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

吴宏庆

    帅子跟着大师学了几年后，自己也成了鉴定古玩的高手。帅子出师后，大师要留他下来做帮手，帅子心不在此，婉言谢绝了。

    帅子的家乡是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县。几百年前，这里商贾云集，府宅遍地，现在败落了，但那些文物却是不会消失的。

    就有人来找他鉴定古玩。来人自报姓名，叫李土方。此人矮壮结实，十指粗糙，肤色黝黑，农民打扮。帅子知道，这种人手中往往有好货。

    李土方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来，恭恭敬敬地交给帅子。帅子打开，里面是只青铜酒杯。帅子没看两眼，就顺手扔在桌子上。李土方心痛地拿起来，埋怨地说：“我说你干嘛用这么大的力？”帅子冷笑道：“什么玩意儿！民间仿造的，十块钱一个！”

    李土方愣了愣，不甘心地又掏出一个纸包来。这次是块玉佩，帅子眼就亮了，连连细看，口中赞道：“好东西！好东西！”李土方见他这样，欢喜地问：“值多少钱？”

    帅子轻轻地把玉佩放下，说：“这是汉代的蓝田玉。上面的八条龙栩栩如生，堪称绝品。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汉代哪位王公的爱物。”

    李土方呼吸也急促起来：“卖给你怎么样？”帅子摇头：“买不起。这是无价之宝！”“我等钱急用，亏一点卖给你？”

    “亏一点也买不起。我劝你还是把它收好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卖它。”

    李土方感激地说：“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如果你蒙我，随便给两个我也会卖给你的。可是你既然说出这样的话，就证明你心肠好，值得信赖。我还有几件东西，过几天拿来请你鉴定一下。”

    有朋友知道了此事，说帅子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帅子不置可否，神秘地笑了。

    几天后，李土方又来了。他一进门，就将门窗关上。帅子知道他等待的东西要出现了。

    李土方哆哆嗦嗦地从包里掏出个东西来，帅子一看，脑袋嗡一声响开了，竟是玉玺！帅子的手不可抑制地哆嗦起来，接过。玉玺高二十公分，长宽各五十公分。印面阴文刻着“广德王国，永享天恩”八个字。玉玺的把手是一条独角龙，形态怪异，造型古朴，隐约可见帝王之气。

    一千三百年前，这一带曾出现过一个“广德王国”，三代而亡。广德国的图腾就是独角龙。这个玉玺就是广德国的玉玺。这可是一件真正的宝贝，帅子也难以鉴定它真正的价值。

    “还有什么东西？”李土方又掏出一件东西，是个小小的金鼎，看到它，帅子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李土方一定是找到了广德国王的葬地。金鼎上刻着“夏王三年”，也就是这年广德亡国的。“这玩意儿你想怎么卖？”帅子眼盯着金鼎问。“那这个呢？”李土方指着玉玺问。“不管那个，我是问这个！”

    “这个嘛，我用秤称了称，有一斤二两重，十万元怎么样？”

    帅子笑了：“这是包金而不是赤金，哪有用秤称的道理？最多两万元！”李土方颇难为情地笑了，一跺脚：“好，两万就两万吧！这个呢？”他又指着玉玺。帅子不回答，从屋里拿出两万元，就要送客。“别别！有话好说，价钱可以商量嘛，你说清楚，这玉玺到底值多少钱？”

    帅子重新坐下来，吸了根烟说：“这玩意真是个古董，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但古董就一定值钱吗？我看未必。实话对你说，这玉质不算太好。你看，上面还有瑕垢疵洼的。”

    帅子又对李土方说了一大通专业术语。李土方听得头都大了。最后帅子伸出手掌晃了晃：“你要出这个价，我就收下了，否则，另请高明！”“五十万？”“五万！”李土方犹豫起来，半天才说：“你是个公道人，不会太骗我。这样吧，二十万！如果你不答应，我只好走了。”

    帅子就用二十万买回了玉玺。第二天，他就带着玉玺赶了几千里路到了大师那里。大师用放大镜足足端详了半个小时，最后开口说：“这东西你用多少钱弄来的？”

    “三十万。”帅子撒了个谎。他想卖给大师。大师完全有能力吃下。“好眼力！”大师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准备卖多少？”“您是我的恩人，您看着给！”

    大师伸出一个巴掌晃了晃。“五十万？”大师笑了：“五千元。我说的是这假玉玺的手艺，而这玉玺本身也就两百元左右。”

    “什么？”帅子跳了起来。

    大师将他按下，说：“鉴定古玩必先要懂赝品。你跟我学了几年，只学会了怎样鉴定真品，而没有学会怎样鉴别赝品。当初我要你留下来，为的就是要教你这一招，只是你太急于自立门户了，学艺不精，吃亏上当是迟早的事。”大师又拿起“玉玺”，感慨地摇摇头，“玉是老玉，字是新刻的。这造赝人真是高手，想不到现在还有这样的高手！连我也几乎被骗了！”

    李土方，高手？帅子瘫倒在地。

飞来的木桶

高军

    1939年冬天，沂蒙山区比往年冷得多。这样的气候对患有肋膜炎的徐向前来说是很不舒服的。部队很快就要从东高庄村移防了，一有空闲徐向前总是到老百姓家里多转一转。

    这天他和警卫员随意走进了麻其老人家中，老人正坐在被窝里取暖。麻其想从床上起来，徐向前赶紧上前一步，按住了他；“大爷，够冷的哈。”徐向前觉得那破被子薄薄的，仅有很少的一点暖意，“你就坐在被窝里，咱们拉拉呱。”说着，他把自己披的大衣脱下来，盖在了麻其的薄被子上面。警卫员想阻止，徐向前摆手阻止他说下去：“咳，咳，你出去吧，我和大爷说说话。”

    麻其心中一热，眼睛有些湿润起来。徐向前倾着身子，拉着他那粗糙的手与他家长里短地说着话。麻其看徐向前嘴唇有些发青，想把大衣让他披上。徐向前用力制止了：“大爷，这是送给你的。”

    告辞的时候，麻其还是起来了，徐向前赶紧给他披上大衣，拉了拉领子：“这样会暖和一点，别送了，有空我再来看你……”

    拐过院子墙角的时候，警卫员突然对徐向前小声说：“首长，大爷家的木桶盛的水不易上冻，咱们饮马用的铁桶，太容易冻实心了，要是……”徐向前摆摆手制止了他，大步向前走去。

    这些天天气太冷了，饮马水很快就被冻住了，冻实的冰块倒都倒不出来，非常麻烦，警卫员打的小九九是想要麻其家的木桶，但看到徐向前很坚决地摆了手，知道没有戏了也就打消了这一念头。

    可是说来也奇怪，第二天警卫员在大门楼下发现了一只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木桶，他高兴地拿着去井上打满水，提回来就放到了马头前面。他站在一边，高兴地观察着，马悠闲地喝几口水，偶尔抬起头来看他一眼，温驯的眼睛中好像充满感激之情。

    “怎么回事儿？”警卫员转眼一看，是徐向前来了，正用严厉的眼光逼视着自己，食指直直地指着木桶。“我、我……”警卫员正想解释，被徐向前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什么我，赶紧给麻大爷送回去。”警卫员想，肯定是自己昨天说的话让大爷听见了，大爷知道咱们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偷偷把木桶给送过来了。于是赶紧倒掉水，提起来就小跑着去了。

    徐向前在军用地图前思考着，时而也会用手在上面指点比画一下。不一会儿，警卫员提着空空的木桶慢吞吞地回来了。

    徐向前转回身来：“怎么回事儿？”

    警卫员汇报说：“麻其大爷家的木桶还好好地在家里呢，他根本不承认这是他家的木桶。”徐向前自言自语道：“难道是长着翅膀自己飞来的？”警卫员赶紧接上说：“们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也没听到，早晨起来大门楼下就发现了这只木桶，说不定就是自己飞来的呢。”徐向前瞪了他一眼，他赶紧住了嘴。徐向前又问道：“老人家怎么说的？”警卫员小声说道：“大爷说，找不到主儿就先用着呗。”徐向前嘱咐道：“先注意观察情况吧，看到底是谁给咱送来的，然后再做处理。”警卫员出去了，徐向前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搖摇头又回到了地图前面。

    又过了一天，一切都已收拾整齐，部队就要出发。徐向前让警卫员提起两个铁筲桶，招呼说：“走吧。”警卫员有些疑惑，但还是听话地紧跟上了脚步。

    他们再次来到了麻其家的小院子，麻其看着警卫员提的铁筲桶，问道：“这个……”徐向前用一只手揽着麻其的肩：“天气太冷了，咱们屋于里说话吧。

    坐下后，徐向前说道：“麻大爷，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过来向你告个别，再来看看您老人家哈。”麻其说：“别见外啊，你送我的棉大衣可暖和了。”徐向前说：“前天早上，我那里突然飞去了一只木桶，我用来饮马可好用了，特別是这大冷天。可是，你说说它会长翅膀吗？怎么就会飞了去呢？”麻其呵呵一笑：“山里奇事多，长翅膀也是有可能的。”徐向前用舒缓的语调深情地说道：“玩笑话咱就不多说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这说明我们的军队是得到了拥护和支持的，我们深深感谢父老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啊。大爷啊，我有了那飞来的木桶，这两个铁筲桶也就用不着了，想着送给你哈。”麻其摇头：“这不行这不行。”徐向前笑了笑：“这也能给我们行军减轻一些负担啊。”麻其嗫嚅着：“你看看你看看，这刚送了我大棉袄，怎么能再要这个啊？”徐向前说：“不是说军民一家吗？咱们就别分你我了好不？”

开合之间

朱以撒

    每年的农历六月七月，时晴时雨，出门便取一把伞，握在手中，有时走了一个上午，无一滴雨。有时想在空旷地晨跑时安心一点，便握一把伞出去，而雨来了，撑着伞跑，滴滴答答作响，远处的人看我，犹如一朵黑蘑菇在移动。这样跑起来的效果会更好，来自风雨的阻力，使人付出的力量更大，要努力向前，又要保持平衡，更有一种因风雨而生的豪情。

    人在伞下有一种安全感，薄薄的一层伞布，或者伞纸，可以使人一身干爽，更使人一身从容，像个斯文人了。

    我从山区回到城市时，有人送了一把伞。之前的十年都是戴斗笠。斗笠简单结实，人头正好顶在正中凹处，如榫入卯，然后以带子系紧于下巴。插秧时节田间会有许多移动的斗笠，时而立起，时而俯身，动感生焉。那时清贫，爱美之心尚有，便有人拿了红油漆来，让我画个五角星，再题上“灵地公社姚坊大队第五生产队某某某”，美观之余又可以防盗。一个人戴上斗笠变得质朴，透着几分土气，只有下放干部才穿戴整齐撑着伞，到这里来检查工作，或者到公社开会。一把伞撑着就是一种身份，像是穿长衫的人，而非一身短打，冒冒失失。一个人有一把伞了，就想着，怎么还不下雨，最好天天下雨，撑着伞到村头村尾走几趟。可是伞的主人也有隐忧，总是有人来借伞。借呢?还是不借呢?借的人也是理由充足的，都是比较隆重的场合。但伞借给别人却是另一种心情，也许还回来时已经破了两个洞，或者一条伞骨折了。

很快，斗笠隐退，城市的雨天都是伞。要在一个城市找到一个斗笠并非易事，有人到山区收集一些用过的斗笠，钉于墙上，它们不再实用，成了一种记忆。斗笠不做了，制伞的能力就极大地提升，不仅量多而且技高——只要轻轻按动按钮，砰的一声，蘑菇云打开；收起后一拍，一下子缩回一半，收入包里。每一家的伞都多了，有朋友来，临走时下雨，便可以很慷慨地送他一把，说，不必还啊。如果说以往的手工油纸伞还有收藏的价值，那么机制伞就只有使用的份儿——谁会费时费神去找修理的作坊?昔日持守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朴素作风，是因为经济如一潭死水——新的出不来，只好一直在旧物上下功夫，修补是人类旧日生活的方式之一，就像摔了一个碗，找个懂行的人把它锔起来——这样，你会看到家中都是被修补过的痕迹时，宛如有一种时光停顿的感觉。现在，伞大批量地生产，任你撑着行于雨天，行于盛夏。

    到学校上课，见到每位学生都撑着一把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花伞。如果比较固定，可以凭着伞的颜色在人群中找到她。

    影视剧中不时有墓地告别的情节——一个人故去，一群人告别，皆一身黑，手上还有撑开的一把黑伞。黑色使墓地的气氛更为阴晦、紧张。一把黑伞可能没什么效果，许多黑伞聚于一处，就显得凝重。

    人如伞——我们会把很有能量的人比喻为伞。一个人有牢狱之灾，由于有一把伞庇护他，使人奈何不得。伞小人少，伞大人多，风来雨往，岂能无伞？“伞”与“散”如此音近，待到伞散了，人也散了，阳光照射进来。

    一把伞撑开来有一股大气，收起来又有一缕落寞，开开合合，没有定时，就像一个人，人生无多变数多。

采采蓼花

黎采

秋渐深，蓼花次第开放了。山野里，到处都有她们的身影。一串串，一丛丛，一片片，红艳艳，轻盈盈，娇媚媚。于我而言，低头看见蓼花，就像抬头就遇见彩虹一般美妙。

蓼花是花，也不是花。蓼花也称荭草、水荭、红蓼。“山有乔松，隰有游龙。”蓼花，即那种被古人叫做“游龙”的草，自《诗经》中走来，婷婷袅袅，缤纷了几千年。

秋天里，蓼花再也按捺不住一颗热烈激荡的心，倾尽所有的灵气，乘风破浪般冲入红尘之中，化为朵朵红花，在秋风里摇曳，在秋雨里静默。花朵是那样小巧那样可爱，像羞答答的眼波，如恍惚惚的幽梦。任你心似寒冰，也顿生缕缕温情。

多少次，我在村庄里四处游逛，只为采那惊艳的蓼花。我采呀采，在老家的屋后；我采呀采，在村头的小路边；我采呀采，在山脚下的清溪畔……我的长裙在阳光里映着蓼花的倩影，我的头发和着蓼花一起在风中轻舞，我的思绪散落在蓼花丛中，我的欢欣随着蓼花一同绽放……我采了一束又一束，花影在我眼眸里闪烁，清香在我呼吸里流淌。我举着一束蓼花在田野里如风一般地奔跑，花瓣纷飞，诗语飘洒。带一大束回家，泡在玻璃瓶中。一抹红颜，满屋清雅。我就这样采了好些个秋天的蓼花，童年就过完了。

我采蓼花，是为赏而采。还有一种采，是为吃而采。采些蓼花用来泡柿子。那些年，乡村里许多人家都做过泡柿子。迎着暖暖的秋阳，爬上高高的柿树，摘下一筐青黄青黄的半熟的柿子，再采些蓼花，分别洗净，然后一起装入坛子里，加清水泡着，密封。过二十天左右，蓼花就完成了人交给她的秘密“使命”一令一个个青涩的柿子成为农家人舌尖特有的美味。开坛，拨开蓼花，取出柿子，刮去表皮，咬上一口，柿子的涩味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满口的清脆与甘甜。仿佛平淡的日子一下子都跟着变得甜滋滋。那甜呀，是物质匮乏的年代里一丝甜彻心扉的甜，一尝永难忘。

我好多年不采蓼花了。离开了乡村，久居城市，看见蓼花的日子，越来越难得了。如今，不论在哪里看见蓼花，我都只安安静静地看着那些跟记忆中似乎一模一样的花朵。看着看着，我就看见从前那个采蓼花的我。我想回去，就算是在梦里回去一次也好。去把那些亲亲的蓼花再采一遍，把那些简单的快乐一一拾起来，密封，冻住，保鲜。就像把一部分自己保鲜。

我还看见，村里的玉姐、萍姐、敏姐，七婶、六婶、大婶以及侯婆婆、康婆婆、杨婆婆也在采蓼花。她们在乡村的各个角落采呀采，表情很模糊，动作快狠准。她们采蓼花时在想些什么呢？她们的脚步踩在了谁的心上？她们的身影温柔了谁的苍凉？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如蓼花一样美，美得朴素又高贵，美得低调又神秘。她们只是低着头弯着腰不停地采呀采，采了一束束蓼花，放在竹筐里，或是拿在手里，慢慢悠悠地往家走一她们就要大显身手，让蓼花去遇见柿子，酿造生活的甜味。她们，各采各花，各做各的泡柿子，各甜各家人。这甜，穿越时空，在一村一村人的唇齿间久久留着清甜。

远去的蓼花，眼前的蓼花，重叠，交织，如梦，如幻。蓼花不语，我不语。有些东西，一出声就碎裂了。有时，静默是最虔诚最质朴也最深刻的交流。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蓼花生出了羡慕之情。每一秋，蓼花都绽放，好像从来不曾枯萎，好像始终活力满满的样子。而我，在人间行走，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啥作为也没有，徒留一纸空文。曾经的理想，如云一般下落不明；曾经的爱恋，如风一样不知所踪。

一朵蓼花，在我眼里，不再只是一朵花，而是一个世界。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我的双手，临花轻颤。我的欢喜，更胜从前。蓼花，遍地蓼花，一再枯荣，一秋又一秋，风姿不改，从容自如。蓼花明明是一副不问世事、无忧无虑的样子，却也拥有叫人心潮荡漾、情丝飞扬的本领。不信你看——

“蔟蔟复悠悠，年年拂漫流。差池伴黄菊，冷淡过清秋。”蓼花的雅致，化为郑谷眼里一抹淡淡的清愁。

“秋到梧桐我未宜，蓼花何事已先知。朝来数点西风雨，喜见深红四五枝。”蓼花，在宋伯仁的心中，开成四五枝喜悦。

“老作渔翁犹喜事，数枝红蓼醉清秋。”蓼花数枝，如醇浓的酒，醉了陆游的清秋。

“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夜深玉露初零。”繁茂的蓼花，温柔了秦观的失意。

……

蓼花，在时光深处的扉页里，在唐诗宋词的笔墨里，摇曳生姿，风采绝然。于诗词中“采”蓼花，每一“朵”都别有韵味。

忽地，我笑了。如秋风里的蓼花一样，笑得了无烦忧。浮生一梦，谁都逃不开命定的羁绊，所有的悲喜，都是生命的底色。正是这些底色的交融、碰撞、沉浮，才于漫漫无尽的时空里，于最纯的欢喜里和最深的孤寂里，悄然绽放出一种真实而绝美的“花朵”——它可能是一首诗、一阕词、一幅画，也可能只是一抹微笑、一滴眼泪、一声叹息……是它们，组成了完整的生命。

是它们，灵动了平淡的生活。你采或不采，它们都在那里，闪耀着人间某些情怀与思想的光辉。你懂得了，你就释然了。

闭上眼，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那里四野开满蓼花，秋风起，花轻摇，香远飘……采蓼花，悠悠我心。

（有删改）

文本一：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时的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一个地方哭了，那一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了。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出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在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

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

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还坐这儿？”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囔道：“哟嗬，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那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调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葛列高利”转身就走——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节选自梁晓声《母亲带我去讨还小人书》

文本二：

小说在处理情感上，不宜饱满和激烈。并不是作者越大力气煽情，读者就越可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适度的隐忍和节制，让小说情节和人物自己说话，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适度的情感会使小说充满人性的温情，而过度的情感则会令读者反感。即使悲惨的故事并不是非得带着悲惨去写，适当地节制情感，更能打动人。

节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

伊凡·伊里奇之死

[俄]列夫·托尔斯泰

在法院大厦里，当梅尔文斯基案审讯暂停时，法官和检察官都聚集在叶果罗维奇办公室里，谈论着闹得满城风雨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多尔情绪激动，认为此案不属本院审理范围；叶果罗维奇坚持相反意见；彼得一开始就没加入争论，始终不过问这事，而翻阅着刚送来的《公报》。

“诸位！”他说，“伊凡·伊里奇死了。”

“真的吗？”

“喏，您看吧！”他对费多尔说，同时把那份散发出油墨味的刚出版的公报递给他。

公报上印着一则带黑框的讣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高洛文娜沉痛哀告亲友，先夫伊凡·伊里奇·高洛文法官于1882年2月4日逝世。兹订于礼拜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凡·伊里奇是在座几位先生的同事，大家都喜欢他。他病了几个礼拜，据说患的是不治之症。他生病以来职位还给他保留着，但大家早就推测过，他死后将由阿历克谢耶夫接替，而阿列克谢耶夫的位置则将由文尼科夫或施塔别尔接替。因此，一听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办公室里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对他们本人和亲友在职位调动和升迁上会有什么影响。

“这下子我很可能弄到施塔别尔或文尼科夫的位置，”费多尔想。“这个位置早就说好给我了，而这样一提升，我就可以在车马费之外每年净增加八百卢布收入。” 

“这下子我可以申请把内弟从卡卢加调来，”彼得想。“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如今她可不能再说我不关心她家的人了。”

伊凡·伊里奇的死讯使每个人不由得推测，人事上会因此发生什么更动，同时照例使认识他的人都暗自庆幸：“还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嘿，他死了，可我没有死，”人人都这样想，或者有这样的感觉。伊凡·伊里奇的知交，他的所谓朋友，都同时不由自主地想：这下子他们得遵循习俗，参加丧礼，慰问遗孀了。

费多尔和彼得是伊凡·伊里奇最知己的朋友。彼得跟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同过学，自认为受过伊凡·伊里奇的恩惠。午饭时，彼得把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告诉了妻子，同时讲了争取把内弟调到本区的想法。饭后他不休息，就穿上礼服，乘车到伊凡·伊里奇家去。

伊凡·伊里奇家门口停着一辆自备轿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前厅衣帽架旁的墙上，靠着带穗子和擦得闪闪发亮的金银饰带的棺盖。

彼得的同事施瓦尔茨从楼上下来，一看见他进门，就站住向他使了个眼色。施瓦尔茨脸上留着英国式络腮胡子，瘦长的身体穿着礼服，照例表现出一种典雅庄重的气派，但这同他天生的顽皮性格不协调，因此显得很滑稽。彼得心里有这样的感觉。

彼得慢吞吞地跟着上楼。施瓦尔茨在楼梯顶上站住，没有下来。彼得懂得施瓦尔茨的用意：他想跟他约定，今晚到什么地方去打桥牌。太太们上楼向孀妇屋里走去；施瓦尔茨却一本正经地抿着厚嘴唇，眼睛里露出戏谑的神气，挤挤眉向彼得示意，死人在右边房间。

彼得进去时照例有点困惑，不知做什么好。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逢到这种场合，画十字总是不会错的。至于要不要同时鞠躬，他可没有把握，因此选择了折衷办法：他走进屋里，动手画十字，同时微微点头，好像在鞠躬。后来，他觉得十字已画得够了，就停下来打量死人。

死人躺在那里，也像一般死人那样，显得特别沉重，僵硬的四肢陷在棺材衬垫里，脑袋高高地靠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高高隆起，半秃的两鬓凹进去，高耸的鼻子仿佛压迫着上唇。同彼得上次看见他时相比，他的模样大变了，身体更瘦了，但他的脸也像一般死人那样，比生前好看，显得端庄。脸上的神态似乎表示，他已尽了责任，而且尽得很周到。此外，那神态还在责备活人或者提醒他们什么事。彼得却觉得没有什么事需要提醒他，至少没有事跟他有关系。他心里有点不快，就又匆匆画了个十字——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十字画得太快，未免有点失礼——转身往门口走去。

施瓦尔茨宽宽地叉开两腿站在穿堂里等他，双手在背后玩弄着大礼帽。彼得瞧了瞧服饰雅致、模样顽皮可笑的施瓦尔茨，顿时精神振作起来。他知道施瓦尔茨性格开朗，不会受这里哀伤气氛的影响。他那副神气仿佛表示：伊凡·伊里奇的丧事绝没有理由破坏他们的例会，也就是说不能妨碍他们今天晚上就拆开一副新牌，在仆人点亮的四支新蜡烛照耀下打牌。他就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从旁边走过的彼得，并建议今晚到费多尔家打牌。

普拉斯柯菲雅同几位太太从内室出来了。她个儿矮胖，尽管她千方百计要自己消瘦，可是肩膀以下的部分却一个劲儿向横里发展。她穿一身黑衣，头上包一块花边头巾，眉毛像站在棺材旁那个女人一样弯得出奇。“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料理。”她对彼得说，“要是说我悲伤得不能做事，那未免有点做作。相反，现在只有为他的后事多操点心，我才感到安慰……至少可以排遣点悲伤。”她掏出手绢又要哭，但突然勉强忍住，打起精神，镇静地说：“最后几天他真是难受。”

“三天三夜极度的痛苦，然后死去。这种情况也可能随时落到我的头上，”彼得想，刹那间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他自己也不知怎的，一种常有的想法很快就使他镇静下来：“这种事只有伊凡·伊里奇会碰上，我可决不会碰上。这种事不应该也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他想到这些，心情忧郁，但施瓦尔茨分明向他做过暗示，他不该有这种心情。彼得思考了一下，镇静下来，详细询问伊凡·伊里奇临终前的情况，仿佛这种事故只会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可决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

在闻过神香、尸体和石碳酸的臭味以后，彼得特别爽快地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

“上哪儿，老爷？”马车夫问。

“不晚。还可以到费多尔家去一下。”

彼得就去了。果然，他到的时候，第一局牌刚结束，因此他就顺当地成了第五名赌客。

（节选自《列夫·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草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