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他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1949年，他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在五个核大国中，我国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突破速度最快的，仅用了2年8个月，于敏对此功不可没。曾有一位日本专家赞叹于敏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新中国成立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1961年，钱三强把他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经所里研究，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作为副组长参加‘轻核理论组’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年仅35岁。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

    1965年，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开始攻关。从9月到11月的一百多个日夜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的一刻，于敏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我这个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1984年12月，于敏和同事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进行实验。一次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吟诵起诸葛亮的《出师表》：“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于敏也来了兴致，一人一句地接下去。到后来，只听于敏一个人在吟诵，“夫难平者事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

    最终，那次原理实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

    （节选自“新浪新闻综合”，2019年1月16日）

    材料二：

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咸城镇贼首，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写下这首诗。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祚麻一起，做了关于氢弹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等方面的探索。

    在此期间，于敏“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的特点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复杂纷乱的现象中，总能理出头绪，找出物理上的原因，使认识有所前进。通过于敏的办法，氢弹机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减少了计算工作量。

    谈到于敏在氢弹研制中的贡献，何祚麻院士以“足球队”作比喻。他说：“球队在场上踢球，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往往是场外教练和举足射门的前锋，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前锋。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声入网的总是他。”

    （摘编自人民网《于敏：愿将一生献宏谋》）

    材料三：

    于敏曾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十几项重大奖项。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对于别人说他是氢弹之父，他总是婉拒。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因为保密，几十年来，于敏经常“失踪”很久，家事全靠夫人孙玉芹打理。晚年，他居住的卧室里依旧是80年代的简易铁床，客厅依旧悬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仍然保持着从小的两项爱好：听京剧和看古典文学。

    60年代，九院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到新疆做一次靶场试验取得成功，回到北京后，九院所有人都出去迎接，唯独不见副主任于敏——他正躲在宿舍读《红楼梦》。

（节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现代意义的幽默是林语堂从日本引进的。有人把“幽默”译成“有情滑稽”，虽不成熟，却有一定道理。幽默中的笑不是对别人的嘲笑，它凝聚看对可悲性格的爱怜之情，因此，人们不把一些廉价的笑料，看作幽默。幽默在中国存在并流行了七十年，人们对它逐渐形成了共识。幽默是人的一种气质，一种人生态度，具有幽默感的人善于以温厚的诙谐和同情的愉悦接人待物，克服人我之间的隔阂。幽默还是一种艺术手段，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是一种轻快、诙谐而且意味深长的笔调，是一种风趣而机智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它的本质是用“神形倒错”的方法来表现美压倒丑的优势。其表现效果则是一种轻松而有深意的笑。幽默与诙谐、机智、讽刺，其表现效果都是令人发笑。诙谐或者说滑稽一般没有什么深刻的内容和对现实的针砭意义，有的只是逗人一笑。一些喜剧、闹剧的夸张动作，滑稽戏、相声、幽默小品中的嘘头，如无社会含义皆属诙谐。机智主要指人们在应对时反应敏捷，能言善辩、随机应变、富于机趣，这种品质是构成幽默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它本身并非幽默，机智只有伴之以思想与宽容，又能把握好分寸，才能构成幽默。讽刺也有人称之为“硬性幽默”。它与幽默十分相似，都具有较严肃的社会内容，有的幽默也含有批评之意。但一般说来讽刺在批评丑恶现象时比较尖锐，所指也较为具体，而幽默则较为温和，较为虚泛、含蓄。

（节选自王学泰《漫谈幽默》，有删改）

材料一：

如何运用理性能力来认识道德，苏格拉底的典型方法是辩证法，亦即亚里士多德视为他的主要贡献的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比如说，他问你什么是美德，你举出正义、节制、勇敢、豪爽等等，他就追问你，你根据什么把这些不同的东西都称作美德，迫使你去思考它们的共性，寻求美德本身的定义。为了界定美德，你也许又必须谈到正义，他就嘲笑你仍在用美德的一种来定义整个美德。所有这类讨论几乎都不了了之，结果只是使被问者承认对原以为知道的东西其实并不知道，但苏格拉底也未能为所讨论的概念下一个满意的定义。从逻辑上说，这很好解释，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只能在关系中被界定，并不存在不涉及其他概念的纯粹概念。但是，苏格拉底似乎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概念，至少存在着纯粹的至高的善，它是一切美德的终极根源和目标。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真正用意了。他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人心固有向善的倾向，应该把它唤醒，循此倾向去追寻它的源头。然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便会发现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不可能真正到达那个源头。只有神能够认识至高的善，人的理性只能朝那个方向追寻。因此，苏格拉底说：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说是爱智慧的。不过，能够追寻就已经是好事，表明灵魂中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爱智慧是潜藏在人的灵魂中的最宝贵特质，哲学的作用就是催生这种特质。这便是苏格拉底以接生婆自居的含义。但哲学家不具备神的智慧，不能提供最后的答案，所以他又说神禁止他生育。

苏格拉底所寻求的普遍性定义究竟是观念还是实存，他所说的神究竟是比喻还是实指，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也无意分得太清。他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怎样正当地生活。宗教家断言神的绝对存在，哲学家则告诉我们，不管神是否存在，我们都要当作它是存在的那样生活，关心自己的灵魂，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视生活的意义远过于生活本身。

（摘编自周国平《苏格拉底——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材料二：

70岁的孔子是人间的立法者。更具体地说，孔子是传统习惯、社会规范与是非标准的传承者、提炼者、制定者，他通过《春秋》的编纂，礼乐诗书的整理，并以招徒讲学等方式，把整套具有规范性的话语体系全面推向社会、推向未来，从而完成了为天地立心、为人间立法的使命。可以想象，当孔子自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许就是指：自己心之所想，就是“矩”；把心之所想付诸言行，就是“垂范”；一种“示范性的言行”，不就是一套“静态规矩”的“动态表达”么？谈何“逾矩”？既然如此，对于70岁的孔子来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都是正当的，没有“逾矩”的顾虑。这，就是70岁的孔子所享有的自由。

孔子作为立法者享有的这种“从心所欲”式的自由，苏格拉底大概是难以体会的。苏格拉底不是某种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捍卫者，更无意为当下及未来制定永久性的规范或权威性的标准。大致说来，苏格拉底是一个秉承神意的使者，更具体地说，他是流行观念的质疑者，人生价值的省察者，德性智慧的提倡者，酣睡同胞的唤醒者、劝告者、责备者……履行这样一些角色，既是神的要求，同时也使苏格拉底经常被置于公众趣味的对立面。譬如，普通公众都偏爱积累钱财、猎取名誉，但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舍本逐末，因为德性与智慧更加重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公众的趣味；再譬如，肥大的良种马喜欢懒洋洋地睡大觉，苏格拉底却偏要做一只马虻，一心只想刺激这匹懒马，让它清醒过来，这就难免引起懒马的厌烦甚至愤懑；懒马如果要摆脱马虻的刺激，不受打扰地酣睡，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处死这只讨厌的马虻，——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其实就代表了一匹懒马对一只马虻的正常态度，这，就是苏格拉底作为一只马虻的命运。换言之，苏格拉底除了选择死亡，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他不再做一只马虻，除非他也与懒马一起酣睡，然而，那还是苏格拉底吗？因此，在苏格拉底与雅典公众的对峙中，苏格拉底要么放弃马虻的神圣职责，要么选择死亡，舍此二途，他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这就是苏格拉底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他不自由的根源。

（摘编自喻中《七旬圣贤的境遇：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材料三：

（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敬神明”的罪名判处哲学家苏格拉底死刑。判决执行前夕，苏格拉底的朋友格黎东潜入监狱，试图劝说他越狱逃跑。）

苏格拉底  我的好朋友啊，我们一块研究吧。要是你对我所说的话有异议，请提出反驳吧，我会听的。要不，你就别再向我重复那句话，要我违背雅典人的意愿跑掉。我虽然很愿意你把我说服，使我按照你的意思办，却只能说服，不能勉强。现在请你看看我开始这一考察的方式是否令你满意，请你尽可能诚恳地回答我的问题。

格 黎 东  我试试看。

苏格拉底  请告诉我：是不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故意做不正当的事？是不是在某某情况下可做，在别的情况下不许做？是不是像我们以前曾经多次同意，而且现在刚刚说过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做不正当的事都是既不好又不美的？……是不是我们必须承受一些比死刑更加重或者比较轻的刑罚？是不是做不正当的事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做此事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是邪恶的、可耻的？我们要不要这样说？

格 黎 东  要。

苏格拉底  那就无论如何不能做不正当的事了。

格 黎 东  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  既然根本不能做不正当的事，那就连那个人们所相信的以不正当报不正当也不行吗？

格 黎 东  看来不行。

苏格拉底  怎么啦，对人做坏事行不行？

格 黎 东  当然不行，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  怎么啦？以坏报坏，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格 黎 东  当然不正当。

苏格拉底  因为对人做坏事跟做不正当的事是一样的。

格 黎 东  你说得对。

苏格拉底  那就既不能以坏报坏，也不能对人做不正当的事，不管人家对我们做的什么事。

（摘编自柏拉图《人应当坚持正义》）

1.非连续文本阅读

历史的车轮行过辽阔大地，总能在某些特殊拐点留下难以磨灭的辙痕。打开神州地图，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天空看见无常的风云变幻，又可以在岁月长河磨洗出文明古国的精神图腾。

盘点沿革至今与远古传说关联的地名，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与大禹治水的故事关联的特别多。今河南省开封市下辖的禹王台区，因著名古迹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又称古侯台，最初与大禹并无关系，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称此台为“吹台”。自元朝以来，开封屡遭黄河水患，到明嘉靖二年（1523年），人们于古台之上建禹王庙，为其供奉香火，才有了“禹王台”这个名称。

以知名度而论，杭州绝对算得上“顶流”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地名的由来也与大禹有些渊源。杭州古称临安、钱塘、武林、杭城等，但它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叫余杭。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说“余杭”本为禹杭，因大禹在此治水而得名，后转讹为余杭。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也有学者认为，“余杭”系百越语地名，和大禹是否在此治水无关。

打开河南省地图，在洛阳、焦作、新乡这三座城市下辖的区县里，会发现有不少地名皆因3000多年前的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武王克商之役而诞生。周武王率大军行至黄河北岸一处渡口时，举行了一次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阅兵仪式——“盟津观兵”。武王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带有军演性质，熟悉地形与路线，预先作好部署，以便日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诸侯在此会盟，约定日期，今后于此会合誓师打响灭商的最后一战。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盟津”究竟在什么位置呢？今天地图上有两处地名与此皆有渊源，一处是河南洛阳市下辖的孟津区，另一处是焦作市下辖的孟州市，相距大约60千米。 

公元前1046年，周军与诸国部落组成联合军，渡过盟津，东进伐纣。如今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下辖的武陟县之名，与这场大进军有关。此地因是周武王进军克商、提牧野之师、兴兹土之地，遂名“武陟”。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陟”有登高之意，认为可能是武王进军途中在这里登上一座高山而命名。

大军向商王都朝歌不断推进，在决战打响之前，周武王作《牧誓》进行全军总动员，随后于朝歌城外的牧野与殷商展开最后决战。当时都城朝歌由内而外的位置分别以城、郭、郊、牧、野来称呼。“牧野”指的是都城郊外的地方。但牧野之战后，人们但凡见到此地名，联想到的却是这场决定商亡周兴的命运之战，以及发生决战的那一片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河南省卫辉市。

灭商后，周武王罢兵西归，我们也跟随武王回师的路线，将目光再转回洛阳地区。与孟津区毗邻、位于洛阳盆地东隅的偃师区，其名同样源于这场战役。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首次载其名之源：“偃师，武王伐纣，回师息戎，遂名偃师焉。”

西周时，统治者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君主主要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至今，在中原大地上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古国封邑的名字。比如今天河南省省会郑州与其下辖的新郑市的来历，就都与春秋时期的郑国有关。郑国的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最初分封在西周王畿之内的“郑”，就以地名称其国。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位时，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他眼见“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只得替自己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郑桓公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济、洛、河、颖（济水、洛水、黄河、颖水）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称之为“郑”，于是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

西周王朝还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随、蔡、蒋、唐、息等诸多同姓封国，“来头最大”的大概是蔡国了。其开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蔡叔。可惜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国势不振，

先为楚灭，而后幸运地异地复国。这一来一去，就在今天河南省驻马店市留下了“上蔡”“新蔡”两个县名。

秦统一六国后，改分封设郡县，此后近百年间诞生的一系列地名，绝大多数与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政治强人有关。今河南省洛阳市下辖的新安县在秦时属战略要地，秦始皇给地名取“安”字，有长治久安之寓意。我们再来看河南省新乡市下辖的获嘉县。仅凭地名，人们恐怕很难想到，它的由来与一场千里之外的叛乱有关。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宰相吕嘉起兵反汉，后被汉伏波将军路博德诛杀。汉武帝出巡行至汲县新中乡时，正好收到献来的吕嘉首级，武帝大喜，改新中乡为“获嘉县”。

丰富多彩的神州地名里，三国这个时代自然也有巨大贡献，例如今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魏都区和建安区。前者是1986年2月设立的，命名由来也比较好理解，曹丕称帝后，定都洛阳，又设了4个陪都，曾经曹操王霸之业的“起飞点”许昌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建安区，是2016年11月才改的名，意在纪念许昌建安文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唐时，武则天称帝后曾驾临嵩山，并亲登太室山封中岳之神，她将少室山下的阳城县改为“登封县”，年号改为“万岁登封”，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今河南省登封市。河南省灵宝市之名也是唐玄宗因个人崇信道教，喜得“灵符”后御赐。从远古到现代，留在神州版图上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地名，可以说是几千年风雨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见证。这些名称从诞生到演变乃至含义发生变化，折射出的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追求的道德标准与人文精神。

（摘编自国家人文地理《华夏青史的地理印记》）

邵伯闸^①

徐则臣

老夏提醒，前面就是邵伯古镇和邵伯闸。房屋和村镇陆续出现在河两岸。大大小小的码头多起来。南方的建筑恍恍惚惚地倒映在水里，看不清的行人和动物也在水里走动，仿佛运河里另有一个人间。按照计划，他们得在邵伯镇上置办一下给养，备足了再去等候过问。

河道悠长，拐个弯，果然看见遥远处一片辽阔的水面。那片大水上密密麻麻停着无数只船。

小波罗^②知道遇到了传说中的状况，从椅子上站起来，很是兴奋。邵伯闸是运河上的重镇，要害所在，南来北往的船只都经过这里。只是大清国地势南低北高，此地水位南北落差明显，邵伯闸只能采用三门两室的方式分级提水，让船只通行。三道闸门，两个闸室，提起，放下，再提起，再放下，如此反复。闸室又小，一次进不下多少条船，两边的船只积压得就很多。淡季当天通航还有可能，漕运和水运旺季，或者赶上天旱水位上不来，憋个十天半月都不在话下。积压这么多船，一想到接下来漫长的等待，大家都着急。小波罗不急，既然等待是经行运河的必由之路，为什么不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等待呢。

他们的船排在最后。如此壮观的场面小波罗从没见过。威尼斯的涡湖里船也不少，城里的河道中也穿梭着很多贡多拉，但跟这里没法比。有的平底货船一支船队就二三十条船，船头连接船尾，浩浩荡荡甩出去三四里地。船的种类也多，漕船、商船、官船、客船、一般的货船、民用的大船小船；有摇橹的、撑篱的、划桨的、张帆的，还有两艘蒸汽动力的小火轮。船的长相也各不相同，有的龙骨高得像个笑话；有的船底平如盘碟，两斤重的鱼甩个尾巴，水花也能溅到船里；还有雕梁画栋的短途游船，就算堆在船闸前等候，船主也要履行承诺，丝竹管弦嘈嘈切切还在演奏，这也成了一景，引得四周船上等待的人伸长脑袋围观；也有威严的船、不知道舱房里待着的是达官还是巨贾，或者是显赫人家的小姐、亲眷，总之所有门窗都紧闭，窗帘也遮住，外人窥不见其中的细节，连船上伺候人的丫头小厮也极少见到走动，整条船沉默得像一座建在水上的房屋。

小波罗要把整个停泊的场面拍下来，上上下下，前后左右，拍个遍。等他忙活完，拍照的激情耗得差不多，天也黄昏了。水面上升起连绵的炊烟，整个邵伯闸笼罩在晚饭的香气里。

晚饭后，前方有人喊，动了动了。过半个时辰，他们前面的船才开始缓慢地移动。别人动他们也得跟着动，可刚往前挪了不足三丈，又停下来。视野里的其他船也都停下。闸前重新成了一片泊船的大码头。老夏跟小波罗说，困了就可以睡了，下一次再往前挪，恐怕得半夜了。

第二天醒来，小波罗又爬上桅杆，他为他们的船被淹没在前后浩荡的大军中大加赞叹。“太壮观了！”他说，全维罗纳人只有他一个人如此幸运，见证了中国运河的强大。不是全维罗纳人，而是全意大利人，全欧洲人。

太阳在东方，雾气继续从水面上升起。距闸室还很远，水面就开始收缩，仿如一个漏斗。挤挤挨挨的船慢慢排成两列往前挪。可做的事反反复复做过了几遍，岸也上了三次，到第三天上午，小波罗的好奇和耐心终于用尽，他第四次上岸。从一条船跳到另外一条船上，直到攀上堤岸。上了岸，小波罗突然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船闸竟能慢成这样。

河堤上长满矮小的旱芦苇、青草和很多种野花。一条路被无数双脚光亮地踩出来。他们往远处走，越走越高，最高处是三道闸门和两个闸室。在第一道闸门之前，他们看见了一头伏卧的大铁牛，通体散发着钢铁的幽亮黑光。

继续往前走，站到最高处，整个船闸的构造一目了然，三门两室尽收眼底。当时正赶上一支运砖瓦的船队准备过闸。该船队有船十八艘，漫长的一支队伍。进船闸之前，先解散船队，第一道闸门提起后，一艘接一艘进入第一个闸室。闸门嵌在两个大石墩子之间。几十个人力光着膀子推动绞盘，油亮的汗珠在绷紧的脊背上滚动，阳光照过来，每个人的身体都在闪闪发光。闸门缓缓地提升起来。一支船队就占满了整个闸室的一边。全进来后，每艘船靠着闸室墙壁，首尾各有一根粗大的缆绳，把船拴牢在墙壁上一个个方框里的铁钩子上，固定的同时，第一道闸门放下，第二道闸门开启。第二个闸室的高水位注入进来，第一闸室水位升高，把船一点点抬起。等第一闸室的水位和第二闸室持平，船驶出闸室，重新进入了运河，然后船队再次进发。当它们驶出第二闸室，开启的闸门又关上。而身后，新的一拨船只已经进入了第一闸室。如此反复。与此同时，南下的船只也循同样程序，与北上的船只相向而行。在闸门升降之间，在闸室注水、水位持平、船只行驶之间，只有闸门前指挥员的令旗在挥动，只有推动绞盘的汉子们齐声的号子在响。运河上的航船得以上下通行。

小波罗咂嘴摇头，感叹不已：自然的伟力不可抗拒，不过是因为没有及时遇到科学合理的人类智慧。如果没有邵伯闸，他将永远不可能坐船沿运河北上，因为没有船闸有效地调节控制水位，运河只会从高至低一泻千里，成为一条无法北上的单向行驶的河流。在世界任何的别一处，他都没见过这般智慧的水利工程。他对打旗语的年轻人竖起大拇指，大叫“Great”。

（节选自《北上》，有删改）

【注】①邵伯闸是京杭大运河在江苏省内的一座船闸。②小波罗是意大利人，原名“保罗·迪马克”，忠实的运河爱好者，因仰慕马可·波罗，且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自称“小波罗”。

新娘

契诃夫

已是晚上十点钟，一轮满月照耀花园。娜佳看见大厅摆好桌子，放上冷盘，祖母穿着华丽的绸衫在忙这忙那。隔着窗子望过去，母亲在灯光下，显得很年轻。

花园里安静，凉爽，树影躺在地上。人可以听见远处一片蛙声的鼓噪。洋溢着五月的气息，可爱的五月啊！你深深地呼吸着，热切地想着：眼下，不在这儿，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天空底下，在树木上方，远在城外，在田野上，在树林里，春天的生活正在展开，神秘、美丽、丰富、神圣。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从十六岁起，她就一心盼望着出嫁，现在终于成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七月七日，可是内心却没有欢欣，夜夜睡不好觉，再也快活不起来……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生活将永远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有人从正房走出来，在门廊上站住。这人是萨沙，他从莫斯科来到她们家里做客，是祖母的一个远亲，大家都说他是出色的画家。

“我正坐在这儿，瞧着妈妈，”娜佳说，“从这儿看过去，她显得那么年轻！”

“是的，她很好……”萨沙同意道，“可是……怎么跟您说好呢？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母亲一天到晚走来走去，奶奶也什么事都不做，您也一样。您的未婚夫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席话娜佳去年就听过，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现在不知怎么她却感到不愉快。

两人朝大厅走去，大家已坐下吃晚饭。祖母很胖，相貌难看，说话很响，凭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可以看出她是一家之长。她的财产包括集市上好几排的商店和这所有圆柱和花园的旧式房子，可是她每天早晨祷告，求上帝保佑她别受穷。娜佳的母亲，尼娜·伊万诺芙娜，金黄色头发，腰身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的未婚夫，是一个丰满而漂亮的青年。他们三个人正在谈催眠术。

晚饭以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万诺芙娜弹钢琴为他伴奏。十年以前，他在大学语文系毕业，可是从来没在任何地方做过事，也没有固定的工作。

后来，钟鼓十二下，大家起身告辞。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她坐在床上，开始想心事。

“滴笃，滴笃，”守夜人懒洋洋地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我的上帝，为什么我这样苦恼！也许每个新娘在婚前都有这种感受。谁知道呢！或许是受了萨沙的影响？”

时间过得很慢。下午两点钟，午饭后，尼娜·伊凡诺夫娜又弹了一会儿钢琴，回房去了。

萨沙说：“亲爱的娜佳！您要出去念书才好！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不干净，多么不道德。您、您的母亲，您的祖母，什么事也不做，那就是说，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吞吃别人的生命，难道这样干净吗？不肮脏吗？”

娜佳本想说：“不错，您这话是对的。”她还想说她自己也明白，可是眼泪涌上她的眼眶，她突然全身一阵瑟缩，回自己房间去了。

将近傍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照例拉了很久的小提琴。

如同昨天夜里，天刚刚亮，娜佳就醒了。她睡不着，心神不宁。她坐起来，把头抵在膝盖上，想到她的未婚夫，想到她的婚礼……她想起母亲并不爱她那已经去世的丈夫，现在她一无所有，完全靠她婆婆，也就是奶奶过活。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凡的、不幸的女人。

“不过，还是不想的好，还是不想的好……”她小声说，“我不应该想这些。”

“滴笃，滴笃……”守夜人在远远的什么地方打更，“滴笃，滴笃……”

时间过得很快。“昨天萨沙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说，“他的话对极了！我什么事也不做，而且也做不了。这是为什么？一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戴一枚帽章去办公，我都会觉着那么厌恶，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看见律师，或者拉丁语教师，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那么不自在？啊，俄罗斯母亲！啊，俄罗斯母亲，你至今还驮着多少游手好闲的、毫无益处的人啊！”

他对他的无所事事作了概括，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娜佳心里觉着气愤，身子也不舒服。

早晨喝完茶以后，娜佳走进萨沙的房间。“我忍不下去了……”她说，“以前我怎么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来的，我真不懂！我在这儿连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儿。”

等到她在车厢里坐定，火车开动，过去就缩成了一小团，同时，以前她不大留意的广阔未来，却铺展开来。欢乐忽然使她透不出气来：她想起她在走向自由，外出求学，这就跟许多年前大家所说的“出外做自由的哥萨克”一样。一时间，她又笑，又哭。

五月间，考试完毕，娜佳动身回家去，精神饱满，兴致很高。她从车站坐着马车回家，一路上觉着房子又小又扁，街上没有人。所有的房子都像蒙着尘土。祖母已经十分苍老，仍旧肥胖、相貌难看。尼娜·伊万诺芙娜也老多了，丑多了，可是仍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那些钻石戒指仍在发亮。

娜佳走上楼去，见到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晚上，她上床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何，她觉着躺在这暖和柔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滴笃，滴笃！”守夜人敲打着梆子，“滴笃，滴笃！”

五月过去，六月来了。娜佳在花园里和街道上溜达，瞧那些房屋和灰色的围墙，她觉得这城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只不过在等着结束，或者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生活。

她意识到，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还不甚明朗，充满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走上楼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向家人告辞，生气蓬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个城，她觉得，她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