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故事

林海音

    南腔北调的夏夜乘凉会，一直聊到月上中天，还没有散去的意思。

    大家被彭先生的故事迷住了。

    彭先生是张医师的朋友。张医师最近常鼓励大家去验血型。大家都没有动过大手术，对于血的一切不够亲切。

    今晚又谈到了血型。这位彭先生说，作为现代的国民，血型不可不验，而且它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妙用呢!

    这时，钱太太开腔了：“干脆说罢，我就怕验出是AB型的！”

    钱太太所以这么说，实在也怪张医师，他曾说AB型是不祥之兆。

    “我丈母娘就是AB型的。”这时，彭先生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钱太太“咯”地笑了：“还管丈母娘的血型呢！”

    张医师紧接着说：“提到彭先生的丈母娘，你们别笑，这里还有段恋爱悲喜剧呢！倒是可以请彭先生讲给你们听。”

    “谈起来，是五年前的事了，”彭先生躺在藤椅上，仰着头，喷着烟，微笑着，他倒真是在做甜蜜的回忆呢！“那时秀鸾在秘书室做打字员，天天从我办公桌的窗前经过。”

    “你就拿眼盯着看！”有人插嘴。

    “不错，我盯着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淘气的鼻子，甜蜜的小嘴儿……”

    “结果认识了没有？”

    “当然有机会认识啦！日子一久，我们就坠入情网了，互订终身。热带的小姐，实在另有她们可爱之处。”

    “台湾小姐？”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是位台湾小姐。

    “糟糕的就在秀鸾是台湾小姐。”彭先生接着说。

    “我知道，一定是聘金的问题。”有人说。

    彭先生悠然地吸着烟，摇摇头：“是我那位老丈人的问题！”

    “我那老丈人真是铁打的心肠，任凭秀鸾怎么哀求，就是不许她嫁给我。”

    “他认准了‘外省郎’没好的。秀鸾跟她爸说，如果不答应，她宁可去死。老头子也说，你要嫁给那小子，我只当你死了。结果，秀鸾还是投进了我的怀抱。”

    “但是关于你丈母娘的AB型呢？”这时钱太太又想起了这件事。

    大家笑起来了，彭先生接着讲：

    “我是很乐观的，我总以为我们结婚以后，一定会把我们翁婿之间的关系慢慢调整过来。可是一年下来，我的愿望始终没实现，有时看着秀鸾挺着大肚子进去，就让我风里雨里站在门口，我真想冲进去。可是我心疼秀鸾，到底还是忍住了。”

    “真惨！”林太太不胜唏嘘。

    “倒是我那丈母娘会偷偷出来塞给我点心什么的。”

    “有一天我独个儿上了老丈人家的门儿喽！”

    “好大胆子！”有位先生插嘴。

    “你以为我上门找打架哪，我是报告秀鸾入院待产的消息去了。大胖儿子生下了，算是又见了一代，可是我们的情形并未见好转，老丈人在他女儿面前连半个字都没问过我。”

    “迭格^【注】老泰山凶得来！”

    “硬是要不得！”

    “有一天，”这段回忆大概很有趣，彭先生自己也未语先笑了，“秀鸾匆匆忙忙回来了，慌慌张张地说：‘爸爸病了！’‘什么病呀？’‘肠子！肠子要剪断！快走。’唉！我那铁石心肠的老丈人呀！也有一天柔肠寸断了！”

    大家听到这里哄然大笑。林太太说：“彭先生，你解恨了，是不是？”

    “不敢！”彭先生虽然这么说，可是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轻松。“秀鸾说爸爸需要输血，但秀鸾是A型，小舅子是B型，丈母娘是AB型……”

    “他们都不能给病人输血，买血要五百块钱100CC，共需300CC一千五，秀鸾母女实在着急。我对秀鸾说：‘这样说来，你爸爸是O血型的喽？’秀鸾点点头。我说：‘你何必着急呢！现成的大血人在这儿哪！我也是O型的呀！’

    “第二天，我那干巴巴的老丈人，一把拉住我的手，‘你金家伙！你金家伙’……”

    “你金家伙？是日本话，还是骂人的话？”

    “‘你金家伙’，台湾话‘你真正好’也！我们爷儿俩的手紧紧地握着，两股热血交流，一切嫌隙都被血般的事实给溶化了！”彭先生说到这里，向张医师挤了一下眼，微笑着，“所以，我要奉劝诸位，血型不可不验，它实在有意想不到的妙用！”

    故事讲完了，大家觉得非常有趣，林先生首先说：“血型不可不验，明天就去验。张医师，先给我挂个号。”

    “对！对！血型不可不验。”大家同声地说。

【注】迭格：吴方言，意为“这个”。

西伯利亚的温暖

冯有才

    卡尔是一名政治犯，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时候，正值十二月，天寒地冻。

    而后，卡尔被分配到了林场，成为一名伐木工人。监工托可可夫斯基很严厉，工人们都非常恨他。

    第二年二月的一天，一名伐木工人生病了，整个班组没有完成定额任务，托可可夫斯基把整个班组的人饿了一整天，而那名生病的伐木工人，被托可可夫斯基喊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家都猜测：那名可怜的正在生病的工人，一定是被可恶的监工托可可夫斯基遗弃了或者处决了。

    然而，不幸的事仍不断发生。还有一次，卡尔把木材抬上火车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下来，木材从车厢里滚落，砸到了一名沙皇士兵。托可可夫斯基顿时火了，他拿起了皮鞭，使劲地抽打着卡尔，还随手拿了一根木棒，朝卡尔的腿上砸去。卡尔能清楚地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随后，几名工友把受伤昏迷的卡尔抬回了小木屋。

    没有医生，又加上天气恶劣，卡尔的腿恢复得很慢，三个月后才能下地走路。他每走一步，都会对托可可夫斯基的仇恨加深一分。

    战争即将结束的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大家都在心底高兴着，希望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托可可夫斯基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对大家的态度也开始收敛起来。但是，大家对他的仇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一天早上，卡尔被一阵哭声惊醒，那是从托可可夫斯基暖和的小屋传来的。卡尔赶忙跑过去，只见满头是血的托可可夫斯基躺在床上，看样子是受了很重的伤。托可可夫斯基努力睁开眼，看见卡尔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个日记本放到卡尔的手上，对卡尔说，你会懂得的。

    卡尔接过日记本，托可可夫斯基便闭上了眼睛。卡尔迅速把日记本放进了衣服里，闻声而来的工友也走进了木屋。托可可夫斯基的妻子哭诉：凌晨，托可可夫斯基出门小便。天快亮的时候，她发现丈夫还没有回来，于是马上去找，结果刚出门，就看见了躺在门口的血迹斑斑的丈夫。她知道，丈夫是因为仇恨被人打伤的，凶手一定是这一千多名工人中的某一个。

    卡尔和工友们埋葬了托可可夫斯基，小心地翻开日记本，卡尔的心一阵阵刺痛。

    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那名生病的伐木工人一定会死了，因为是托可可夫斯基知道他患了肺炎后，让装运木材的火车把他送到了城里医治。

    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卡尔的性命一定没了。因为托可可夫斯基在那一刻，看见了好几名子弹已经推上枪膛准备枪杀卡尔的士兵。

    如果不是托可可夫斯基，这一千多名伐木工人的性命一定没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冬宫在几天前就下了命令要处决他们。

    如果托可可夫斯基不死，这里就不会混乱，工人们也就没有办法趁乱逃走。

    除了卡尔，没有人知道托可可夫斯基是自杀的。卡尔把战争结束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工人们一阵沸腾，欢呼雀跃，瞬间便冲破了伐木场看守士兵的警戒，跑进了丛林深处。

    卡尔并没有跑，而是走进了托可可夫斯基的小屋。他知道，从他得到日记本的那一刻起，他就应该为这对可怜的母子承担起责任。

    后来，陆陆续续地又回来了几十个工人，卡尔把托可可夫斯基的日记本给他们传阅。他们都选择了留下，在林场新建了许多小屋，建筑小屋所用的木材，都是托可可夫斯基提前囤积的。这一切，似乎都在托可可夫斯基的预料之中。

    冬天的西伯利亚，仍有一个温暖的小村落，村子的名字叫做托可可夫斯基村。村民们是那些伐木工人的后代，村子中还有一本族谱——那是托可可夫斯基的日记本。

    日记本的扉页，是卡尔临终前一年写的一句话：只要有爱，再冷的地方，也会有温暖的时刻！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

小包袱

    单冬花开始整理她随身携带的小包袱。包袱有枕头那么大，针头线脑都装在里面。儿子张孝德常笑话她的小包袱，说里头不一定都装着针头线脑，一定还有什么秘密宝贝，无论是到弟弟家住还是到北京住，一直不离她身。

    女儿张小梅从乡下来接母亲回家，瞅着一个傍晚单冬花和菜市场认识的老乡告别的机会，悄悄打开了包袱。包袱里包着包裹，打开里面发现是一个一个信封，信封上缠着红红绿绿的线，缠绕得严实。信封里装了内容，有厚有薄。张小梅猜想是钱，神秘地说：“妈的包裹里放了钱。”张孝德说：“姐，你没事闲着，妈每天看她的包，你动了她准知道。”

    看着母亲的小包袱，用小毛巾、旧布块、塑料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的一个小包包，小包包里有四十多个信封，信封都是自己早年当兵时给家里写信用过的牛皮纸信封，封面的字迹还清清楚楚。张孝德忽然觉得应该给母亲的小包袱拍个照，他用手机拍下了包袱和包袱里的信封，把图发到微信群里并写下一段话：深刻的亲情是不能被浅薄的快乐填满的，一想到城市生活那些背后的空洞无物，我就惶恐不安。看着母亲的小包袱，我想起了童年、成长和对母亲的感情，我好痛恨自己不能用语言表达对母亲的爱意。

    天快黑的时候，单冬花回来了。她直奔自己的卧室，打开灯，掀起枕头发现包袱动过了，信封没有动。她明白是闺女张小梅动了，单冬花不喜欢闺女，再孝顺的闺女也是人家的媳妇。单冬花一时不想揭穿闺女的把戏，她知道闺女是心焦包袱里的钱，可包袱里的钱不心焦她。

    终于到了回乡的日子。单冬花紧紧抱着她的小包袱，看着小梅和孝德大包小包的提着。包多手少，张孝德建议把小梅的一个小提包和母亲的小包袱捆绑在一起。正捆着，公交车来了。夜色迷蒙，路灯朦胧，张孝德架着单冬花上了车，小梅提着大小包包随后上车。

    公交车行驶了四十分钟到达火车站。下车后开始清点行李，单冬花说：“把我的小包袱给我，拿惯了，手里空空的，总觉得少了什么。”

    包袱不在了。

    张小梅以为单冬花拿着，单冬花以为是张小梅取着，都急得团团转。

    单冬花说：“出门时我拿着，上车时孝德说要和小梅的提包系在一起，我明明知道小梅从我手里接走了包袱。”

    张小梅说：“妈的包袱啥时候舍得叫旁人拿，我还有福气拿？我是真没有见。”

    单冬花腿软得不由得要往地上坐，哽咽着说，两万多块钱呢。一家人不说话了，谁也没想到单冬花的包袱里有这么多钱。

    短暂的沉默后，大家开始回忆当时的细节。孝德想也许是忘记把那个包袱带下车了，立即拦下一辆出租车，向公交汽车下一站追去。半个小时后，孝德回来说车上没有。孝德说我快发微信，或许可以帮上忙。

    小梅突然想了起来，说：“我的手机还放在那个包袱里边。整理包袱时想着妈的小包袱最重要，手机也最重要，顺手就塞进去了。”孝德问：“是否开着机？”小梅说：“开着。”孝德急忙拨号，结果是关机。

    人流拥挤着开始进站，单冬花腿上是一点儿气力都没有了。张孝德仿佛感受到了母亲此时的痛苦，搀扶着，在一旁反复安慰母亲，说破财免灾，只要您健康长寿；更何况，如今的社会还是好人多，大都不在乎您这点钱，人家捡到后一定会给咱送回来；放心回家，不等火车到家就会有好消息，城里的派出所神速着呢。

    安顿她们上车后，张孝德立即给家里外甥的银行卡打了一万五千元，并让外甥告诉姥姥说警察当天上午就找到捡包的人，要回了钱，剩余的钱作为感谢费送给好心人了。张孝德再三叮嘱不要说漏嘴。

    回到家，在给母亲的电话里，张孝德说：我们自己不小心，包袱丢到车上了，被一个好心人捡着，他通过派出所找到我们，包袱里的东西都完好着呢。

    单冬花还是不信，说，包袱里的东西你都清点了？

    张孝德说，清点了，零票都换成整钱了。

    单冬花说，我那些信封里还有东西呀，千万不敢丢了，你可放好了？

    是什么东西呢？张孝德一时语塞，假装手机信号不好，说，妈，你说啥，听不清楚你的话。

    单冬花大声说，我那些信封里一多半不是钱，是你的信呀，是你当兵时寄来的信。我百年后要带给你爸的，也好叫你爸知道我是怎么养大他的儿子的呀。

    张孝德拿着手机流泪应着，都在，妈，钱在信也在。

    张孝德回家找出一沓旧稿纸，坐在桌前，他在想，二十多年前给母亲写过的信里都是什么内容呢？那些内容他是彻底忘记了。

    张孝德提笔写下一行字：妈，我在部队想家了。

    接下来呢？文字还能在一个人的疼痛中生长吗？

（摘编自《小说月报》2016年第3期，作者葛水平，有删节）

大神的审判

海明威

    迪克·海伍德扣上厚呢短衣领子的纽扣，领子竖起到了耳朵边上。小木屋里，壁炉上方的鹿角挂着来福枪。迪克取下枪，戴上他厚重的毛草连指手套。“皮埃尔，今天我要去看看朝着卢恩河的那条布阱线路，”他说道，“天杀的，这天可真够冷。”他扫了一眼温度计，说：“零下四十二度。好了，再见，皮埃尔。”皮埃尔只是咕哝一声作为回应。

    迪克穿上雪靴，在地面上，以一种旅行家在荒地上穿着雪靴迈步的姿势，大摇大摆地出发了。

皮埃尔站在木屋的门口，看着迪克大摇大摆地往前走。他露出一个恶毒的笑容：“当他只能用一只脚在雪地上走，像只兔子一样蹦蹦跳跳，这个小贼一定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寒冷。他偷了我的钱，肯定是他。”皮埃尔重重地甩上门，把几根柴扔到壁炉里，又爬回了自己的床上。

    迪克一边大步走着，一边自言自语，像是在对“寂静地方”的旅行者说话一样。“我很好奇，只不过是丢了些钱，皮埃尔为什么要如此光火？我敢说，他肯定是放错了什么地方。可现在，他只会像只乖戾的猪一样发脾气。有时，我还能感觉到他在背后用恶毒的眼光盯着我。如果他以为是我偷了他的钱，为什么不说出来，跟我对质！怎么会这样！他以前很快乐，总是乐呵呵的。在密塞那坝，当我们一致同意要成为伙伴，来翁加瓦这里布陷阱捕猎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会是个让人愉快的同伴。可是现在，他已经一个星期没跟我说过话了，除了偶尔咕哝一声，或者用克里语^①咒骂。”

天气很冷，却是一种干燥、让人精神爽利的、属于北地的寒冷。显然，迪克很享受这种干冷的空气。很快，他就沿着布阱线路走了五英里的路。可是，一路上他总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跟着他。他几次停下来，四处张望，却什么也没发现。他喃喃自语道：“我想那应该是库兹乌兹^②作怪吧。”在北地这里，只要有人们无法解释某些事情，他们就会认为是那个“克里族的坏心眼儿小神”在作怪。然而，当他进入到一片云衫树林时，突然整个人被猛地抽起，拉向空中。当他的脑袋从与冰冷的地面碰撞中恢复清醒后，他发现自己被系在一棵云衫树上的绳子吊在半空中。这棵云衫树被折弯了，以充当这个陷阱所需要的弹力，一个像是捕猎兔子的陷阱。迪克的手指根本无法碰到地面。随着他不断的挣扎，腿上的绳子越来越紧。这时，他见到了一直跟随他的东西。一群瘦削的、饥饿的白毛大灰狼从这片树林里慢慢出现了。它们慢跑着过来，围着迪克，蹲坐下来。

    而在小屋里，正躺在床上的皮埃尔被头顶上传来的啃咬声吵醒了。他懒懒地抬头望向屋梁，一只红色的小松鼠正急急地啃着他丢失的钱包的皮革。他想到了自己给迪克设计的陷阱，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抓起他的来福枪，来不及披上大衣或戴上手套，就冲了出去，沿着陷阱线狂奔起来。当他跑到那片云衫林时，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快要喘不过气来。两只乌鸦飞走了，离开它们之前一直啄着的食物。眼前这个不成样的东西，曾经是名叫迪克·海伍德的人。两只乌鸦拍着翅膀，懒洋洋地飞到旁边的云衫树上。在这片布满血丝的雪地上，印满了属于大灰狼的脚印。

当皮埃尔往前走一步时，他听到捕熊用的钢夹子合起来的叮当声。这个陷阱一向是迪克负责照看的。现在，这个钢夹子在他脚上合上了。他往前倒了下去。当他倒在雪地上时，他说道：“这是大神的审判。我会为这些大灰狼省一点麻烦。”

    于是他把手伸向了那支来福枪。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注】①克里语：北美印第安人克里族的语言。②库兹乌兹：克里族的一个神灵，即“克里族的坏心眼儿小神”。

民间音乐

莫言

    四个月前，镇中心茉莉花酒店的店东兼厨师兼招待花茉莉收留了流落到马桑镇的小瞎子。自从马桑镇的人听了小瞎子吹箫，茉莉花酒店生意空前兴隆。小瞎子也施展开了他的十八般武艺，将他的洞箫、横笛、琵琶、二胡、唢呐通通从布袋里拿出来，轮番演奏，每夜都要闹腾到十二点才睡。几十个有一点音乐细胞的小伙子，就连中午休息那一点时间也要跑到茉莉花酒店来，听小瞎子讲几段乐理，讲几个譬如《阳春白雪》之类的古曲。

    镇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也不想吃过晚饭倒头就睡，他们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与享受，他们需要音乐。虽然小瞎子能够演奏的乐曲他们都已听过，但这些曲子他们百听不厌，每听一遍都使他们感叹、唏嘘不止。对此，小瞎子开始良心不安起来，演奏前，他总是满面羞愧地说：“这怎么好意思，老是这几个曲子……我的脑子空空了，我需要补充，我要去搜集新的东西……”然而，那些他的崇拜者却安慰道：“兄弟，你会的这些曲子就尽够俺们享用了，好东西百听不厌。就像花大姐卖的烧酒，俺们天天喝，从来没烦过，每一次喝都那么上劲，一口下去，浑身舒坦。你这些曲子呀，嗨嗨，就跟花大姐的烧酒一样……”当听到酒徒们把自己的音乐与花大姐的烧酒相提并论时，小瞎子的脸变得十分难看、他的两扇大耳朵扭动着，仿佛两个生命在痛苦地呻吟。那晚上的演奏也极不成功，拉出的曲子像掺了沙子的米饭难以入口一样难以入耳。

    九月初头，榨糖厂，帆布厂厂房建成，花茉莉准备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还托人去上海给瞎子买花呢西服黑皮鞋——这是为小瞎子晚上演奏准备的礼服。最后，她请镇上最有名的书法家写了一块“茉莉花音乐酒家”的匾额，高高地挂在了瓦檐之下。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计划说给小瞎子听。小瞎子对花茉莉的计划感到惊叹不已，认为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而听到自己将在这个安乐窝里永远充当乐师时，他的脸上出现了踌躇不快的神情。

    马桑镇的光辉前景，自然也在花茉莉的邻居——开茶馆兼卖酒菜的瘸腿方六、饭铺“掌柜”黄眼、小卖部“经理”麻子杜双三人心中激起了波澜，他们自信本事都不在花茉莉之下，而花茉莉能够如此猖獗，挤得他们生意萧条，实在是借助了小瞎子的力量。

    这天下午，三人商议停当，便跨过麻石街，走进了“茉莉花音乐酒家”。正是农忙季节，店里没有顾客。花茉莉正在灶上忙着，为晚上的营业做准备。一看到方、黄、杜到，她连忙停下活儿相迎。她一边敬烟一边问：“三位掌柜屈驾光临，小店增辉哪！不知三位老哥哥有啥吩咐！”

    “花大姐，”方六捻着老鼠胡子说，“你这四个月，可是大发了！”

    “那也比不上您呐，方掌柜！”

    “嘻嘻，花大姐挤兑人喽，俺这三家捆在一起也没有您粗呐！”

    “花大姐，”黄眼道，“您这全沾了小瞎子的光哟！”

    “此话不假。”花茉莉撇撇嘴，挑战似的说。

    “花大姐，您看是不是这样，让小瞎子在咱们四家轮流坐庄，要不，您这边丝竹一响，俺那边空了店堂。”方六说。

    “什么？哈哈哈……真是好主意，亏你们想得出，想把人从我这挖走？明告你们吧，没门！”

    “花大姐，说实话难听——这小瞎子可是咱四个人一块发现的，你不能独占花魁哪！”

    “放屁！”花茉莉柳眉倒竖，骂了一声，“想起那天晚上，你们三个人支支吾吾，一个个滑得赛过泥鳅，生怕他腌臜了你们那臭店，连个宿都不留。是我把他领回家中，热酒热饭招待。这会儿看他有用处了，又想来争，怎么好意思张你们那张臭嘴！呸！”

    “花大姐，说话别那么难听。俗话说，‘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好说好商量，撕破了脸子你也不好看。”

    “你能怎么着我姑奶奶？”

    “花大姐，你与小瞎子非亲非故，留他长住家中，有伤风化。再说，现如今是社会主义，不兴剥削劳动力，你让小瞎子为你赚钱，却分文不给他，这明明就是剥削，法律不允许……”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非亲非故？”

    “难道你真想嫁给他不成？”

    “我就是要嫁给他！我马上就去跟他登记结婚。他是我的男人，我们两口子开个夫妻店，不算剥削了吧？你们还有什么屁放？”

    “我每月出一百元雇他！”

    “我出二百！”

    “滚你们的蛋吧，一千我也不卖！”

    花茉莉干净利索地骂走了方、黄、杜，独自一人站在店堂里生气。她顾不得干活了，一把撕下围裙，推开了虚掩着的后门。

    她愣住了。

    小瞎子直挺挺地站在门外，像哲学家一样苦思冥想，明净光洁的额头上竟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皱纹。

    他那两只耳朵、两只洞察秋毫之末的耳朵，在可怕地扭动着。

我是瞎子

（美）坎特

    帕森斯先生刚刚跨出旅馆大门，就有一个乞丐沿着大马路走过来。这是一个瞎眼乞丐，拄着一根瞎子常用的斑斑驳驳的旧拐棍，小心翼翼地敲打着路面，慢慢向前移动脚步。乞丐的脖子很粗，长着绒毛，衣领和口袋上满是油腻，一只大手握着拐棍的弯把，肩上搭着一条褡裢。看样子，他还卖点什么东西。

    空气里满含着春意，金色的阳光洒在柏油路面上，暖暖的。帕森斯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旅馆门前，听着瞎眼乞丐“嗒嗒嗒”走过来的声音，心里突然升腾起一股对所有盲人的怜悯之情。帕森斯先生想，自己活着真是幸运。几年前，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技工，现在，他获得了成功，备受尊敬，被人羡慕，这都是他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独自冲破层层障碍，艰苦奋斗的结果。

    瞎眼乞丐刚从他面前“嗒嗒嗒”走过去，他就迈动了步子。衣衫褴褛的乞丐立即转过身来。

    “等一等，先生，耽搁你一点时间。”

    帕森斯先生说：“已经迟了，我有约会。你想让我给你点东西吗？”

    “我不是乞丐，先生，我的确不是，我这儿有些小玩意儿。”

    他摸索着，把一个小物件塞进帕森斯先生的手掌——“挺精巧的打火机，只要一元。”

    帕森斯先生站在那儿，略略感到有些烦恼和尴尬。他是一个俊雅的男人，身着整洁的灰色衣服，头戴灰色宽边礼帽，手握一根棕榈木手杖。当然，兜售打火机的人永远不会看到这些……“我不抽烟。”他说。

    “等一等。我断定你认识许多抽烟的人，买一个作送人的小礼物吧！”乞丐谄媚地说，“先生，你不会拒绝帮助一个可怜人吧？”瞎眼乞丐紧紧抓住帕森斯先生的袖子。

    帕森斯先生叹了口气，伸手在内衣口袋里摸出两张五角票来，放进乞丐手中：“当然，我会帮你的。你说得对，我可以把这东西送人。或许电梯司机会——”他犹豫了一下，不想显得粗鄙好奇，即使是同一个瞎眼小贩在一起。“你是不是完全失明了？”

    乞丐把钱装进口袋，“十四年了，先生。”接着，又加了一句，带着一种神经质的自豪，“韦斯特伯里，先生，我过去也是其中一员。”

    “韦斯特伯里，”帕森斯先生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噢，是的，那次化学爆炸……报纸多年都不提它了。当时它被认为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瞎的吗？”乞丐喊道，“喂，听听吧！”他的话语里含着痛苦，但又带着一种讲故事的人时常有的夸张味道。“当时，化学药品店里，我最后一个跑出去。楼房在不断爆炸，跑出去就有了活的希望。许多人都安全冲出门，跑远了。当我冲到门口，正在那些大铁桶之间爬动时，后面有人拉住我的腿，说，‘让我过去，你——’他也许是个疯子，谁知道！我试图从心里宽恕他，先生。但他比我强壮得多，他把我拉了回去，从我身上爬了过去！他把我踏进尘埃里，出去了。我躺在那儿，毒气把我包围了，还有火在燃烧，药品在……”他咽下一口唾液——颇为熟练地抽动了一下鼻子——满含着期望，默默无语地站着。他或许还会讲出下面的话来：“太不幸了，伙计，不幸极了，那么，我想——”

    “这就是那个故事，先生。”

    春风从他们身上拂过，温润，刺骨。

    “不完全是。”帕森斯先生说。

    瞎眼的小贩发疯似地颤抖起来，“不完全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

    “故事是真的，”帕森斯先生说，“除去信口雌黄的部分。”

    “信口雌黄的部分？”他粗野地哇哇叫着，“哎呀，先生——”

    “我也曾在化学药品店里待过。”帕森斯先生说，“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是你把我拉回去并从我身上爬过去的，是你比我强壮得多，马克沃德特。”瞎子好长时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狠狠咽着唾液。最后，他忍着气，说：“帕森斯，上苍有眼，上苍有眼！我还认为你——”接着，他再一次大声地叫道，“是的，可能，可能，但我却瞎了！我是瞎子，你一直站在这儿让我滔滔不绝地讲啊讲，你一直在嘲笑我！我真是瞎了眼啊！”街上的行人都扭过头来瞪着他。“你走开，我瞎了！你听见没有？我是——”

    “算了吧，”帕森斯先生说，“别这样吵吵啦，马克沃德特……我也是个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