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场绝望的竞赛”

宣金学

门罗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人。她也是在该奖项设立的100多年里，第13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而在此之前，她3次荣获加拿大总督小说奖，以及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还有布克国际文学奖等。

门罗觉得，写作“是一场绝望的竞赛”。在过去的大半生里，“我没有一天停止过写作”。

她生活在加拿大西部一个只有3000居民的小镇，这是她第二任丈夫出生的地方。家境贫寒的门罗只完成了大学前两年的课程，随后就嫁给詹姆斯·门罗，来到温哥华的郊区，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在随后几年里，她连生4个女儿。怀孕期间，门罗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她觉得，“以后有了孩子，就再也不能写作了”。

写作对主妇门罗来讲变成一件奢侈的事。孩子们还没到上学年龄之前，门罗在她们睡午觉的时候写作。等孩子上学了，她就在她们上学之后写。她和第一任丈夫开了一家小书店，去打理书店之前，在家做完家务后的空余时间也用来写作。

她对自己每天的写作页数有一个定量，强迫自己完成，“这是一种强迫症，非常糟糕”。

有一段时间，她要照顾4个孩子，她试过一直写到凌晨1点，然后第二天一早6点起床。

在她有些绝望的时候，1968年，门罗37岁，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终于问世——这部集子的写作时间差不多和她大女儿年龄相仿。而这本迟到的处女作一炮而红，为她第一次赢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

随着声名鹊起，她反而成了加拿大文学圈一个不折不扣的“逃离者”。她搬回了自己出生的安大略省，在克林顿小镇定居下来。

有记者称她在避开与文学界的接触方面是个“高手”。“我想我是个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际。”门罗淡淡地回答道，“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已经丧失了自信。我会听到太多我不理解的谈话。”

她从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众意义上的作家，她说：“唯一会阻止我写作的就是把写作当成一份职业。”

门罗是个绝好的聆听者，她小说中的许多素材，都来自她听到的小镇上的故事。她写的基本都是在这个小镇上演的平民爱情、家庭生活。

门罗共创作了11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类似故事集的长篇小说。

“我从不为寻找素材发愁。我只要等，素材就会冒出来，唯一让我犯愁的是如何处理这些海量的资料。”她说她永远都不会离开这个小镇。

“她的作品地域性非常强，同时，她在小说中为我们呈现出这些地方人们的普遍共通的人性。”《纽约客》小说编辑黛博拉·特瑞斯曼评价道。

但是很久以来，加拿大作家都不太敢触碰与加拿大相关的题材和小城镇的故事。“我们被告知这些题材在市场上销量惨淡。”加拿大作家联盟的执行主任约翰·德根表示，“爱丽丝·门罗则为我们照亮了这条道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写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谁。这是她成功的秘诀。”

门罗每天坚持走很远的路。门罗给自己定的目标是5公里，如果哪一天不能走这么多，以后必须在其他时间补回来。“你是在保护自己，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如果你遵守所有好的规矩和习惯，就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你。”像每天坚持散步一样，门罗也从没停止写作。其实，门罗所害怕的“不是放弃写作，而是放弃那种兴奋，或者失去想要写作的冲动”。

她一直疑惑：一旦不需要一直工作了，大多数人会干什么？“我唯一用来填补生活的就是写作，我没有学会如何多姿多彩地生活。”面对法新社的记者，她谦虚地讲道，“我想我在文学方面成功，或许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天赋。”

在出版最后一本小说集《亲爱的生活》之后，门罗宣布封笔。该书获得了安大略省的延龄草图书奖。“在欢呼中离去，感觉很美。”门罗自我安慰道。获得诺奖，似乎又让她燃起了写作的冲动。门罗笑着说：“我实在工作太久了，我想也许自己该放松放松了。但是，获得诺奖或许会让我改变封笔的主意。”

宣布门罗获奖的彼得·英格伦评价道：“短篇小说一直处于长篇小说的阴影中，门罗选择了这种艺术形式，她将它很好地开垦，接近完美。”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兹克曾称她为“我们时代的契诃夫”，“她将会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长久地被读者记住”。

很多人想知道，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对门罗来讲是否算是赢得了这场“绝望的竞赛”。

                                              （选自《中国青年报》）

材料一：

    备受关注的2016年诺贝尔奖拉开了帷幕，在273位被提名的科学家中，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最后折桂，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独自收入囊中。其获奖理由是在细胞自噬领域的杰出贡献。

    现年71岁的大隅良典是日本知名分子细胞生物学家，目前担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10月3日接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通知时，他说：“我很惊讶，我在我的实验室。”之所以能走上这条科研之路，和他一直信奉的科研准则有直接关系——“做别人没做过的工作”。

    1963年，大隅良典进入东京大学学习，随后他果断选择分子生物学作为自己的未来之路。1974年年底，他进入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师从197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1977年大隅良典回国担任研究助理，直到1986年才晋升为讲师，两年之后成为助理教授才得以开展独立研究，此时他已43岁，但随后很快即做出“诺奖级”工作。1996年大隅良典来到国立基础生物研究所之后才成为正教授，距离他回国已将近20年。对于这样美妙的基础研究，大隅良典付出了足够多的耐心。

    2012年获得“京都奖”后，大隅良典曾寄语年轻科学家：“做其他人没有在做的事，并且做你发现真正有兴趣的事。做研究并不容易。然而，如果你真的被一个课题吸引，并且对它感兴趣，那么你肯定会克服所有障碍，即便你的工作一时未获得赏识。人只能活一次。在所有事情都说完了做好了之后，你终将会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取材于2016年10月4日《中国科学报》)

材料二：

    2016年10月3日，大隅良典因为自噬机制的开创性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21世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含日裔)上升到17位。日本科学虽然取得“井喷”式成就，但大隅良典却未雨绸缪，他认为，不能因为近年来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增多就认为日本很棒，并对日本科学研究的空心化等潜在问题表现出忧虑。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张宏研究员与大隅良典熟识，两人合办过4期“中日细胞自噬研讨会”。张宏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先生做了很多极其重要的工作，但从来不追求CNS(Cell、Nature和Science三种最重要的期刊)。他批评过度追逐CNS的评估体系，认为CNS也有不少文章是错的；文章发出来就可以，重要的是工作扎实。”今年7月，大隅良典还在《发育细胞》杂志上发了一篇自噬机制的重要论文。张宏说，大隅良典经常跟他强调基础科学对转化医学的重要性，非常重视基础研究。

    大隅良典4日在记者会上也对科学研究的急功近利深表忧虑。他坦承，日本的年轻研究人员减少，科研经费也不足。他担忧当前重视应用研究的社会现状，认为“有用”这个词戕害社会，妨害基础科学。大隅良典说，现在的日本硕士研究生出于现实考虑，很难做出继续攻读博士课程的决定。他希望能让年轻人考虑5年、10年后的事情。

(取材于2016年10月8日《科技日报》)

材料三：

    1945年2月，大隅良典出生在日本福冈县，在兄弟姐妹四人中排行老四。祖父长沼贤海，是日本史学者、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他的父亲大隅芳雄是九州大学工学部矿山学教授。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此话用在大隅良典身上最确切不过。他对科学的兴趣萌发于对科学书籍的阅读。比他年长12岁的大哥大隅和雄，当时还是东京大学的学生，为激活弟弟热爱科学的神经末梢，不惜省下自己的生活费为其购买科普书籍。大隅良典在很多场合回忆起小时候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时，总是津津乐道，这些书主要包括八杉龙一的《生物的历史》、迈克尔·法拉第的《蜡烛的科学》、三宅泰雄的《空气的发现》等等，是这些科普读物在年少的大隅良典身上播撒了科学的种子，是这些书籍启蒙了他日后走向科学研究的殿堂。

    大隅从小体弱多病，家住福冈市郊外，朋友大多是农家子弟，一到夏天他们便相约在一起捞鱼抓虾，捕获昆虫，寻觅萤火虫，采摘野芹菜、野草莓等。此外，大隅还喜欢摆弄显微镜、试管之类，还热衷于飞机模型、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

    “抬头看见满天的星星可以很容易辨认出星座，银河像地上的河流一样奔腾。这些当时都没有想过，但今天作为自然科学专业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者，这样的体验，就是一切的原点吧。”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时候，大隅不由感言。

(取材于搜狐网)

新华社电  在国家海洋局组织下，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编写的《钓鱼岛——中国的固有领土》宣传册20日正式出版发行。

据介绍，宣传册共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包括钓鱼岛概况、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和国际社会曾明确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日本主张钓鱼岛主权没有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积极宣示和坚定维护钓鱼岛主权等。宣传册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印刷，将面向国内外广泛发行。发行宣传册的目的就是要向国内广大民众和国际社会再次阐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材料一：

    北斗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目标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卫星在太空飞行，太阳与地球是它的航标灯：卫星飞行姿态的建立依赖于对太阳、地球的观测，测量精度越高，卫星飞行姿态就越稳定，提供的导航精度也越高。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三只眼”，就是通过观测太阳、地球为导航卫星提供导航。

    专家介绍说，“三只眼”就是两个“太阳眼”（模拟太阳敏感器、数字太阳敏感器）、一个“地球眼”（红外地球敏感器）。“太阳眼”测量太阳的位置，“地球眼”测量地球的位置。

    安装了“三只眼”的北斗卫星的优异表现与“视力”密切相关。卫星入轨初期用模拟太阳敏感器捕获太阳，再通过数字太阳敏感器和红外地球敏感器共同作用，更加精确地确定卫星的三轴姿态。

    科研人员对北斗卫星数字太阳敏感器和红外地球敏感器进行了关键技术攻关。数字太阳敏感器的关键技术突破，实现了关键元件自主可控；红外地球敏感器的关键技术突破后，具有高测量精度、高可靠性、长寿命、不易受太阳等天体对测量的干扰等优点。

    卫星与卫星之间的通信——星间链路，是北斗导航系统由区域向全球过渡的关键技术，是提升系统全球服务能力的核心技术手段，也是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重要标识和技术制高点。

    中国科研人员提出了自己的北斗全球组网星间链路解决方案，率先采用毫米波技术体制和生产工艺，研制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星间链路产品。这将对北斗导航卫星实现全球组网起到关键作用，极大地促进北斗全球系统的跨域发展。

（摘编自余建斌《自主创新确保北斗系统稳定运行》，《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材料二：

    中新社西宁7月3日电在青海省，千百年来牛羊吃草到哪里牧民们就跟到哪里，记者3日从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获悉，目前该省以北斗卫星技术为基础，对草场和牲畜实施动态监控，进行智慧放牧。

    传统放牧方式下，草场利用率低，且牧民很难全面、便捷地掌握牧草生长、气象灾害和动物疫情等信息。现在牧民通过北斗手持终端“牧民通”，依据北斗卫星制定的放牧方案以及北斗短报文双向通信功能，便可以实时掌握游牧路线、草场动态、疫病防疫等信息。

    据了解，青海省以北斗卫星技术为基础，已建立了天地一体的天然牧草采集和监测系统，应用于高寒草地畜牧业生产，并建立了基于北斗的草地自动监测站和北斗生态畜牧业数据服务平台。

    北斗卫星信息技术应用在畜牧业生产中，可以建立融牧草资源利用、家畜动态监测、疫情预警、气象灾害预报等信息于一体的高寒地区特色生态养殖模式。

（摘编自中新网《北斗卫星“试水”青海高原智慧放牧》）

材料三：

    12月30日报道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0年中国北斗卫星导航产业的产值有望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于2012年正式开通，时过五年，目前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又与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实现全面信号兼容。

    与全球其他三大卫星导航系统（美国的GPS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欧盟的伽利略系统）相比，北斗除了具备三大系统的技术机制之外，还有独具的短报文和位置报告服务能力。

    与GPS芯片价格相比，芯片单价曾一直是制约北斗导航民用的最大瓶颈。如今，由于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加上工艺产能的提升，国产北斗芯片单价已降至6元，在总体性能上也达到甚至优于国际同类产品。

    目前，中国的北斗系统已经在公安、交通、渔业、电力、林业、减灾等行业得到广泛运用。据统计，各类北斗终端及运营平台已经为23个省市、超过35万辆客货运车、远洋渔船等提供服务。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一：

    港珠澳大桥是一个全球瞩目的超级工程，是展示中国国家实力的超级舞台。作为一名国家培养的建设者，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是林鸣建设生涯的一个高峰，也可能是他的收官之作，但对中国的工程建设来说，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每一个节假日，林鸣必定陪伴在坚守岗位的工人身边。

    这种“在一起”不仅是生活层面的关心、爱护，更是工作上的充分尊重、理解以及激励和培养。在林鸣的带领下，港珠澳大桥岛隧建设队伍攻破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的工程难题。自项目开工以来，这支队伍中的16个集体、9名个人获得国家级荣誉，1名一线技术工人被誉为“大国工匠”。

    2005年接手这个工程后，林鸣对它的投资方、环境做了研究。林鸣对这一带很看好。在一些人对这个工程建设表示困惑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要把珠江口区域当作一个超级城市。现在，包括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虎门二桥和正在规划的伶仃洋大桥，将来东西连通后，珠江口区域将会成为一个超级城市。

    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工程不能简单地用工程经济指标来衡量，而要用社会发展的战略价值去考量。它正在改变格局，改变人的思路，改变城市化的观念。用四句话来概括就是：对现状的理性，对创新的欣喜，对超越的欣赏，对尝试的包容。

现在，林鸣心底还有一个愿望：等到港珠澳大桥全线通车那天，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在大桥上跑一次。到现在为止，他的跑步纪录是46.3公里。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他想他应该能跑下来。

（摘编自《独家专访港珠澳大桥总工程师林鸣：每一步都是第一步》）

材料二：

    “说到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座大桥，我们得先看看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孟总说。

    珠江口水域面积大约2100平方公里，半径60公里以内有14个珠三角的大中城市、7座机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南大门上的一道防线，今天更是国家发展珠三角，特别是与香港、澳门携手打造“大湾区”前景非常辽阔的一个经济大舞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省依靠香港经济的带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之一，只是多年来粤东、粤西发展并不平衡，交通造成的阻碍是主要的原因。

    孟凡超说：“香港通过珠三角东岸这一侧的交通互联互通，已经实现了和内地，比如深圳的经济勾连。但和西岸，和澳门这边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原因就是珠江口东西两岸天堑的阻隔，导致珠三角西岸经济开发建设明显滞后，经济布局相对薄弱，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进一步发挥我们香港经济在大湾区内的龙头和辐射作用，建一条港珠澳大桥就显得很有必要。”

（摘编自长篇纪实文学《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

材料三：

    由33节巨型沉管连接的海底隧道，是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它将直接消耗33万吨钢筋和200万吨混凝土，足以建造8座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

每节标准沉管长180米，宽37.95米，重约8万吨，大小相当于一艘中型航空母舰。但在此之前，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做过外海沉管隧道，而聘请国外专家进行技术咨询需要十几亿元。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一定要有飞跃式的发展，这么重要的工程，如果我们还简单重复，那就对不起肩负的这份职责。”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设计负责人孟凡超在大桥设计之初，就定下目标——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书写中国人自己的“大桥故事”。

    勇于开始，敢于尝试，沉管制造的一项项创新成果应运而生：2012年，伶仃洋深处牛头岛，数千名工人在荒岛建起一个足有10个足球场大小的超级工厂，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沉管预制工厂。

    从未制作过模板的工程团队，用半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精度最高的自动化模板制造，并集成开发了钢筋流水线生产、大型全液压模板、混凝土控裂、管节顶推等成套技术，提高了工效和质量。

    为了让沉管能经受近30米厚海底淤泥的重压，设计师们开创性提出半刚性沉管结构，解决了沉管隧道深埋的难题，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做到了深海沉管“滴水不漏”。

（摘编自《海上工匠——记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和它的建设者们》）

百无一用

（意大利）卡尔维诺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斜照进街道，杂乱地照亮这条街。阳光从料想不到的缝隙里射出来，打在拥挤的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行人的脸上。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浅色眼睛的男人，记不清他是停在那里还是往前走着，可以肯定的是，他离我越来越近，因此或者是我朝他走去，或者是他向我走来。他高大而消瘦，穿着一件浅色的雨衣，一把紧紧卷起的雨伞利落地挂在胳膊上。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毛毡帽子，也是浅色的，帽檐又宽又圆；底下紧挨着的是眼睛，大大的、冷冷的、亮亮的，眼角带有奇怪的闪光。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一根手指夹在书里，好像是为了标记那个位置似的。

    很快，我感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静止的目光打量着我，从头到脚。我立即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是每走一步，我就扫视他一眼，而每一次我都看见他离我更近，并且望着我。最后，他停在了我的面前，几乎抿着的嘴唇，正要摆出一个微笑。这个男人从衣袋里抽出一根手指，慢慢地，用它向下指着我的双脚。这时他才讲话，用一种有点儿谦卑的、极低的声音。“对不起，”他说道，“您一只鞋的鞋带开了。”

    真的。鞋带的两端垂到了鞋的边缘，拖拉下来，被踩脏了。我的面颊微微地红了，嘴里嘟哝了一句“谢谢”，我俯下了身子。

    在马路上停下采系鞋带是令人讨厌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停在人行道的中间，还会被人碰到。浅色眼睛的男人低声告别后，就马上离开了。

    然而命运却注定我又遇到他：还没有过去一刻钟，我就又看见他站在我面前，望着一个橱窗。那时候，一种不可解释的冲动攫住了我，我想趁他正专心地看着橱窗的时候，转过身，退回去，或者赶紧走过去，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不，已经太晚了，这位陌生人转过身来，他看见了我，望着我，还想对我说些什么。我站在他面前，很害怕。陌生人讲话的声调更加谦卑了。“您看，”他说，“它又松开了。”

    我真想消失，我什么都没有回答，弯下腰，愤怒地努力系鞋带。我耳朵里嗡嗡响，觉得周围走过并且碰撞我的人，还是上一次就碰撞我、注意我的那些人，他们低声说着嘲讽的话。不过，现在鞋带系紧了、结实了，走在路上，我既轻松又自信。这会儿，我甚至怀着一种无意识的自豪感，希望再次巧遇那个陌生人，好为自己恢复名誉。

    刚刚沿着广场转了一圈，我竟发现自己离他只有几步之遥，又在那条人行道上，刚才催促我前进的自豪感突然之间被惊慌代替。陌生人看着我，脸上流露出一种遗憾的表情，他向我靠近，轻轻摇着脑袋，像是为某个不受人控制的自然事实而惋惜。

    往前迈步的时候，我担心地瞟了一眼那只让我内疚的鞋子：鞋带系得又紧又结实。然而，让我沮丧的是，陌生人继续摇了一会儿脑袋，然后说道：“现在，另外一只鞋的鞋带松开了。”

    这时候，我的感受就像是在噩梦中。我显露出一副反抗的怪相，用牙齿咬住嘴唇，像是不让自己发出诅咒，我又开始在街上弯下腰，暴躁地使劲系鞋带。我站起来，眼睛下面的脸颊火焰一般灼热，我低着脑袋走开了，只想要避开人们的目光。

    但是那天的痛苦并没有结束：当我吃力地急急忙忙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感觉到蝴蝶结一点儿一点儿地滑开，结扣则越来越松，鞋带正在渐渐散开。刚开始，我放慢了脚步，似乎只要小心谨慎一些，就可以维持那一团不稳定的平衡了。可是我离家还很远，而鞋带的两头则已经拖在地上，这边那边地甩来甩去。于是，我走得气喘吁吁，像是在逃开疯狂的恐惧：害怕再次遇到那个男人无法逃避的目光。人们的目光似乎在我周围密集，仿佛林子里的树枝一般。我钻进了遇到的第一个门廊，躲了起来。

    然而，在过道的深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我看见那个浅色眼睛的男人站在那里，双手搭在紧紧卷起的雨伞的伞柄上，似乎是在等我。

    我起初惊讶得张大了嘴，随即大着胆子挤出笑容，我指着松开的鞋带，想阻止他说话。

    这位陌生人点点头，露出他那忧伤的表情。“是啊，”他说，“两只鞋的鞋带都开了。”

    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门廊更安静而适合系鞋带了，虽然我后面的高处站着一个浅色眼睛的男人，他看着我，不放过我手指的每一个动作，而且我还感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手指中间，打乱我的动作。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现在我不再感到任何痛苦，我甚至还吹起口哨，第无数次重复着该死的系鞋带动作，不过这一次系得更结实。我很放松。

    如果那个男人保持沉默，不先轻轻地咳嗽几声，有点儿犹豫不决，接着以坚定的语调一口气说出下面的话，就没事了。他说道：“对不起，您还是没有学会系鞋带。”

    我满脸通红地转向他，仍然猫着腰。我舔舔嘴唇。

    “您知道，”我说，“对于系鞋带，我真的不在行。也许您不相信我的话。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从不愿意费力学会它。我用穿靴器。对于鞋的结扣，我无能为力，我弄得乱七八糟。也许这难以置信。”

    于是陌生人说了一句奇怪的话。“那么，”他说道，“您的孩子，假如您有孩子的话，您怎么教他们系鞋带呢？”

    然而最为奇怪的还是，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给出答案，似乎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解答过了，还把答案记下来，等待着迟早会有某个人向我提出它一样。“我的孩子们，”我说，“将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怎样系鞋带。”

    陌生人更为荒唐地反驳道：“假如，比如说，发生了大洪水，整个人类都消失了，您是被选中者，您以及您的孩子们将延续人类。那时怎么办？您有没有想过？您将怎样教他们打结？因为不然的话，天晓得，在人类能够打结、重新把它发明出来之前，要过去多少个世纪！”

    我再也理解不了了，无论是打结的事，还是他的这番话。

    “但是，”我尝试着提出异议，“为什么恰恰我应该成为被选中者，为什么恰恰是我这个连打结都不会的人呢？”

    长着浅色眼睛的男人逆光站在门口，他的表情中有些可怕的、天使一般的东西。

    “为什么是我？”他说，“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所有人鞋上部有一个结，一件他们不善于做的事情，一份把他们与其他人连接在一起的无能为力。社会依赖现令人们之间的这种不对称。可洪水呢？如果来了洪水，需要一条诺亚方舟呢？不是单单一个人就能完成要重新开始而需要做的那几件事。您看，您不会系鞋带，另一个人不会刨木头，又一个人还没有阅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还有一个人不会播种，如此等等。我多年以来就在寻找，请相信我，很困难，困难极了。看来人们应该手挽着手，就像盲人和瘸子一样，尽管吵架拌嘴，却不能分开行走。”

    他这样说着，转身消失在街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直到今天我还好奇，他是一个奇怪的疯子，还是一位天使？多年以来这位天使徒劳地在人间转来转去，为的是寻找另一个诺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