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觅得“好声音”

张颐武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赢得了诸多关注和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身份、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中国近年来选秀文化发展变化状况的折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新的变化的投影。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一出现就引发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不靠选手搞噱头，不靠评委博出位，也不靠庞大阵势的粉丝投票，而是着力于音乐的专业性，力图回到尽可能纯粹的音乐的本质，力图让“好声音”成为唯才是举最重要的砝码。让刘欢、那英这些当代流行歌坛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依据好声音来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进入音乐专业领域深造从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既不同于让年轻人成为粉丝热捧的超级明星，也不同于让普通人在舞台上一展即毕的走过场。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成为好的歌唱家、艺术家，让选秀不再是一下子就实现梦想，也不是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和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长期的学习努力，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处在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而自身的适应和抗压能力相对较弱的矛盾之中。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却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对于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地磨练，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标举的脚踏实地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和积极的价值观。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

    也不是梦想瞬间实现的地方，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都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节目具有魅力的地方。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几位选手的经历描述引发了一些争议，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也要求电视节目应该有更严格的自律，使得出现在屏幕上的选手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情节的状况，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年轻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观众。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是对“纯粹”的另一意义指向，也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2年8月7日）

    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问题。所以，要弄懂中国的艺术，我们必须从中国人的韵律和艺术灵感的来源谈起。我们承认韵律是普遍存在的，并非中国人的专利，西方艺术总是到女性人体那里寻求最理想、最完美的韵律，把女性当作灵感的来源。而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则通常满足于高兴地赏玩一只蜻蜓、一只青蛙、一只蚱蜢或一块嶙峋的怪石。由此看来，西方艺术的精神较为耽于声色，较为热情，较为充满艺术家的自我；而中国艺术的精神则较为高雅，较为含蓄，较为和谐于自然。很奇怪，这种对韵律理想的崇拜首先是在中国书法艺术中发展起来的。

    人们面对一幅寥寥几笔画出的顽石图沉思冥想，并得到一种奇异的快感。西方人士要想懂得此种快感，就非懂得中国书法艺术的原则不可。学习书法艺术，实则学习形式与韵律的理论，由此可见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以基本的美学，中国人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比方说，中国的建筑，不管是牌楼、亭子还是庙宇，没有任何一种建筑的和谐感与形式美，不是来源于某种中国的书法风格。

    这样，中国书法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地位实在是十分独特的。毛笔使用起来比钢笔更为精妙，更为敏感。由于毛笔的使用，书法便获得了与绘画平起平坐的真正的艺术地位。中国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绘画和书法视为姐妹艺术，合称为“书画”，几乎构成一个单独的概念，总是被人们相提并论。假如要问二者之中哪一个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回答毫无疑问是书法。于是，书法成了一门艺术。它丰富的传统，与得到的尊崇，以及人们对之投以的满腔热忱和献身精神，都丝毫不亚于绘画。

    书法代表了韵律和构造最为抽象的原则，它与绘画的关系，恰如纯数学与工程学或天文学的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是全然不顾其字面含义的，人们仅仅欣赏它的线条和构造。在这绝对自由的天地里，各种各样的韵律都得到了尝试，各种各样的结构都得到了探索。正是中国的毛笔使每一种韵律的表达成为可能。而中国字，尽管在理论上是方方正正的，实际上却是由最为奇特的笔划构成的，这就使得书法家不得不去设法解决那些干变万化的结构问题。于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有时甚至是懒懒散散或参差不齐的美。这样，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

    中国书法的美在动不在静，由于它表达了一种动态的美。迅捷稳重的一笔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为它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不能摹仿，不能更改，因为任何更改都会带来不和谐。这也是为什么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非常难学的原因。它最为明显的特征，不是努力抚慰我们的心灵，而是竭力刺激我们的感官，由于这一原因，对中国书法及其万物有灵原则的研究，归根结底也就是在万物有灵或韵律活力的原则指导下，对自然界韵律所进行的再研究，它会为现代艺术开辟广阔的前景。

（节选自林语堂《书法、绘画、建筑与中国人的艺术生活》）

    谁是叙述者？根据一般的常识，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基于这一点，过去人们常常把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和它的作者等同起来。例如，人们通常把《祝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看作是鲁迅本人。其实，叙述者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作者并不是一个人。有时，在一个叙事文本中，我们可以同时发现几个叙述者，这几个叙述者的面貌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哪一个是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如此。另外，在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叙述者。倒如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却完全不同。即使叙述者的价值观念、情感倾向与我们了解的作者的情形大致相同，我们也不应当贸然把二者等同起来。正如M·比尔兹利所说：“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说话者的性格和状况只能由作品的内在证据提供，除非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者联系在一起。”但即令如此，说话人也不是作者，而是“准作者”或最好称之为“作者-叙述者”。

    叙述者也不是“隐含作者”。在叙述中，隐含作者的位置可以说介于叙述者和真实的作者之间，如果说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的，那么所谓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它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建立起来的，它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它没有任何与读者直接交流的方式，它只能通过作品的整体构思，通过各种叙事策略，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显示自己的存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区别在于，同一个作者可以写作两部甚至更多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一个隐含作者。例如菲尔丁便在几部作品中分别创造了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几个隐含作者。另外，在现实中，一部作品可以由几个作者共同创作，但一个文本的隐合作者却永远只有一个。

    最确切的显示隐含作者存在的是对“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辩识，我们如何来确定文本中的某些叙述是不可靠的呢？判断的依据就是看它是否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叙述者的态度就是值得怀疑的。《红楼梦》三十四回，王夫人在午睡时发现金钏儿与宝玉调笑，于是抽了金钏儿一耳光，同时不顾金钏儿的苦苦哀求，将她逐出大观园，一场风波过后，叙述者评论道：“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子，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这是平生最恨的，所以气忿不过，打了一下子，骂了几句，虽是金钏儿苦求，也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的母亲白老媳妇儿领出去了。”这段话读起来几乎是在为王夫人辩解，她的天性是宽厚仁慈的，她打了丫头并将其撵走，是因为金钏儿与她儿子调情，触犯了她“平生最恨之事”，但我们通过叙述分明看到，此事原本是宝玉先带头的，而王夫人当时只是在假寐，她完全听到了金钏儿与宝玉之间的全部对话，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她仍然不发慈悲，因此尽管叙述者为王夫人辩护，我们依旧感到王夫人是不公正的，叙述者对王夫人的赞誉也是不可靠的，不足信的。那么是谁有意识地做出这种叙述安排，是谁引起我们对叙述者态度的怀疑呢？这个人就是小说的隐含作者。

（摘编自罗钢《叙事学导论》）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拟推出新规，要求无人机操作员必须“实名注册”，还要参加类似驾驶理论考试的安全意识测试，试图借问责制从源头强化管理，规范无人机使用。

    被喻为“上帝之眼”的无人机不仅在军事、工业勘测、商业配送等领域功用丰富，在民用领域也越来越受到青睐。据统计，2017年全球无人机的产量将接近300万架，比2016年增长39%，市值超过60亿美元。然而在技术和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安全隐忧也在不断增加。

    上个月，一架无人机出现在伦敦盖特威克机场跑道上，导致数十架飞机无法降落，机场也短暂关闭。从无人机面世至今，全球各地不断有其干扰民航客机，造成后者延误、迫降甚至返航等情况。同时，无人机可能带来的对私人领域的侵犯、个人隐私的窥视也引发担忧．各国政府因此不断规划实施对无人机的管理，不过，宽严幅度则相距甚远。

    在法国，一名少年因使用无人机拍摄城市全景即被起诉，理由是可能造成对他人的危害。根据法国目前颁发的法规，除机场、军事区等敏感地区禁用民用无人机，城市厦周边地区，包括公路、公园、沙滩等公共场所上空同样禁用无人机。即使是私人区域，未经允许也不得随意对他人及其所有物进行拍摄，更不得以商业目的进行传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类似严格的举措也在施行。

    相比之下，爱尔兰等国家的管理措施相对宽松，爱尔兰仅要求重量在1000克以上的无人机进行登记。英国交通部的研究也显示，400克以上的无人机就有可能对商用飞机的驾驶舱玻璃造成损伤。

    毋庸置疑，维护公共及私人安全领域不受市场盲目逐利的侵害，乃是监管的第一大功能。但是，采取合适的力度使之不损害行业发展的前景、不打击研发的积极性也是判断监管是否适当的重要标准，像英国运输部官员马丁·卡拉南所指出的，“要试图通过无人机新规优先保护公众，同时最大程度发挥无人机的潜力”。去年底，在美国的监管严规拒绝亚马逊公司测试无人机送货之后，英国作为“全新的自动化技术方面全球最为积极的国家之一”，欣然接受了亚马逊的测试请求，而且亚马逊也只是在英国测试类似产品的“众多大公司之一”，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发展中新的业态不断涌现，特别是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还带来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的更新与比拼，对新生事物的发展要有更多的包客，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而有效的监管一方面应该成为引导规范新兴行业发展的利器，另一方面则应成为帮助平衡其商业潜力与人们安全需求之间的天平。

    完善的监管方案本身也是一种宝贵的“发明”，其价值终会在时间的检验中得以呈现。

（摘编自李应齐《给无人机直规矩》）

    近几年，以汉服圈为代表的古装文化实践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态势。在文化传播领域，例如方文山在2013年创办“西塘汉服文化周”，建构了一个以汉服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场域。在产业资本领域，与汉服相关的产业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现在，身穿汉服的身影已经时常出现在大学校园、商业广场和地铁公交等公共场域，进一步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

    不过，有的汉服爱好者却表达了不同的焦虑，“现在的汉服圈都很浮躁，很多人已经退圈，因为已经背离了初衷”。有人曾对汉服文化内部的构成做过普及：一是汉服爱好者，即已接触汉服，对汉服有一定了解，认同汉服复兴的主要观点与理念；二是汉服生活者，即将汉服生活化，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三是汉服复兴者，主要进行理论研究或服饰考据，或负责引导社团、举办活动，较大范围地复兴推广汉服。显然，一种内部的阶层被呈现了出来。在公共场合身穿自制汉服的第一人王乐天等，同汉服生活者一起，他们构成了金字塔结构的塔尖和塔身。而汉服爱好者则是金字塔形结构的基座。汉服复兴者规定汉服文化的边界，而汉服生活者则以一种与世俗生活决断的决心进行实践。例外的是汉服爱好者阶层，他们的参与程度显然要低，远没有生活者“壮士断腕”式的决心。因而，在汉服文化越来越被关注的当下，汉服圈内部的焦虑情绪，也许可以解释为汉服爱好者同另两个阶层的脱节。而这种愈发不稳定的结构，则正是汉服文化在持续冲顶过程中的隐忧和未来可能遇到的发展壁垒。

    汉服爱好者介入汉服圈的动力，往往来自动漫文化的影响。如果要进一步厘清这一群体的文化需求，则必须首先将他们从汉服圈中剥离出来，去放置在青年亚文化实践的脉络中进行观察。汉服爱好者首先关注的是亚文化实践的满足，形成的对主流文化的仪式性抵抗策略和沟通尝试。

    然而，汉服文化复兴者和生活者强调汉服文化的正统性，这就造成汉服圈内出现了爱好者同“考据派”的二元对立。随着汉服文化热度升高，传统影楼写真为代表的行业也开始介入古装拍摄。此时，为了维护亚文化内部的纯洁性，汉服爱好者又斥其为“影楼装”，拒绝承认同汉服文化的关系。这种内部分裂导致的不稳定结构将制约其进一步发展。

    如何尽快理解汉服文化金字塔基座的庞大人群的构成成分和文化诉求、保护他们的参与热情，是夯实传统文化复兴人群基础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摘编自赵运涛《画里有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

    2003年开始，玄幻小说逐渐在网络文学中崭露头角，进入2004年以后，则出现了玄幻小说的热潮，从此玄幻小说开始占据网络小说的主导地位。玄幻小说热潮的出现不仅是一种出版领域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特定社会、文化土壤孕育的产物。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富于想象和奇幻色彩的。中国的传统神话包括了从开天辟地到诸神战争等丰富的现代奇幻小说素材。庄子的《逍遥游》、先秦的《山海经》、魏晋的志怪小说、明代的《西游记》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主义元素在各个时代的体现，这也是现代玄幻小说得以出现的文化源泉。此类小说多以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更多地延承了传统武侠小说之风。目前比较畅销的《搜神记》以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为题，小说在上古洪荒的背景下，展现了光怪陆离的古代神话世界。总体上看，玄幻小说在内容上多以上古或古代社会为背景，在风格上模仿神话故事或志怪小说，在主题上则延承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特点，这是中国玄幻作品本土文化特征的三个主要体现。

    玄幻小说的主要受众为青少年群体，其作品本身也体现了青少年文化的特征。青少年处于人生特殊的发展阶段，通常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内在叛逆、反应敏感，而玄幻小说从风格到主题都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了青少年受众的需求。就脉络而言，玄幻小说多是以主人公的个人奋斗经历为主线，在一定程度上留有成长小说的痕迹。玄幻小说为青少年呈现出一个另类的奇异世界，这里表现的是一种超越世事沧桑的人生感悟，是一种看尽烟花后的自省修身之态。

    玄幻小说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质。由于拥有数量可观的青少年读者，专业玄幻小说网站不断出现，这种现象也吸引了纸质出版商的关注。网站运营商与出版商的合力商业打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玄幻小说在市场中的推广和流行。同时，由于玄幻小说具有浓郁的本土元素、稳固的青少年受众市场，配合幻想小说抬头的全球背景，玄幻小说自然也成为商业资本着力打造的一种文化产品。中国玄幻小说的发展和流行也离不开网络的使用和普及、网络化为玄幻小说热潮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玄幻小说本质上是流行文化和青少年文化的典型代表，运与网络文化所倡导的草根文化、通俗文化不谋而合。

    社会现状为玄幻小说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然而，尽管在玄幻小说热潮中出现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由于受到作者自身素质以及商业环境的限制，严格意义上真正能够传承中华悠久文化，同时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仍不多见。

 （摘编自盖博《中国玄幻小说热潮现象的多元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