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资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物资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摘编自2013-12《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春秋时期，我国思想家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倡导以人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看来，个体不能离群索居，一定要在群体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进。超出个体的最基本社群单位是家庭，扩大而为家族、社区以及各级行政范畴，如乡、县、府、省，直至国家。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特别重视家庭价值，而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而是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对社群和社会优先的强调还通过“公—私”的对立而得以体现：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

    总之，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则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是违背基本个人自由的。而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社群与个人、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伦理学概念，反映不同的伦理学立场，适用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摘编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有删改）

    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自古就有着根本的区别。

    人与建筑截然分离，是欧洲建筑文化的一个根本性前提。对欧洲人来说，建筑是人之外的观赏品，或只是住人的容器。欧洲教堂尽高大深邃之能事，远远超出人的尺度，是神在人间的居室，而神绝非人，所以建筑仍然与人分离。西方的哲学思想主张征服自然，其教堂、宫室、竞技场、歌剧院等建筑中难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大体型、大进深、大层高、大面阔，与自然接触的外墙与窗面积较小。西方建筑中连有限的花园也造得与自然相对立，它从总体布局到水池、花草、雕塑、花盆以及小品建筑都对称严谨，树木也修剪成几何体型，花卉和灌木则被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如凡尔赛宫中的花园。这同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截然相反。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内涵的中国古典建筑则是以人为主，在这里建筑与生活是一体的，建筑随生活而变，以生活为主。而西方建筑中，人只是旁观者，人与建筑相分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人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观念见于各类建筑。法自然而极变化之能事，这是古民居的特征。因气候、地形、材料、生态等的不同，建筑也各有特点。乡镇民居多为字、曲尺、三合院、自由式等格局，即使是四合院，也体现出日照、风体、绿化共享的功能，极力与大自然、与人相和谐。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方面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宫殿类建筑十分发达，而西方宗教类建筑十分繁荣，两者强烈的反差反映出建筑文化与其他人类文化一样，也是以人神间的冲突与调和作为其永恒的文化主题的。

    中国长久以来以“人”的观念为中心，而西方则一直以“神”的观念为中心。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于一切的时代。中国人信教也信神，但又总是把神和人摆在同等的地位去崇拜，去尊重。西方则不然，一部建筑史其实就是一部神庙和教堂的历史。虽然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而西方建筑以“神”为中心，但在这两类文化的价值观念中，“神”都是永恒的，“人”都是暂时的。正因如此，中国建筑发展了木结构材料，而西方建筑发展了石结构材料。石结构的长久性与木结构的短暂性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建筑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从审美来看，中国古典建筑以木为材，在质感上显得朴素、自然而优美；而以石为材的欧洲古典建筑质地坚硬、沉重而阳刚十足。因此，以木为材的中国建筑比以石为材的欧洲建筑更具有可人的生命情调；比较起来，冰冷的石材会使建筑与人的关系显得略微有些紧张。

（摘编自赵慧宁《中西传统建筑文化分析》）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史料出发。与传统儒家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过去研究儒家哲学，史料范围一般是《周易》经传、四书系统以及历代哲学家文集等。研究儒家生态哲学。史料范围必须扩展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周礼》《仪礼》《札记》、二十四史等。两汉时期除董仲舒、王充外还需扩展到郑玄经学，何休《春秋》公羊学、《白虎通》等。对于宋明时期哲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则须从生态的视角作出新的理解。例如，朱熹的“豁然贯通”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直觉，但是现在放在生态视角下去理解，它就是对人与自然、物理与人心的联系性的领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受西方哲学范式的制约，后者对中国哲学具有“预言”性，即采用哪种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哪种西方哲学的结论就会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发现”。采用生态范式的研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使得儒家生态哲学具有“中国”特点，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开展深度对话，成为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为此，须采取“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视界移置融合的诠释法”两种新方法。

    “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的目标是显示概念、命题或思想在原语境状态下的意义，从而回归到儒家哲学本身，即从根源出发，确立儒家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要求尽量摆脱各种方法论框架的影响。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凸显儒家生态哲学的特点，为建立生态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研究大体是笛卡尔以后主客对立的思维框架。生态哲学研究应把材料置于固有的语境之下进行理解。以朱熹生态哲学为例来说，可采用这样的步骤逐步还原其原貌：由哲学至理学（狭义的）、由理学至道学（包括心学）、由道学至经学、由经学至儒学，这样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诸子哲学的内容。前述“豁然贯通”就是语境还原的结论。

    诠释学在西方一直存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也是“对话”，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真理即产生于这一融合过程。诠释学对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视界的移置融合”。古人有生态体会，但其关注的重心或者说他们的“视界”并不一定就在生态。孟子以牛山之木容易被毁来说明人心善性培养的不易，他的“视界”在性善论。可是，他借用的例子表明他对于林木的生态性生长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视界”离开性善论，而注视于生态论，从而发现孟子的生态思想。这便是视界的移置融合。

（摘编自乔清举《儒家生态学的史料与研究方法》）

市场经济是合作制度

张维迎

    有些人说市场就是让你追求私利，尔虞我诈，不管别人的死活。这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的真正功能是什么？是让人类更好地合作！而且从目前来看，市场也是促进人类合作的最有效的制度。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扩展到陌生人之间，而且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主导着全社会。在市场经济下，与我们发生直接和间接交易的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比如你去超市买东西，这个东西是某某企业生产的，但你不认识它的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这些你不认识的人确实是出于私利而生产，但他们必须实实在在地生产给你带来好处的东西，必须使你满意才能赚钱。所以市场是一个很奇妙的机制，谁还能想象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把合作变成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技术就越先进，进步就越快，新产品越层出不穷，财富就越多。

    还必须强调一点，市场化也是道德的基础。市场制度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无知”和“无耻”的问题。人类犯错误就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一个是无耻，特别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起来是人类最大的灾难。无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了个人私利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市场的逻辑是什么？你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别人不幸福，你自己不可能幸福。所以在市场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不会变成无耻的行为。另一方面，市场也是减少人类无知的激励机制。生产需要大量的信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需要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分散在许多人手中，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成本。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假定经济是静态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需求是早就规定好的，资源和技术也是事前给定的，以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很容易地把每个人的信息加总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传递信息，减少了人类的无知。企业家要赚钱、要成功、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得有足够大的能力和积极性收集、加工决策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事实上，信息也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是主观的，不是天然存在的、客观的。或许，市场经济的最大贡献是人类知识的进步。企业家通过自己的警觉和想象力判断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价值，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并用盈利与否衡量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避免了许多由于人类的无知可能导致的错误。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参与者之间传递信息，也是一双“隐形的眼睛”，监督着每个人的行为。这是因为，市场上人们进行的是重复博弈，不是一次性博弈。你做的什么坏事市场都会记下来，你做了什么好事它也会记下来。博弈论证明，重复博可以克服一次博弈中的囚徒困境，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最适合生存的企业一定是最讲信誉、最值得消费者信赖的企业。这也是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具有更高信任度的原因。

    市场之所以能扩大人类的合作范围，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由、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第一是自由，好比消费者买什么是他自己的选择，生产者生产什么也是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剥夺了人们的选择自由，市场就不会存在，互利合作就没有可能。第二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人的自由的保证，没有私有产权，人们不可能有自由。如果一个经济当中有大量的特权阶层，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剥夺个人财产，如果自愿交易的合约得不到遵守，人们就不可能有通过分工而合作的积极性。产权不仅指有形资产的产权，也包括无形资产的产权，如知识产权和商标。产权制度是市场有效运作的一个基础。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市场不会自己行为，能让市场行动起来的是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行动主体。没有企业家，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制度。人类自古以来有富有企业家精神，但只有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精神才发挥到极致，从事于创造价值的活动。全球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结果。

宋代是一个商业经济空前繁盛，物质生产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出现了奢侈浪费的现象。对这些现象，时人有所警觉，并从不同角度进行反思和劝诚，提倡饮食节俭观念，戒奢从简，重塑良好的饮食习惯和风俗观念。

宋立国之初，崇尚俭朴作风，少见以金银等贵金属制作日常器用，文人士大夫也少有以侈靡相互夸耀逞胜者，公卿之间以清俭为高风亮节。然而到北宋中期，国家承平日久，社会风气逐渐发生改变，饮食奢侈浪费成风。南宋时期，社会上也一度风俗好奢，人情好胜，同北宋初年清俭的社会风尚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人们对丰盛饮食的追求，不仅体现在鲜香诱人的味觉体验，还包括精巧美观的视觉享受。宋人饮食聚会之际，席面上往往陈设一些装饰物，或是食品，或是器用。北宋时宫廷举行盛大宴会，所列装饰物有“看食”“看菜”。御宴席面上，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为表示对辽朝使者的特殊礼遇，额外增添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等，以小绳束缚，作为“看盘”。南宋时人们宴请宾客，于佳肴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气，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主物，作为“看菜”。席面摆设“看菜”本源于一种古老的礼仪，所设食物皆可食用。但后人曲解古礼本意，只供观看而不食用，无疑是对食物的极大浪费。此外，宋人饮食过于求精求新，热衷对食物进行装饰、雕刻等加工，对食材精雕细刻、制作奇巧造型，夺人耳目之余必然造成食物的浪费。

面对宋代社会饮食奢侈浪费现象的日益严重，一些有识之士有所警觉，呼吁节俭饮食、倡导清俭食风。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群体，以笔为器，以文为据，对此类不良饮食风气从各个角度进行劝诫和警示。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宋代文人多从“俭以养德”的角度出发倡导节俭、反对奢侈。罗大经指出“节俭之益非止一端”，特别强调“俭则不贪不淫，是可以养德也”，大力倡导“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时人还认为帝王饮食习惯既事关个人德行修养，又与国家治乱兴衰相关，以饮食节俭规谏帝王的现象相当普遍。

随着对节俭理念、戒奢意识的逐渐认同，宋代士大夫不仅将其视为建立个人良好品德形象的要求，而且强调家风节俭朴素是子孙后代福泽不衰的重要保障。名相寇准作风奢侈，子孙后代“习其家风，今多穷困”，成为士大夫自我反思和规劝教育后人的案例。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明确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意在劝诫后人谨守节俭之道，避免沉湎于奢侈浪费的生活风尚。不仅如此，他在生活中也厉行节俭，以身作则。个人和家庭之外，乡里地方在树立乡规范时，同样将节俭作为重要内容广为宣传，教化乡里。

面对饮食奢侈浪费现象，宋代士大夫宣扬戒奢从简的生活理念，努力营造“俭以养德”的礼会氛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信服遵循的至理名言，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

（摘编自纪昌兰《戒奢从简：宋代饮食风气与节俭观念的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