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鲸鱼用“方言”说话

    今年公开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鲸鱼的交流语言比人们原以为得更加完善丰富。鲸鱼的声音指令广泛，例如呼唤它们年幼的孩子、寻求可能的配偶，甚至表达情感，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研究人员已经识别出了驼背鲸的622种社交声音，他们的报告在夏威夷召开的美国声学学会和日本声学学会联席会议上公开。

    鲸鱼的社交声音短暂，并不是一个模式，与它们的冗长、复杂的“歌声”截然不同。这项研究为鲸鱼会用比人们预想的更有意义的语言表达自己增加了证据。昆士兰大学兽医学院丽贝卡·杜洛普负责这项研究工作，她说：“我不是说这是一种语言，因为，鲸鱼不会像人类一样有规律地将声音连在一起，就像将单词连在一起组成句子一样。它更像是一个简单的词汇。”科学家对沿着澳大利亚海岸迁徙的60只鲸鱼进行了跟踪研究。使用静音水听器阵列的传感装置检测音波，而后，将听到的声音与鲸的各种活动和背景联系起来。

    他们识别出了622种不同的声音，分为35种基本类型。其中包括雌性鲸发出的“沃普斯”声音，雄性鲸发出的“斯沃普斯”声音，鱼群分开时发出的“亚普斯”声音，以及表达生气的高叫声。除发声之外，研究人员发现，鲸还会用肢体语言传递信息，如破水而出，用尾部拍击海水，在水下吹泡泡等。鲸以冗长而复杂的“歌声”出名，但是，有时，它们也会将短的声音单元一个个吐出，而不是用唱的方式，尤其是雄性鲸想要追求配偶的时候经常会这样。杜洛普说：“歌声是一种高声广播的信号，两只鲸同时唱歌就一定会把听者弄糊涂。如果它想要引起异性的注意，又不想让它的信号被别的‘歌者’给搅混，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使用声音单元，可能会好点。”她认为，鲸鱼喜欢使用声音表达自己的一个原因是，在水中声音的传播好于光的传播，所以，对于鲸来说，视觉没有听觉重要。科内尔大学生物声学研究项目对脊美鲸进行了简单的研究，研究组指导克里斯多佛·克拉克表示，在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理解鲸的发声的时候，人类也在不断创造着更多的海洋噪音，如海运、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水下娱乐交通等，我们的行为经常阻碍鲸鱼的交流。他说：“很多鲸的觅食地点非常传统，而且它们习惯沿浅海岸迁徙，现在，这些地方已经变得噪音最大，最拥塞，与一个世纪前相比，今天鲸能够交流听到声音的洋区已经缩减到一个小面积而已。”

植物的“眼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植物学家认识到，植物除了能利用阳光进行光能合成外，还有更多的功能。植物通过许多复杂手段获取并解读阳光携带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反映了周围环境的变化情况。植物不仅能感觉到其他植物的存在，并以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几率，而且还能通过阳光确定春天是否已经来临，冬天是否已经结束。通过阳光，种子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发芽，成年植物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开花。

    植物的开花过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大多数植物能做到与季节变化保持高度一致。如果白天时间太长，某些种类的植物就不会开花；而另一些植物只有在白天持续足够长的情况下才会开花。观察结果表明，植物能随着季节的变化估算出白天的变化长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会区分白天和黑夜，测量时间长度，综合各种信息。植物真的具有这种能力吗？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就像植物通过受光体测量光线一样，它们也能测量时间，准确地说是通过生理钟来测量的。

    早在很多年前，植物学家就已认识到，光在决定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开花时间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那时的科学家认为，光合作用是促进植物生长的关键因素。目前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个结论有些过于简单化。实际上植物不是通过聚集光的能量，而是通过搜集和加工光携带的信息来促使其生长。虽然植物没有感觉器官来感知光，但其体内的每个细胞内都生有受光体。受光体就像它的眼睛，能使植物感觉到光的存在、强度、持续时间、方向以及颜色的相对比率。

    光携带了大量信息，而植物能够解读这些信息。植物是通过“研究”白色环境光（由各种颜色组成）开始解读光所携带的各种信息的。叶绿素有选择地从白光中吸收颜色或波长。绿叶能吸收大部分红光和蓝光，并通过叶片反射，传播一种被称做“远红光”的光线，这种光的波长恰好在可见范围之外。

    植物不仅能测量各种颜色的密度，而且还能测量某种颜色配对的比率。科学家们曾做过一项实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植物通过测量红色与远红色之间的比率能“看见”其他植物叶子的阴影。这一观点认为，植物所处的环境如果过于浓密，其他植物反射的远红色光就会增多，而吸收的红色光就会减少。因此，植物只要检测出红色和远红色光之间的比率，马上就会知道它是否被遮挡了。

    随着植物视觉系统的发现，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植物在分子层面的工作原理。地球上的大部分生物都适应了一天24小时的循环形式，植物当然也不例外。大部分生理过程都是按一天的生理节奏进行的，早在1930年，德国生理学家欧文·勃宁就认为植物通过其体内的生理钟测量一天的长度。但是生理钟并不像机械钟那样准确，其循环周期只是大致接近24小时。因此，生理钟必须不断进行调整，以与太阳的循环周期保持同步。植物的感光受光体就起这种作用。

    1998年，植物生物学家史蒂夫·凯和他的研究小组第一次鉴定了一种能让植物生理钟保持同步的受光体。这些分子就是光敏素和隐秘色素。植物学家克林·皮特恩认为，生理时钟直接促进植物生成一种能对光的季节变化产生反应的分子。同时他又指出，无论是这种分子还是受光体都无法单独发挥作用，二者必须结合起来才能促使植物开花。

    植物学家对近来取得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发现了植物通过一个复杂的信号网络使其生长与环境变化保持一致的秘密。

（选自《百科知识》2009年第18期，有删改）

    永远膨胀下去的宇宙的未来相当乏味。但是一点也不能肯定宇宙是否会永远膨胀。我们只有大约为使宇宙坍缩的需要密度十分之一的确定证据。然而，可能还有其他种类的暗物质，还未被我们探测到，它会使宇宙的平均密度达到或超过临界值。这种附加的暗物质必须位于星系或星系团之外。否则的话，我们就应觉察到了它对星系旋转或星系团中星系运动的效应。

    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也许存在足够的暗物质，使宇宙最终坍缩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相信我们已有确定证据的物质呢？其理由在于，哪怕宇宙现在只具有十分之一的临界密度，都需要不可思议地仔细选取初始的密度和膨胀率。如果在大爆炸后一秒钟宇宙的密度大了一万亿分之一，宇宙就会在十年后坍缩。另一方面，如果那时宇宙的密度小于同一个量，宇宙在大约十年后就变成基本上空无一物。

    宇宙的初始密度为什么被这么仔细地选取呢？也许存在某种原因，使得宇宙必须刚好具有临界密度。看来可能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所谓的人择原理，它可被重述如下：宇宙之所以是这种样子，是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观测它。其思想是，可能存在许多具有不同密度的不同宇宙。只有那些非常接近临界密度的能存活得足够久并包含足够形成恒星和行星的物质。只有在那些宇宙中才有智慧生物去诘问这样的问题：密度为什么这么接近于临界密度？如果这就是宇宙现在密度的解释，则没有理由去相信宇宙包含有比我们已探测到的更多物质。十分之一的临界密度对于星系和恒星的形成已经足够。

    然而，许多人不喜欢人择原理，因为它似乎太倚重于我们自身的存在。这样就有人对为何密度应这么接近于临界值寻求另外可能的解释。这种探索导致极早期宇宙的暴涨理论。其思想是宇宙的尺度曾经不断地加倍过，正如在遭受极端通货膨胀的国家每隔几个月价格就加倍一样。然而，宇宙的暴涨更迅猛更极端得多：在一个微小的暴涨中尺度的至少一千亿亿亿倍的增加，会使宇宙这么接近于准确的临界密度，以至于现在仍然非常接近于临界密度。这样，如果暴涨理论是正确的，宇宙就应包含足够的暗物质，使得密度达到临界值。这意味着，宇宙最终可能会坍缩，但是这个时间不会比迄今已经膨胀过的一百五十亿年左右长太多。

8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内的石蒜（Lycoris radiata）陆续开始冲破土面，迎来每年的高光时刻。它们在烈日下高高地举起一支支花序，在碧绿的草地上绽放出艳如火球般的花朵——这是独属于植物的“多巴胺穿搭”。

“石蒜”这个名字对多数人来说比较陌生，但它在佛教中的名称——“曼珠沙华”，以及在日本文化中的名称——“彼岸花”，却凭借着独特的神秘感令人印象深刻。石蒜在分类学上隶属于石蒜科石蒜属，其拉丁属名“Lycoris”来源于希腊神话中海神Nereus和Doris的一名女儿【答案】

（50位海仙女之一）的名字“Lycorias”，而其种加词“radiata”则指的是辐射状。石蒜的花呈鲜红色，每个伞形花序有花4～7朵，花被裂片向后反卷，并在边缘有因皱缩而形成的波浪形裙边。它的花蕊细长且略向上弯曲，长度明显长于花被裂片而伸出于花冠，像是一位位穿着华丽舞裙的舞女，展开柔若无骨的双臂，舞姿轻灵，步步生莲。

石蒜同它在厨房中的亲戚“大蒜”一样，隶属于石蒜科，但石蒜在石蒜属，大蒜却在葱属，因此石蒜并不是一种“大蒜”。它的鳞茎内有多种生物碱，虽不可直接食用却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例如，其中的石蒜碱具有一定的抗癌活性，同时具有抗炎、解热、镇静及催吐功效，而其中的加兰他敏和力可拉敏则是治疗小儿麻痹症的重要成分。石蒜属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约10个可育的二倍体物种，而我国是该属的分布中心，属内约90%为中国所特有。这些物种的花色囊括常见的红色、金色、黄色、白色等，甚至海滨石蒜（Lycoris insularis）还会出现迷人的蓝色渐变。

石蒜的叶片呈狭带状，混生在草丛中时十分不起眼。每到春夏交替之际，石蒜的叶片便会慢慢枯萎，进入一个短暂的休眠期。由于夏季足够的高温以及充沛的雨水，石蒜的种球会在某一日突然苏醒，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地举起一支支的花序绽放美丽的花朵，直至花果期的落幕。石蒜的叶片会在秋季重新萌发，形成一轮循环，即“花叶老死不相见”的奇妙特征。正因如此，民间寓意它为“相念相惜永相失”，赋予它一种“永远无法相见”的悲伤。无独有偶，在西方国家，由于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石蒜属的物种又被称为“Magic lilies”或“Surprise lilies”——“奇妙百合”。另外，因为它总是在风雨之后开花，故也有“Hurricane lilies”——“飓风百合”之称。

石蒜常见于我国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份，多生长于林下山坡以及溪沟边。得益于基部用于储存营养的肥大鳞茎，石蒜对环境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因此自古以来泚常有人家在房前屋后种植。此外，石蒜还有强大的无性繁殖能力，即使将其鳞茎切割，只要基部仍保留一部分根盘，即可重新生根，开始生长。因此，即使是在田边地头等有强烈人为干扰的环境之下，也常能看到成片的石蒜。

石蒜被古人唤作“金灯花”，因独特的造型以及艳丽的花色而得名。北宋著名诗人晏殊曾作一诗来赞美金灯花——

金灯花

兰香爇处光犹浅，银烛烧时焰不馨。

好向书生窗下种，免教辛苦更囊萤。

在晏殊的这首诗中，他将金灯花与兰香、银烛相比，赞叹金灯花集诸多优点于一身，弥补了兰香焚烧时不够亮堂、银烛燃烧时没有芬芳的缺点，若是能种一些在书生的窗外，便可免去其囊萤夜读的辛劳。诗人用浪漫又夸张的反衬手法衬托出金灯花开花时香气四溢且又明艳动人的景象。实际上，包括忽地笑在内的多数石蒜属植物几乎没有香味，反倒是小部分种类如长筒石蒜（Lycoris longituba）有淡淡的香气。

艳丽奇特之花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对象，而石蒜因独特的生活习性，更是被文人们赋予了诸多比喻象征意义。例如，在唐代，金灯花有“俗恶之花”之称，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卷十九》有言，“金灯一曰九形。花叶不相见，俗恶人家种之，一名无义草”。而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则在《金灯草赋》中描述它为“出万枝而更明，冠众葩而不群”，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它的赞美。

时至今日，国内的花卉市场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外来“石蒜”，常见的如原产于南非的尼润石蒜属（Nerine，有趣的是，该属名来源于希腊神话中50位海仙女的统称“Nereid”）。它们不仅开花时有叶，而且花瓣厚实，花期非常持久，花瓣表面在阳光下甚至能呈现出如珠宝般的璀璨光泽，因而也有“钻石百合”的别称。此外，尼润石蒜的花径也相比石蒜更大一圈，在鲜切花市场上深受花艺师的喜爱。而在2021年切尔西花展中惊艳全场的“Amarine”[由尼润石蒜属与孤挺花（Amaryllis belladonna）跨属杂交而得]更是以大花、丰花的特点令人赞不绝口。

石蒜虽美，但莫要随意折枝。如果皮肤接触其花秆流出的汁液，一些过敏体质的人会产生过敏反应，所以在观赏时需尽量避免触碰和误食。华南植物园内石蒜属植物有石蒜和忽地笑两种，前者在8—9月盛开，游人若是错过，可在9—10月观赏花期较迟的忽地笑。

（摘编自《红艳似火的“彼岸花”，是属于夏末初秋的热烈》）

材料一：

四十或五十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

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得出下列初步结论：①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②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③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1℃。④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如十七世纪的寒冷，中国比欧洲早了五十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丹斯格拉德教授，在格陵兰岛上某地的清冰川块中，以O¹⁸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结果是：结冰时气温高，同位素就增加，气温增加1℃，O¹⁸就增加0.69%。兹将他所制近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与本文中用物候所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作一比较，如图所示。A表示从三世纪到现时的中国气温的波动。B表示同时期用同位素所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格陵兰与中国相距二万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以说明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

（摘编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1913年，竺可桢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地质与地理学系攻读研究生。尽管其主修气象学专业，但所修课程却并不局限于气象学，他还选修了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的自然科学史课程。科学史学科的知识、思想和方法对竺可桢日后的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竺可桢就养成每日观测物候、记录气象资料的习惯。从竺可桢的日记可以看到，他每天都将亲自观测的气温、风力、云量以及相关的物候现象记录在日记的标题处，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到临终的前一天，几无例外。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严谨训练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使竺可桢从一开始就具备了鸟瞰东西的宏阔学术视野。

在研究中国历史气候时，竺可桢发现，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历史时期都相对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连续可靠记载，气象仪器观测的数据资料最多也只有两百年的历史，无法解决漫长的历史气候变迁问题，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只能利用反映气候变化的其他证据来证明，方法有很多，如：湖泊沉积、植物孢粉、冰川进退遗迹等。在方法选择上，竺可桢曾在信中写到：“关于气象记录，仪器记录我们也远不及西洋，但是十六世纪以前历史时代的气候文献恰恰远胜于西洋，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所长方能取胜于人，同时也批判地接受了古代文化遗产。”事实上，早在美国求学期间，竺可桢就开始系统搜集中国和世界气候变化的资料，包括考古、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气象观测记录等，所涉中国古代文献从经史子集到方志游记等无不广征博采。竺可桢认为，这些史料中有大量气候变化的信息，系统地加以分析研究，就可以利用中国古代丰富的文献资源优势来弥补我们在仪器设备方面的不足，这一想法成为竺可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长期的积累中，竺可桢融文、史、哲、天、地、生多学科知识于一炉，将不同来源的气候史料素材进行融合筛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处理，再逐步分析鉴别和利用，陆续发表了有关气候变迁的专业研究论文九篇。这些前期积累不仅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逐渐形成了竺可桢独具创新的历史气候研究方法。

（摘编自徐飞、江增辉《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