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专家委员会最新的报告指出，20世纪全球海平面已平均上升了10～20厘米，现在，海平面每年在上升0.08英寸（约0.2厘米）。然而，按目前全球各个国家对石化等能源的使用情况推算以及南极和北极格陵兰岛冰川融化的情况来看，到2100年，海平面还要上涨9～88厘米。

    海平面升高不仅仅威胁到一些岛国人们的生存，而且也影响到北极因纽特（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早在2004年初因纽特北极联合会主席谢拉•瓦特•克劳蒂尔就说，北极冰层的融化威胁着因纽特人的人权。全球不断增高的温度正在威胁着因纽特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狩猎动物，如海豹、鲸鱼、海象和北极熊。因纽特人狩猎是在北极的永久性冻土上进行的，但融化使得建筑垮塌，永久性冻土变成一触即溃的滑溜泥塘。近几年许多在永久性冻土上狩猎的因纽特人便因为滑入薄冰下的深海而溺死。而联合国气候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还提示，这种危险会越来越严重，到2100年夏天，北冰洋将在更大的范围变成无冰海面。

    在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兰和俄罗斯境内生活着155000名因纽特人，全球变暖带给因纽特人的麻烦还有很多。一些研究证明，在海洋动物如抹香鲸体内发现了一些杀虫剂残余，最多的是DDT、多氯联苯（PCBs）等，这是陆地人们大量使用杀虫剂的结果。大量的杀虫剂残余随着江河和降水流向大海，全球的各种海域无一幸免，研究人员从全球各海域捕获的鲸鱼组织样本中都查到了较高浓度的杀虫剂残余。这也意味着在其他海洋生物中也可能沉积着各种杀虫剂残余，因此加拿大的因纽特人已经被多次警告不要再吃海鱼。对于以鲸鱼、海象、海豹等为生的因纽特人，等于是切断了他们的食物来源，他们真的是处于生存还是死亡的边缘了。

    由此看来，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升高对因纽特人的长远威胁不亚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许多岛国，因纽特人的生存权也直接受到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的威胁。

    当我在比格尔号皇家军舰上充当自然学者的时候，我曾深深地被栖息在南美洲的生物分布的一些事实以及该洲现存生物和古生物在地质上关系的一些事实所打动。本书以后几章将要叙述这些事实。归国以后，在1837年我就想到，如果耐心地搜集和思索可能与这个问题有任何关联的各种事实，也许能够对于这个问题得到一些了解。经过了五年的工作之后，我曾专心思索这个问题，并且写出若干简短笔记。1844年，我把这些简短笔记扩大为结论的纲要，这些结论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从那时候起直到现在，我曾不间断地专心于同一事物的研究。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讲这些私事，我之所以说明这些事情，是为了要表明我并没有轻率地下结论。

    现在（1859年）我的工作已将近结束了。但是因为要完成它还需要许多年月，又因为我的健康很坏，所以被催促来发表这个“摘要”。特别诱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华莱斯先生现在正在研究马来群岛的自然史，对于物种起源，他得到了差不多与我完全相同的一般结论。1858年，他寄给我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并且要求我把它送给赖亦尔爵士，后者把这篇论文交给林那学会，并刊登在第三卷会报上。赖亦尔爵士和虎克博士都是知道我的工作的人，虎克博士曾读过我1844年的“纲要”。他们给我荣誉，认为可以把我的原稿中的若干提要和华莱斯的优秀论文同时发表。

    我现在刊印的这个“摘要”必然是不完善的。我不能在这里为我的一些叙述提出参考资料和证据。我期望读者对于我的正确性能有若干信任。我虽然时常注意，只信赖良好的证据，但是无疑错误还是会混入的。这里我只能举出我所得到的一般结论，用少数事实来作说明，但我希望这样做通常可以把事情说清楚。没有人比我更感觉到有把结论所依据的一切事实和参考资料在这里详细刊印出来的必要，我希望在将来的一部著作中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十分清楚：本书中所讨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一点不能引用事实来作证，而每一论点显然往往会引出一些与我所得到的完全相反的结论。只有对于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的事实和论点加以充分地叙述和比较，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但这里不可能这样做。

——选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绪论》

    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观象授时，即以星象定季节。比如《尚书•尧典》记载，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被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做无谓的空想。

因为宇宙辽阔无垠，所以那些我们所熟悉的适用于地球的量度单位——米、英里等等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用光速来量度距离。一束光每秒钟传播18.6万英里，约30万公里，也就是7倍于地球的周长。一束光从太阳传播到地球用8分钟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说，太阳离我们8光分。一束光在一年之内约穿过10万亿公里（相当于6万亿英里）的空间，这个长度单位——光在一年里所通过的距离——称为1光年。光年不是度量时间的单位，而是度量距离的极大单位。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任何行星、恒星或星系都不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宇宙中的大部分是空的。唯一典型的地方在广袤、寒冷的宇宙真空之中，在星际空间永恒的黑夜里。那是一个奇特而荒芜的地方。相比之下，行星、恒星和星系就显得特别稀罕而珍贵。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只有10³³分之一（10³³ ， 在1之后接33个0）。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机会是“令人羡慕的”。可见天体是多么宝贵。

    飞鸽传书，老马识途。人类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很多动物具有出类拔萃的导向能力，纵使万水千山，无论阴晴雨雪，这些神奇的动物总能知道路在何方。人类当中也不乏这样的认路高手，他们的脑海中似乎嵌入了“GPS”，怎样都不会迷失方向。

    他们是怎样做到不迷路的呢？早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就通过对一些脑外伤患者的研究了解到，建立记忆的过程和大脑中一块被称为“海马”的脑区密切相关。实验也佐证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像老鼠之类整天在错综复杂的洞穴中穿行的动物，天生就拥有极为强大的导向能力，然而如果科学家们人为地切除大鼠或小鼠大脑中的海马，它们也会一下子变成“迷途的老鼠”。

    1971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约翰·奥基夫，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又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先在大鼠的海马中植入了一个记录电极，然后将大鼠放置在一个空旷的房间中让其自由活动。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们在纷乱错杂的神经信号中分离出了一组独特的信号，而这组独特的信号则来自一类以发放电信号方式实现功能的独特的神经元。奥基夫将这类神经元命名为“位置细胞”。位置细胞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活跃程度只和大鼠所处的位置有关系：当大鼠待在某个特定区域时，某几个特定的位置细胞就会变得特别活跃；而当大鼠跑到另一个区域时，就会有另外一批位置细胞活跃起来。虽然位置细胞的总数量并不算很多，但是它们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包含海量的信息。每种特定的位置细胞的组合对应一个特定的区域，当大鼠进入这个区域时，该组合的位置细胞就会活跃。

    在奥基夫对位置细胞超过30年的研究中，他们了解到位置细胞能够和海马中其他的细胞合作，将那些来自大鼠感觉器官的当时所处环境的特征信息，与过往记录到的不同位置的特征信息加以比对，通过这种方法，大脑将特定的特征信息与特定的空间位置联系起来，形成了空间位置记忆。位置细胞在空间位置记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如果用某些实验方法杀死大鼠脑中的位置细胞而保留别的细胞，那么这只大鼠的空间位置记忆就会受损，但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记忆。

    和别的记忆一样，这种空间位置记忆既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遗忘，也可以通过反复训练来加强，乃至终生保留。这种记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拥有一定的可塑性：当环境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时，这些记忆也可以根据环境改变做出一定的修正，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能在周遭环境不断变化时，依然可以准确地记住那些地点。

    “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但我们想去另一个地方，还需要相对的空间位置关系。”2005年，一对科学家夫妇另辟蹊径，把主要研究对象从海马体转移到与海马体联系最紧密的“内嗅皮层”，发现了“内嗅皮层”中存在着一种“网格细胞”，这些细胞在空间认知的过程中起到了“坐标轴”作用，从而使大脑可以回答“从哪里出发”的问题，并知道“要到哪儿去”。这些发现使他们与奥基夫共享了201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噪音和价值判断

何满子

    无声的世界是悲哀的，这毋庸说；但嘈杂轰乱的噪音也是生态污染，这大概也是常识。于是，人们厌恶扰人清梦的高音喇叭，厌恶令人肉麻齿浮的高分贝的金属锉锯声，厌恶搅得人心慌意乱的喧嚷和吼叫，厌恶涎皮笑脸的无休止的插科打诨，等等。人们即使不是为了公益，只是为了自卫，也有权发发话，向社会作点诉求。听惯噪音、喜欢这种调调儿以及要显得本人大度能容的人物，似乎也正不必讥嘲那些想耳根清净而发话的人。不应该是多样化、多元化的世界么？那么有人对听不惯的噪音发点话也无妨纳入多样化多元化的声音里，不必嫉视吧。

    当然，噪音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你说城市里放鞭炮吵得人心烦意乱，吓得婴儿惊悸、老人心脏病猝发；他说这是制造欢乐祥和气氛。你说《周易》科学占卜、《麻衣神相》现代化相面是宣传迷信，蛊惑人心；他说其中大有玄妙，是科学尚未究明的超科学。如此等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人的判断就是不一样。但也该让大家判断判断，是非尽量求得共识。

    城市放鞭炮和迷信活动之类是可以靠行政手段禁止或限制的，当然禁了或限了也很难根绝，有人喜欢这些调调儿，你也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必须加以年月，待全民的文明水准提高以后才庶几能消歇的。有些东西则不能禁，也无需禁，再说，禁也禁不掉。它利弊兼有，影响又广泛，只能容许其存在，但不宜任其泛滥成灾，让噪音弥漫全社会，压倒正声。依靠什么才能做到使噪音收敛呢？恐怕主要要靠舆论力量，靠明智的价值评断争取社会更多的认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导向。

    例如，娱乐性、消遣性的不少玩艺，就有大量庸俗甚至恶俗的趣味腐蚀着社会，以其通俗和某些感官效果引诱得大批的人发烧。如那些与严肃音乐艺术无缘的歌星演唱，蒙面大盗之类的劣等文化，耍嘴皮子玩个梦的痞子腔文学等等。能逗乐，可以化严肃为一笑，有那么一点也可以让人间不太寂寞，也能显示一下文化的多样性或多元化。然而，若嫌这些玩艺泛滥得还不够，曲予辩解，为之鼓吹宣扬；其终极理由则为有这些玩艺至少胜于无声的世界，更以为采取如此的态度才是“有容乃大”，那就纵使不追究价值判断上的问题，至少也应说是过犹不及了。

    人们从身历的过去厌恶无声的世界或清教徒戒律的世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盼望金鼓齐鸣百音并奏不等于要把世界全让给大声怪叫或吱里哇啦的噪音。舞台上少不得有一二小丑做点怪相逗乐，但满台小丑，奉小丑为舞台艺术的极致，总非文化之福吧。

    又有一说，市场是不以价值判断为转移的，说是白费神。更多的人还认为市场经济发展下去，新文化、新道德会自然形成，该淘汰该衰竭的会自行让位或敛迹，一切都会自行平衡，文化也就会自行推向高层次。这种市场经济万能论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延伸，应该说是不负责任的托词。果真如此，则文化价值判断就根本无用，发议论者都是吃饱了撑的。这倒是信奉了黑格尔老人的命题：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于是人只能俯伏在噪音之前，无能为力，反不如找理由给原已泛滥的低档次文化辩解，努力发现其如何美妙，犬儒主义地迎合时尚，既显示宽容，又自居新潮，才是计之最得者也。“劝君莫忧愁”，实行这一妙计的人是有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