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主要是由冰构成的──水（H2O）冰，还有少量的甲烷（CH4）冰和一些氨（NH3）冰。在撞击地球的大气层时，一个中等大小的彗星碎片会产生一个白炽的火球和一种巨大的冲击波。火球会烧毁树木，冲击波会扫平森林，它的声音还会波及全球。但是这样的彗星不太可能在地上撞出一个环形山。彗星上的冰块在进人大气层的时候全部融化了，因此不会幽灵般地出现，这种现象令人不安地向人们关于宇宙是万古不变、井然有序这一观念进行挑战。如果那条天天随着星星起落的壮丽的乳白色光带是无缘无故地出现在那里，与人间世事毫无关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彗星是灾难的预兆，是神谴的预兆──它们预示了帝王的终日，王国的崩溃。对于彗星，巴比伦人认为是天髯，希腊人认为是垂发，阿拉伯人认为是燃烧的剑。在托勒密时代，人们根据彗星的形状把它们分类为“梁”、“喇叭”。“坛子”等。托勒密认为彗星给人类带来战争、炎热的气候和“动乱”。中世纪的一些彗星图看上去像未探明的飞行的十字架。一个名叫安德烈亚斯·西利奇厄斯的马格迪堡路德教主管人（即主教），在157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彗星的科学启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他说彗星是“人类罪恶的浓烟，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升腾，它在上帝面前丑态百出、胆战心惊，逐渐地由浓烟形成长着卷发梳着辫子的彗星，最后被天国最高法官的怒火烧着了”。但是另一些人反驳说，如果彗星是罪恶的浓烟的话，天空势必乌烟滚滚。

　　　　　　　　　　　　　　　　　　                                                                                       　──选自《宇宙的边疆》（第四章）

（一）耕堂荷韵布衣人

周伟

①我常爱抚摸那本素朴的《曲终集》，久久地出神。这是《耕堂劫后十种》里的一种，也是孙犁的最后一本书。

②是啊！曲终人未散，坐深云自淡，行尽月犹清。

③孙犁，不是个大红大紫的作家，谁却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孙犁若如某些人，其实也是可以大红的。当年，孙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荷花淀》，毛泽东看过后写道“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大为肯定。孙犁却从未向人言说，只是独守芸斋，寂寞耕堂^① ， 以笔为犁，用作品说话。

④我读孙犁，深深地感受到他作品中的“唯真、唯善、唯美”。他总是那般真诚，他的作品都是从生活出发，对“美的极致”的发掘和诗意的表达。《荷花淀》是这样，《铁木前传》、《风云初记》也是这样。孙犁对待作品是认真的，也是有感情的。

⑤孙犁对于文坛，一向总是清醒的。他在给贾平凹的散文集《月迹》作的序中指出：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销声匿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这样的文字，不啻为人为文的至理名言。

⑥孙犁至性至情。“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游子难归，孙犁晚年思乡心切。他曾托朋友去他老家走一趟，拍下他家几间老屋的照片。关于老屋，村支书曾来信催问处理意见。孙犁回信说：也不拆，也不卖，听其自然，倒了再说。后来，孙犁在《老家》文中解嘲地说：“那总是一个标志，证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户。人们路过那里，看到那破房，就会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会把我忘记了。”

⑦再后来，村里来了几个人找到他，说村里建小学，县里不给拨款，资金困难。孙犁二话没说，建小学，每个人都有责任。他拿出一本刚刚出版的散文集，说写了一年多，人家才给八百元。村里来的几个人都不言语，一个个盯着自己的脚尖看。孙犁考虑良久，就说：“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我给你们两千元；一个是你们回去把旧房拆了卖了，我再给一千元。”后来，村里采用了第二个方案。从此，故园消失了，老屋存于孙犁的记忆之中、念想之中。

⑧在文艺界，孙犁尊重妻子、疼爱妻子是出了名的。他和妻子是旧时代典型的媒妁之婚，却一直不离不弃。孙犁还经常给妻子剪头发，教妻子认几个简单的字，给她讲几句古诗。孙犁在《亡人逸事》的结尾处写道：“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有人说，孙犁与妻子的感情是一颗无花果。没有艳丽的花，却有甜甜的果。

⑨在儿女们的心目中，孙犁更是一介布衣。孙晓玲写父亲的书就叫《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她在写父亲的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照片上父亲身穿长袖白衬衫，灰色布裤，黑布鞋。他拢着我细瘦的小胳膊，我娇憨地依偎在他的身旁。”

⑩有一年冬天，孙犁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参观访问，带回很多照片，他妻子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他，后来对亲戚说：“人家照相都靠前站，他却总往后面躲，找不着他。”

⑪孙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⑫人生云水过，平常自然心。

⑬布衣孙犁，荷般高洁；清曲绝响，淡云长流……

（《人民日报》2011年12月14日，有删改）

注：①耕堂：孙犁的书斋。

洗手间里的晚宴

周海亮

    保姆住在主人家附近，一片破旧平房中的一间。她是单身母亲，独自带一个四岁的男孩。

    那天，主人要请很多客人吃饭。他对保姆说：“今天您能不能辛苦一点儿，晚一些回家？”保姆说：“当然可以，不过我儿子见不到我，会害怕的。”主人说：“那您把他也带过来吧……”保姆急匆匆地回家，拉了儿子就往主人家赶。保姆说：“带你参加一个晚宴。”

    保姆把儿子关进主人家的书房。她说：“你先待在这里，晚宴还没有开始，别出声。”

    不断有客人来到主人的书房。或许他们知道男孩是保姆的儿子，或许并不知道。他们亲切地拍拍男孩的头，然后翻看主人书架上的书。男孩安静地坐在一旁，他在急切地等待着晚宴的开始。

    保姆不想让儿子破坏聚会的快乐气氛，更不想让年幼的儿子知道主人和保姆的区别、富有和贫穷的区别。后来，她把儿子叫出书房，并将他关进主人的洗手间。主人有两个洗手间，一个主人用，一个客人用。她看看儿子，指着一个洗手间：“这是单独给你准备的房间。”然后又指指洗漱台：“这是一张桌子。”她从怀里掏出两根香肠和一个面包，放进一个盘子里。“这是你的，”她说，“现在晚宴开始了。”

    盘子是主人家的厨房里的，香肠和面包是她在回家的路上买的。她已经很久没有给儿子买香肠了。

    男孩从没见过这么豪华的房子，也没见过洗手间，不认识抽水马桶，不认识大理石洗漱台。他闻着洗涤液和香皂的淡淡香气，幸福极了。他坐在地上，将盘子放在马桶盖上。他盯着盘子里的香肠和面包，唱起歌来。

    晚宴开始的时候，主人突然想起保姆的儿子。他去厨房问保姆，保姆说：“也许是跑出去玩了吧。”主人看保姆躲闪着目光，就在房子里寻找。终于，他顺着歌声找到了洗手间里的男孩。那时，男孩正将一块香肠放进嘴里。他愣住了，问：“你躲在这里干什么？”男孩说：“我是来这里参加晚宴的。我正在吃晚餐。”他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男孩说：“知道，这是为我准备的房间……妈妈说，主人会为我准备最好的房间。”他指了指盘子里的香肠和面包：“你想陪我一起吃吗？”

    主人默默走回餐桌前，对客人们说：“对不起，失陪了，我得先去陪一位特殊客人。”然后，他从餐桌上端走两个盛着食物的盘子，来到洗手间门口，礼貌地敲门，得到男孩的允许后，推门进去，把盘子放到马桶盖上。他说：“这么好的房间，不能让你独占，我们共进晚餐。”

    他和男孩聊天，唱歌。他们吃了很多东西，唱了很多歌。不断有客人敲门进来，向主人和男孩问好，递给男孩美味的饮料和烤得金黄的鸡翅——他们露出夸张和羡慕的表情。后来，他们干脆挤到洗手间里，和男孩一起唱歌。

    多年后，男孩长大了。他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并不富有，但多次掏钱救助穷人，从未留名。

在《旅行青蛙》里，藏着巴赞的电影理论

陈思航

    近日，一只面无表情的青蛙在各大社交网络流行起来，唤醒了无数人的母爱与父爱。它来自日本HIT-POINT公司制作的手机游戏《旅行青蛙》。这样简单、休闲的一款游戏，竟登上了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游戏榜首位。它为何让玩家蜂拥而至？

    借助电影创作的“窗户论”，青蛙游戏将画外空间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引导着玩家们通过脑补进入自己的角色。当青蛙不在家中的时候，玩家们难免要想，现在它踏上了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玩家们不免揣测它的心情，它在旅途上可能遇到的朋友，和它将要带回来的伴手礼。当玩家们凝视着两个一成不变的场景时，总是免不了要陷入遐想——没错，遐想。当玩家所能“掌控”的仅有两个场景的时候，遐想注定是没有疆界的。

    “画外空间”被频繁地运用于电影创作之中，这可以从著名电影理论家巴赞的“窗户论”说起。巴赞认为，电影银幕是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在这窗口之外，是无限延伸的世界。换句话说，在巴赞的电影观中，世界就在那里存在着，摄像机所做的，仅仅只是选择窗口的位置。

    优秀的电影创作者，永远不会放过对画外空间的运用。首先，它可以使叙事更为完整，譬如观众们最为熟识的画外音，经常在影片的关键处起到推进、暗示、评论剧情的作用。画外空间也可以使电影画面富有层次、扩充影像的意涵。在某些时候，画外空间甚至可以替换成观众们所处的空间，由电影中的角色直接向观众发话。

    但是，《旅行青蛙》主要利用了画外空间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特性：诱发玩家(观众)的联想，增强作品与玩家的交互性，从而丰富玩家的体验。而在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这种手法的极端形式的体现。例如，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印度之歌》中，大多数的戏剧性动作都发生在画外或者镜像空间之中。女性主义影片是对主流影片的逆反，它们要求观众主动地参与到影片的“创作”之中，用联想补足影片的叙事，而不是随着创作者的叙事流被动地摇荡。

    《旅行青蛙》虽为一款游戏，也将画外空间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是一张精致的镂空纱，引导着玩家们填补着场景之外的空缺，从而进入自己的角色：一位户外旅游的爱好者，能够更为生动地想象出青蛙翻山越岭的过程；一位热爱考据的游戏迷或许会穷究游戏的算法，从而精确地定位青蛙旅行的目的地。而很多人提到的关于亲子关系的热议，想必也是更多发生在中国玩家的群体中，因为我们有着更为紧密的家庭关系与集体感。

    毋庸置疑，在一款优秀的游戏中，可以嵌入动人的故事、电影化的画面与动听的音乐。游戏与电影一样，能够吸收各门艺术之所长。而使游戏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征，则是它更为突出的交互性。对画外空间的运用，无论是在游戏还是电影中，都是对交互性的增强，使观众与玩家更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的“完成”中来。但是，不同的是，在电影中，观众对画外空间的联想，削弱了创作者的控制力，而在游戏中，这种联想则削弱了玩家的控制力。

    控制者的不同强有力地体现在主流商业电影和角色扮演类游戏之中，它也可以说明这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盈利模式。当观众走进影院，观看一部好莱坞商业巨制时，震撼的特效、紧凑的剪辑、不断推进的叙事拖拽着观众不断向前，迫使他们经历一次感官的洗礼；而当玩家们进入一个主流角色扮演游戏时，他们付费充值是为了使自己的角色更为强大，能够在游戏中叱咤风云。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背后都是庞大的资本在运转着，听凭摆布的受众们也是文化工业中的一环——这正是阿多诺所批判的艺术的商品化。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当我们从“控制”中解脱出来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同一个艺术品，而艺术也使我们得以用不同的视角反思我们自身、反思这个世界。《印度之歌》静态的影像与极少的对话，让我们得以体认一种新奇的女性语言；而《旅行青蛙》的独特玩法，也使玩家在面对小窝时无尽的遐想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只独特的青蛙。

太阳

艾青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它以难遮掩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

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

当它来时，我听见

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

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

城市从远方

用电力与钢铁召唤它

于是我的心胸

被火焰之手撕开

陈腐的灵魂

搁弃在河畔

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

1937年春

从北京到北京的距离

我到北京的距离是一个晚上。头一天夜里从我居住的城市坐上火车，睡一觉，睁开眼时，到处都亮了，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城堡，呈现在天地旷野的正中央，浑身闪烁出圣洁的光芒。此时，我完全被唤醒了。

北京很大，这体现在距离上。我算过，从东土城到北京西站，差不多要一小时。这在我们那儿，是两座城市的距离。而在你尚未精确地计算出这个数字之前，往往就已经堵车。奇怪的是，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却感觉不到混乱。被堵住的车辆不会像别的地方那样四处泛滥，依然秩序井然地排着队。就如尼采所说，一切都是顺序，包括堵车，包括等待。

我时常会为北京担忧，我不知道如此漫长的等待会让北京的脚步该怎样疲惫拖沓。然而就在这等待中，你突然发现哪里又冒出了几座高楼。我想，在这等待中隐藏着某种力量，外人难以发现，北京自有其节奏，我这个旁观者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

在北京，我住得最多的地方是菜市口。傍晚时我喜欢在这里闲散地踱步，在夕阳的余晖中与一条条老胡同相随而行，穿过一个又一个朝代，从元、明、清延续到现在，现实与岁月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这是北京到北京的另一个距离。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其实不难找，沿菜市口大街西边往南走几十步，土坡上就是。我没想过要去，那里，但不知不觉地走近了，这让我感到意外。我感觉我已走进了一个世纪前的某个傍晚，这是我第一次走得离北京这样近，以无意的方式。这院子里现在居然还住着人，我看见煤炉里冒出的黑烟。我看着烟雾后面那个生炉子的大爷，他走过来了，蹒跚着，仿佛是从历史的幕后走过来的。

从里边出来，我看见门口有一棵树，不知是什么树，是那种可以一边落叶一边又同时长出树叶的树。我慢慢溜达着，老胡同里静极了，夜色突然变得很深。脚底下有了一点闷闷的回声。这才觉得，北京很大，也很深。

老舍茶馆也是我喜欢的。红色的门廊，眼睛被一盏一盏的红灯笼照着，一派朱红，中国红。那八仙桌，那靠背椅，却是别出心裁的黑。这样的红与黑，深厚、恒久。二三好友围坐一席，嘴里有吃的，耳里有听的，眼里有看的。一个个优雅细长的女子，穿着旗袍，仿佛正从清朝走来，在满座的宾客中来回斟茶。而你往这椅子上一坐，也成了这里的一种布景和效果。叫板的痛快，品茶的悠闲，完完全全的老北京的风韵。只有茶是不老的，杯中香气缭绕，台上余音绕梁。这座上闲情，已不是消遣，已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您呐，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

从北京到北京，还有一种距离，在一个人的仰望中。每次我这样仰望时，似乎是在观察一个距离更远的北京。太多的蓝图，太多的挖掘机和脚手架、脚手架上的小旗子，太阳在头顶上威严地移动，一群寂静地飞过的鸽子……

从理性的视角看，保存是必要的，拆也是必要的。一座永恒的经典性城市，每个时代都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价值。北京是古都，更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它也己不能老那样匍匐着。尽管许多人对北京拆老房子持否定态度，但有一个事实是谁都看得见的，北京的腰杆子迅速地硬起来了，它站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一个又一个的距离。北京正在获得它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高度。

去看鸟巢的那天，日光温暖。秋天，一些残叶正在凋零，更多的树叶则在等待被季节染红。在亲眼看到之前，它是我心中的一个悬念，一座古老的东方古都同21世纪有多远？只看了一眼，我一下放心了，大气！舒服！我看到了那些坦率地暴露在外的结构，那相互支撑的网络状的构架与中国传统的镂空手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与西方的大美被天衣无缝地铆接在一起。当我知道它被《泰晤士报》评为全球在建的最强悍工程时，我更加深信，美是无国界的，这是人类的建筑，人类的艺术。

偶尔，我会抬头瞅瞅天空，看见半天云里的脚手架，那是我到达不了的一个高度。这个充满了对速度和效率渴望的时代，有一股激越的力量在汹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正在血汗与泥浆中分娩的新北京，仿佛只属于咬紧牙关的生命和那些愿意为之竭尽全力的人。这是这个城市的真正骨骼。此时，我知道自己是多余的。我这样左顾右盼地走着时，发现我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人，是被这个时代和城市落下的一个人。

北京很大，但每一个北京人其实都活在某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他们安静地凝望，时间长了，会发现自己与这城市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那种生死不渝的维系，以及坚守下去的那份信心，是我这样一个匆匆过客难以理解的。北京仿佛是一个我行将抵达却又一直没有到达的城市。天才的卡夫卡早已替我描述出了那种最真切的感觉，北京是我远远就看得见的城堡，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它的方式。最后，我只能选择——离去。

每次离开北京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深深凝望。火车已经飞奔了很久，但仍未跑出北京。回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北京，再回头，我看见的是另一个北京。

（取材于陈启文发表于2008年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