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是怎样成为人类朋友的

    在与人类的关系上，没有哪种动物能比狗更亲密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狗一般都比较温顺。但仅仅温顺不足以说明人类为什么喜欢把狗养在家中。羊也很温顺，但是很少有人把它们当宠物喂养。

    美国哈佛大学的布赖恩·黑尔认为，狗对人的社会暗示极其敏感，这使得它们能和谐地融入人类社会。大猩猩的智力通常被认为仅次于人类，黑尔博士因此决定通过实验比较一下狗和大猩猩的各种能力，以此验证自己的观点。

    他在受试的动物面前摆放两只倒扣的杯子，接着把杯子藏到屏壁后面，在其中一只杯子的下面放了一小块食物，然后把屏壁拿走，受试动物必须选择看哪只杯子的下面放有食物。如果实验者不给任何暗示，这两种动物正确发现食物的比例都是50%，与预期的一样。但是，如果实验者以某种方式暗示哪只杯子下面有食物，狗每次都正确地找到那只杯子，而大猩猩不论重复多少次这种试验，都无法明白人的暗示。

    黑尔博士对此感到满意，因为这至少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接着他又提出了下一个逻辑问题，即狗对暗示的敏感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他提出了三种假说：

    第一，这种技能是从狗的祖先狼身上遗传下来的。不过实验又证明，在发现食物藏在哪只杯子下面这一点上，狼的能力并不比大猩猩强。第二，这种社会敏感性是狗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学来的。黑尔博士选择那些在狗房里长大且与人类接触极少的狗和爱狗族家里养大的狗进行同样的试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第三，这种对人类暗示的敏感性是后来形成的遗传特性，这种特性是为了使狗进入新的生活环境，与人类共同生活。

    在新几内亚岛生活着一种名叫“唱狗”的狗，因为这种狗不会吠叫，只会像人唱歌一样地嚎叫。唱狗的身材与普通的狗一样，而不像狼的身材，这表明它们被驯化过。但是新几内亚的唱狗现在完全是野生的，历史资料证明它们处于这种状态已经长达几千年了。黑尔博士推断，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这种动物淘汰掉对它们不再有价值的特性。

    黑尔博士的这种推断得到了证实。即使那些从小被人驯养的唱狗，也同狼和大猩猩一样无法明白人类的暗示。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长期的野生环境从唱狗身上夺去了原先赋予它们祖先的能力——像理解同类那样准确理解人类的意图。

（节选自《自然与人》2005年11月12号）

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我们民族给出的答案是“导民以孝，以孝侍亲”，以孝文化作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思想基础。面对今日中国“银发社会”浪潮到来之挑战，应着力推动传统孝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现代孝道筑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

    传统孝道主张养老敬老。孝老敬亲是中国人伦道德的根本，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善事父母”是孝文化最基本的要求。这首先指“能养之孝”。孔子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要求“事父母，能竭其力”；在“能养之孝”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敬亲之孝”。他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那么，怎么才算敬养，怎么才算孝子之行呢？《孝经》中提出来了“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

    现在社会的深刻变化，引发了传统孝道现代转化的必要性。首先，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家庭关系变化。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方式，春种夏管，秋收冬藏，处理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靠经验，而人越老所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值得社会尊重，故而老人在家庭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在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现代社会，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地位都超越长辈时，他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便会加大，而老人们的地位难免会“边缘化”。其次，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孝治。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要求臣子对自己尽“忠”而鼓吹百姓们行“孝”，“忠孝”也成为当时最高的道德评价标准。而在当今社会中，古时的“父母官”变成了当今的“人民公仆”；那时的“子民”“草民”，而今变成了“公民”“国家的主人”；执政党的理念，也转变为各级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与政治冲击，使孝道文化基础大为动摇。孝道观念被严重扭曲，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形成了几代人思想上的误区与断层。再就是生存及养老的压力增大。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增大，子女对父母尽孝的难度提高。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孝道传统日渐失去昔日的约束力，子女们对父母不尽赡养之义务，老而无养，养而不敬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子女在老人还有一点利用价值时，一味索要，无度“啃老”；而老人一旦年高体衰，便视为累赘，甚至虐待、遗弃，种种不孝行为令人发指。曾经风光无限的传统孝道，如今已是面目全非，只是靠着历史的惯性而踉跄而行。

    欲使传统孝道能在今天生存发展，并且对现代生活产生其应有的规范与指导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使其融入现代生活，走进现代人的心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统孝道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它既应该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于艺术修养

余秋雨

    ①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很少有正规提倡艺术修养的时候。本应属于艺术范围的文辞诗作，竟长期成为科举手段，结果艺术人格不得不在利禄人格、官场人格的威慑下变得疲弱不堪，可怜巴巴地充当仆从。《红楼梦》中贾政带领一批文士清官视察新落成的大观园，需要应景题额，比较下来，显然是那位懒于学业、年轻稚嫩的宝玉艺术修养最高，但又有什么用呢？一路只听见贾政对他的呵斥声，这可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艺术修养和艺术人格处境的象征。由于大大小小的民族灾难频仍，我们历来焦急地呼喊着军事修养、政治修养、经济修养，很少有呼唤艺术修养的，因为它太缺少实利了。但是，一旦当我们摆脱急功近利的狭隘观念就会懂得，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的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从人类发展总体而论，军事、政治、经济等再重要，也带有手段性和局部性，惟独艺术，贯通着人类的起始和终极，也疏通着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童年和老境、天赋与经验、敏感与深思、内涵与外化，在蕴藉风流中回荡着无可替代的属于人本体的伟力。

    ②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尽管他的外在境遇未必良好，他的内在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盈而充满活力。他永远不会真正地寂寞，但丁、莎士比亚、卡夫卡、屈原、李白、曹雪芹永远与他为伴。他永远不会枯窘，他会用贝多芬的耳朵、毕加索的眼睛去谛听和审视。于是大千世界变得那么富丽，他自己也变得富有。一般的人过得再富有再安逸也就是一个一般的人生，而他，全部人生节奏都被古往今来的艺术大师们充实过、协调过了，因此，他是汇集着人类的全部尊严和骄傲活着。

    ③很多人把艺术知识等同于艺术修养。不少地方搞艺术修养大赛，所出赛题全是艺术知识方面的。更重要的是，有不少高等学校，甚至艺术院校也把堆积艺术知识当作提高学生艺术修养的基本途径。结果，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青年：一提起某个名画家，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几个创作时期，以及每个时期的基本特点，但一旦让他们真的站在这个画家的面前，却漠然以对，根本没有出现审美投入；看一出传统戏，能够如数家珍的说出这出戏的题材来源、改编历史、种种掌故，但如果要问一句“今天的戏好看不好看”，他却难以作出明快的第一判断……

    ④这一切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怪现象，便是长期以来以艺术知识代替艺术修养所造成的。

    ⑤一个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当然会有比较充分的艺术知识。但是，艺术修养的根基并不在艺术知识中。艺术知识是对已发生过的艺术现象的理性记录，其本身是非艺术的。这正像知道欧洲战争史常识和拿破仑生平的人未必有真正的军事修养，因为他所知道的这些知识本身是历史的而非军事的。艺术知识，只是艺术修养大题目下的一种后补性、扩展性的内容。

    ⑥一个人在提高艺术修养过程中，不能不在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中长期玩味、留连，这就自然而然地积累了一些艺术知识。有时，为了深化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领悟力，人们也会把某段艺术史系统的了解一下。但是，只要是有艺术修养的人，他在接触艺术的过程中往往不会向学习数学史一样冷静，而一定会投入自己明快的爱憎裁断，调动足够的审美联想，甚至还会引发自身创造的激情。这样，他也就把艺术史的学习艺术化了。

（选自《文明的碎片》，有删改）

    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在于他把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则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无论是他在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还是其他许多言行，都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但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另一面。这另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遁世都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且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纷扰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如果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苏轼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有多谈，却更感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直到苏轼这里，陶潜才被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在散文《方山子传》中，苏轼表达了不要富贵、不合流俗的愿望。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吗？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流露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朱熹、王船山最不喜欢苏轼，他们都感受到了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题画诗和咏画诗

周金标

    顾名思义，题画诗是题于画面之诗，诗情画意，相得益彰，这是狭义的题画诗。但“题”字亦有品评之意，如王维《题友人云母障子》、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就是诗人品评屏风画的诗，但并未题于画面。后人在讨论题画诗时，较多使用广义的内涵，将品评画作之诗和题于画面之诗统称为题画诗，其实这是不妥的。确切地说，品评画作之诗应当称为咏画诗，它与题于画面的题画诗有诸多区别，不可不辨。

    唐宋时期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写作了大量歌咏绘画的诗作，沈德潜认为杜 甫对题画诗有首创之功，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说：“（杜甫）题画诗开出异境，后人往往宗之。”但杜甫等人的诗歌并未真正题于画面，只是咏画诗。现存题画诗具迹最早的大概是宋徽宗赵佶的作品，其《芙蓉锦鸣图》《腊梅山禽图》空白处各题有绝句一首，但这在宋代也是偶一为之罢了。文人画兴盛于元代，文人而兼画家，自画自题，题画诗随之而兴。唐宋以来诗画分途的局面，在元代尤其是元末彻底改观。到了明清，题画诗进入繁荣期，几乎是无画不题。数量之多，远超唐宋。   

    咏画诗一般采取尊题手段，赞美画作，以逼真传神为最高境界。杜甫咏画就常常以画为 真，疑画物为真物，又用真物衬托画物，渲染画物的逼真效果。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 歌》“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这种手法为后人继承，如黃庭坚《题宗室大年画二首》其二：“水色烟光上下寒，忘机鸥鸟恣飞还年来频作江湖梦，对此身疑在故山。”也是疑画作真，忘情赞美。

    咏画诗一般从画外入题，逐渐过渡到画面，表明观画缘起和自己的观众身份，否则显得突兀，易致读者茫然不知所云。如杜甫《画鹘行》“高堂见生鹘”，苏轼《王维吴道子画》“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等，或开门见山，或旁敲侧击，亮出自己观画者的身份。此忌对画面或作精细描写，或作概要提示。而题画诗直接题于画面，两者水乳交融。   

咏画诗和题画诗一般均描写画意，借画言志，但在内容方面有所不同；题画诗一般负有解说或伸展画意的任务，这是题画诗的天职，也是其天然局限，有点类似命题作文，无论如何超脱，却不能天马行空，离题万里。而咏画诗没有如此顾忌，诗人往往尽情挥洒，既可在空间上“视通万里”，亦可在时间上“思接千古"；既可全爲照应画面，亦可随心所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优势是题画诗所不具备的。如苏轼《惠崇春江晚景》其一则从画 面引申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朴素哲理。一句话，咏画诗只是借他人之图画，抒一己之怀抱。而题画诗在于谨守本分，老老实实为画面添彩，且多数题画诗又可以补充并深化画面的意蕴，郑板桥自题《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歌内容已大大超越画意。

从篇幅看，咏画诗海阔天空，篇幅不限，如杜甫咏画诗多长篇七古或歌行。而题画诗则强调“不侵画位”“不伤画局”。传统文人画在创作伊始就要考虑留白，"留白"既是"知白守黑"的需求，也是方便自己日后有感而题，或是考虑他人或后人收藏时的题跋和钤印。而传统画的留白大小和位置，决定了题画诗一般不可能是长篇大作，即所谓“客不欺主"也。所以明清时期的题画诗大多为绝句或短诗。

（摘编于“中国青年网”，有删减）

材料一：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所到之处，无不构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某种新的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一种新技术出现，有可能对结构造成影响。然而，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为人们所用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人的行动无时不受到“结构”的制约，所谓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具有制约性的外部环境，例如应试教育可能形成一种制约人行动的“结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这种制约性和使动性表现为结构为行动提供操作空间以及边界，并通过价值观念对行动进行引导。

人们试图应用技术变革结构，但结构也可能对行动进行制约和使动，驯服技术并把技术作为结构自身的强化。例如，在应试教育结构下，信息技术的应用未能冲破应试的束缚，反而在某种程度与应试共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新性新技术，在给教育结构带来冲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结构驯服与同化的可能，成为更精致、更高效的应试技术。在这种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达，不过是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更有效、更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而一旦人工智能沦为应试的精致工具或规训技术，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初衷就要落空。这也是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变革教育的愿景一再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技术未能有效地抵制旧结构的诱惑，反而强化了旧结构。

（摘编自蒙石荣《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变革教育的可能与限度》）

材料二：

说“互联网+”甚至能够直接摧毁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并非耸人听闻，“互联网+”对教育的各方面影响是深至骨髓的。“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比如某中学已经能够做到“班班通、人人通”，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显然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的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

材料三：

传统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学习的督促者和引导者。“互联网+教育”直接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没有了以往的约束和限制，各要素无须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内，教育俨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传授习得，而隐性知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如学习过程中需要塑造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包括诚信、责任心、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等。“互联网+教育”形态中一些隐性知识也有所体现，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量。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均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但在“互联网+教育”中，进行情感教育和人文教育则比较困难。在线学习往往给学生营造出一种完全自学的极端情境，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学习过程完全由学生把控。这种情境下教师丧失了基本的指引功能，只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解疑的输出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设备的一分子，这不仅扭曲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更是与国家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网络世界始终有别于现实生活，学生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仍需要多方面合力共同完成。

（摘编自张惠惠《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对教育育人的挑战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