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漫谈

    ①概览大千世界，综观天下苍生，其进餐工具大体可分为三类。欧美人惯用刀、叉、匙，一餐而三器并用，考究而繁琐；非洲、中东、印尼及印度次大陆居民，至今仍以手抓食，古朴而粗犷；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则使用筷子，简易而便捷。对自己祖先所发明并沿用至今的筷子，国人情有独钟。

    ②中华大地是筷子的故乡，先人用筷子进餐，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外观上看，筷子由两根同等粗细长短的小棒组成，十分简陋，但经国人巧手掌控，则夹、挑、拨、拌、扒、戳等无所不能。锋之所指，美味尽收；取舍自如，纵横桌上。堪称使用方便，价廉物美。

    ③可以想像，远古时期洪荒满目，文明未启。人们采摘渔猎，以生食过活。我们的祖先肯定也经历过用手抓、捧而食的阶段。但懂得用火后，开始享用熟食，吃热烫的食物时，再直接用手取之，则不美也。于是自然就会想到用木棍儿夹之，以为佐助。天长日久，人们便练就了用木棍儿取食的本领，这就是人们使用筷子的由来。

    ④制作筷子的材料，最主流者为木材和竹子。当年处于荒野的环境中，人类生活在森林、草丛、洞穴里，最方便的材料莫过于树木、竹枝。于是先民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熟食。正因如此，细棍儿、修竹等，经过先民烤物时的拨弄，急取烫食时的捞夹，蒸煮谷黍时的搅拌等，筷子的雏形已呼之欲出。从当今筷子的形体考察，仍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征。诚“大朴胜华”之典型也。

    ⑤筷子古名曰“箸”。《韩非子·喻老》中，有“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之语。由此可见，筷子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纣时期。

    ⑥箸之易名为筷，亦有成说。明陆容于其所撰《菽园杂记》卷一中有云：民间讳俗，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以“幡布”为“抹布”。船家希望行船时安顺平稳，到码头捷足先登，亦在情理之中。“快”又大多以竹制成，就在“快”字头上添个“竹”字头，“筷”字乃成；而近代汉语中，单音节名词有向双音节名词发展的趋势，方法便是在字后加“子”，于是“筷子”乃应运而生。

    ⑦筷子的种类甚多，制材五花八门。春秋时期便已有牙箸、玉箸，秦汉时期有铜箸、铁箸，盛唐时有漆箸、金箸、银箸、象牙箸等，发展至今，筷子的种类造型更是层出不穷，色彩、图案亦是五彩纷呈。可以说，筷子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审美享受。

    ⑧我国是礼仪之邦，行为举止讲求合情入理，日常生活中对筷子的使用也很有讲究。用筷子的正确方法是一手执筷，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筷子上端，另外三指自然弯曲扶住筷子，且筷子的两端要对齐。用餐前，筷子要整齐码放在饭碗右侧，用餐后要整齐地竖向码放在饭碗正中。要做到彬彬有礼，雍容大方，使用筷子就应有所讲究，不能随心所欲。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2018年2月12日光明网《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现在不断有人提问，为什么我们这个堪称伟大的时代却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对此我的想法是，现在是一个无权威的、趣味分散的时代，一个作家很难得到全民集中的认可。事实上，要成为一位大家公认的伟大作家，需要时间的考验，甚至包括几代人的阅读和筛选。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消费与享受往往消磨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种具有巨大原创力的作品很难产生。当然，当代中国缺少伟大的作家，除了这些外在的方面，也有作家自身主体弱化的问题。比如市场需求之多与作家生活体验不足的矛盾、市场要求产出快与创作本身求慢求精的矛盾等等。而这当中，正面精神价值的匮乏或无力，无疑是当下文学创作中最为重要的缺失。

    所谓正面精神价值，指的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争取光明、辨明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这种价值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与作家对民族的精神资源的利用密切相关。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很丰富，但是也还需要作必要的整合和转化，才能化为作家内心深处的信仰，运用到创作中去。还有一些作家表现出“去资源化”的倾向，他们不知如何利用资源，索性不作任何整合与转化，以为只要敢于批判和暴露，就会写出最深刻的作品。但如果都是暴力、血腥，就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真正深刻的作品不仅要能揭露和批判，还要有正面塑造人的灵魂的能力。还有另外一种主体精神弱化的现象。很多作品没完没了地写油盐酱醋和一地鸡毛，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作家的责任是把叙事从趣味推向存在，真正找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当他们丧失了对生活的敏感和疼痛感，把创作变成了制作，批量化地生产的时候，文学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了。

    老舍先生曾将长篇小说《大明湖》浓缩成《月牙儿》，篇幅几近短篇，却也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公认的经典。他幽默地说：“我在经济上吃了亏，在艺术上占了便宜。”如果今天的作家都肯下这种苦功，那么消费的时代再汹汹然，我们仍然可以对震撼人心的好作品的出现满怀期望。

流量明星为何缺少“信念感”

    ①一档名为《演员的诞生》的综艺节目正在热播，节目由两位演员选取影视剧片段在舞台上重新演绎。从第一期开始，节目就引起广泛争议，节目组请来一些人气爆棚的“流量明星”参与，他们的演技在实力派演员面前相形见绌，再次触发了公众批评。

    ②节目第一期第一组表演由自带“热搜”体质的郑爽担纲，由她和任嘉伦再现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片段。表演结束后，宋丹丹要求他俩进行一段即兴表演，表演过程中，郑爽接不住词，接不上对手的情绪，还不停笑场。当宋丹丹给她去打男方一下的动作提示时，她却笑嘻嘻地给了一个非常无力的假动作，还跳出表演场地，解释：我胆小。评委章子怡显然不满意这样的表演，和刘烨产生了争执，质疑“他们一点信念感都没有，你满意什么”。章子怡认为表演者要有“信念”。什么是表演者的信念感？章子怡在之后评论时说：“演员这个职业是应该得到敬畏的，因为他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情绪、身体、心灵全都奉献给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角色。”换言之，真正的表演，应该是《霸王别姬》里说的，“不疯魔不成活”。表演看似很简单，只要有一副好皮囊就可以当演员；但实际上是一项专业性非常高的工作，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高，当演员选择一个角色，必须首先相信，然后全情投入，并将形象有信服力地传达给观众。

    ③从职场角度来看，“信念感”是一个行当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底线。相信角色、投入角色，是演员的信念感，传道授业解惑是为人师者的信念感，做好每一道菜是一个厨师的信念感，为笔下每个文字负责是一个写作者的信念感……很难相信，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没有专注感、信念感和敬畏感，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从业者。

    ④这就是章子怡严厉批评竞技演员的原因——后者显然没有投入这段演出，至少没有相信角色。而事实上，没有信念感又何止是一两位“流量明星”的问题？当下，这个毛病广泛存在于“流量明星”身上。他们自带流量、具有庞大的人气，60天拍片可以要价1亿元片酬，但对表演的态度却备受诟病。不仅仅是演技生涩，还包括对于替身的滥用、抠图演出以及表演时的应付态度。知名编剧高满堂曾说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场戏我跟导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观众？镜头中几个小鲜肉在台阶上聊天，聊了15分钟机位没动。我说，导演你不能这么办。导演说，‘我跟他们说了，他们不愿意站起来，就愿意这么趴着’。”

    ⑤令人困惑的是，一些“流量明星”对表演并没有信念感，却依旧占据市场最一线资源，拿着最高片酬。他们有的是粉丝和人气，即便演技生涩、抠图演出、过度用替身、使用倒模，仍旧有成千上万的粉丝以“我家idol（偶像）最敬业最努力”拥趸着，席卷微博、豆瓣、贴吧。一些粉丝不太在意偶像演技怎么样、出演的作品怎么样，更在乎的是偶像的“人设”（即他们所认定的“人物设置”），人设先于演技、人品、作品等其他要素存在。如此语境下，“流量明星”只需努力经营好“人设”即可，对提升演技更缺乏追求的欲望。

    ⑥在“粉丝经济”时代，粉丝们的能量直接影响着市场方向，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和资本大举进入影视圈，视频网站崛起，传统的收视率指标也在慢慢被视频点击量和网络讨论量所取代。非流量明星参演的剧集拍得再好，在视频网站上的点击率也可能惨淡，若有“流量明星”加持，点击率则轻松破亿甚至几十亿。只要有“流量明星”参演，有的项目还没有启动，就被财大气粗的视频网站高价拿下。一位导演曾这样解释他的新剧启用某位演技备受诟病的“流量明星”的原因：“一般我们用老演员，这次选角算比较蹊跷的。他们说他有1700多万粉丝，如果用了他，我们现在网络可以签到什么价格？我立马说签他，不会演戏我也会让他演戏！”

    ⑦___________________到这个时候，“流量明星”反倒可能会沦为“市场毒药”，并最终被市场抛弃。

    ⑧“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茨威格的这句话放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演艺圈更新换代速度如此之快，多少“小鲜肉”“小花旦”浮浮沉沉，但像斯琴高娃、李雪健、陈道明、宋丹丹、陈宝国等好演员反倒成了常青树。说到底，演艺圈拼的还是演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