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视觉文化对美育的负面影响

                                                                                                   曹晖

      所谓“视觉文化时代”，也称“读图时代”，是指全球化以来，文化出现了一种从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的变迁。20 世纪最后十年，伴随着电子媒介广泛深入地向人类社会渗透，审美日益摆脱精英姿态而向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和泛化，最终结果是艺术和审美的生活化、普泛化，而其伴随的表现形态就是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可以说，图像的展现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正在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人的思堆方式与现代生活的逻辑形式。

      然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视觉文化时代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创造力的美育，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我们以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中“奇观”效果以及“暴力美学”为例，分析美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面临着何种冲击与影响。

     在视觉文化时代，电影格外青睐一种被称为“奇观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奇观化”主要指电影借助高科技手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奇幻影像，作为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轻叙事而重场景，因此契合了视觉文化时代影像的诸多特征。视觉文化时代的电影更将奇观效应作为电影构成的主要支撑，注重场景的铺陈和空间的展示，弱化时间，突出空间，大幅度地削弱情节和叙事。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该片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电影所呈现的场景奇观：在色彩上运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交替铺陈画面来营造视觉交响，黄叶漫天、红衣舞动、湖面如镜、武者交流；粗犷的敦煌沙漠、壮阔的内蒙古胡扬林，秀美的九寨沟风景。在《英雄》中，一切都是视觉的震撼以及对于高科技媒介的顶礼膜拜。

      奇观虽然带来了审美的震撼，满足了观众追求视觉刺激的猎奇心理，但它往往忽视了这种奇观表面下人们对精神和文化的审美需求，忽视了一部作品所蕴涵的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奇观化”带来了对美育的消解，因为以图像来传达意义，注重眼睛的“可视”而忽视了人脑的“可思”，审美停留在视听享乐中，将导致当代大众思维方式的退化，形成被动思维和平面思维，这对美育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暴力美学”是一种在纯粹暴力趣味的追求中发展起来的美学，在电影艺术中，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血腥暴力场面的形式感。暴力美学竭力弱化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在影片中规避直接的道德评价，因此它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由于图像时代的全面来临，暴力美学与现实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它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美育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暴力美学通过对暴力内容的美学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动能，宣扬人们内心潜藏的暴力倾向，放大了人们对血腥的本能嗜好。所以，尽管暴力影片在形式上炫目诱人，但它严重干扰了人的道德评价。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美育在内容、特征和方法上发生着诸多变化。图像渗透至社会生活，以其感官性（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生动性（图像使人身临其境）、普泛性（图像的接受不受主体自身文化条件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图像面前人人平等）等特点为人所接受，在带给人极大的感官享受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审美教育的目的。作为现代美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图像美育注重人的感性特征，在图像的审美接受过程中人的整个感性生命投入其中。但不可忽视的是图像中“奇观化”和“暴力美学”对现代美育构成了冲击，这是视觉文化时代美育遭受的困境之一，这昭示着传统美育在现代性进程中应密切关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同步进行调整和改善。这样审美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在视觉文化时代恢复人性完整，唤醒人的感性，建构全面和谐人格，按照美的内在尺度塑造人类文化的创造主体，促使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计算机自动化

    一百年前，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海特写道：“文明的发展就是加大不用想便能完成的事情的数量。”如今，计算机可以被编程执行非常复杂的工作，许多软件程序还负责脑力工作，比如观察检测、分析判断，甚至作出决定等等直到最近都还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职能。怀海特的话里隐含着一种这样的信念——人类活动是从上到下有等级区分的：每当我们把一件任务或一种工具交给机器去负责，就把自己解放出来去追求等级更高的、需要更多灵活性、更多智能或更开阔视野的任务。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谬见——自动化学者称之为“替代神话”。节省劳力的设备不只替代了工作或其他活动中的一些彼此孤立的组成部分，它还可能改变了整个任务，包括参与者的态度、技能和角色。

    心理学家发现，当我们用电脑工作时，经常会陷入自满和偏见——两种会削弱我们表现和引发错误的认知缺陷当中。当一台计算机诱使我们进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自动化自满就出现了。相信计算机会准确无误地完成工作并且处理任何出现的问题，我们任注意力四散开去。我们与手头的工作脱离开来，对周围事情的注意力也在淡去。自动化偏见则是指我们过于相信显示器上面的信息的准确性。我们对软件的信任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忽略或无视其他的信源，包括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当一台计算机提供了不正确或不完备的数据，我们会视而不见。

    计算机自动化将我们从执行者转变为观察员。我们放下了操纵杆，转而观看屏幕。这种转变可能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但同时也可能抑制专业技能的发展。在许多企业中，管理者和其他专家都依赖决策支持系统来分析信息和提出行动方案，但一些迹象表明，软件越是能干，会计师就越是不行。最近由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决策支持系统对三家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其中两家会计师事务所采用非常先进的软件，由计算机评估相关业务风险。第三家公司使用简单的软件，需要会计师来评估一系列可能的风险。研究人员对每家公司的会计师的专业知识做了测试，第三家公司的会计师明显比其他两家的强，对不同形式的风险都显示出了更强的理解能力。

    许多计算机系统设计者都假设，人类操作员是“不可靠，低效的”，至少和计算机相比是如此。于是，设计师便尽量让人承担尽可能小的责任。最终，人变成了监控者，而这样一份工作是我们人类——出了名的爱走神的物种——特别不适合的工作。而且，由于一个人的能力“不用就会变差”，哪怕是经验丰富的操作员，如果—味盯着屏幕，最终也将和初出茅庐的新手没什么两样。难以集中注意力和缺乏对原理的认知这两点加起来，增大了操作员遇到事故时无力应对的可能。于是乎，人类成为了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

（摘编自尼古拉斯•卡尔《电脑一歇菜，人能挺住吗？》）

    在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中，作者借孔子之口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就是没有私心和阴谋诡计，抢劫偷盗与乱贼暴徒亦已灭绝，即使夜不闭户也安然无事的“大同之世”。

    大同之世的基本特点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天下乃天下人共同的天下，从而区别于以世袭制度、“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等为特色的“天下为家”，即某个人及其家族将天下据为已有的时代。公天下代表了儒家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儒家力图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境，其根本目标就是希望成就一个道德理想国——大同之世。

    儒士集团天下为公的取向不仅是早期儒家就已揭明的理想，而且是后世儒者进行社会批判不得不遵循的基本点。黄宗羲正是在与天下为公的理想之世的比较中，对世袭社会中仅仅立足于自己一家一姓之私利的君主予以了无情的鞭笞。朱熹也据此对家天下时代做出了批评性反省，他批评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而且认为相比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世袭社会“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尽管其言论并未直接包含社会批判的内容，但是我们从张载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中，依然不难看出一个真正的儒者超越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与气度。

    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传统社会帝王家族的根本追求则是“天下为家”，即以维护一家一姓对天下权力、财富乃至民众的独占和维护一家一姓“永久”的世袭为根本目标。这就不能不与儒士集团的理想追求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而由于儒士集团虽以“道”的化身自任，但却无位、无势，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根本不是有位、有势的帝王家族及其所代表的权势集团的对手，其“以道抗势”的行为除了在有限的范围内与程度上纾缓家族专制的暴虐之外，根本不可能对现实的社会人生真正发挥儒者所自我期许的影响和作用。这就不仅使得儒家在传统社会中总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存在境遇，而且不能不限制儒家思想作用的发挥。

    我们说，儒学不仅不是能够为所谓“封建社会”所完全封限的，而且其终极的价值追求包含了对“家天下”鲜明的批判意识。因而，儒学不仅不应当随着“家天下”的逝去而消失，而且“家天下”的被推翻恰恰是为儒学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正是一个以“天下为公”为终极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之世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同，但归根结底它们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其表现是都强调人自我做主而不皈依于外在的上帝；都主张在人间建立理想的社会形态，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上帝之城。

（摘编自李翔海《公天下与家天下》）

    ①西周末年，周室衰落，儒家认定的王道政治不再行于世界，儒家人抱救世之心，致力于恢复王道秩序。

    ②儒家“王道”之论，根源于《尚书》、《诗经》等经典。《尚书·洪范》对于王道秩序的描述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其核心是王必须建立起一种准则，这个准则要正直公正。朱子在《朱子语类》中说：“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所谓“‘遵王之义’‘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在这里，王道的意思是一种可以为天下效法的中正无偏的合理秩序。

    ③孟子在理念上坚持王与霸之间的严格区分，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王霸之间的区别在于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那种通过强制的方式让别人服从的做法是儒家所反对的。

    ④在霸道政治为基础的战国时代，儒家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王道实现途径。

    ⑤首先，是孟子的思路。孟子与孔子类似，主张富之而后教之的社会治理的顺序。“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将王道视为畏途或不切实际的乌托邦，都是一种自我退缩的做法，实现王道的关键，在于要培养通向王道的信心和“决断力”。

    ⑥其次，是荀子的思路。荀子的立场似乎更灵活一些，他甚至对秦国的状况进行了有保留的肯定。他并非决绝地反对霸道。在群雄争霸的格局下，荀子认为，霸道虽德未至、义未济，但是以一种诚信的态度，富国强兵，使国土得以保全，也可算是一种权宜之策。所以他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荀子真正反对的是使用权谋获得政权的人。

    ⑦对于实现王道政治，儒家特别强调领导者的表率作用，但不认为只能依靠明君和贤相，而是那些推行王道政治的君王，才能被肯定和推崇；历史上许多的明君和贤相因为没有推行王道政治而被指摘。《论语》中“管仲之器小”儒家普遍认为，孔子因管仲没有辅助齐桓公行王道，而批评他。

    ⑧作为一种古典思想，儒家十分重视个人修养对于社会顺利运行的重要作用。儒家认为外在的强制力并不如心悦诚服更有效。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即使在现代社会，依然要重视运用这些制度的人的道德素养的培育，惟其如此，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⑨重建儒家和中国人生活的联系，并非是要以一种原教旨般的态度，将儒家一些因时因地而勾画的制度设计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实的中国，这种拘泥于“迹”而不知“法圣人之所以为法”的做法，势必会使我们陷入绝境。我们需要完整了解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并体会儒学的真正内涵，思考儒家对未来社会治理秩序建构的可能性。

(摘选自干春松《儒家王道社会理想及其实现方式》有删改)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肤廓之论这表明学术研究还需借助于历史的想象力。但历史想象与艺术想象有所不同。我们切不可拿“想象”作“证据”“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这也是治学者应当牢记的“信条。

治学须以历史学为根基。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之则把这种认识的思路，比作“祖孙的方法这一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头有他的孙子。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但历史也不是单纯事件的条块铺陈，它的背后还有“思想”，“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因此，我们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握它内在的“思想才能从一堆枯燥无生命的原材料中发现有血有肉的生命。事实上，对许多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与他个人经历并无直接关系。研究政治史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如果没有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难以开展的。

    历史想象应是“构造性”的。这一点和艺术想象确有相似之处钱钟书也认为，“史学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创立的记史方法比如刘邦之母大泽遇蛇、韩信下拜遇黄石公等就颜具艺术想象的意味。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所赖以说明问题的一些“凭借”，如民族、国家、政党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存在”，但要把握它们，也要依赖于人的想象。按照安德森的话说叫作“想象的共同体比如，研究民族，即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的全部同胞，或者和他们相遇，而是一种相互连接的意象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当然，历史想象也不可“天马行空”。这是它与艺术想象的不同点柯林武德说：历史的想象是“一种经过训练的想象，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实真相，而艺术家则是为想象而想象”。因此，治学者一定要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可以有深入而巧妙的推论，但必须时刻保持充分的自制力，以防止将事实纳入假想的框架。《红楼梦》研究中曾有过“索隐派”，他们借助离奇的想象，抓住书中的只言片语或某一个人物、情节跟清代史事相比附，测字猜谜式地从中“索”出所“隐”的人和事来。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总之，治学者需有历史想象力，但不可以做“索隐派”，更不要去“影射史学”。

摘编自周良书《治学需有历史想象力》

材料一：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思想，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文明经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等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列强入侵和国门被打开，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摘编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思想深刻，它关注和探讨的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所遇到的和必须解决的，不能回避和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尽管时代经历了巨大变迁，但中国哲学的思想和价值观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既和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相关联，更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形态相适应。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就创立了独特的哲学思维模式。譬如，《周易》所体现出的辩证思维模式，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学说，标志着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阶段。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不但毫不逊色，并且还保持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是生命之学、智慧之学，不但“源远”，而且“流长”，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这在世界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可以说，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

中国哲学包括传统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最能体现其基本特征和精神，并对中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中国的传统哲学。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时期，也就是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时期，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哲学称为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长达三千年，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和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书法绘画、建筑雕刻、民间风俗、民族心理、审美方式、行为习惯等，无不受到传统哲学的熏陶和影响；中国人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对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反思，都是通过传统哲学加以反映、提升和总结的。

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哲学在按照自身轨迹发展的同时，逐渐传播到了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其国民很早受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不无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传统哲学又突破东亚文化圈，通过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等人的传播，东学西渐，远播欧洲，在欧洲社会形成了持续二百年的“中国热”。这股“中国热”，对整个欧洲大陆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以及德国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资源。

当前，西方社会又一次表现出了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世界各国把关注的目光再次转向了古老的东方，转向了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转向了中国的孔子、老子，就是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和养分，以达到解决世界性难题的目的。譬如，“以人为本”“协和万邦”等中国哲学智慧，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都得到了鲜明体现，普通群众都有亲身感受，从内心深处再一次强化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量，更凸显出中国哲学的强大生命力。

有一句谚语说：“世界上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世界上的智慧在中国人的脑袋里”。从根本上讲，中国哲学就是有着大用的人生智慧之学。冯友兰曾说过：中国哲学必将大放异彩。

（摘编自陈先达《中国哲学的时代魅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