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是核心价值观的微观体现

 “家风”是一个家族开展教育的起点。在传统中国，社会教育不发达，人的成长往往依赖家庭教育。许多大的家族组织，承担着对本家族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也接受家族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族“纲领”，指导和规训着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

“家风”还是家族的共识性的道德观念。无锡《锦树堂钱氏宗谱》所记载钱氏《家训》，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在传统社会，家风往往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展开，因族群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侧重会略有不同，但无外乎是教人向善、积极进取、勤劳节俭。

在每一个具体的家族中，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还是家族精神的体现，通过代代家族成员具体的行为而践行和传承。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和这个家族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相同姓氏往往也被说成是本族的祖先。用祖先的荣耀和事迹，增强自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凝聚家族成员，使他们对于姓氏家族本身产生认同。家风实际是一种经过历史积累而形成的精神尺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反映了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从家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具体现实，另一个宏观抽象，二者其实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有了家风这样的微观载体，宏观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变得具体而鲜活，也就更容易从精神层面的“深入”，到具体行动上的“浅出”。

现实中，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家庭、国家的统一。而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着浓厚的家庭情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精忠报国等家风，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深入到每个人的血脉当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可谓是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它有时候就是普普通通的语言，却能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每个人的心灵；尽管它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却能通过言传和身教让每个人刻骨铭心。正因为家风让是每个人从小就不断触及的，因此，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是整体和全方位的。

家风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传统大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分崩离析，家风的传承也正面临诸多挑战。在社会加剧转型过程中，不仅传统大家族逐渐被小家庭取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离婚率上升、啃老等问题，也对家庭道德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将家风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需要我们协调好国家、集体、家庭、个人的关系，维护一个个社会细胞的和谐与安定。

无论现实多么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变化，一个个家庭的家风的存在，仿佛就是一棵棵参天大树，屹立不动。它们从历史中成长起来，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启示。我们继承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厚家风，我们也要不断发扬民族的家国精神，让家风这一棵棵大树，最终成长汇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茂密森林。

梨花风起正清明

    我国大部分地区一到清明时节，就告别严冬，迎来四野明净、生机盎然的春天。清明是农耕的重要时机，所以农谚有“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清明也是人们亲近自然的大好时节。古诗云：“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清明踏青、修禊的风俗反映了人们亲近大自然、感受生命和谐的心理需求以及张扬生命活力的愿望。

    为了顺应清明时节阳气上升、万物萌动之理，人们开展了春游健身和插柳植树的活动。

柳树得春气之先机，阳气最盛， 古人以“插柳”避疫驱邪，又赋予其“插柳留春”的文化意蕴。后来，清明插柳之风逐渐发展为植树造林之举，民谚说：“种树造林，莫过清明。”

孙中山先生把植树造林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推动。在他的倡议下，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确定清明节为植树节。1984年北京市将“全民义务植树日”定在清明节前后。2008年清明节被定为法定假日，植树节便自然而然地落户清明。在清明播下的希望种子，经几度春秋， 弥漫成郁郁葱葱的绿意。这时，人们会感到生命之树长青，就像是留住了春天，留住了生命。

    清明节还是体现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最富有生命意识的传统节日。虽然物质生命无法永存，但精神生命却可以永恒。生命之火如何延续?什么样的人生能够留芳千古?古人的回答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史留名”就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大肯定。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功、立言，而立德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古人把“立德”置于“三不朽”的首位。

    人们也正是通过清明节扫墓等传统仪式，一方面来感受“生死两茫茫”的悲怆，感念先人生我育我的恩泽；一方面停下行色匆匆的人生脚步，面对死亡，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生死的感悟中，让灵魂受到洗礼和净化，获得生死情感的宣泄和道德生命的传承。所以，人们追求以懿行嘉言留名传后，把个体生命置于祖辈代代相传的生命长链之中，作为长链的一环而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让精神得以安顿。因此，清明节正是家庭文化建设的契机，中华民族的敬祖意识、感恩心理、天人观念，在清明节可以得到充分地表达。

    而今，祭奠亲人、祭祀祖先的活动已发展到缅怀先贤英杰。祭奠他们，能让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受到爱国主义和中华文化精神熏陶，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清明。

    清明还有政治清明的含意。《诗经·大雅·大明》有“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句，《后汉书·班固传》也有“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的话，显然都指政治清明。

    清明的这种人文内涵常常以人物故事为载体而获得广泛传播。介子推与寒食、清明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相传晋文公在火熄后上山看到介子推母子抱树而死，在他们身后的树洞里发现了一首写在衣襟上的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传说中的介子推遗诗，出自谁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短短八句诗三嘱晋文公“清明”，反映了人们渴求“清明之世”的普遍愿望，即追求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是“君圣臣贤”“官清吏廉”的清明之治。

《乐记》曰：“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感自然节律而设，孕人文精神而丰，是对中华传统节日清明的最好写照。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达尔文把这一行为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达尔文早在研究进化论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发现，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在感到难为情时都会面红耳赤，而包括一些灵长类在内的高级动物却不会出现脸红。达尔文解释不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弗朗斯·德瓦尔教授也把脸红描述为“进化史上最大的鸿沟”之一。他说：“我们是唯一对尴尬情境或者谎言被揭穿时脸会变红的灵长类动物。”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信号呢？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脸红是由人的大脑决定的。当遇到特殊刺激时，人们通过眼睛、耳朵等感受器官把刺激信号传给大脑皮质，而大脑皮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刺激肾上腺，而肾上腺受到刺激，就会分泌出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在体内由酪氨酸转变而来，它的作用特点是，少量分泌时能够使血管扩张，尤其引起脸部的皮下小血管扩张；可是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的时候，反而会使血管收缩。当外界刺激比如害羞等信号传入大脑的时候会分泌少量肾上腺素，就引起面部血管扩张，血流增加，血的颜色是红的，所以容易引起心理性脸红。

    科学家认为，如果用“险恶、野蛮和无礼”来描述人类早期社会是正确的话，那么冒犯是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结果，人类就发展出了表达歉意的方法，以告诉别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后悔。

    想想你们家那条狗的表现，当它在你的院子里刨坑被你发现时，它就在地上打滚。你的狗躺在地上向你展示它的肚子，告诉你它不想在此时挑战你的愤怒——这是痛悔的表示。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对一条在地上翻滚的狗继续保持愤怒。与此类似，脸红可能是人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懊悔的标志。通过脸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们认识到了自己做得不对，我们正为此付出代价。而此时看到我们脸红的人则可以了解我们在那一刻所经历的不快感受，脸红也许就是我们对所犯错误表示歉意的身体语言。

    当然，对人类来说，语言才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但是语言是受意识控制的，可以进行欺骗，而不受意识控制的脸红却能透露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是你想用语言掩饰的。脸红发出的信号有时甚至比语言还要准确：脸红会让人们的撒谎变得困难。因此脸红使人类保持诚实可信，促使群体更团结。

    在哺乳动物中，只有灵长类具有三色视觉，能够看到由三原色组成的彩色世界，其他哺乳动物都是色盲。如牛、羊、马、狗、猫等，几乎不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感谢造物主让人类有一双最敏感的眼睛，也只有这双眼睛才能捕捉到脸红的信息。

（摘编自《百科知识》2012.4）

    海绵城市是一种形象的表述，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建设海绵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李俊奇认为，我们的城市应该像海绵一样，遇到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流雨水，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从而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

    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措施是对路面进行透水铺装，和建造下沉式绿地、绿色屋顶、蓄水池等设施。其直接目的固然在于收集利用雨水、减少洪涝灾害，但从城市建设理念来讲，这其实是对城市公共设施、生态系统的改造和升级，是着眼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划布局。

    海绵城市理念主要包括一个核心指导思想，三大建设途径，三大雨水系统和四大关键目标。

    一个核心指导思想指低影响开发理念。三大建设途径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低影响开发。针对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维持自然的水文特征。针对已经遭受传统城市建设模式破坏的生态系统，采用生态手段进行修复。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应积极采用低影响开发理念，减少硬化面积，提高城市滞蓄、渗透、净化雨水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实施海绵城市建设呢？海绵城市建设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海绵城市建设遵循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道法自然”，建设自然、生态、绿色的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太过于强调灰色基础设施建设，相应地淡化了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灰色基础设施过分注重人工化的工程。而绿色生态的基础设施，就是用生态自然的，或者模仿自然的生态措施实施。

    海绵城市建设还应因城、因地而异，不能简单地套用或复制某一固定模式。应该尊重科学，不能过分地夸大或贬低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的作用。注重利用适宜当地的生态化设施，如植草沟、雨水花园、雨水塘、多功能调蓄水体等，这些设施还可以充分利用雨水资源，缓解城市径流污染和内涝风险，降低水环境污染巨额治理费用，减少城市内涝造成的巨额损失。

    海绵城市的建设必须得到全社会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通过宣传与交流，让老百姓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可建立关于雨水排放的奖励和补贴机制等。北京就曾经对开发商提出了，如果建立雨水利用设施，就会减免防洪费。

    海绵城市的建设，必然会拉动经济增长，从本行业的规划、施工、软件模型开发，到带动其附属产业的产品制造等，能够促进多产业共同发展。在雨水系统改造的同时，可以结合道路铺装改造、绿化景观提升等项目来共同完成。国家的投资，加上地方上的配套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参与，甚至有人预计未来海绵城市的建设规模可达万亿。

    海绵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连片效应，不然，就很难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若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小区、每一条道路，都按照低影响开发理念来规划和实施，就会积少成多，效果会更好。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以水定城”的战略，这对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推动海绵城市的建设会大有裨益。

（选自半月谈网《海绵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有删改）

静里春秋

朱良志

    ①明末大收藏家卞永誉，博物通古，每评画，多有识见。他评北宋范宽的《临流独坐图》，认为此图“真得山静日长之意”，突出了“静”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中国艺术极力创造的静寂的意象，原是为了时间的超越，在静中体味永恒。

    ②宋代唐庚（字子西）有一首《醉眠》诗：“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它描绘的是艺术家期望超越的境界。

    ③苏轼有诗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在无争、无斗、淡泊、自然、平和的心境中，似乎一切都是静寂的，正所谓懒出户庭消永日，花开花落不知年。

    ④艺术家山静日长的体验，其实就是关于永恒的形上思考，他们用艺术的方式思考。倪云林的《容膝斋图》，画面起手处几块顽石，旁有老木枯槎数株，中部为一湾瘦水，对岸以粗笔钧出淡淡的山影，将人置于荒天迥地之间，去体验超越的情致。永恒感不是抽象的道、玄奥的终极之理，而是山自白云日自闲，心不为物所系，从容自在，漂流东西。云林有一诗写道：“逍遥天地一闲身，浪迹江潮七十春。惟有云林堂下月，于今曾照昔年人。”他超越乎两间，感受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永恒精神。

    ⑤沈周对山静日长的境界，也有很深体会，其诗云：“碧嶂遥隐现，白云自吞吐。空山不逢人，心静自太古。”他在《策杖图轴》中题诗道：“山静似太古，人情亦澹如，逍遥遣世虑，泉石是安居。云白媚涯客，风清筠木虚……”沈周一生在吴中山水中徜徉，几乎足不出吴中，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他的画也产生了影响。在太湖之畔，在吴侬软语的故乡，在那软风轻轻弱柳缠绵的天地，艺术也进入了宁静的港湾，吴门画派的静，原是和他们对永恒的追求有关。

    ⑥“马蹄不到清阴寂，始觉空山白日长”，这是文徵明的题画诗。他生平对道禅哲学和儒家哲学有较深的浸染，他是一个追求静寂的人。静寂不仅和外在世界的闹剧形成对比，静寂中也可对世间事泊然无着染，保持灵魂的本真。静寂不是外在环境的安静，而是深心中的平和。在深心的平和中，忘却了时间，艺术家与天地同在，与气化的宇宙同吞吐。

    ⑦中国艺术有追求静净的传统。清恽南田甚至以“静净”二字来论画，他说：“意贵乎远，不静不远也。境贵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绝俗故远，天游故静。”天游，就是儒家所说的上下与天地同体，道家所说的浑然与造化为一。天游，不是俗游，是放下心来与万物一例看。在静中“天游”，便有了永恒。将静视之为艺术之登峰极境，就在于一切外在世界“本静”“本幽”，它是超越时空的生命体验，他于此得永恒之生命精神。

（选自《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核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有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扎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专政，国不静；札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巡传》记载，祖邀和刘砚“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对刘跳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攘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粉”。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乌，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凤的别名是鸭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摘编自《“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