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养我们的“精神道统”

    一位诗人说过，“当灵魂失去庙宇，雨水就会滴在心上”。诚然，物质财富可以满足生存，但是精神庙宇才能安放心灵。一个国家，要有共同捍卫的信念天空；一个社会，要有一起坚守的核心价值。每一个人，在满足口腹之欲后，也深沉呼唤更加富足而充实的人生。

    “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信仰，否则社会上什么‘恶性肿瘤’都会长出来”，有志之士的呼吁，折射出我们时代的精神需求。如车轮围绕中轴才能转动，苍鹰振动双翼才能飞翔，社会拥有核心价值观，才能产生具有凝聚力的强大磁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明辨是非、评判美丑、权衡得失的基本标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性和行为操守。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精神道统”，人们得以从中寻求生命意义，寄托终极关怀。

    中华文化向来崇德尚义，孔子选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追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5000年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历史敬畏，也有“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的理想情怀。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道统”，孕育出中华儿女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价值取向，己达达人、兼善天下的行为方式。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经济发展高歌猛进的同时，拜金主义在一些人那里颇有市场，一些传统道德价值受到挑战，一些价值底线被弃守。“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物欲追求，毒奶粉、地沟油带来的良心失守……如果利益的巨浪吞噬价值关怀，那么物欲横流、唯利是图的尽头，必然是良知的出局和信任的崩塌。

    在哲人看来，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原则的政治，这是现代社会的最大危机。一些经济学家更看重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力量，认为“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的确，缺少自由平等，市场经济就可能异化为巧取豪夺的原始丛林；没有公正法治，现代社会也可能堕落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今天，随着物质财富不断累积，富裕起来之后的价值追问，更加峻切地摆在国人面前；涵养我们时代的“精神道统”，同样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出国旅游，能否用自己的行为，展示一个大国的文明？汽车时代，能否遵守规则，让社会多一份法治意识？网络普及，能否尊重隐私，向他人释放出诚信和友爱？从这些点滴努力中，一个人能够获得自我升华，一个国家何尝不能实现从物质现代化向精神现代化的飞跃？

    总有一种情怀，能够让人超越争名逐利；总有一种追求，能够让人舍弃一时得失；总有一种感动，能够让人不禁潸然泪下。物质匮乏的时代，精神的力量可以弥补物质的不足。物质丰裕的时代，精神的星光则能照耀我们走得更高更远，去拥抱一个更加丰盈的人生，收获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

（选自2014年4月9日《人民日报》）

出版人的知识视界与人文素养

    ①出版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平庸媚俗乱象，首先与出版人受限于知识视界，没有高屋建瓴的策划与组织有关。譬如各类原创图书缺乏，质量平平；而一般图书则碎片化、娱乐化泛滥，格调不高，跟风现象严重；至于财经励志类图书则多克隆封面，四大名著多重复出版，更是业界常态。还有的出版社，因贪馋不退货和回款快，直接将出版经济做成“教材经济”，如此因袭偷惰，最可唏嘘。面对这种均质的平庸与粗鄙，老出版人董秀玉直言“不敢去书城”，“也不喜欢大书店”。身在界外，个人的观察，这固然与早先作为垄断行业的出版社靠书号资源、行政运营养成的积习有关，但由此形成的对知识创造的轻忽与怠慢，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②这里仅就图书输出一点，来谈出版人知识视界过窄与创造力不足的问题。记得2003年，商务部有过统计，与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相比，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逆差高达86亿美元，其中，包括图书输出在内的文化服务贸易的收入尤其少得可怜。当然，“十一五”以来情况有所改观，我们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有千余种图书通过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出版计划走向世界。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的对象国和对象地区还不广泛，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图书仍较少，对海外市场与读者需求并不十分了解。有些学术书水准不低，但常常因不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遭到对方拒绝。

    ③我们的发言权在不断流失，我们无力影响全球性的价值推展和制度安排，被人投诸边缘，视为“他者”。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重要学说和通行规则很少体现“中国因素”，更少由中国人来确立和制定的现状，显然与我们的大国地位不相符合。为今之计，如何以全球化考量为背景，冷静下来，沉淀下去，努力提升图书选题与内容的前沿性、普适性，还有编校装帧的质量，让出版人真正成为一个通晓全局、专精一门的专家内行，既不枵腹充数于业界，又不塞耳自外于学林，同时又虚心学习他人，积累经验，在产品、版权与技术、资本等各个环节上切记用功，在海外收购、投资或创设出版公司及书店等方面刻苦钻研，从而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赋予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更丰富的内涵 ， 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亟需出版人有更开阔的知识视野，在各种出版实务上痛下工夫。

    ④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欠缺太多。从出版内涵来说，了解国际学术走向，熟悉业界书情动态的专门人才还很缺乏；从出版运作来说，掌握版权贸易的行家尤其不足。以学术出版而言，许多必要参数也不在出版社年检及评估中反映，怎么可能敦励出版人从观念上统一认识，在规范规制上奋起直追？又怎么能使之克服码洋崇拜和GDP游戏，真正了解到如果不改变现状，即使中国图书走出去也无济于事？以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为例，我们租的展区面积不可谓小，参展图书也不能算少，但好书难觅，最多的仍然是上述线条粗浅、解读表面的空泛之作。

    ⑤在我看来，倘若学术文化的价值悉数为利益放逐，纵使我们占有了市场，也仍然不会有发言权。现在出版人走出去了，但却只留下中国的经典思想“览镜心情只自怜”，怎么能不让人慨叹？还有，那些天，莫言要获诺奖的消息已经传出，但书展上却没有莫言小说专架，官方《参展商手册》也无反映，如此应对，或许出于疏忽，但缺乏董秀玉先生所说的“视野要广阔一些，要有前瞻性，要关注各个方面”的出版人专业素质和知识视界，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网络直播是新兴的高互动性视频娱乐方式，这种直播通常是主播通过视频录制工具，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直播自己唱歌、玩游戏等活动，而受众可以通过弹幕与主播互动，也可以通过虚拟道具进行打赏。

    在直播过程中，较之于微博、微信的信息随时发布，现场实时发布应运而生。由于操作便利，各阶层的人们都能通过发布按钮把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新鲜事情搬到网络上并实时与观众互动。实时发布在空间上让发布主体同观众之间的距离缩减到最小，促使观众关注程度增加，对直播的各个环节都有新鲜感和身临其境感，进而产生强烈的参与意识。在大众传播中，传播模式基本上是单向的，具有延迟性、间接性等特点，网络直播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一对多”的实时互动成为可能。

    网络直播更加突出传播个体的个性，释放公众表达的欲望，个性十足的人们迅速成为不同话题的“意见领袖”，带着自己的跟随者不断地设置新的“议题”，强化了“人人即媒体”的传播格局。之所以是强化了，是因为早先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公众的个性，使人们有渠道更自由地表达。但随着新生代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升级以及互联网娱乐习惯形成，网络直播带来了更直接、更有效果的传播方式，满足了人们个性化十足的表现需要和观看需求。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在对受众进行研究时强调，受众会受到来自“媒介的压力”，如报纸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电视需要相应的接收条件。在网络直播过程中，这份“压力”被减到了最少，直播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类，其内容浅显易懂、贴近生活。进行直播和收看直播所需要的工具也越来越简单，只要有意愿，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切换身份，成为“主播”，发出自己的声音，呈现自己的意见，释放自己的个性。

    传播层次越少，可信度也就越高，“多级传播”必然造成“信息损耗”，直播的直接性传播优势体现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无需转述，减少了“信息损耗”，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对网络直播平台而言，当直播行为开始，云端会同步抓取同步存储、同步传递，延迟不会超过2秒，平台也无法把握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经过加工、剪辑、审核之后再公之于众，唯独直播，它可以让用户与现场进行实时连接，有着最真实最直接的用户体验。它打破了网络隐匿性特点，相较于文字、图片等形式，直播视频的修饰难度增强，公开性大幅提高，也更加真实。

    不过，也正是因为直播平台实时连接突出真实性特征，导致此领域“把关人”的缺失，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为了得到高关注度，网络直播领域乱象较多，有的主播为了获得受众眼球，得到“礼物”，举止失范，也使得网络直播这种传播方式饱受诟病。但网络直播的乱象，将随着监管的加强以及平台自律逐步得到解决，直播形式也将受到越来越多人和企业的青睐，未来的直播平台将在搭建明星与粉丝交互新渠道、在企业营销以及新闻报道领域，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摘编自《网络直播在我国的传播现状及其特征分析》）

    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当众表演故事的艺术，小说是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艺术。戏剧与小说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定性和基本风貌。

    小说故事的时间、地点的变更完全没有限制，于是情节可以有大的容量；而戏剧是将事件的发生直接呈现在舞台上，作家对故事情节的支配必须受到舞台演出的限制，追求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西方经典戏剧理论“三一律”规定：剧本创作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只允许有一个故事线索，发生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天，必须只有一个地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把它解释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

    小说的媒介是语言，以叙述为主，诉诸读者的智力和想象；而戏剧的媒介则是演员的肢体和言语，以直观展示为主，诉诸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演员不能像小说那样插入作者的叙述、描写、观感、议论。高尔基在《论剧本》中说：“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的提示。”叙述与展示的不同带来的另一个区别是：小说倾向于表现过去时，而戏剧则表现现在进行时。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说：“任何叙述形式都趋向过去已发生而现在结束了的事件，那么戏剧的具体性正是发生在永恒的现在时态中，不是彼时彼地，而是此时此地。”所以，戏剧中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往往比较棘手，以前多靠人物的叙述回顾。

    小说的故事是提供给私人阅读的，阅读的方式可以完全自由，情也可以随意调节，但是观众走进剧场看一出戏的情形则不同，它是一种集体欣赏。戏剧的故事必须一开始就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且要维持这个兴趣到戏剧的终结。如果观众感觉乏味，难免随时离场，这会影响戏剧演出的效果。情绪效果的限制要求戏剧故事必须加快情节发展的节奏，且保持情节的张力和变化，这就需要戏剧中有冲突、悬念、突转和发现。英国威廉·阿契尔在其《剧作法》中说：“我们可以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就像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一样，正是这种发展进程的缓慢性，使一部典型的小说有别于一个典型的剧本。”

    戏剧与小说各有其基本艺术特质与形态，但两者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背离了当时普遍接受的“戏剧法则”，追求戏剧事件的生活化和剧本的内在抒情性。虽遭指责，但这种崭新艺术促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舞台导表演体系的变革。众多小说家融入了戏剧的“动作”、“冲突”、“悬念”等技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创作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陈军《论戏剧与小说的文体区别及沟通》）

《红楼梦》的开篇神话

①《红楼梦》是由一个神话故事开端的。说的是大荒山无稽崖下，有一块女娲补天时未被采用的石头，幻化为神瑛侍者，每天用甘露浇灌三生石畔上的一棵绛珠仙草，后来仙草修成女儿身，愿用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的情。因此一事，便引出一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②故事虽然说来荒唐无稽，但是任何神话都有其尘根俗缘。曹雪芹编造的这个神话故事，毫无疑问也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那么，《红楼梦》中的这块顽石，到底生于何方何地呢？作者说是本于“大荒山，无稽崖”，用脂砚斋评说的话来说，就是“荒唐也，无稽也”，亦是无可稽考之处。在我看来，这是作者和评批者有意让读者处于扑朔迷离之中，它应当是真有其处的。依据相关材料揆情度理，我认为，它应当是我国东北部的长白山。在远古时代，人们便称此山为“大荒山”。我国第一部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在肃慎之国。”肃慎，位于我国东北的东北部；不咸，蒙语即神仙的意思；不咸山，即仙山。长白山天池之畔有一天豁峰，山峰形状奇特。山石巨大，其中最大的一块，便名曰“补天石”。“绛珠仙草”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长白山上的名贵特产人参。人参常被称为“神草”或“仙草”，长着对生的绿叶，绿叶中间挺立着一株长长的花柱，柱上结着一串串红宝石似的珠果，颜色绛红绚丽，形状如同南国红豆，晶莹剔透。这样看来，这个“绛珠仙草”不是人参又是什么呢？

③“神瑛侍者”呢？他似是“神鹰”的谐音。很早以前，满族人中间流传着一个神话：有三个仙女在长白山天池里洗澡，有一只神鸟（也有称说神鹰的）噙来一颗绛红的仙果放到最小的仙女佛库伦的衣服上，仙女吞下红果后生了个男孩，便是清世祖先布库里雍顺。因此，神鸟（或神鹰）与绛红朱果的兰因絮果，恩恩怨怨，早就缔结在三生石畔了，曹雪芹只不过是将其巧妙地改造了一番，且完全不露一点痕迹。

④为什么曹雪芹要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来牵引出这部百年望族的兴衰史呢？曹雪芹先人早在明万历年间迁居沈阳附近，加入旗军正白旗。他们为清室开创基业，屡立卓越功勋。因此曹雪芹用这么一个神话故事开篇，这与他绵绵不绝的寻根怀旧思恋有着直接的关系。曹雪芹生于末世，当年随同清室一同入关的八旗子弟，个个都是声名显赫，唯独他结庐在荒凉的西郊荒野村，穷困潦倒，怎能不产生“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的慨叹呢？

⑤曹雪芹在一首《画中诗》中说：“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做顽仙。”这里明明点出这块顽石的来历，它的根源本来尊贵，详溯其源当是太古的大荒山（即长白山）山巅，遥想当年是何等的荣耀，只是今日才蒙蔽尘埃，埋没于蓬蒿之中。现虽欲返璞归真，但又不愿去攀结那些豪门权贵，只能是“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而已！并于万般无奈之中，才求诸笔墨文字，冀图得到诸如《红楼梦》中的空空道人之类的仙人去传述其一番历历可数的心迹罢了。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