从旅行袋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薄膜封好的玻璃瓶，“这是我自己做的酱，是用黄豆做的，非常好吃。”我一一接过，连连说，这都是绿色食品，是好东西，谢谢，谢谢!她又从袋子底下拿出个纸包，打开，是两双色彩鲜艳的拖鞋，“这两双拖鞋是我自己做的。”我接过来仔细地看着，这两双鞋做得真是很精细：用麻绳和布做的鞋底，钩针钩织的鞋面，一个是网络状用丝线勾织成的，一个是毛片状用毛线编织成的，一双粉红色，一双火红色，很是喜庆。我十分高兴地收下了这两双鞋。我知道，这两双鞋是她精心设计的，也是她一针一针钩织成的，不知用了多少夜晚啊。

    ⑧现在虽然旧了，可还是觉得非常亲切。穿着它们，除了感觉到浓浓的情意外，也提醒着自己，要珍惜生活，懂得知足，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多尽一份责任。

合坟

    院门前，一只被磨细了的枣木纺锤，在一双苍老的手上灵巧地旋转着。浅黄色的麻一缕一缕地加进旋转中来，仿佛不会终了似的，把丝丝缕缕的岁月也拧在一起，缠绕在那只枣红色的纺锤上。

    不远处，老伴带了几个人正在刨开那座坟。老伴早已不是村里的支书，可那坟里的事情一直是他的心病。

    今天是那姑娘的喜日子，乡亲们凑钱寻了一个“男人”，做主给这孤单了十四年的姑娘捏和了一个家。请来先生看过，这两人属相对，生辰八字也对。坟边上放了两只描红画绿的干盒子，每只盒子上都系了一根红带。一只装了那个付钱买来的男人的尸骨，另一只等着将姑娘放进去，然后就合坟。

    那一年，老支书领着全村民众，和北京来的学生娃们苦干一冬一春，在村前修出平平整整三块大寨田，为此还得了县里发的红旗。夏季发山洪的时候，学生娃们拿出那面红旗来插在地头上，要抗洪保田。疯牛一样的山洪眨眼冲塌了地堰，学生娃们照着电影上演的样子，手拉手跳下水去。把别人都拉上岸来的时候，新塌的地堰却将玉香裹进水里去……

    后来，县委书记来开过千人大会。后来，就有了那座坟。坟碑的正面刻着：知青楷模，吕梁英烈。光阴荏苒了十四年，玉香的同学们早就头也不回地走得一个也不剩，县委书记也换了不知多少任，谁也不再记得这个姑娘，只是有些个青草慢慢地从砖石的缝隙中长出来。

    渐渐地，一伙人都没在了坑底，只有银亮的镢头一闪一闪地扬出些湿润的黄色来。随着一脚蹬空，一只锨深深地落进了空洞里，人们的心头止不住一震：

    “到了？”

    “到了。”

    “慢些，不敢碰坏她。”

    “知道。”

    老支书把预备好的酒瓶递下去：

    “都喝一口，招呼在坑里阴着。”

    会喝的，不会喝的，都吞下一口，浓烈的酒气从墓坑里荡出来。

    用手揭去腐烂的棺板，那具完整的尸骨白森森地露了出来。一股尚可分辨的腐味，正从墓底的泥土和白骨中阴冷地渗透出来。

    老支书把盒子递下去：

    “快，先把玉香挪进来，先挪头。”

    人们七手八脚地蹲下去，接着，是一阵骨头和木头空洞洞的碰撞声。

    “惜惶的，为啥挣死挣活非要从北京跑到咱这老山里来死呢？”

    “北京的黄土不埋人？”

    “你死的时候保险没人给你开大会。”

    “我有个孝子举幡，请来一班响器就行。”

    老支书正色道：“又是封建。”

    有人揶揄着：“你不封建。等你死了学公家人的样儿，用文火慢慢烧。到时候我吆上大车送你去。”

    老支书涨头涨脸地咳起来。忽然有人喊：

    “呀，快看，这营生还在哩！”

    黑色的头扎成一堆，十来只眼睛大大地睁着，把一块红色的塑料皮紧紧围在中间：

    “玉香平日用的那本《毛主席语录》。”

    “呀呀，书烂了，皮皮还是好好的。”

    “这营生咋办？也给玉香挪进去？”

    猛地，老支书爆发起来，对着坑底的人们一阵狂喊：

    “为啥不挪？咋，玉香的东西，不给玉香给你？挪！一根头发也是她的，挪！”

    墓坑里的人不敢回话，只有些粗重的喘息声显得很重。

    合坟后，黄土堆就的新坟朴素地立着，在慈祥的夕阳里仿佛真的再无一丝哀怨。

    老支书把村里买的最后一包烟一份一份地发出去。有人用烟卷戳点着问道：

    “这碑咋办？”

    “啥咋办？”

    “这碑是给她一个人的，现在是两个人，那男人也有名有姓，说到哪去也是一家之主呀！”

    一伙人闷住头，有许多烟在头顶冒出来，一团一团的。

    老人吞下一口酒，热辣辣的一直烧到心底：

    “不用啦，他就委屈些吧，这碑是玉香用命换来的，别人记不记扯淡，咱村的人总得记住！”

    挖开的坟又合起来。没有人回话，又有许多烟一团一团地冒出来，老支书站起来，拍打着屁股上的尘土：

    “回去，吃合各。”

    坟前的人散了场，那只旋转的纺锤再一次停下来。她扯过一根麻丝放进嘴里，缓缓地用口水抿着，心中慢慢思量着那件老伴交待过的事情。沉下去的夕阳，使她眼前这寂寥的山野又空旷了许多，沉静的思绪从嘴角的麻丝里慢慢扯出来，融在黄昏的灰暗之中。

    吃过合各，两个老人守着那只旋转的纺锤熬到半夜：

    “去吧？”

    她把准备好的一只荆篮递过去。

    “都有，烟、酒、馍、菜，还有香。”

    “去。”

    “告给玉香，后生是属蛇的，生辰八字都般配。”

    “又是迷信！”

    男人转身走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很黑。

    那只枣红色的纺锤又在油灯底下旋转起来，一缕一缕的麻又款款地加进去。蓦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坟那边传过来，她揪心地转过头去。

（选自《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对原文有删改）

影青瓷

韦延才

    纪项是铜城有名的收藏家，闲了没事就爱往乡下转悠转悠，几年下来，还真淘了不少宝贝。

    这天，纪项来到凤庄，无意中看到一户人家里有一只宋代的影青瓷。那是一只小瓷碗，保管得很好，虽然不是什么大宝贝，但在铜城，这种东西已经很少见了。纪项就询问主人丁大爷，这个碗卖不卖?

    丁大爷摇了摇头，不卖，这是咱家唯一的宝贝哩。纪项还是很想得到这件宝贝，开了3000元的价钱，丁大爷还是坚持不卖。纪项只好作罢，都说宝贝与有缘人为伴。如果有缘，用不了多少钱就能得到;若是无缘，即使煞费苦心你也与它擦肩而过。

    纪项回来后，常常想起凤庄看到的那件影青瓷。按理说这样的一个小宝贝，纪项是不屑一顾的，他家里的藏品都有半屋子了。纪项之所以想得到这件影青瓷，是因为它另有一番深意。众所周知，铜城是个千年的瓷乡，据铜城志记载，铜城的岭垌村，宋代时有影青瓷窑一百多座。而影青瓷是北宋中期景德镇所独创，铜城这个与景德镇相距甚远的小地方，能生产出与之相姣美的影青瓷，可见当时铜城制瓷技艺之高超。这些影青瓷釉色青白淡雅，釉面明丽洁净，胎质坚致腻白，色泽温润如玉，故有“假玉器”之称。可目前铜城所产的影青瓷存世极少了

    不久，纪项没事儿又像往常一样去城南的古董街淘宝，看了几个古董店，都没相中什么宝贝，便准备打道回府。在街上没走几步，看到几个人围在一起，拿着一件东西谈论着它的真假与来历。纪项便凑了上去，一看，眼睛不禁亮了起来，那件东西不正是他在凤庄丁大爷家看到的影青瓷么?

    卖主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人长得结实憨厚。看的人中也没几个识货的，价钱大概给得很低，小伙子有点激动和着急，他从一个中年人手中拿回瓷碗，说你们都不识货，别看了，人家可是给了3000块钱的，我爷爷还舍不得卖呢。

    有人发出嘘声，一人说，给3000块，脑残了吧，300我还要考虑考虑呢。

    纪项问，那你要多少钱呢。

     小伙子说道，如果你中意，一口价，5000元。

    纪项从小伙子手中取过瓷碗，细看了看，确实是那天他在丁大爷家看到的那件影青瓷，便说道，这瓷器是铜城岭垌窑的产品，值不了那么多。

    小伙子看着他，说这是咱铜城的“土产”不假，但他与景德镇的影青瓷比，品质一点也不差。又说，如果不是爷爷病了急钱用，我还舍不得卖呢。纪项说，货物要以市场价格来衡量，你要的价确实过高了。

     小伙子问纪项，那你能给多少?

     纪项伸出三个手指头。围观的人中有人说道，300也高了。小伙子急了，300我拿回家去。纪项说，一口价3000。   小伙子看了看纪项，很久才点头成交。

    小伙子拿了钱，急匆匆地向车站方向走。纪项看着焦急而又匆忙的小伙子，忙把他叫住了。小伙子回转头，不解地看着纪项。

    纪项边迎上去边问，你在哪里工作呢?

    小伙子说，没有呢。纪项就问他愿不愿意去做古董销售，铜城最大的古董店德宝坊是他朋友开的，正缺人手呢。

    我对古董不在行，行么?小伙子诚惶诚恐地问道。

    人，只要肯学肯吃苦，干什么都行，纪项说。就这样，在纪项的推荐下，小伙子去了德宝坊。

    时光飞逝，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小伙子已经成为德宝坊最有名的古董鉴别师，认识他的人都不叫他的名字丁二根，也不叫他丁老师，而是叫他丁一眼。因为他对一件物品的鉴别，只要看上一眼，就能知道其真假，故此而得此名。

    一天，丁一眼来到纪项家里，说纪老师，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纪项说别说求不求的，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丁一眼道我爷爷快不行了……没等丁一眼说完，纪项拉着丁一眼的手，说，走，去看看你爷爷。

     躺在病床上的丁大爷已经奄奄一息，见到纪项，呆滞无神的双眼亮起了一道光。看着气若游丝的爷爷，丁一眼说道，纪老师，我爷爷一生视为宝贝的那件影青瓷，十多年前我卖给您收藏了，今天，我想把它赎回，多少钱都行，我要让它陪着爷爷。

    丁大爷向孙儿招了招手，似有什么话要说。丁一眼上前，把耳朵凑了过去。丁大爷声音低低地说，他卖了影青瓷没几天，纪项就把那件影青瓷还给了他，还给了他一笔钱治病……丁大爷还有很多话要说，但只看到他的嘴唇在动，说什么已经听不清楚了。

    但丁一眼从爷爷变动的口型中能感受到爷爷想要对他说什么。爷爷说完后，丁一眼看着纪项，感慨万千地说，纪老师，谢谢您!

    纪项拍了拍丁一眼的肩膀说，宝物，要留在真正爱宝的人那里。

    （《小说选刊》2015年2期选载）

审视

连亭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地审视自己和村庄的关系。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逃离，那时我所知道的方式有外出打工、远嫁、读书。

我仔细地比较过各种逃离的方式。首先考虑的是打工，因为每逢过节，外出务工的人回来，总是光鲜亮丽的，说起话来神气十足，羡煞我们这些土里吧唧的孩子。后来，我发现他们最终是要回到村里娶妻生子的，即他们并不能彻底离开村庄。于是，我想到远嫁。我热切地参加一个又一个姑娘的婚礼，最后失望地发现，她们只不过是嫁到别的村庄罢了。换句话说，只不过是从一个村庄搬到另一个村庄罢了。我跑回瓦屋问外婆，怎样才能不待在村里呢？外婆说，只要上大学，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我走上了读书进城的路，走得艰难而决绝。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审视村庄的匮乏，一次又一次地剖析我的不足，我才能在前进的路上披荆斩棘。我成功了，以磨损村庄的属性作为代价。

当我在城市蒙受委屈时，我对村庄的感情却发生了改变。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逐渐缠绕我。

它第一次俘获我是在高中时期，是因为赤裸裸的贫穷。那时我在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市区高中念书。我的城市同学，多是衣食无忧，日子飞扬而快乐。而我，总是因为缺钱小心翼翼地躲避宿舍的集体活动。我的内心是孤独和羞耻的。我多么渴望和他们一起飞扬。我开始思念村庄，渴求它的庇护。在复杂的怀念中，我对村庄重新找到了认同感。

人大约非得走出了自身的境遇之后才知道缺失了什么。无论主动或是被动选择，每个人都有他的命运，无论保留或者抛弃，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命运。由此，我也对村庄有了更多的理解。

如今，贫穷已经难不倒我，我依然被乡愁缠绕。它如河流般在我血脉里流淌。然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依然不愿意回到村庄，这是我不得不诚实面对的一点。

我依然在努力远离它，即使漂泊不定，风餐露宿，我也不停下脚步。那么这仅仅是因为村庄是村庄，所以我才离开吗？显然，不全是，这里面有梦想的推动，有远方的诱惑。然而，反过来想，不也正是因为村庄无法承载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和野心，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吗？

起先只是一些人，后来是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源源不断地朝一个方向而去，进入新的世界，那些人背后的世界，就冷寂下去，隐没在背影里。然而，又因为背后的世界承载他们过去的生息，他们在新的世界呼吸时，总能隐微感到一种来自往日的终痛。

在过去的世界，村庄的先辈和草木杂居，与河流相伴，只要愿意，先辈们随时可以同鸟儿一起唱歌，同鱼儿一道游玩，在太阳下劳作，在黄昏后饮酒，在日与月的间隙里大笑、悲伤。他们唱歌，是因为阳光如此美好。他们劳作，是因为庄稼如此勃发。他们悲伤，是因为总有人免不了告别这世间的冷暖。

后辈们进入新世界，经历动荡与迷惘，忍不住频频回望早已远去的昨日。这时候，他们所生发的思念是单纯的吗？他们对村庄所燃起的强烈感情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但却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曲折的。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人愿意再回到过去的世界。即使只能在新的世界强撑面子，纵然面庞已积累太多尘垢，他们宁可在虚荣中郁郁寡欢，唉声叹气，也不愿意回头。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悖论。

当我们在城市定居后，村庄的老房子已不能承载“家”的全部含义。那么，村庄这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故乡的地理位置？是心灵的慰藉？是童年的芬芳？是亲友的音容笑貌？

任凭祖先不断呼唤，偶尔回乡我也只是短暂地停留，而对于我的背弃，村庄以一抔黄土，几缕花香原谅了我。外婆用含糊不清的唠叨给予我祝福，她的嘱咐携带着风霜的粗粝。风霜在外婆的皱纹中刻下岁月的痕迹，这些皱纹又在我心中织就一张命运之网，致使一切平衡都被打破。

如今我已年近三十，依然忍不住回望，只是目光多了几分凝重，几分释然。我更多时候想着去理解它，而不是向它索取，面对它，我也已不是逃离的姿态，因为它已经栓不住我了，它连迫使我逃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时我们的关系开始变得单纯。

这时候，不是我在审视村庄，而是变成村庄在审视我。

每逢我回乡，村庄就盯着我的面庞，衣着，审视一番，直到得出满意的结论，才会放心地接纳我。随后，我发现村庄在嘀嘀咕咕，话语夹杂着往日的嫉妒、今日的释然。

起初，村庄的眼神在说，我们之间存在天然的界限，如同我们都是相似的父母所生。直到有一天，村庄看见我也穿上粗布衣裳干活，面朝黄土背朝天，村庄终于在认同中接纳我，“你们读书人没啥不一样的，”村庄说，“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这时候，村庄不再对我的离开和归来特别看待了，仿佛我还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孩子，每一次的离开和归来，就如同小时候背着书包上学放学一样。

这时候，村庄对我而言，既是一个地名，又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还是一种情绪，一种声音，一种气息，一种心理意义的念想。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