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修建军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家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文化心态体现为一种社会心态，“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传，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后来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和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一些糟粕成分；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能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原载2011.12.30《光明日报》，有删节）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宋代的书铺

    说到中国古代的“书铺”，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专门刊书售书的“书肆”。而在宋代，所谓“书铺”，实际上还另有所指。科举考试发展至宋代，规定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寒窗苦读的学子在解试“过关斩将”之后，就必须赶赴京师，参加下一场激烈的角逐。举子参加考试前必须向礼部贡院投递写有姓名、年甲、乡贯、三代、户主、举数、场第等信息的家状。宋代《朝野类要》记载：“凡举子预试，宜节次文书并由书铺承干。”《曲洧旧闻》中记载：“吕申公公著当文靖秉政时，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敝衣蹇驴，谦退如寒素，见者虽爱其容止，亦不异也。既去，问书铺家，知是吕廷评，乃始惊叹。”书铺承担处理家状等文书的工作，就等于取得了应考举子们的个人资料，甚至有书铺户自行制作“家状集”的，如方逢辰《蛟峰文集》。这种“家状集”实际上应该是一些有望及第士子的人物资料合集，而这正是在掌握了大量举子信息的基础上实现的。

    处理家状之外，书铺还需负责考生试纸的装订。举子在考试前必须自备考试用纸，由书铺负责按规定将家状粘合在试纸前作为卷首。礼部接到投递之后，由贡院官员在家状下沿和试纸接缝处加印。《钱塘遗事》记载：“皆由书铺纳卷，铺例五千，而自装界卷子与之或只二千。”但是，为了吸引举子在书铺办理全套服务，书铺会推出一些优惠措施，如赠送一本《御试须知》之类。书铺在负责如此重要差事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据《宋会要辑稿·选举》所记载的规定：“书铺送纳举人试卷文字，并具所纳举人州府姓名单状，赴院点对。如有文字差误，勘会元纳书铺名姓，牒开封府施行。”“如不遵告报，致本部验出，定将犯人书铺送所属根究施行。”此外，为了降低非法行为出现的频率，官方还以结保的方式，要求他们“三人结保，如一名造弊，并三名同罪”。

    此外，书铺还是代替政府向举子传达考试事宜的机构。举子参加省试和殿试都是事先安排好座位以防止考生交通作弊的。省试的座位号张榜公布，而殿试的座位号则是写在一张官员签字的纸片上，必须由书铺引导考生取得。殿试前几天，书铺就要通知考生“请号”。请号当天，考生天不亮就要到达书铺，由书铺将其引入庭院中，庭院里设有桌子和类似签到簿的“历”，考生们等待吏部官员按照省试的名次逐个点名上前签到，然后拿到一枚写有座位号的半片白纸，上面有尚书、侍郎、郎中的签名。殿试当日，就有宦官把守集英殿门，凭号进入，“一失其号，则不得入试矣”。书铺的这项工作也是依例索取费用的，一般“索添不过三百”（《钱塘遗事》）。考试结束后，最重要的礼仪便是御殿唱名。唱名前，及第士子仍需要“请号”，还是由书铺通传，程序与殿试请号相同。给号当天士子往往也要支付书铺告报之人一些“小费”。

    书铺在纳卷、殿试请号、唱名请号以及种种“告报”等方面都需要一些手续费以及暗箱操作、约定俗成的“小费”。这些钱加起来也构成了一笔不小的开销，许多人在及第以前没有能力支付书铺费用，于是“如学子乏钱者，自请举至及第，一并酬劳书铺者”。张籍的《送杨少尹赴凤》中“得钱祗了还书铺”讲的就是士人及第拜官后对书铺的报偿。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埃里克•史蒂文•兰德尔

郭晓强

    1957年2月3日，兰德尔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兰德尔从小就表现出对数学的极大兴趣，并且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数学天才，他在全美数学测试中获得第二名，并在纽约一所高级中学以最高等级毕业。17岁时，兰德尔就证明准完美数的存在，这项成就使他获得威斯丁豪斯奖学金，同时来到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学习，于1978年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兰德尔又因获得罗氏奖学金而有机会进入牛津大学继续深造，于1981年获得数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兰德尔在数学方面一帆风顺，按常规似乎应成为一名数学家，然而他的个性却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兰德尔虽然喜欢纯数学，但不愿意将数学作为终身职业，这是因为钻研数学需要在清静的环境中，过一种僧侣般的生活，而兰德尔自认为不是一个好的修道士，他更喜欢和周围的人进行交流，因此他决定毕业后转到其他专业。

    1981年，兰德尔回到美国，通过普林斯顿大学一名教授的推荐，最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一份工作，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当时兰德尔对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这丝毫没有难倒兰德尔，他认为经济学比纯数学更适合自己，不足之处可通过业余时间自学来弥补。兰德尔自学能力惊人，并且在教学方面也具有超强的天赋，不久讲授经济学已得心应手并得到学生和同行的肯定，于1987年升任为副教授。在经济学方面已有所见长的兰德尔在工作中却发现经济学也并非他的最爱，因此决定再次寻找其他方向。

    一个偶然的机会，兰德尔的弟弟亚瑟给予兰德尔很大帮助。亚瑟的专业是神经生物学，他送给兰德尔一些神经生物学方面的论文。兰德尔虽然无法完全理解论文的含意，却已经被生命的巨大奥秘吸引，尤其是对DNA神奇的结构着迷，他再一次修改了自己的专业。缺乏相关背景的兰德尔选修了哈佛大学的生物学课程，同时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实验室里进行果蝇基因的克隆工作。兰德尔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在大街拐角偶然听到并理解了生物学，当然在坎布里奇大街上对生物学的讨论和对其他事物的讨论一样司空见惯。

    在一次演讲中，兰德尔偶遇麻省理工学院的遗传学家伯特斯坦，伯特斯坦已开发出从基因组中寻找导致简单疾病发生的单一基因的方法，当时正打算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研究多基因的人类疾病，如癌症、糖尿病、精神分裂症和肥胖等。兰德尔对此研究很感兴趣，因此演讲完毕后两人开始讨论如何将统计学应用于人类复杂疾病基因研究。不久，他们就有了大致的答案。由于兰德尔对遗传学的兴趣，1984年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第二年又成为怀特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一名员工，与伯特斯坦合作，开始遗传学的研究。兰德尔仍然是哈佛商学院的副教授，幸运的是他获得了麦克阿瑟奖学金(1987年)，使他能够在教授经济学的同时，还可以进行生命科学的实验。

    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的早期，兰德尔将自己在数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充分应用到生物学领域，这些尝试获得了极大成功。兰德尔开始使用新方法来革新传统的生物学研究，如利用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来进行遗传位点定位，并初步建立了人和小鼠的一系列简单图谱。兰德尔还开发新方法，从人类基因组中寻找有用的信息，从而能够发现复杂人类疾病的基础。不久兰德尔意识到没有全面分析人类基因组的工具，这些单一方法将毫无用途。兰德尔成功制备了早期人类全基因组的遗传图谱，该图谱包括大约400个标记物。这项成就使兰德尔于1990年获得NIH人类基因组计划首个资助，从而在怀特海研究所建立了“怀特海研究所•麻省理工学院基因组研究中心”，该中心成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兰德尔的工作经历也像他试图破译的DNA结构一样，呈螺旋结构，从数学到经济学最终到生命科学，他是当代罕见的科学天才之一。

(选自《遗传》，有删改)

中国网络文学自1998年发轫，于今已走过二十载。从被视作“一群年轻人写着玩儿”，到如今拥有超过1300万注册写作者、发表作品1600余万种、读者超过3.78亿人的文学样式，中国网络文学这二十年不仅有文学意义，更在文化与社会意义上成为广泛的研究对象。

    网络文学一定意义上是青年人的文学，值得热情关注，应当充分重视。网络文学兴起的背后是70年代乃至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以及90年代出生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的迅速成长。有人甚至将网络文学形容为“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先声”，网络文学的兴起能够“吹响新文明的号角”。

    网络文学需要健康说理、鞭辟入里的网络文艺批评。网络上关于网络文学的“e批评”十分热闹，这种“e批评”，是指在网上非常普遍的、任何网民都可以张贴上去的评论。与“e批评”相比，网上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还相当薄弱，学院式、学理式的文艺批评的声音几乎没有。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大批学识渊深、学理讲究的文艺评论家投身其中，对这一现象及作品认真评说。

    著作权问题是关系到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难点问题。有业内人士认为，过度保护网上版权会阻碍国内网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中文网络信息资源还处于匮乏的阶段，现有作品的数字化也是促进我国科技文化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

    网络写手的生存环境——签约率极低。写手签约获得收益的情况如同古老的金字塔，位于顶端的人是少数，能获得大众认可，能够有作品出版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在金字塔的底层，上传字数与收入不成比例，大量网络文学作品的作者，无任何回报，也没有签约。

    大体而言，网络文学处在自发、随意的创始过程中，还难以与传统的纸上文学相抗衡，许多作品还相当幼稚。但不少网络文学作者认为，当网络成为人们更习惯和熟悉的媒体时，网络文学将成为文学流通的重要方式。跨入电子阅读时代，网络文学在中国主流文坛依旧如空气般，存在却透明。鲁迅文学奖上网络文学全军覆没，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新变化是，网络小说可参评，但必须已经落地出书，且出全。按照这一规则，还未收尾的热门网络小说《盗墓笔记》未能入选。参评作品中，仅有《巴山旧事》和《办公室风声》两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小说入围。

    步入新时代的网络文学，该坚持怎样的创作方向才能走得更稳、更长远？一是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只有正能量的作品才能立得住，作家才能走得远。今天的网络文学不再是“赤脚奔跑的孩子”，而是备受关注的“有为青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部分，网络上的创作既要遵循文学规律和网络特点，又要坚持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二是创作者需多一点工匠精神和精品意识。特别是已经成名了的网络作家，应该静下心来写点能让人记得住、留得下的作品，拒绝浮躁，抵制诱惑，追求长线效益而不是短期变现，怀着对网络文学的敬畏之心来从事创作。

材料一：

    释放地摊经济活力，建议在居民区等地提供限时摆摊经营的地方，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同时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购买农产品的服务。

    应该说，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大幅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为市民带来了高质量的。城市生活，这是城市治理的方向。但是，对“地摊经济”的强力整治，也让一些群众失去了一条生存之路，让一些市民买东西路途更远，价格更贵了。同时，“地摊经济”的不断消失，也让街道变得冷清，少了一些生活气息。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些地方已经迈出了“地摊经济”的步伐。成都市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浙江也提出合理设定流动摊贩场所，鼓励灵活就业等等。这些特殊时期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得到了广泛好评。

    与此同时，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一务实、灵活的举措，也将引导各地支持“地摊经济”的发展。

    当然，发展“地摊经济”并不是说一放了之，重走老路，而是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比如实行“地摊经济”准入许可证，划定相关经营区、禁营区，明确具体的经营时间，保证场地卫生等等，通过科学治理，让“地摊经济”和良好的城市治理并驾齐驱。

    面对今年的形势，不妨科学有序地发展“地摊经济”，这是恢复经济的务实举措，也体现了民生情怀。

(摘编自《科技日报》2020年05月28日)

材料二：

    从宏观经济的大视野看，地摊经济一点也不低端。一者，低收入群体可以藉此获得生计保障、资金积累，从而产生滚动发展的可能。像南方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早些年十分倚重“地摊经济”，而一个个小摊贩也确实是畅通城市经济的毛细血管。一旦民间创业的血脉被打通，不仅有助于释放民间被抑制被阻遏的生产力，也必将汇聚成复苏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

    再者，生活的便利性也会极大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增加城市的软实力，擦亮城市的口碑招牌。毕竟，所谓“宜居”，除了山青水绿、文化活动频繁之外，遍地烟火气息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其实，在此之前，四川成都就已经开始了积极的尝试，据报道，成都允许临时占道经营两个月来，增加了8万个就业岗位，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此外，浙江杭州、河南许昌也通过开放部分街道为摊贩提供经营场地、帮助解决临时经营设施等难题来实现城市摊贩规范化管理，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特别是，在强力推进城市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良策解决了很多底层民众的生路，必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然，为“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松绑，并不意味着“大撒把”，放开了就不管了，必须明确，允许摆摊体现的是政策温度，必要的管理丝毫不能放松。只不过，与以往的严厉整治相比，此次的松绑更多指向精准治理，管理的难度不降反升。对于以往习惯于驱赶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而言，这无疑也是一次考验。

    无论如何，城市允许摆摊都是令人欣喜的施政实践。尽管从政策到现实还会有些波折，“地摊经济”的春天是否来到还不好说，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弹性令人欣慰。

(摘编自龙之朱《“地摊经济”的春天来了吗》)

材料三：

    黄钟武是一个水果摊贩，由于没有固定摊位，常年只能到处摆摊经营，遇到城管执法人员，就会被赶走。6月10日晚上，黄钟武正在上西街摆摊卖哈密瓜，看到城管后，条件反射地收拾摊位，准备溜走。没想到这次，城管执法人员却告诉他现在允许摆摊，但是要在规定时间段、规定区域内进行经营活动。

    据了解，2020年6月1日起，资阳开始实施《资阳市中心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对中心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活动作了一系列规定，其中包括：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方便群众、合理布局的原则，组织设置临时经营场所，引导经营者进入市场从事经营，并加强监督管理。进入临时经营场所经营的摊贩，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业态从事经营，配备垃圾收集容器，保持环境卫生整洁。

    如何平衡“地摊经济”和规范管理，这成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重大“课题”。

    目前，苌弘广场设立了临时夜市摊区，按照功能分区设置有小吃区、小百货区和水果区，并且在地上画了明显的标线，允许摊贩在17点至21点30分，在一定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同时，要求经营者不得使用音响器材噪音扰民、影响交通、污染环境、影响市民正常生活。经营者还必须在指定区城按照经营项目规范经营，并实行全天保洁，落实摊位“三包”制度，自备垃圾回收设施，做到人走场清，不留垃圾，保持环境清洁卫生。

(摘编自黄智微《地摊经济：一场“放”与“管”平衡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