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

刘斌立

    秦浩又查看了一下打包的行李，确定无误了才去厨房。

    他妻子4点就起来煮了红薯粥，他看了看那半锅粥，舀了一碗，又倒进锅里一小半。妻并没有注意到，但仍旧习惯性地提醒他“早饭要吃饱”。

    秦浩进屋子只看了一眼孩子，没敢亲她。小家伙睡得浅，弄醒了，知道爸爸要走，必然哭天喊地。一个大背包上了肩，手里还有一个灰突突的大尼龙面料的行李包，秦浩看着妻子，没有再说话，只是下巴抬了抬。妻子知道其中的含义“我走了，家里靠你了”。

    这是秦浩每年里都要经历的分离，可能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走下楼，秦浩就看见路灯底下已经有两个同伴在那儿抽烟等他了。他们手里也都有一个大大的尼龙面料的行李包，在路灯下，包上“锡山矿务局”的印字特别显眼。

    那几个字也印入了秦浩的眼睛，他手里也有一个。“锡山矿务局”那几个字在他心里狠狠地戳了一下。

    曾经锡山矿务局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单位，不光工资、福利，甚至秦浩背后的那片家属楼，都曾经是这个城市最让人羡慕的。他们手里这个大行李包，就是某年单位组织外出考察学习时，发给每个员工的福利。而如今，秦浩还得用这个包装起自己的衣衫琐碎，出去打工。

    三个人相互看了看，点了点头，一起朝矿区大门而去。黑黢黢的矿区内，似乎空无一人。路灯已没几盏好的。三个人抽着烟，倒是烟头一亮一亮的，显出了几分活力。大门口的铁门虚关着，他们发现那儿还站着一个人。

    “广路，你怎么又来了？”秦浩先发问。

    卫广路把烟头掐了，狠狠用脚踩着，边碾脚边说：“我把娃娃交给我妹妹了，这儿不可能找到工作，我必须出去打工。”

    “你走了，你娃儿不是成孤儿了，要不得哦。”另一个声音说。

    秦浩赶紧用手止住那人，但是昏暗的灯光中，已看见广路眼神瞬间黯然了。

    “算了算了，走，挣到钱再打算。”一只胳膊拉起广路。

    秦浩看了一眼大伙儿，边走边说：“也好，又是我们四个一起，互相有个照顾。”

    卫广路和秦浩他们一起在外面打工两年了，可是在家的妻子一直到肝部疼痛到无法忍受才去医院，确诊是肝癌晚期，广路赶回家不到三天，妻子就去世了。这个矿区里，很多职工都死于这个疾病。大家其实都知道，有些工种因为当年缺少劳动保护，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侵害。本来有一年大家还准备上访争取一些基本权利，但是就在那年，矿区停产了，接着被宣布为资源枯竭。

    秦浩他们坐上了早班长途车，他们接下来的两天都会在路上。长途车要走4个小时，把他们带到省城，他们要换火车北上17个小时，到达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

    秦浩是第一批走出去的锡山矿务局的工人。他当年是负责矿区锅炉班的班长，锅炉班负责整个矿区的热水供应，三班倒24小时从不停歇。当年矿场停业，秦浩整整一年都无法在这个城市找到工作。矿场倒了，几万员工和十几万的家属顿时都没有了生计。而这个大山里的小城市，哪里能够承载得了这个负担呢？

    秦浩北上之路，经历了三个城市，最终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为一个小区的供暖站负责整个冬季烧锅炉。他站稳脚跟后，陆续把自己锅炉班的一帮弟兄都介绍了过来。工作从每年的深秋囤煤开始干起，到次年春天的3月停止。每个冬天，秦浩能挣到一份相当辛苦但至少能让家人温饱一年的收入。而家乡那个城市对他来说，就是个永远想念，但没有希望的地方。

    长途车上，司机开了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已经开始播音了。

    第一个让秦浩他们打开话匣子的话题是，播音员说为了响应中央关于节能的号召，今年北方城市普遍延后了开始供暖的时间，同时供暖的温度会下降。节能意味着烧炉工工作量减小，虽然只是延后三天，但是秦浩他们似乎已经感觉到今年能拿到手的收入一定会减少。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但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明年春天烧锅炉的工作一结束，必须得留在当地再找找工作，争取多挣点钱再回家。

    秦浩没有参与讨论，因为他又听到另外一则新闻。播音员正在念着一串城市的名字，那是国家公布的第二批“资源枯竭性城市”名单。秦浩听到了熟悉的那个名字。

    长途车已经盘山走了一段，秦浩回过身去，从车窗回望着已经在大山深处的城市。清晨，那些星罗棋布的灯火，只是那个城市里还没有断息的活力。只是离世界越远，就越像一个孤儿，即将被永远地遗忘在大山里了。

（有删改）

马缨花

季羡林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就到了。

    院子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迎地，清凉蔽体。从房子的气势来看，依稀可见当年的富贵气象。等到我住进去的时候，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苦的气氛却是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一些汉代的石棺石椁、古代的刻着篆字和隶字的石碑，我一走回这院子里，就仿佛进入古墓。这样的气氛同我当时的心情是相适应的，我一向不相信有什么鬼神，所以我住在这里，也还处之泰然。

    我是不是也有孤寂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平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一点活气。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我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花开也是常有的事，开花有香气更是司空见惯。但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花，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和地方，有这样的香，我就觉得很不寻常，甚至有感激的心情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马缨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可惜不久我就搬出了那个院子，同那些可爱的马缨花告别了。

    时间也过得真快，才一转眼的工夫，已经过去了十三年。这十三年里，我看了、学习了很多新东西，走了很多新地方，当然也看了很多美妙动人的奇花异草。然而使我深深地怀念的却仍然是那些平凡的马缨花。我是多么想见到它们呀!

    最近几年来，北京的马缨花似乎多起来了。公园里，马路旁边，都可以看到新栽种的马缨花，绿云红雾飘满了北京。给首都增添了绚丽与芬芳。我十分高兴。仿佛是见了久别重逢的老友。但是，我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些马缨花同我记忆中的那些很不相同。它们不同之处究竟何在呢?

    我最初确实是有些困惑。后来，我扩大了我回忆的范围，把当时所有同我有关的事物都包括在里面。不管我是怎样喜欢院子里那些马缨花，回忆的范围一扩大，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黄昏，就是夜雨，否则就是迷离凄苦的梦境。我好像是在那些可爱的马缨花上面从来没有见到哪怕是一点点阳光。

    然而，今天的马缨花，却仿佛总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在黄昏时候，在深夜里，我看到它们，它们也仿佛是生气勃勃，同浴在阳光里一样。它们仿佛想同灯光竞赛，同明月争辉。同我记忆里那些马缨花比起来，一个是照相的底片，一个是洗好的照片；一个是影，一个是光。影中的马缨花也许是值得留恋的，但是光中的马缨花不是更可爱吗?

    我从此就爱上了这光中的马缨花，我也爱藏在我心中的这一个光与影的对比。

    我愿意马缨花永远在这光中含笑怒放。

围墙

陆文夫

    昨夜一场风雨，建筑设计所的围墙倒塌了。

    这围墙要倒，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它至少百年了，几经倒塌，几经修补。历次的修补都不彻底，三十多米长的围墙高低不平，弯腰凸肚，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何况一场风雨！

    早晨，开碰头会。“现在我们研究一下围墙的问题。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吴所长用圆珠笔敲敲桌面：“原来的围墙和我们单位的性质不协调，新围墙一定要新颖别致，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古典派”黄达泉接茬儿了：“围墙不但有实用价值，而且富有装饰意味，它对形成建筑群落的风格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现代派”朱舟把茶杯一放，“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实际出发，要造得高大牢固。”两派之外的何如锦开口了：“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塌下来的再垒上去，这在围墙的历史上是有例可循的。”

    “我想问一下，这围墙到底怎么修啊！”这是行政科的马而立。

    这个三十七岁、非常干练的办事员，却有着一张不那么令人放心的娃娃脸。某些人见到他就疑虑：整天衣冠楚楚，活儿没有少干，身上却不见泥污，这就形迹可疑。如果整天穿工作服、劳动鞋在人前走来走去，那就另有一种效果：“这人老成持重，艰苦朴素。”稳妥往往是缓慢的同义语，这马而立却灵活得像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

    “到底怎么修嘛，我提出了原则，同志们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就看你的了。”吴所长拍拍马而立的肩膀，“好好干！”

    一支烟还没有抽完，马而立已登起自行车直奔房屋修建站……

    星期六晚上，设计所门前拉起了临时电线，四只两百兆的灯泡把马路照得灼亮。砖瓦、石灰、琉璃砖装过来；垃圾、碎砖运出去。星期天清早开始砌墙。马而立忙得飞起，还拉住看门的洪老头做帮手。泡茶，敬烟，寻找各色小物件，有时还飞车直奔杂货店。电灯直亮到夜间十一点。

    夜色中看这堵修好的围墙，颇有诗意。白墙，黑瓦，宝蓝色的漏窗泛出晶莹的光辉。树枝摇曳，灯光闪烁，好像童话般的世界深藏在围墙的里面。抬起头来，可以看到主建筑的黑色屋顶翘在夜空里，围墙带着和主建筑相似的风格进入了整体结构。附近的马路也变样了，好像是到了什么风景区的入口。

    马而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办得最完美的一件大事！他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睡了下去。这一觉睡得很沉。

    星期一早晨，上班的人们被突兀而起的围墙惊呆了，虽然人人都希望围墙赶快修好，如今却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工程是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今天加一尺，明天高五寸，人来人往，满地乱砖泥水，工程结束时人们会跟着舒口气。如今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不习惯，太扎眼。谁都看得出，这围墙比原来的好，可有些人左看右看，总觉得有点“那个”，吴所长始终不发表意见，他觉得这围墙似乎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又像在想象之外。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哎，没想到马而立的手脚这么快！”

    被征求过意见的人很不满，觉得这围墙吸收正确的意见太少！他们指指点点：“这围墙不中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缠绿围巾，这打扮是哪个朝代的？”“是呀，围墙是墙，造个大屋顶干什么呢？”“太单调啦，应当在中间造两个方如意！”“两头应该造尖角，翘翘的。”所有感到有点“那个”的人都把围墙的缺点找了出来，他们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

    “马而立”，吴所长叫人了。“洪老头，你看见马而立上班没？”有人嚷嚷着帮忙找了，要对这个罪魁祸首当场质疑。

    看门的洪老头火气很大：“别鬼叫鬼喊的啦，人家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像你！”洪老头对那些轻巧话儿很反感，“人家马不停蹄，衣服都和上泥水和汗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说这围墙很好看。”

    马而立揉着眼睛爬起来了，朦朦胧胧挨了一顿批……

    冬天，设计所召开建筑学年会，几位专家一进门便被这堵围墙吸引住了，左看右看，都赞不绝口。会议上专家们以围墙为话题：这围墙回答了城市建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有民族风格，又不盲目复古；经济实用，和原有建筑物的风格统一。

    设计所的到会者喜出望外，想不到金凤凰出在鸡窝里！吴所长说：“这主要是指导思想明确，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讨论。”各派代表人物也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的贡献。

    马而立没权参会，只是在围墙门口进进出出，忙得飞起。不知道他又从什么地方弄来四只熊熊的炭火盆，使得房间里温暖如春，人人舒展。（有删改）

到乌镇，看木心美术馆

    2015年冬天，初雪。第二次到乌镇，木心美术馆已经落成。

    人来人往的乌镇，地道的江南水乡味道。一如木心《从前慢》的诗：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行者以为千年往事都这般活在寻常巷陌里头，走着走着，不免发现整个镇却似一个怀旧的情绪博物馆。那些缠绵的温情，忐忑的相思，在水中，在摇橹声里，在拐角的小桥上，在长街夜色拥挤的人群中，盈盈绕绕，都陈列在眼皮底下，久了让人无味。

    西栅的美术馆却安静。一方宁静的水上，横竖几抹白色的墙，极简约的外观，像是一顶桥。听说临终的木心看着美术馆设计图，喃喃自语。今天的美术馆，进门就见到这句话：“风啊，水啊，一顶桥”。

    想到桥这个意象，就想到读木心作品的感觉。木心的作品，很有一段时间不为人所知。2007年春天，我初读《哥伦比亚的倒影》，一片错愕，随手在页眉上涂写：“看木心的散文有点颠覆传统的感觉，不是习见的散文，在形而上的思索中，隐约见到一些作者经历的影子，暗暗让人揣摩其家当是大户，生当盛世自然顾盼生姿 ， 乱世也见许多讲究。”我揣测“木心也许是那种在欧美成熟的作家吧，眼界和视野都远较土生土长者开阔，也怪异。一些名篇，如《明天不散步》《哥伦比亚的倒影》，写得都异常，倒是《上海赋》，琐碎铺陈得淋漓尽致，算是能让人知晓许多上海旧事。”

那时候不知道木心其人，不知道文字里头那些氤氲的味道，是做作还是自然流露？揣测的心境很像梁文道说的：“刚刚在大陆出版作品的时候，大家以为他(指木心)是台湾作家，或是不知从哪儿来的海外作家；更早在台湾发表作品的时候，那边的圈子也在探听是不是一个民国老作家重新出土。”

    这么多年下来，木心也终于只是在读者圈中知晓。仅此而已。

    乌镇东栅有木心故居，西栅有木心美术馆，都不引游人注目。我们在故居门口排队，蜂拥而过的游客会偶尔驻足问，这里边有什么好玩的？得到一个回答后，“哦”的一声，继续跟着导游的旗帜和小喇叭中的解说词远去了。

    “大家看门前的大狮子，传说王母娘娘……”总是如此。劣质的导游词不知道谁写就，所有的景点都充斥着虚假的传说。游人们心底没有神话，对传说也“哦”的一声，和导游彼此心照不宣 ， 又继续赶点去了。

    木心美术馆里并没有传说。庶几近之的，或者也有。陈列在展柜中细如蚊蚋的狱中书简，让狱中岁月一如传说。美术馆兴建背后的师生情谊，见古礼古风一如传说。传说有时候就是这不能言说的历史吧，有时候就是遗失不再有的情怀吧。

    我们在美术馆前面拍照，雪在栏杆上积得有些厚。朔风射眼，冻得南来的人瑟瑟地抖。步行的游客经过，也取个背景拍几张照，听说要再购票进入，追问一句：“木心是谁？”转身走了。

    木心是谁？馆内还是有零星的介绍的，旧物如新，旧语如新，在展厅的光色声影中，拼凑起来，大抵如是。

    木心，本名孙璞，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后求学于杭州、上海，少时受教于夏承熹。1946年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油画。后又转入杭州国立艺专，在林风眠门下学习中西绘画。四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生涯。后因言获罪，被捕入狱18个月，早期作品全部散失，在狱中用写自白书的纸和笔写出了65万字的《狱中笔记》。1982年，前往美国，从此长居纽约。抵美之后，重新开始密集写作，作品发表于台湾的文学刊物，获得专刊、专访的待遇，并结集出版。从1986年到1999年，在台出版作品集十二种。2006年，他79岁，其作品集首次于大陆出版，也是这一年，他离开美国，回到了故乡乌镇定居。2011年，木心去世，从此转身也走不了了。

    其实，我是在想，把木心美术馆建在乌镇好么？乌镇古镇其表繁华其里，再好的人，再好的东西，会不会被如织的游人的目光洗去特质，最终如不远处的茅盾故居一般，成了导游嘴里一处乏善可陈的老房子？

    木心的特质是什么？我曾经想，他的文字是荒原、雪域，越读越在阔大的平淡中觉出滋味。他的散文是当下散文界的一个异数。大量生僻字、典故，倾泻而下，文白相杂，新意迭出，会让不熟悉的读者晕头转向。童明曾评价：“木心的文字令今日汉语读者略感陌生又新意盎然，直接原因是他把中国古文化的精粹注入白话，文笔陶融了古今的语汇修辞，或叙述、或抒情、或点评，张弛抑扬，曲直收放，皆见独到之处。”有时候，读到“花叶茜明、萧闲、葛蕊”这样的词语，会突然怔住，觉得自己落到一个阳光明媚的花园，推门出去，却突然是古长安的街巷。

    推门进去，却是一个现代感十足的建筑。木心美术馆融合着现代建筑的干练和明快。走进去，沉浸，逐渐沉浸，彻底地沉浸。某条路的尽头，是一个有着落地大书柜的小图书馆，坐在阶梯上，目光尽处，枯山水一圈圈的涟漪仿佛年轮一圈圈。

    图书馆里收藏木心阅读过的大量作品。听说，木心小时候是在其远房叔叔茅盾的书房中开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名著的。他的笔下，一会儿是琼美卡的小路，一会儿是哥伦比亚河边的倒影，一会儿是埃及的金字塔，一会儿又是盛唐的嘉峪关，欧风美雨，汉唐明月，衔接之处竟如随风潜入夜的细雨，没有丝毫觉得突兀，只剩下你的思绪跟着他做无尽的神游。

    这种风格，在他的《文学回忆录》里也很明显。在他对文学史人物和作品的亦庄亦谐点评中，可以看到，木心真是一个调皮的老小孩。他说：“卡夫卡就像林黛玉，肺病，也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谈到哪吒，“哪吒是尼采的先驱，武功上的莫扎特，是永远的孤儿。”这哪里是文论者有过的论调？

    美术馆里最多的自然是美术作品。那些画作，色彩和线条的想象中，会有一些粼粼的思乡的梦么？或者只是一个时间的过客的信马由缰？灰白的展厅墙上，一行行镌刻着木心的诗。那韵味，像一颗琥珀，闪烁着时光流逝的光芒。

    “你这样吹过/清凉，柔和/再吹过来的/我知道不是你了”

    他写五月，低吟声里没有一丝的呜咽，却在最后让人怅然若失。他写离人：“十五年前/阴凉的晨/恍恍惚惚/清晰的诀别/每夜，梦中的你/梦中是你/与枕俱醒/觉得不是你/另一些人/扮演你入我梦中/哪有你，你这样好/哪有你这样你”

    这些诗，是韦庄？晏殊？还是木心？思念的唯一，时空里头的荒凉，亘古以来的诗人各有意境，却有共同的悲凉。

    2015年冬天，初雪。第二次到乌镇，只看一个木心美术馆。

（取材于吴合众的同名散文）

娘栽的石榴树

付世军

    娘的石榴树比我大三岁，是娘和爸成亲的时候，随着娘的嫁妆一起被带来的。娘的娘家嫁闺女有个风俗，嫁妆里要放些红枣、花生、桂园、莲子，喻意早生贵子。姥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过私塾的人，就是嫁闺女也和别的人家不同。娘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姥爷对姥姥说：“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是个吉利物件，给闺女带上一棵石榴树吧。”

    石榴树很小，拇指般粗，纤纤弱弱的，是姥爷当年用石榴树枝扦插的。娘把它栽在了新房窗前。街坊邻居说，栽上石榴树苗，三年后便可结果。我出生那年，石榴树开了花，结了果，有十多个，红彤彤的。街坊邻居都说，真准。

    娘说我出生那阵，老百姓的生活都不怎么好，每顿饭基本都是一个食谱，红薯面窝头就咸菜。娘奶水不足，使得我营养严重不足，细细的脖子安个脑袋，活像现在孩子玩的不倒翁。娘把石榴籽挤成汁，一勺一勺喂我。由此，我落下了喜欢吃石榴的“病根”。

    转眼过了三年，石榴树高过了房檐，树冠也日渐伸展。进入五月，深红色的蓓蕾便登上枝头，绽放在阳光妩媚的夏日里。满树繁花闪烁在浓密的绿色叶片之间，照亮我家庭院，别样的红火，别样的热闹。

    娘对石榴树极具感情，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般。每次给树浇水从不用污水，施肥也从不用化肥，娘总是将落下的树叶和地上拔的野草堆放在石榴树根部，撒上一些水再用泥土覆盖，让它们腐烂成肥。每年石榴树叶子长得总是比别人家的茂盛，花开得艳丽，坐果率也高，枝条被压得弯了腰，垂到地上，煞是喜人。

    农历八月，石榴熟了。娘总是将长在阴面的摘下来分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品尝。娘说：“石榴和别的水果不一样。别的水果，总是先从阳面树枝上摘，因为阳面的东西熟得早，色彩好看，个头也大，味道自然也就好。而石榴正好是相反的，结在阴面树枝上的，表面圪瘩不平的，样子和颜色都不太好看的，味道却是最好的。老辈人讲‘阴面石榴阳面桃’就是这个道理。”

    一晃多年，我步入了中年，娘也变成了老太太。有时工作忙碌，琐事缠身，好长时间也不给娘打一个电话。这个时候，总是娘打电话过来，心疼地问我，是不是工作忙啊，要注意自个的身体，接着就絮絮叨叨地说些村里家长里短针头线脑的事。善解人意的妻说：“这是娘想听你的声音了。”

    前些日子，娘又打来电话说：“石榴红了，今年的石榴多得不得了……”

    放下电话，眼角有些潮湿。回想离开家的这些年，不管是困顿不堪，还是失意惆怅，娘的石榴树总是陪伴我迈过一道道沟，跨过一道道坎。只要一想起娘的石榴树，顿感一缕灿烂的阳光直入心田，泛出欣欣的绿意。

（有删改）

呼兰河传（节选）

萧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根，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根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馆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痴。祖父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至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至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冯歪嘴子还说：“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模而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因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戴着眼平。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痛，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秩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至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执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粒粘糕。黄米粘糕，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至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祖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至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至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