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猩猩比专家还高明？                  

林　衍

埃利奥特是个奇怪的病人。他有着超高的智商与过人的谈吐，却无法决定用蓝色的笔还是黑色的笔写作，不能选择听哪个电台的广播，每到饭前必须到很多个餐厅比较菜单、环境甚至灯光效果，却往往徒劳无功。甚至当医生给出了两个复诊日期供他选择时，他都要花费足足半个小时时间在记事本上列出两个日期的好处和坏处，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简单说来，他失去了决定的能力。

这一切源于几个月前的一次小手术，医生在他的大脑皮层靠近额叶的地方切除了一小块肿瘤。此后，埃利奥特就奇怪地丧失了情绪体验的能力，即使看到刺激性很强的图片，如血肉模糊的脚或着火的房子，也变得无动于衷。

在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病例令人感到震惊。当时的神经科学普遍认为情绪是非理性的， 一个没有任何情绪的人理应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 最简单的推理是，如果没有感情用事，人们就不会刷爆信用卡。

在《为什么大猩猩比专家高明——如何让那个大脑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书里，作者乔纳·莱勒这样解释埃利奥特现象——他损伤的脑区是被称作眶额叶皮质的组织，专门负责将感官层面的情绪整合到决定过程中。当某人被某道菜吸引时，情绪脑系统会告诉他“就该选择这个”，而一旦这种神经连接受损，我们将无法做出有分寸的决定。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感情用事，人们连刷哪张信用卡都不知道。

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更该听从直觉还是分析做出决定呢？

美国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进行过这样一项实验。他找到一批大学生选择自己喜爱的海报，候选的作品是：一幅莫奈的风景画、一张凡·高的紫色百合以及三张有趣的小猫海报。

在开始选择前，大学生们被分为两组，一组为不思考组，凭感觉选择。另一组测试者的任务则复杂得多，他们要回答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

实验结果非常有趣。不思考组 95%的测试者选择的要么是莫奈，要么是凡·高。但是，那些思考组的测试者却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小猫。而在几星期后的追踪访谈里，不思考组的测试者中没有一个人后悔自己选了印象派，选择小猫的人则有 75%以上表达了后悔之情。

“分析过度会造成危险，你会失去知道你真得想要什么的能力，然后你选择了最糟糕的小猫海报。”威尔逊总结道。

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小时候进商场买衣服，我总习惯于把所有买得起的品牌看个遍，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精挑细选的常常转天就后了悔，第一眼看上的则八九不离十。

心理学家迪克赫斯认为，直觉在决定中起到多大作用往往取决于情境。当面临简单的选择时，比如厕纸、灯泡等家用品，顾客往往只需要计算性价比这一种变量。这时，思考时间越长，做出的决定越满意。一旦选择局面复杂起来，理性就败给了感性。他曾观察过在宜家宜居购买家具的人，发现人们在分析各种选择上耗费的时间越长，往往后悔的几率就越高。

他的结论是：应该大胆启用理性脑解决简单的问题，因为这些分析不会让我们的前额叶皮层难以承受。而情绪脑这时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直觉既不能比较商品价格也无法计算得失。当进行异常复杂的决定时，依赖理性脑则会让大脑皮层淹没在数据的海洋里而不堪重负，因为任何超过四个变量的问题都会让理性脑承受不了。这时候，直觉告诉你的往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的情绪脑知道的东西往往比你自己知道的要多。简单来说，情绪脑像是精致的便携式计算机，而理性脑不过是一个过时的计算器。

但我想，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人们总是不那么容易看出某个决定是不是属于复杂的类型。比如和部门同事坐在一起玩“升级”这种扑克游戏时，我常常把计算牌面上还剩下多少张主牌这种事情视为复杂的局面，并大胆运用情绪脑参与游戏。结果呢，就是我的“便携式计算机”总是被大家的“过时计算器”打败，成了个喜欢“瞎出牌”、屡屡被对家鄙视的坏典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和父亲坐一条板凳

孙道荣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回家。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父亲，将身子往一边挪了挪，对我说，坐下吧。那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

    家里没有椅子，只有长条板凳，还有几张小板凳。家里来了人，客人或者同村的男人，父亲会起身往边上挪一挪，示意来客坐下，坐在他身边，而不是让他们坐另一条板凳。让来客和自己坐同一条板凳，不但父亲是这样，村里的其他男人也是这样。让一个人坐在另一条板凳上，就见外了。

    工作之后，有一次回家，父子俩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闷头抽烟。烟雾从板凳的两端飘浮起来，有时候会在空中纠合在一起。而坐在板凳上的两个男人，却很少说话。与大多数农村长大的男孩子一样，我和父亲的沟通很少，我们都缺少这个能力。在我长大成人之后，我和父亲最多的交流，就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默默无语。①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与其说是一种沟通，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仪式。

    父亲并非沉默讷言的人。年轻时，他当过兵，回乡之后当了很多年的村干部。村民有矛盾了，都会请父亲调解，主持公道。双方各自坐一条板凳，父亲则坐在他们对面，听他们诉说，再给他们评理。调和得差不多了，父亲就指指自己的左右，对双方说，你们都坐过来嘛。如果三个男人都坐在一条板凳上了，疙瘩也就解开了。

    结婚之后，有一次回乡过年，与妻子闹了矛盾。妻子气鼓鼓地坐在一条板凳上，我也闷闷不乐地坐在另一条板凳上，父亲坐在对面，严厉地把我训骂了一通。训完了，父亲恶狠狠地对我说，坐过来！又轻声对妻子说，你也坐过来吧。我坐在了父亲左边，妻子扭扭捏捏地坐在了父亲右边。父亲从不和女人坐一条板凳的，哪怕是我的母亲和姐妹。那是唯一一次，我和妻子同时与父亲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在城里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我请父母进城住几天。客厅小，只放了一对小沙发。下班回家，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指着另一只沙发对父亲说，您坐吧。父亲走到沙发边，犹疑了一下，又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转身对母亲说，你也过来坐一坐嘛。沙发太小，两个人坐在一起，很挤，也很别扭，我干脆坐在了沙发帮上。父亲扭头看看我，忽然站了起来，这玩意太软了，坐着不舒服。只住了一晚，父亲就执意和母亲一起回乡去了。后来妻子提醒我，一定是我哪儿做得不好，伤了父亲。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和父亲坐在一起吗？不是我不情愿，真的是沙发太小了啊。我的心，隐隐地痛。

    父亲健在的那些年，每次回乡，我都会主动坐到他身边，和他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父亲依旧很少说话，只是侧身听我讲。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感兴趣，无论我当初在政府机关工作，还是后来调到报社上班，他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是我升职之后不久，我回家报喜，和父亲坐在板凳上，年轻气盛的我，一脸志得意满。父亲显然也很高兴，一边抽着烟，一边听我滔滔不绝。正当我讲到兴致时，父亲突然站了起来，板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翘了起来，我一个趔趄，差一点和板凳一起摔倒。②父亲一把扶住我，你要坐稳喽。不知道是刚才的惊吓，还是父亲的话，让我猛然清醒。这些年，虽然换过很多单位，也做过一些部门的小领导，但我一直恪守本分，得益于父亲给我上的那无声一课。

    父亲已经不在了，我再也没机会和父亲坐在一条板凳上了。每次回家，坐在板凳上，我都会往边上挪一挪，留出一个空位，我觉得，父亲还坐在我身边。我们父子俩，还像以往一样，不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坐在陈旧而弥香的板凳上。

信誉之花

尚书华

    城市不大，不足百万人口。

    小区亦小，只有十几栋楼房。

    罕见的是在西北角，紧挨供热站的地方，有两间简易平房，每天早晨6点至8点，门口常会有十几个人排着队。干什么呢？买豆腐、豆浆的。

    这就有点新鲜了。若说四五十年前城市里买豆制品需要排队，很正常，那时供应不足。可如今，寻寻常常一块豆腐，让人家排队等着买，这豆腐得好成啥样？

    别说，还真就有人把这个豆腐坊比喻成了一朵花——信誉之花。

    老住户都记得，十九年前，这个小区刚刚建好，就有一对年轻夫妇背着行李拎着提包住了进来，租用了供热站废弃的一个材料仓库，月租一百五十元。

    她的出现，如一缕春风，荡漾在小区各个角落。

    闲聚在楼头的大叔大妈富有生活经验且眼睛最尖，一眼就看出她卖的豆腐跟市面上的不同。那豆腐实而不老、嫩而不囊，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黄色油脂，说明制作加工时，大豆所有的营养成分都凝缩在豆腐里，让人看见就有想尝一口的欲望。于是，你买一块，他买一块，各自拿回家“火力侦察”去了。一品，果然好，久违的口感，豆腐本真的味道。

    豆腐好，卖豆腐的人亦好。爽快，嘴甜，大叔大妈、大哥大姐，凡是买豆腐的人，个个被她叫得心里甜滋滋的。没用多久，人和豆腐在小区都赢得了好声誉。

    有热心善良的大妈给她出主意：闺女，你的豆腐这么好，不放添加剂，不揭豆腐皮，原汁原味，谁吃都觉得可口、放心。可你跟那些没有正味的豆腐卖一个价钱，太亏啊！得涨涨价，哪怕一块豆腐涨两毛钱。别人卖一元钱一块，你卖一元二角，优质优价，公平合理。

    她听了嘿嘿一笑，说，谢谢大妈。涨价是要涨的，可现在不行。您想啊，我这豆腐才卖不到仨月。小区这么多人家，没尝过我家豆腐的多得是，若现在卖得比别人的贵，谁还肯买我家的。我慢慢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不但知道我家豆腐好吃，还得让他们知道我家豆腐是怎样做出来的。

    她们家的豆腐可以出来卖，而豆浆只在豆腐坊卖。这样一来，想喝豆浆的人只有到豆腐坊来买，顺便也就把她家制作豆腐的过程看了一遍。两口子要的就是这个参观率。

    去过豆腐坊的人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干净、卫生、传统工艺、货真价实。

    让人更看好更放心的还不止这些。聚在楼头休闲的大叔大妈还发现，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总会有一辆农用三轮车停在豆腐坊门口。开车的人从车上吃力卸下几个装满水的大塑料桶，然后再从屋里抱出几个装满豆腐渣的塑料袋，装上车，突突突，开走了。有好奇的大叔骑上摩托想看个究竟。出城来到郊区，大约走两三公里，拐进一个山沟，车在一个叫珍珠村的地方停了下来。大叔一看，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小区里做豆腐那对年轻夫妻就是这个村的人。这个开农用车的是男人的表弟。自从表哥表嫂去城里开了豆腐坊，哥俩便有个口头协议：表弟每天负责从村里那口老井装五桶水运到豆腐坊；表哥把每天的豆腐渣无偿送给表弟。表弟用这些豆腐渣喂了几头本地品种的黑毛猪，还未长到百斤重，就被本村开农家宴山庄的老板看好，全部包收。

    怪不得这豆腐、豆浆的味道与众不同，如此鲜美，原来用的是山里的井水。大叔大妈个个都是“小广告”，消息口口相传，不胫而走。没多长时间，不用走街串巷吆喝，豆腐坊变得门庭若市。

    陡然一天，豆腐涨价了。一块从一元钱涨到一元二角，一袋豆浆从五角钱涨到六角。奇怪的是顾客并没有因为涨价而减少，倒是不断增加，连外小区的人也来买。

    豆腐坊火了。周围小区的居民少有不晓。

    小两口倒是不温不火，淡定如初。每天一百五十斤豆子，重复着同一样式的劳动。顾客从豆腐坊进进出出，一天天数点着日子。表弟的农用三轮车在城乡之间往往返返，运送着岁月，驮载着憧憬和希望。

    人们看到的是，夫妻俩的生活渐渐有了变化。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一天天长大，入托、入学、住上了小区的取暖楼。

    伴随着生活变化的还有涨价的豆腐。别人卖一元五角一块时，他家卖一元八角；别人卖二元一块时，他家卖二元五角——比别人卖得稍贵一些。可大家都买账，依旧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有人向夫妻俩建议：豆腐、豆浆在小区内外已经形成了品牌，可以扩大一下加工规模，增加人手，多创造些利润。两个人听了都直摇头。男人说，若往大了整，闹不好会砸饭碗的。女人连忙随着说，可不是咋的。这些年多亏邻居们的支持、帮衬、照顾，成全了这么个生意。让俺在城里买了楼，供孩子上了大学，老人也可以时不时从乡下来城里住几天，享享福，俺心里挺美的。俺两口子不是不想把这豆腐坊做大，是觉得没那本事。一旦大了就难免会走样，一走样就啥也不是了。这豆腐、豆浆若想好吃，不但豆子得好、水得好、技术得好，最重要的人心得好。人心若不好，只盯着赚钱，什么坑人的事都干得出来。

    近二十年光景，一切都在悄然变化。男人的背略微有些驼了。女人的眼角生出浅浅的皱纹。没变的是：春夏秋冬，凌晨3点，豆腐坊准时点亮的灯光；早餐时，那条排在门口的长队；还有那辆往返于城乡来去都不空载的农用三轮车……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07月02日）

推磨

高军

    朱大爷老两口看到胡同志住进来后很担是非儿，见了面总是笑着打招呼。这些日子，和同志们接触多了，朱家人也早已没有了任何拘束。现在整个沂蒙山区正在春耕备播，老百姓都在忙农活儿。胡同志也是忙得脚不沾地，要么出去一天不着家儿，要么招来一些人商量事情。大家都各忙各的，相互见面的时候并不多。

    这里的风俗堂屋是主屋，胡同志被安排到家里来住，朱大爷老两口一直想把他让到堂屋里住。胡同志看到西屋虽然低矮.但里面东西并不多.就坚持住了西屋。从西屋门里就能看到左前方的堂屋西窗下那盘磨，磨眼圆筒状向天空敞开着，磨台周边凸起一层边沿儿，只有正南方留出了一个稍微向前伸出的石嘴儿，方便从这里向下刮煎饼糊子。沂蒙山区家家户户在院子里都有一盘磨，用来磨糊子然后在鏊子上烙煎饼的。

    其实，胡同志是带着重大使命来解决山东分局和115师一些关系问题的，所以非常忙。他经常到深夜还不休息，在灯下一会儿皱眉思索，一会儿奋笔疾书，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活动一下腰身，然后又坐下了。

    第三天鸡还没叫，窗外漆黑一团，沉睡中的胡同志就听到院子里有了动静，他抬头从窗棂里向外看去，影影绰绰看到是朱大爷和朱大娘每人抱着一根磨棍已经开始推磨了。他两眼辣辣的，连着打了几个哈欠，应该是自己刚睡着才不长的时间。但是磨盘有规律转动的咕噜咕噜声和两个人杂沓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在黎明前的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他知道自己想再休息一下已经不可能。于是他也就起来了，他小声制止随行同住的警卫人员起床，打开门走出去。

    朱家老两口停下了脚步：“哦，把胡同志聒噪醒了吧？”

    他赶紧说道；“不是，我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醒。——怎么这么早就起来推磨啊？哦，是了，农活忙了，早干完家务好去忙地里的活儿哟。”

    “是啊，三春大忙时候，都这个样子。”老两口不好意思地笑笑。

    “来，我推一会儿，”胡同志说着就接过了朱大娘的磨棍，推起来，“你来添磨吧。”

    朱大娘一会儿往磨眼里添上一勺地瓜干糁子，磨台上的糊子就逐渐多起来。

    胡同志和他两人继续说着话：“我们老家那里也有磨，只是形状不太一样。还有一个花鼓戏专门唱磨豆腐，怎么唱来？哦，这样——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哈哈哈。”老两口被逗得大笑起来。

    一边推着磨，胡同志一边了解村里的各种情况，并征求对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意见，老两口异口同声地说：“这个事主要在东家，老百姓哪能有不欢迎的？”

    太阳从东边露出红红的脸，一大瓦盆地瓜干糁子磨完了。

    白天，分局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表态说：“我们马上安排有关干部和朱大爷老两口谈谈，让他们不要这么早就推磨，以免影响胡服同志休息……”

    他使劲摆摆手，笑道：“千万不要小题大做，群众都忙于春播春种，起早贪黑干完家里的事，好去忙地里的活儿呢，何况也没有影响我休息，反而让我听到很多真心话，你们绝对不要去说这个事儿。”

    翌日一大早，胡服又在那个时辰醒来，可是院子里推磨的声音并没有响起来。他感到很奇怪，就悄悄地起来走进院子，来到作为厨房的东屋，只见泡好的地瓜干糁子还静静地在那里，于是他回到西屋，轻轻叫起警卫员：“来，咱们推磨去。”

    他们一人抱起一根磨棍，咕噜咕噜推起来，走几圈胡服就往磨眼里添上一勺瓜干糁子，不一会儿就推下糊子来了。这时候，朱大爷老两口急火火走出堂屋门：“这可使不得，胡同志！俺这不是想让你和同志们多眯一会儿，怎么……唉……”

    “你们都能起来，我们怎么还要多睡，真的不用见外哟。”他一边说着，一面继续推着磨，脚步显得更有劲，“那个歌子怎么唱来？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大家都爽声大笑起来，气氛是那么融洽。

    多年后省里有个下乡演出活动来到村里，有个来看演出的青年人竟然很有韵味地念白道：

    “我叫张古冬，做事好懵懂，老婆说我呷饭，要呷一水桶。时来铁树开花，运去生姜不辣，抓到朴鸽子飞上天，做一套豆腐五天还发芽……”

    演员们很奇怪：“啊，这是湖南花鼓戏《磨豆腐》啊，在咱们山东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俺爷爷过去经常这样念叨，我小时候就学会了，他说当年有个叫胡服的革命同志住在俺家里，从他哪里听来的。”

    演员们明白了：“哦，原来你们家里住过大人物啊。”大家笑着告诉他胡服的真名是谁，他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啊哟，原来是他啊……”

戴车匠

汪曾祺

戴车匠是东街一景。

车匠是一种很古老的行业了。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车匠，无可考。想来这是很久远的事了。所谓车匠，就是在木制的车床上用旋刀车旋小件圆形木器的那种人。车匠店离草巷口不远，坐南朝北。左邻是侯家银匠店，右邻是杨家香店。戴家车匠店夹在两家之间。门面很小，只有一间，地势却颇高。夸进门坎，得上五层台阶。因此，车匠店有点像个小戏台（戴车匠就好像在台上演戏）。店里正面是一堵板壁。板壁上有一副一尺多长、四寸来宽的小小的朱红对子，写的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不知这是哪位读书人的手笔。但是看来戴车匠很喜欢这副对子。板壁后面，是住家。前面，是作坊。作坊靠西墙，放着两张车床。这所谓的车床和现代的铁制车床是完全不同的。就像一张狭长的小床，木制的，有一个四框，当中有一个车轴，轴上安小块木料，轴下有皮条，皮条钉在踏板上。双脚上下踏动踏板，皮条牵动车轴，木料来回转动，车匠坐在坐板上，两手执定旋刀，车旋成器，这就是中国的古式的车床，其原理倒是和铁制车床是一样的。

靠里的车床是一张大的，那还是戴车匠的父亲留下的。老一辈人打东西不怕费料，总是超过需要的粗壮。这张老车床用了两代人，坐板已经磨得很光润，所有的头都还是牢牢实实的，没有一点活动。戴车匠嫌它过于笨重，就自己另打了一张新的。除了做特别沉重的东西，一般都使用外边较小的这一张。戴车匠起得很早在别家店铺才卸下铺板的时候，戴车匠已经吃了早饭，选好了材料，看看图样，坐到车床的坐板上了。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他这就和这张床子成了一体，一刻不停地做起活来了。看到戴车匠坐在床子上，让人想起古人说的：“百工居于肆，以成其器。”中国的工匠，都是很勤快的。好吃懒做的工匠，大概没有，——很少。

车匠的木料都是坚实细致的，檀木—白檀、紫檀、红木、黄杨、枣木、梨木，最次的也是榆木的。戴车匠踩动踏板，执刀就料，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住在这条街上的孩子多爱上戴车匠家看戴车匠做活，一个一个，小傻子似的，聚精会神，一看看半天。

孩子们愿意上戴车匠家来，还因为他养着一窝洋老鼠——白耗子，装在一个一面有玻璃的长方木箱里，挂在东面的墙上。洋老鼠在里面踩车、推磨、上楼、下楼，整天不闲着，无事忙。戴车匠这么大的人了，对洋老鼠并无多大兴趣，养来是给他的独儿子玩的。

一到快过清明节，大街小巷的孩子就都惦记起戴车匠来。

这里的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孩子们除了吃，还可以玩，用螺狮做弓把，戴车匠每年照例要给他的儿子做一张特号的大弓，所有的孩子看了都羡慕。

戴车匠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的儿子坐在门坎上吃螺蛳，把螺蛳壳用力地射到对面一家倒闭了的钱庄的屋顶上，若有所思。

他在想什么呢？

他的儿子已经八岁了。他该不会是想：这孩子将来千什么？是让他也学车匠，还是另学一门手艺？世事变化很快，他隐隐约约觉得，车匠这一行恐怕不能永远延续下去。

一九八一年，我回乡了一次（我去乡已四十余年）。东街已经完全变样，戴家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也都没有了。

也许这是最后一个车匠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

失踪在1947

胡炎

①1947年一个阒寂的秋夜，大耳朵独自踩着霜白的月光向村外走去。在村头的老槐树下，他回过头望了望家的方向。

②望不到家，那三间瓦房同所有的村舍都淹没在了诡谲的月光里。不远处一只疤瘌狗用特有的破锣音梦呓似的叫了两声，丝毫没有惊扰每一扇窗里酣沉的呼吸。大耳朵激灵了一下，便接着向前走去，越过田垄，穿过丛密的小树林，爬上了斗折蛇行的山道。月光冰凉，照着他脸上缓缓淌下的泪水……

③多年后，大耳朵秋夜出走的情景依旧萦回在柳眉儿的梦里。她确信那天晚上大耳朵是含泪离开的，他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不停地回头，就像一场身不由己的梦游。他被月光裹挟，走向了未知的远方。

④在此后的时光中，柳眉儿常想：我的大耳朵到底去哪儿了呢?

⑤这个疑问贯穿了她的一生，成为她后半生苦苦寻找的谜底。她向全村的人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大耳朵的下落。她甚至在恍惚中问过那只疤瘌狗，她说：“狗啊，大耳朵平日里待你多好，怕你饿着，省下半块馍都尽着你吃。你和大耳朵最亲，一定知道他去哪儿了对吧?”听不懂人话的疤瘌狗只是无精打采地吠了两声，便趴在墙根下打盹去了。后来，她几乎把能走到的地方全部走过了一遍，这样就几乎走完了她的一生。

⑥她曾无数次在梦中遇见她的大耳朵。即使在她老态龙钟的时候，梦里的大耳朵依旧是年轻时的样子。嚯，他可真帅，高挑个，宽肩细腰，鼻直口阔，尤其那两只威风凛凛的大耳朵，被日光映得赤红剔透。他就那么坐在大槐树下，手捧着一片树叶，吹奏着不知名的小调儿。她捯着碎步追上去，嘴里叫着：“大耳朵，你这个冤家啊……”但是，辽阔的夜色铺天盖地降下来，大耳朵在冰凉的月光中转眼便不见了，只有那条骨瘦如柴的疤瘌狗匍匐在老槐树下，吐着暗红色的舌头，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⑦柳眉儿和儿子盼归出现在潘教授的家中，是在1992年的夏天。那时潘教授正坐在阳台上，翻阅着一叠厚厚的资料。他没有想到家里会突然出现两个不速之客。67岁的柳眉儿看上去像一个极度衰弱的耄耋老人，被盼归搀扶着，颤颤巍巍地来到了潘教授的面前。还没等潘教授开口，柳眉儿就双手合十说：“教授，求你帮我找个人吧！”

⑧在这个燠热的夏日，党史专家潘教授和柳眉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到了后来，潘教授竟然落泪了。当然，年逾八旬的潘教授本身就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

⑨潘教授问了很多问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总觉得有什么细节被忽略了：“把你找过的地方都给我说一说，越详细越好。”柳眉儿如数家珍，县里、市里、省里的民政部门都去过了，亲戚邻居、田间地头、荒村古道、陵园墓地……能找的地方全找了；哪里也没有大耳朵的踪迹，倒是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在大耳朵出走后的几年里传得沸沸扬扬。

⑩“都是些什么传言?”潘教授扶了下老花镜，问。柳眉儿突然陷入了沉默，仿佛那些传言还像毒蜂一样在她的生命里飞舞。一直低头不语的盼归搓了搓手，替母亲接过潘教授的问话：“父亲失踪后，有人说他当了土匪；有人说他八成是到蒋介石的队伍里当了兵，成了俘虏……至于是死是活，没人能说得清。”

⑪“这不是没可能。”潘教授拧着眉头，沉思一会儿说。“不！”柳眉儿突然愤怒了，她站起来，枯瘪的两腮剧烈地痉挛着，“大耳朵是个好人，他怎么会去当土匪……”潘教授对柳眉儿如此激烈的反应始料未及，他有些尴尬，一时不知所措。呆愣了一刻，赔着笑说：“别激动，大妹子，坐下慢慢说。”

⑫柳眉儿不坐，全身都在战栗。她瞪着潘教授，好像这个她费尽千辛万苦打听到的“活菩萨”突然间成了她的敌人。他怎么可以随口胡说呢?他不老是宣称“不能让烈士的鲜血白流”吗?大耳朵就算当兵，那也一定是共产党的兵，一定是的。

⑬“你放心，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寻找大耳朵。”潘教授说。柳眉儿扬起拐棍，坚决地截断了潘教授的话：“不用你费心了，他死了！”潘教授哑口无言，他看着柳眉儿转过身，狠狠地捣着拐棍，穿过卧室、客厅，拉开门走了出去，下台阶的时候，她脚下一绊，差点跌倒在地。盼归急忙扶住她，回头歉疚地看了一眼潘教授，嘴唇翕动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⑭“他死了！”柳眉儿又厉声说，声音像折断的兵刃，在回旋的楼梯间猛烈跳荡。

⑮死前的头一晚，柳眉儿做了一个很长的梦。这个梦颇为奇怪，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各种萦绕不绝的声音——草叶在脚下扑倒的窸窣声，山路上的砾石滚下山崖的嗒嗒声，无数流星划过天际的尖啸声，还有一种嘹亮而急促的“嘟嘟嘟”的号声……突然，号声戛然而止，柳眉儿突然惊醒！只觉四下寂然，耳边仅余一个女人忽柔忽怒的争吵声：“他活着——他死了——他活着——他死了——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柳眉儿觉得，这声音就是她的一生。

⑯现在，大耳朵可以告诉柳眉儿真相了，因为他们已经处于同一个世界。大耳朵出走是为了“干大事”，后来他在半路上遇到了战争，遇到了共产党部队，他在战斗中牺牲，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喋血疆场。但他参军完全是个意外，既没告诉村里，也没通过区上，县里自然更不可能有他的档案。但他最终还是沉默了，柳眉儿太累了，真的太累了，还是让她好好睡去吧，忘掉一切，包括大耳朵。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