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纤绳

钱国丹

弟弟打电话来，说母亲一跤摔了个脑震荡，休克了半个月都不曾苏醒，医生说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我知道，再好再强壮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斗不过岁月无情和造化捉弄，何况我的平民母亲？

母亲的刻苦，母亲的为人，方圆百里有口皆碑，如今她年过八旬，又是种菜又是栽花，把家里收拾得纤尘不染。这一次，她就是给邻居送丝瓜的路上，被一条狼狗冲了个仰面朝天的。

我一直以为，婚姻就是一根纤绳，把夫妻二人拴在一起。或者说它拴在“当家的”身上，拖着的是“家庭”这只船，虽然也有“荡悠悠”的风光，但更多的却是责任，是奋力“背纤”。

①传统的中国家庭，都是男人背的纤。

我的父亲是音乐教师。他天赋极好，填词作曲、吹拉弹唱都行。当年的父亲还是个热血青年，抗日救亡啊，解放战争啊，他用音乐来冲锋陷阵，奔波在白色恐怖的敌后。那些年，母亲总是提心吊胆，一家人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

最温馨的记忆，要算我6岁那年的春天。刚刚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完柳市小学的父亲，踩着那架咕哒咕哒的旧风琴，教我唱“解放区的天”，母亲则在一旁，很幸福地看着。可谁又能料想得到，余音绕梁词犹新，父亲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那一年，他还不满29岁。

父亲的纤绳戛然而断，我们家顿时就橹折舵裂。母亲义无反顾地拾起断绳，用女人柔弱的肩，背起了全家九口的纤绳，开始了艰苦跋涉。父亲的冤案长达31年，这31年，多少风浪，多少险滩，母亲的船没有沉没，没有触礁，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把父亲、把我们兄弟姐妹7人，一个个送到安全的岸上。

如今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双目紧闭，知觉全无，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她显得那么苍老，那么衰弱，几茎枯槁的白发在空气中微微颤动。

②床边不缺人。子孙、亲戚、友人、学生，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使得单人病房像过节似的热闹。寸步不离守候着的是我的父亲。父亲非常镇静，非常安宁，那是种大彻大悟的宁静。我知道，母亲如果永远睡着，父亲将重新背起纤绳，牵着母亲双双走向永恒。

父亲一边抚着母亲那只因扎针而淤血的胳膊，一边贴近她的耳边，呼唤着：阿莲，醒醒，阿丹来了。

母亲没有反应。

父亲已经呼唤了半个月了，母亲仍旧浑浑沌沌。父亲不气馁，他说，阿莲，我们唱歌。母亲当然不会唱，父亲独自哼了起来，《小白杨》、《为了谁》、《回娘家》，一曲又一曲。

我忽然觉得，纤绳已变成一根拔河的绳子，站在这一边的是我的父亲，而那一边的却是威力无边的死神。

时间在父亲的歌声中缓缓流淌。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外面突然鼓乐大作，原来是医院墙外的一对年轻人在举行婚礼，喇叭啊，锁呐啊，张扬着疯狂的《纤夫的爱》。爸对妈说：阿莲，我们也唱《纤夫的爱》。墙外的音乐如火荼，爸爸合着节拍唱着：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奇迹出现了：妈妈那条刚刚挂好大针的手一动，又一动，然后，那胳膊便伸出了被窝，跟着音乐的节奏，缓缓摆动。妈的嘴也开始翕动，幅度极小，没有声音，父亲凑近了她，听着，听着，身子一挺，兴奋地说：醒了，你妈她醒过来了，她在唱歌呢。 

这场拔河比赛，父亲赢了。 

两位耄耋老人，两颗白发苍苍的脑袋，他们唱着，把一首轻佻的歌，唱出生死悲壮，唱出地久天长。

                                         （选自钱国丹散文集《踏歌的麻雀》）

陈设一个家

（台湾）吴念真

    才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哦！”小梁刚开口说“我是电视台……”里头就已飞出来一个玻璃罐子碎裂在他脚前，一阵恶臭随之飘了过来。

    他仓皇地逃到屋外打手机，制片接到电话也一阵大骂：“你活该！我不是说过去之前先找里长吗？蠢！”

    走过山路，看到远处有人在菜园除草，彼此隔空吼叫两三句，小梁就找到里长了。里长带着他再度走向那个场景时，小梁才仔细地观察四周的风景：举目所及，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田地，零落的房舍不是弃置、失修，就是大门深锁。完全符合剧本的描述：一个人口外移严重、只剩少数老人独居或相依为命的萧条小村落。

    里长说，他跟制片建议用老太太的家当场景，主要是想给她一点租金，“这也是功德一件，你说是不是？”

    他说老太太的先生早年是矿工，肺不好，过世时六十岁还不到；儿子是货车司机，很孝顺，没想到几年前出车祸死了。媳妇领了保险金带着孙子要离开时，村里人都骂，老太太说这样对孙子才好，“去都市把书读高一点，才不会像祖父和爸爸一样，用命换饭吃！”

    过去几年，老太太辗转各个建筑工地，帮人煮三餐赚钱过生活，几年前身体不好才回来，现在只靠领政府给的津贴过日子。

    有里长陪，小梁总算进到那间异味扑鼻的屋子里。老太太约莫七十岁，苍白、瘦弱，一头乱发，双腿好像都已经没力了，只能靠着助步的铁架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

    不过，看到小梁，她倒是和善地笑着跟他道歉，说村子很少听见年轻人的声音，之前有几个年轻人进来她家里，结果“好像都是吃药的，不是来偷就是来抢，连铁门都整个给我拔去”！

    里长问她：“你是用什么武器丢这个少年的？”

    “一罐没吃完的酱菜啦，早上要吃的时候才知道长霉了。”她有点自责地说，“我哦，会被雷公打！”

    小梁回到制作组，演独居残障老人的女演员在发飙：“拜托哦，你们这样乱搞，我的形象到底还要不要？”也许被“形象”这两个字给提醒了，小梁忽然觉得那个演员从里到外一点也不像她所要扮演的角色。光那张脸就一点也不写实，老太太的脸有生命真实的痕迹，像古迹，而女演员的那张脸谁都看得出是曾经花钱拉皮过，如今逐渐崩垮而“加速折旧”，像被弃置的人工造景。

    几天后，小梁带着布景师到现场估价时，老太太已被搬到一家民宿暂住。民宿的人体贴地帮她梳洗过，加上人在清爽、明亮的房间里，比起前几天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此刻的她就如同在现实或记忆里所惯见的那个形象鲜明的阿嬷。

    她把钥匙交给小梁，忽然拉起他的手说：“你都没在吃啊？手骨都没肉？”然后说以前工地的年轻人也一样“顾玩不顾吃”，接着吩咐说她屋子里那边有一瓮她做的酱菜，“橱柜第二层有一罐豆腐乳，很好吃哦，早餐可以配稀饭，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搅碎，买一些鸡翅一起卤，知不知道？”

    离开民宿后，小梁忽然把车子停在路旁哭起来，布景师傅问了好久，小梁才说只是想到永靖的阿嬷。每次回永靖，阿嬷同样也是搬出一堆瓶瓶瓮瓮，非得把后车厢塞满了才罢休，同样也会交代爸妈哪一瓶哪一罐是她精心特制的、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好吃。学%科%网．．．

    “可是，”小梁突然拉高声调说，“你知道吗？我爸妈根本不吃那些东西！趁年终大扫除时全部扔进垃圾车！这还不要紧，阿嬷打电话来问什么什么好不好吃，他们竟然还骗她说：好好吃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好贱！你不觉得吗？”

    小梁讲完之后，车子里一片沉默。

    那出戏进行得波波折折。那个女演员每次化妆都让剧组整个停摆好几个小时，制片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换人，“演艺界最难伺候的就是这种老是活在过去风光岁月的过气演员！”

    不过，开拍延宕让小梁逃过一劫。依原先的规划，必须在一星期内结束的改景和陈设作业，他竟然花了二十几天才完工。

    开拍前夕现场验收时，所有人几乎吓了一大跳：整个场景根本不只修改、陈设而已，而是近乎永久性的重建和装潢。漏水的屋顶换上了全新的水泥瓦，再配合拍摄需要做旧、种青苔，看得出用的全是真材实料。更夸张的是连镜头根本带不到的厨房、浴厕也都全部翻新，墙上甚至还装上专供行动不便的人使用的铁架。

    美术指导看到墙边一个不锈钢的矮架，问：“这干吗用？”小梁说：“阿嬷做了很多好吃的酱菜、豆腐乳什么的，以后就有地方放了。”

    制片说：“你怎么高兴怎么搞，我没意见，但是，预算就是预算，你别想给我多报一毛钱。”

    小梁说：“我知道，帮阿嬷陈设一个家的钱……我自己负责。”

看病

一碟

    年轻的白大褂微笑着把林森请到了桌前。

    林森身体好。以前在农村时，就没上过医院，没想到一调进城里，身子骨就像放了大量的酵母菌，一个劲儿地发酵膨胀，到现在连楼梯都快爬不动了，他不得不来到陌生异常的市中心医院来检查身体。挂了号，刚跨进候诊室，就被并不认识的值班医生像熟人一样请到桌前。年轻的白大褂一边给林森把脉，一边跟他拉呱儿。原来白大褂在市报和电视上见过林森，知道他是市里的主要领导，所以林森一进候诊室就被他认出来，受到了一次莫名其妙的优待。谈话中林森也就知道了白大褂的姓名—魏力，并且得到了他的一张名片。

    “魏大夫，我的病……”林森见白大褂专心扯闲篇，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句。

    “脂肪积聚症。没啥大问题，运动量少的人一般都容易得这病。”年轻的白大褂谦恭地微笑着，说：“您叫我小魏吧。在您跟前我是小字辈。”

    小魏大夫手脚麻利地开了张药方递给林森，说：“别坐车，上下班步行，一个月后我再给您复诊。没问题的，为了自己的病，这是运动疗法。方子上的药只起个辅助治疗的作用。”

    林森很高兴，为了自己的病，为了医生优质的服务。他告别了谦恭地送他出门的小魏大夫，步履轻快地走出医院，对在外面等候他的司机小景说，他不坐车了，他要走路治病。

    林森的路走得很顺畅，但始料未及的是，随着时间的延伸，他竟走出了不少流言飞语。

    有的说，林森犯了严重的错误，被市长拍着桌子骂了一顿，要撤职呢。

    有的说，林森贪污受贿经济上有大问题，正在停职审查呢。

    这些话有一部分传到林森的耳朵里，林森觉得可笑。他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斜，半夜敲门心不惊。那些谣言，让它们怎么生就怎么灭去吧！

    所以林森就继续走他的路。

    林森有一个女儿。女儿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成了待业青年。市环保局闻讯，派人专程来到林家，说本单位缺人，如果可以的话请她去局办做职员。女儿很高兴，林森当然更高兴。可近来不知咋的，环保局又一个劲儿地找各种借口延宕，急得女儿老往环保局跑。

    最后一次，女儿是哭着回来的。回来后就劈头盖脸地数落父亲，接着又半跪着哀求父亲不要再步行了，并且要争取多上几回市报和电视。

    林森感到莫名其妙；这与女儿的工作有啥关系？

    女儿稍稍平静下来，断断续续说出了原因。原来环保局的人被她缠得没法，才亮出了底牌：你爸爸要完了，我们还要你干啥呀！

    林森听了，气得面皮紫涨，拍着桌子直吼：“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他转过头来安抚女儿：“不要紧！啊，不要紧，爸爸给你安排个更好的工作，咱不跟那些势利小人一般见识！”

    哄地女儿高兴了，林森心头却沉重起来。积羽沉舟，积毁销骨，真是人言可畏啊！他终于领教到了谣言的厉害。

    为期一月的“运动疗法”总算结束了，林森眼前浮现出小魏医生谦恭的微笑来，他心情轻快了许多，这个小魏不错，他想，有机会一定跟卫生局说说，表扬表扬。这样的年轻人如今不多了。

    到了医院候诊室，林森把挂号单递给了小魏医生。

    和一个月前一样白皙英俊的年轻白大褂这次没有了微笑，他面无表情地打量了一眼挂号单，把它拂下地来：“排队去。”

    林森弯腰拾起挂号单，想了想，又掏出魏医生的名片递过去，笑着说：“小魏，不，魏大夫，你忘了我啦？我是林森呀！上个月……”

    “什么上个月下个月的！”白大褂的脸板得像青石板，“要遵守医疗公德，按先后顺序一个一个来，懂不懂啊？下一个，王、王瑶……”

    看着再一次被拂下地的挂号单和名片，林森蒙了。少顷，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血涌上了头顶。他大踏步走到候诊室中央，从衣兜掏出小巧的手机，啪啪啪按了几个数字，凑在耳边大声吼到：“小景，我是林××。你马上把车给我开到市中心医院来！不，给我开加长林肯！”

（选自《微型小说精选》）

奖状

杜秋平

    到西部贫困的山区后，我的脾气变得越发的坏了。其实早先我已经意识到这里条件的恶劣了，但未曾想到竟是如此之差。要不是来西部支教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有许多优惠政策，我想我是不会来的。

    总算熬过了多半年的时间，再没多久就可以回去了，离开这里的艰难与困苦。寒风吹着四面透风的破旧教室，我的心冰凉冰凉的；但是看到学生们天真的小脸、单薄的衣衫、带着冻疮的手指，我的心突然有些愧疚。我是有些对不起他们的，他们是多么希望我能多呆些时间，甚至希望我能长久地留下来。可我呢，却一直想着回到大城市去。我鼻子酸酸的。我想起夏日里学生们给我带来家里舍不得吃的瓜果，他们真诚地捧到我的面前微笑着说，老师，你吃你吃嘛。我想起冬日里他们还用带着冻疮的小手捧起我的大手给我往手上哈暖气，把温暖一直送到我的心里。

    可我终究没有太高的觉悟，我还是盼着回去。我强打着精神，继续一日日给孩子们上课，心里却在盘算着回去的日程。

    学生们都很听话，特别是那些家庭特别贫困的学生，事实上这里多半是贫困的学生。学生们成绩还不错，他们也很上进，每每考试，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获得奖状。是的，奖状，他们拿回家后会得到父母的夸奖，把奖状小心翼翼地、庄重地贴在墙上，这就是全家的荣誉啊。虽然学校连奖品都买不起，但小小的、单薄的一张奖状就足以让他们感觉无上的光荣。小强子得到过奖状，他高兴地跳过；小霞也得到过，她高兴得连流出的鼻涕也忘了擦。小娜得到的最多，她有一双天真而智慧的眼睛，不怎么爱说话，笑得也很少，但领到奖状的那刻她总是微笑着的，冲着我微笑。

    我组织完考试，决定过几天就离开。学生们提前知道我要离开的消息，都显得闷闷不乐，他们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轻轻牵着我的衣角嘟囔着小嘴舍不得离开我。上完最后一节课，我认真注视着每个学生，希望能记住他们每张可爱的面孔。可是我却发现小娜没有来。我一下子心里怪怪的，紧接着是焦虑和担忧，莫不是山路艰难出什么事了？今天连学校的领导都在教室里，村民也拥挤在窗子外面。他们都不希望我离开，但今天他们又是诚心来为我送行的。我的脸开始有些涨红，应该是羞愧。你看，连小娜都不愿意来给我送行了。

    我正疑惑间，校长已经走到我的面前，他手里捧着一张很大的鲜红的奖状：“杜老师，你看，你要走。我们也没什么好送的，这张奖状是我们送给您的。感谢您给我们山区做出的贡献！”老校长面带皱纹的脸上写满真诚。

    我深深向他们鞠了一躬，眼里止不住落下泪来。我手捧奖状，看着上面“支教模范”的字样，又一阵愧疚之情涌上来。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我于是问校长，小娜为啥没来啊？校长居然说小娜可能以后不来上学了。是她父母不想让她再念下去了。

    我的心被重重地一击——这么刻苦、学习又很好的学生怎么能不上学呢！

    我必须在我离开前去趟小娜家，劝说她的父母，再穷也得让孩子上学呀。我望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决意要去看看小娜。

    走了个把小时的山路才赶到小娜家。真难以想象，她每天那么早就可以赶到学校。我擦擦脸上的汗，刚要敲门，里面的吵闹声早已传出来，小娜哭喊的声音也传出来。父母一定在打她。

    我急忙推开门，她母亲正一手拿着木棒，一手拉着小娜。我急忙跑过去夺过木棒，把小娜揽在怀里。“别打了，小娜学习很用功，为什么不让她上学，还要打她！”我气愤地瞪着她母亲。

    “是杜老师啊，你不知道，她这娃以前学习还用功，可这回一定是在学校没好好学习。你看，你看，”小娜母亲用手指指墙壁——那上面满是鲜红的奖状，“以前回回都得奖状，可这次呢，居然没得奖状！我们大人辛苦供孩子上学容易吗！”

    我的心一颤，一股更大的痛苦涌上来，我似乎感觉天昏地暗。事实上这次是怪我啊。我只顾早点回家，居然，居然忘记了评三好学生，忘记了给孩子们发奖状。小娜是应该得奖状的！

    我流着眼泪对她们说：“都怪我，是我的错……”

    第二天，我把买好的火车票退了，我决定在这里多呆一年。

奶奶

曹文轩

    开镰了，收割了，新稻登场了。

    青铜的爸爸赶着拖着石磙的牛，碾着稻子。稻粒不像麦粒那样容易从禾秆上碾下，碾一场稻子，常常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有的稻子，几乎是一起成熟的，秋天又爱下雨，因此，全村的劳力，都必须被发动起来，不停地收割，不停地装运，不停地碾场。

    深夜，爸爸的号子声在清凉、潮湿的空气中飘荡着，显得有点儿凄凉。

    碾上几圈儿，就要将地上的稻子翻个身再碾。通知大家来翻场的，是锣声。

    锣一响，大家就拿了翻场的叉子往场上跑。

    夜里，疲倦沉重的人们一时醒不来，那锣声就会长久地响着，直到人们一个个哈欠连天地走来。

    第一场稻子碾下来，很快就按人口分到了各户。当天晚上，人们就吃上了新米。

    那新米有一层淡绿色的皮，亮亮的，像涂了油，煮出来的无论是粥还是干饭，都香喷喷的。

    面黄肌瘦的大麦地人，吃了几天新米，脸上又有了红润，身上又有了力气。

    这一天晚上，奶奶对全家人说：“我该走亲戚了。”

    奶奶是要去东海边她的妹妹那儿。奶奶说，她活不了太久，趁还能走动，她要去会一会妹妹。

    爸爸妈妈倒也同意。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奶奶去东海边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青铜家借了别人家不少粮食，等将这些粮食还了，青铜家的粮食又很紧张了。奶奶想，她去她妹妹家住上一段时间，就会省出一个人的口粮。妹妹家那边相对富裕。还有，妹妹家那边，是一个大棉区，每到采摘棉花的季节，就会雇很多人采摘棉花，工钱是钱或是棉花。她想弄些棉花回来，给青铜和葵花做棉袄、棉裤，马上就要过冬了。日子过得这么清贫，这两个小的，却一个劲地蹿个儿，原先的棉袄、棉裤，即使没有破破烂烂，也太短了，胳膊和腿，去年冬天就有一大截露在了外面，让人心疼。

    然而，奶奶只说去看看她的妹妹。

    奶奶走后，青铜一家人，心里总是空空落落的。

    过了半个月，奶奶没有回来，也没有一点儿音信。

    妈妈开始对爸爸抱怨：“你不该让她去的。”

    爸爸说：“她一定要去，你拦得住吗？”

    妈妈说：“就是该拦住她。她那么大年纪，不能出远门了。”

    爸爸很心烦，说：“再等些日子吧，再不回来，我就去接她回来。”

    又过了半个月，爸爸托人捎信到海边，让奶奶早日回家。那边捎话过来，说奶奶在那边挺好的，再过个把月，就回来了。

    不出半个月，海边却用船将奶奶送回来了。船是夜里到的。陪奶奶回来的，是爸爸的表兄。他是背着奶奶敲响青铜家门的。

    全家人都起来了。

    爸爸打开门，见到这番情景，忙问表兄：“这是怎么啦？”

    表兄说：“进屋再说。”

    全家人都觉得，奶奶变得又瘦又小。奶奶却微笑着，竭力显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爸爸从表兄的背上将奶奶抱起，放到妈妈铺好的床上。爸爸抱起奶奶时，心里咯噔一下：奶奶轻得像一张纸！

    一家人开始忙碌起来。

    奶奶说：“天不早了，一个个赶紧睡吧，我没事的。”

    爸爸的表兄说：“她老人家在那边已经病倒十多天了。我们本想早点儿告诉你们的，但她老人家不肯。我们想：那就等她好些吧，好些，再通知你们。没想到，她的病非但不见好转，倒一天一天地加重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奶奶，声音有点儿颤抖，“她是累倒的。”

    “她到了我家后，也就歇了两天，就去棉花田摘棉花了。别人无论怎么劝她别去摘，她就是不听。直到有一天中午，她晕倒在棉花地里。幸亏被人看到了，把她送了回来。从那一天起，她就再也没有能起床……”

    青铜和葵花一直守候在奶奶的床边。

    奶奶的脸似乎缩小了一圈儿，头发白得像寒冷的雪。

    她伸出颤抖的手，抚摸着青铜和葵花。

    青铜和葵花觉得奶奶的手凉丝丝的……

（节选自《青铜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