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了功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一双拖鞋停在床下，①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门面一间，在门面里边设座，座少，安静，光线不充足，有些冷落。 鲁迅先生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

    鬼到底是有的是没有的？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三十年前……”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幻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

    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了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起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象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作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

    一九三六年三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色微灰了一点。

    许先生正相反的，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到的。鼻子和胡须在扇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②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地，不动地阖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①。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医生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象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鲁迅先生睡在二楼的床上已经一个多月了，气喘虽然停止。但每天发热，尤其是在下午热度总在三十八度三十九度之间，有时也到三十九度多，那时鲁迅先生的脸是微红的，目力是疲弱的，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似乎全身都没有什么痛楚的地方。躺在床上的时候张开眼睛看着，有的时候似睡非睡的安静地躺着，茶吃得很少。差不多一刻也不停地吸烟，而今几乎完全放弃了，②纸烟听子不放在床边，而仍很远的蹲在书桌上，若想吸一支，是请许先生付给的。

    许先生从鲁迅先生病起，更过度地忙了。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吃药，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试温度表，试过了之后还要把一张医生发给的表格填好，那表格是一张硬纸，上面画了无数根线，许先生就在这张纸上拿着米度尺画着度数，那表画得和尖尖的小山丘似的，又象尖尖的水晶石，高的低的一排连地站着。

    在这期间，许先生比鲁迅先生更要担当一切了。

    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桌，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苋菜，把黄花鱼或者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拣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一部分，许先生才把它拣下放在小碟里。

    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许先生看着她自己手里选得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触了楼梯上了楼。

一碗烧好的鸡汤，从方盘里许先生把它端出来了，就摆在客厅后的方桌上。许先生上楼去了，那碗热的鸡汤在方桌上自己悠然地冒着热气。①

    许先生由楼上回来还说呢：

    “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欢吃汤之类，在病里，更勉强不下了。”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

到楼上去取这盘子。许先生楼上楼下地跑，呼吸有些不平静，坐在她旁边，似乎可以听到她心脏的跳动。

    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拍一张照片，许先生说她的纽扣掉了，还拉着我站在她前边遮着她。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处处俭省，把俭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

    窗外的黄昏，窗内许先生低着的头，楼上鲁迅先生的咳嗽声，都搅混在一起了，重续着、埋藏着力量。在痛苦中，在悲哀中，一种对于生的强烈的愿望站得和强烈的火焰那样坚定。

（节选自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有删改）

草木故园

彭家河

    ①比起人丁，乡下的草木已日渐兴旺。

    ②乡村其实是属于草木的，村民本是不速之客。在发现有水有树后，那一队队从猿一路迁徙成人的村民们便驻扎下来，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于是，乡村便改变成了另一种模样。正是由于村民们的到来，那些山山岭岭、沟沟坪坪便也同时有了名字，成为村民们最朴素的方位标识。

    ③彭家是我们那个家族聚居的一个小山坪，村里最古老的那棵柏树要七八个青壮年伸手才合围得住。浓密的树枝遮蔽了树下的山坡，树下一年四季都是干燥干净的，没有草木能在它的身下生长，粗大的树干也没有人能攀爬。老家的房屋后面有三棵古老的柏树。每天晚上，从远处的西河或者嘉陵江里劳作一天的白老鹳回来后，都要在树上吵闹一会才肯睡觉，听着那些声音，我便会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④风雨过后，我家房顶上便落满了白老鹳粪和长长短短的枯树枝，有时还有些鱼骨头，我爹便把那些粪扫下来堆在一起，作自留地里的底肥，那些树枝和圆圆黑黑的柏树果便撮回灶屋烧锅煮饭。每年夏天的晚上，村里都会刮几次大风，听着房顶上呼啸的风声，我不怕房顶上的瓦被风揭走，却怕那些大树顺风倒下来砸着我家的破瓦房，于是我不敢入睡。然而就在恐惧之中，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慢慢睡着了。

    ⑤那些古树个个巍峨挺拔，村民们路过时都要仰望才看得到树枝。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棵大树为了全村的族人，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村里要通电了，要永远告别柴木取火的时代了。然而我们村除了树多就是人穷，哪里找钱买电线电杆呢？村里大大小小开了几天会，决定砍掉一棵古树。

    ⑥那树在我家的东面。在挖浮土的前夜，村上找来德高望重的长者在树下烧了纸、杀了鸡、点上香，祭祀这棵树后，第二天一早才动工。我们周围的大人小孩便围着那树张望，那棵树也有两三个成年人合抱那么粗了。村里木匠专门找来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锯条，为古树做了一个特大号的锯子，几个青壮年坐在树的两边，轮流使劲拉锯。在来回的锯齿中，热腾腾的金黄锯末便在一颗颗雪亮的锯齿间落下，很快就在树干的两边积了一大堆。看着那两堆细软的散发着热气的锯末，我仿佛看到那是树里流出的血。半个时辰过后，那宽大的锯条还卡在粗壮的树干中间，仿佛咬在树干上的一排锋利牙齿。周围的大大小小都端着饭碗过来看看，嘴里啧啧地说：这树真大。长了几千年，难道不大吗？哪个人能活这么久呢？

    ⑦那棵大柏树在几天后便支离破碎了，中间的树干也成了一段段的木料，这些上好的木料都先后运出了村，有的换成了电线，有的变成了电杆。那棵大柏树的根也慢慢挖出了一些，那个巨大的有一人多深的大坑也填平了，种上了胡豆。每次看到那里长出的开着紫黑小花的矮矮胡豆，我便想起那个地方曾经站着的巨大的柏树。

    ⑧房前屋后全都是树和竹子，这些我都心中有数。后檐有棵柚子树，东面路边有棵紫薇树，房子后面还有几棵大柏树。多年没有回家，这些东西依然清楚。然而，多年没有回家打扫院坝，不少不知名的草也慢慢侵过屋外的石板，蓬勃向前。

    ⑨与我的老家一样，李家湾、蒲家湾、杨家山的那些院落也慢慢人去屋空。老的去世了，年轻的外出打工去了，年幼的也跟上年轻的父母进城当了农民工子弟。他们在乡下的家园也日渐荒芜，还给了草木。那些没有砍下的树，那些没有除掉的草，又慢慢地，静静地，把曾经撕开的伤口一点一点缝合，把曾经的人世悲欢一点一点地掩埋。

    ⑩回望老家，草木葱茏。

（摘编自《在川北》）

价值

刘永飞

    苏国良还没回到村里，却已成为村人的笑柄。

    起初，村人将信将疑，可是待苏培盛回来之后，一切得到证实，原来苏国良还真是个“二百五”。

    苏培盛是腊月二十七的下午回到村子的，当晚已有多家备宴来请。席宴间，主人极尽奉承之能事，说他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说什么“国有邓小平，村有苏培盛”。

    苏培盛听了这句话，噗的一声吐出酒菜，差点笑岔了气儿。他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是一小偷，能和邓小平比吗？

    主人说，“别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邓小平说的么，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难听。你看看这几年村里起了多少高楼，哪一栋不比外村的气派，这都是您的功劳呀，要不然，光凭他们出去打打工能盖起这样的楼？下辈子吧。再说了，这都啥年代了，小偷咋啦，我看比那些贪官污吏高尚多了，还是那句话，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酒肉吃完，好话说尽，主人这才借着酒劲儿说出了自己的小九九。说什么自家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又说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还不如趁早跟你培盛叔出去历练历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苏培盛自然无法拒绝，他吐掉牙签说，行，年后跟我走，只要别学苏国良就成。

    不会的，不会的，酒桌旁一直沉默寡言的后生信誓旦旦地说。

    酒足饭饱，苏培盛打着嗝，在主人一家的簇拥下，歪歪斜斜地走了。

    一年前的这一天，苏培盛也是这样从苏国良的家里走出来的，那时候和现在唯一不同的是，苏培盛眼里噙着泪花，他在门口心情复杂地拍了拍苏国良的肩膀说：“放心跟我走，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平日里并不憨傻的苏国良第一单“买卖”就搞砸了。在这之前，苏培盛在技术和心理上亲自培训他。在培训心理时，苏培盛说，干这行最重要的是不能紧张，要装得跟没事儿人似的。

    他还说，别怕被人抓住，你要谨记，现在已不像早些年，如今管闲事儿的人越来越少了。当然，即使碰到个“愣头青”也没关系，咱们人多，稍微一打掩护就能脱身。

    那是个星期天，一个妇女怀抱着一个哭个不停的婴儿去医院，幸运的是一车人没一个给她让座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做活”的难度。

    更可喜的是，那妇女从口袋里取纸巾时忘了拉拉链，厚厚的皮夹子裸露在外，这可真是无赐良机！可是，就是这闭上眼睛也能十拿九稳的活儿，愣让苏国良搞砸了。

    煮熟的鸭子飞了，飞就飞了吧，尽管小组成员对苏国良不满，苏培盛还是替他说好话，他说，谁没个第一次呢。

    其他成员问苏国良那么容易的事儿为什么不伸手，他说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还说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没了钱孩子的病怎么办？那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不乐意了，他们说敢情就你有良心，有良心你还干这行？

    这次也就算了，关键是接下来的几单活儿全砸了。做贼不偷东西，在团伙里是大忌，你总不至于让别人养吧。

    促使苏培盛让他离开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儿，那次，也是在公交车上，偷窃对象是个老人。苏培盛知道苏国良的毛病，只让他打掩护，可是就当自己人逼近老人时，苏培盛却清晰地看到苏国良趁一个刹车，猛地将老人撞了一个趔趄。老人警惕了，生意又砸了。

    看着小组成员一张张愤怒的脸，苏培盛平静地说，国良，你走吧。可，他是个老人呀，我实在不忍心……好啦，苏培盛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需要的是个能偷东西的贼，而不是个有良心的人！

    这不，苏国良离开的消息传到村里，村人的嘴巴都快笑歪了，他们说：“良心，良心能值几个钱，他们家祖孙三代倒是都讲良心，结果呢，穷得连个婆娘都找不到……”

    新年到了，归来的人都在庆祝一年的收获，唯有苏国良家冷冷清清。去年的今天父亲还在，甚至老父亲求苏培盛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父亲说自己无能，连给孩子找个媳妇的本事都没有，他希望苏培盛能把苏国良带出去。他知道，父亲说这番话时，内心一定很痛苦。

    野外，爆竹声四起，许多人家都在拜祖。直到夜幕降临，苏国良才买了纸，默默地去了祖坟，他要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

    远远的，他见自家的坟地里有火光跳动。这么晚了，谁会来我家坟地呢？走近了，他看到一个身影堆坐在父亲坟前。火光暗淡下来，眼前一片模糊。

    “二爷，您千万别怨我，不是我不收国良，而是我不忍心看他变成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二爷，我虽不讲良心，可是我知道良心金贵呀。当初要不是您在大灾之年宁可全家饿肚子也要来救济我这个孤儿，怕是我的尸骨早就没了呢。二爷呀，今天这世道坏啦，不是良心不值钱了，是良心太贵重了，一般的人已经拥有不起了……”

    这是苏培盛的声音，苏国良听着听着，再也忍不住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8期）

风雪华家岭

茅盾

    华家岭没有弯弯曲曲的盘道，路面也平整宽阔，路基虽是黄土的，似乎也还结实，有坡，然而既不在弯道上，且不陡；倘在风和日丽之天，过华家岭原亦不难，然而正因为风和日丽不常有，于是成问题了。华家岭上是经常天气恶劣的。这是高原上一条山岗，海拔五六千尺，从兰州出发时人们穿夹衣，到这里就得穿棉衣，——不，简直得穿皮衣。六七月的时候，这里还常常下雪，有时，上午还是好太阳，下午突然雨雪霏霏了，下雪后，那黄土作基的公路，便给你颜色看，泞滑还是小事，最难对付的是“陷”，——后轮陷下去，成了一条槽，开上“头挡排”，引擎是呜——胡胡地痛苦地呻吟，费油自不必说，但后轮切不着地面，只在悬空飞转。这时候，只有一个前途：进退两难。

    四○年的五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早晨，天气颇热，人们都穿单衣，从兰州车站开出五辆客车，其中一辆是新的篷车，站役称之为“专车”。“专车”条件优良，下午三时许就到了华家岭车站。这时岭上彤云密布，寒风刺骨，疏疏落落下着几点雨。因为这不是普通客车，该走呢，或停留，车中客可以自择。结果，留下来。那一天的雨，到黄昏时光果然大了些，有檐溜了。

    天黑以前，另外的四辆客车也陆续到了，都停留下来。五辆车子一百多客人把一个“华家岭招待所”挤得满坑满谷，当天晚上就打饥荒，菜不够，米不够，甚至水也用完，险些儿开不出饭来。可是第二天早期一看，糟了，一个银白世界，雪有半尺厚，穿了皮衣还是发抖。旅客们都慌了，因为照例华家岭一下雪，三五天七八天能不能走，都没准儿，而问题还不在能不能走，却在有没有吃的喝的。华家岭车站与招待所孤悬岭上，离最近的小村有二十多里，柴呀，米呀，菜蔬呀，通常是往三十里以外去买的，甚至喝的用的水，也得走十多里路，在岭下山谷挑来。招待所已经宣告：今天午饭不一定能开，采办柴米蔬菜的人一早就出发了，目的地是那最近的小村，但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时有没有东西，都毫无把握云云。

    雪早停了，有风，却不怎样大。采办员并没空手回来，一点钟左右居然开饭。两点钟时，有人出去探了路，据说雪已消了一半，路还不见得怎样烂，于是“专车”的“专人”们就主张出发：“要是明天再下雪，怎么办？”华家岭的天气是没有准儿的。司机没法，只得“同意”，三点钟光景，车出了站。

    爬过了一个坡以后，天又飘起雪来。“怎么办呢？”“还是赶路吧！新车，机器好，不怕！”于是再走。但是车轮打滑了。停车，带上链子，费去半小时。这期间，雪却下大了，本来已经斑驳的路面，这时又全白了。不过还希望冲出这风雪范围，——因为据说往往岭上是凄迷风雪，岭下却是炎炎烈日。然而带上链子的车轮还是打滑，而且又“陷”起来。雪愈来愈大，时光也已四点半；车像醉汉，而前面还有几个坡。司机宣告：“不能走了，只有回去。”看路旁的里程碑，原来只走了十多公里。回去还赶得上吃夜饭。

    可是车子在掉头的时候，不知怎样一滑，一对后轮搁浅在路沟里，再也不能动了，于是救济的程序一件一件开始：首先是旅客都下车，开上“头挡排”企图自力更生，这不成功；仍开“头挡排”，旅客帮着推，引擎呜呜地叫，后轮是动的，然而反把湿透的黄土搅成两道沟，轮子完全悬空气来，车子是纹丝儿也没动。路旁有预备改造路基用的碎石堆，于是大家抓起碎石来，拿到车下，企图填满那后轮搅起来的两道沟，有人又到两里路外的老百姓家里借来了两把铲，从车后钢板下一铲一铲去掘湿土，以便后轮可以着地；这也无效时，铲的工作转到前面来。司机和助理员（他是高中毕业生）都躺在地下，在泥泞里奋斗。旅客们身上全是雪，拍去又积厚，天却渐渐黑下来了，大家又冷又饿。最后，助理员和两个旅客出发，赶回站去呼救，其余的旅客们再上车，准备万一救济车不来时，就在车上过夜。

    这时四野茫茫，没有一个人影，只见鹅毛似的雪片，漫天飞舞而已。华家岭的厉害，算是领教过了。全车从司机到旅客二十八人，自搁浅当时期，嚷着，跑着，推着，铲着，什么方法都想到，也都试了，结果还是风雪和黄土占了胜利。不过尚有一着，没人想到；原来车里有一位准“活佛”的大师，不知那顽强的自然和机械肯听他法力的指挥否。大师始终默坐在那里掐着数珠，态度是沉着而神妙的。

    救济车终于来了，车上有工程师，有工人，名副其实的一支生力军。公路上扬起了更多的人声，工作开始。铲土，衬木板，带上铁丝缆，开足了引擎，拉，推，但是湿透了的黄土是顽强而带韧性的，依然无可奈何。最后的办法，人和行李都搬上了救济车，回了招待所。助理员带了铺盖来，他守在那搁浅的客车里过夜。

    这一场大雪到第二天早晨还没停止，车站里接到情报，知道东西两路为了华家岭的风雪而压积的车辆不下四五十乘。有经验的旅客估计这雪不会马上停止，困守在华家岭至少要一个星期。但是当天下午雪停，太阳出来了。“明天能走么？”性急的旅客找到司机探询。司机冷然摇头：“融雪啦！更糟！”不过有经验的旅客却又宽慰道：“只要刮风。一天的风，路就燥了。”

    果然天从人愿，第二天早上有太阳又有风，十点光景有人去探路，回来说：“瞧这边还好，瞧那边，可不知道。”十一点半光景，搁浅在路旁的那辆“专车”居然开回来了，下午出发的声浪，激荡在招待所的每个角落。两点钟左右，居然又出发了。有人透了口气说：“这回只住了三天，真是怪！”

    沿途看见公路两旁斑斑驳驳，残雪未消；有些向阴的地方还是一片纯白。车行了一小时以后，车里的人把皮衣脱去，又一小时，连棉的也好像穿不住了。

（节选自《茅盾散文集》卷四《战时生活剪影》，有删节）

（二）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

    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懂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回门

沈字

    王庄有个奇怪的习俗：嫁到其他村的姑娘必须要在夫家三个月后，独自回门，并将路上看到的最美的东西送给父母，以示孝道。

    三天后夫家再来人接回去。

    明儿正好就是王庄的姑娘，人生得水灵，心善又爱笑，眼见明儿嫁到赵庄已经两个多月了，离回门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村里的人都不免为她着急起来。

    村里人都说“明儿是个好姑娘”，大人小孩都喜欢她，明儿的夫家是打渔的，丈夫负责打渔，明儿就负责卖鱼，明儿总是坐在竹凳上，身旁放着杆秤，但是明儿的手其实就是杆秤。

    村东头打柴的大强来买鱼，高声说道；“明儿，来两条大鱼嘞！”

    明儿笑了，从篮子里摸出两条大鲫鱼，用手掂量了下，朗声道“两斤三两，十块一斤，一共二十三块，不信你可以上秤！”

    “哪能不信呢！”大强哥笑道。

    “我还有两个鱼头呢！你也拿回去吧，也不好卖，你烧个鱼头汤给嫂子好好补补，生个大胖小子。”明儿一边说一边利索地拿袋子套起来，大强哥付了钱，笑着走了，临走之前，他告诉明儿从赵庄到王庄，走村口南边的路最好，路近又平坦，走路很快就到了。

    可是，明儿的手也有不灵的时候，隔壁赵大娘一个人在家，就爱吃鱼，这不，今儿又来买鱼了。

    “明儿，给我来条鱼！中午红烧着来吃！”

    明儿拿了条大鱼，用手掂了掂，道：“就这条吧！六两！”

    赵大娘心实，还是用秤称了下：“傻丫头，哪能次次都信你的手！瞧，这鱼都快七两半了，今儿，你的手不灵了。”

    明儿也笑了：“一共六块！”

    赵大娘愣了一下，嘴里念念有词，说：“算错了，不是这个数哩！”

    “没错，鱼价跌了！”明儿嫣然一笑，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你这丫头，拗不过你！”赵大娘乐呵呵的，又和明儿拉起家常来，“这村南口靠小溪边的路石子多，不好走，昨天我去那儿散步，一路都磕磕绊绊的。你走那边小心点……”

    明儿也特别喜欢小孩，每次有孩子来，都要给几颗水果糖，瞧！小二狗又来了：“明儿姐，我和你说哦！今天我去村南边的小溪边，发现那儿有很多漂亮的花，就像姐姐一样漂亮！赶明儿我摘来送给你！”

    明儿笑道：“好！姐姐可喜欢漂亮的花了！”说着，又拿出几颗糖果。

    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就到明儿回门的日子了，明儿刚踏出家门，守在她家门前的小孩便奔走相告。

    “明儿姐出来啦……”她站得笔直，面带甜甜的微笑，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走了很久……

    从赵庄到王庄一路上都站了很多人，他们都对着她笑，不断提醒着她：“明儿，前边有石头，小心些！”

    “明儿，当心路边的草头！”

    “明儿……”明儿走着走着，离王庄越来越近了。

    到小溪边时，小二狗捧着一束美丽的花，从草丛里跑出来，笑着说：“明儿姐，送给你！”

    就这样，明儿顺利走回了赵庄，将漂亮的花送给了父母，完成了回门仪式。

    其实，明儿，她是个盲姑娘。

    但她说，她眼中的世界很美！

（节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