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诗歌、散文、戏剧一样，对于中国现代小说形式发展的评价，离不开五四初期的语言变革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决定性意义这个“基点”。每次语言变迁都带来中国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和变化。初期现代小说对各种语言资源的综合，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小说写实性、抒情性、象征性等原则的确立，孕育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诗化、散文化等美学风格，也使得现代小说的复调叙述成为可能；政治文化语境下语言方式的变动，推动了小说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小说语言的政治化”带来的“标语口号”、“概述”、“讽刺”、“直语”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小说文体带来“审美危机”，而作为对政治语言的反援，又是小说发展了限制性语态、隐喻和幽默修辞封个等文体表现形式；30年代新媒体影响下的语言变迁，催生了新的小说语言方式，带来了现代都市新小说的形式，如跳跃的小说节奏、画报体小说、电影化小说等形式的发展；40年代小说语言的“口语化”，带来了小说形式的戏剧化追求，推动了章回体等传统小说形式的再利用和再发展。

        从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演进的角度，不仅可以准确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中的得与失，也能更加客观地评价同样作为语言艺术的中国古典文学，重新来看待和审视文言之于文学形式的意义。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从当时的文化发展大目标出发，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完成了白话语言方式的确立，这种历史功绩自然不能抹杀。但当年有许多学者对五四语言革命中彻底丢弃文言文的观念和实践持保留态度，他们的言论、思考和忧虑中的合理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被人们重新认识。时过境迁，尤其是在冷静面对白话语言给文学带来的一些困境时，在追寻白话语言的“艺术化”加工过程中，当年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事后的反思性意见，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以“学衡”为代表的反对派意见，在语言与文学关系问题的许多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而且很多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在各类文学文本的写作中，也吸收了大量文言的因素和成分，甚至创作了大量的文言诗词，其造诣也是很高的。这不仅证明了文言作为文学语言的生命力，并未因白话文的兴起而消失，而且也表明：事实上文言也参与了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演进的过程。

（所选文段有删改）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汉字自从成了汉语的书面符号，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甲骨文所记录的商周编年史，毛公鼎的篆文所镌刻的嬴秦的历史，先秦诸子的论辩和散文，汉代的《史记》《说文》，直到康乾盛世所刻的九百卷、近五万首的《全唐诗》和近八万卷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浩瀚的典籍集聚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思维逻辑和艺术创造。中国作为古典文献的大国，其文献数量和质量都无愧为上乘。

    汉字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它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内部结构。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体，在形音义之中，表意是它的主体功能。隶变之后字形稳定少变，占汉字大多数的形声字，表意的形旁相对明确，表音能力较差。稳定的形、义使它超越了表音能力的缺陷，尽管古今汉语和南北方言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还能“由文知义”。于是，隔代的人可以共享书面阅读，异地的人可以借助文字沟通。不同的民族虽有各自的语言，但用汉字书写的书面语，则被大家尊为共同的文化载体。唐代之后的一千年间，《切韵》系韵书作为标准音，通过科举取士普及全国，形成了“文读”的字音类别，使古今南北的字音差异保持着多多少少的对应，使操着不同口音的人都认同统一的汉语。满族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正是处在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文化达到鼎盛的时期，《四库全书》和《红楼梦》所分别标志的文言和白话也登上了顶峰。这就是各民族共同使用汉字、多民族共同创造统一文化的最好见证。统一的文字不但维系着统一的书面语和统一的民族文化，也使我们这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经常保持着统一的局面。

    汉字在它的青春时期，不但勤勤恳恳地为中华民族服务，还作为中华文明古国的友好大使，传播到东亚的许多邻国，形成了太平洋西岸的汉字文化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先是直接学汉字，读四书五经，公元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就是用文言文写的。约公元9世纪创造了汉字笔画式的表音文字——假名，用汉字和假名拼音来书写日语。二战期间，曾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因为汉字已经用“音读”和“训读”的形式进入日语的血脉，废除不成，后来采取限用汉字的办法，规定了1850个汉字作为“当用汉字”。朝鲜从公元3世纪左右使用汉字，15世纪也创制了汉字笔画式的谚文字母，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韩国1987年规定，小学只学谚文，中学学1600个汉字。越南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多年，一直以汉字为正式文字，直到1945年才改用拼音。正是因为汉字以表意为主、不精确表音，所以才能够被不同语系的语言借用为文字符号，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千年间，汉字的形体发生过甲、金、篆、隶、楷、草等字体的变化，在笔画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繁简的变异上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实践，在时代的演变中，创造了书法艺术。汉字不但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还成为类似西方绘画、雕塑的艺术陈列品，这在世界文字之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李如龙《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观照》）

机器人医生的未来

    2014年6月7日，5名参赛者参加了在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一次测试，其中一名名为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tsman）的计算机软件通过了图灵试验（一种测试机器是否具备人类智能的方法）。大多数测试者相信，它是一个13岁的乌克兰男孩。

    尤金在测试中的表现“骗过”人们的判断，这足以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基本代替正常成人的工作了。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温斯顿所称：“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脑力工作。”相应地，用机器人医生看病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人们生活的选择，而且，这样的方式已经初露端倪。

    2011年2月，IBM公司研发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在美国益智类电视节目《风险》中战胜了人脑，即《风险》节目历史上最优秀的两位人类选手肯·詹宁斯和布拉德·拉特。此后，沃森又被宣布可以作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参与诊疗疾病。

    与此类似，中国也有人开始依靠“百度大脑”来看病，谁有了病或需要用药，都会上百度上搜一搜。不过，最近披露的一个消息却让人对“百度大脑”这样的人工智能心存疑虑，甚至担忧。

    作家六六发现尿色变深，便从香港赶回上海看病。尿常规检查显示：红细胞增多，医生建议做彩超排查。六六开始了她的“百度求医”历程。搜索结果使她怀疑自己可能患了膀胱癌。最后，经过CT检查，确诊为肾结石。

    为何“百度大脑”会误诊？原来，即便“百度大脑”拥有大数据库和较高的综合分析与预测能力，但其智力与尤金相比，还是差了许多——只不过相当于2～3岁幼儿的智力。把健康和生命的判断交给“百度大脑”显然有点不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有多少人知道，“百度大脑”只有3岁的智力，而尤金的智力可达到13岁的水平，以及它们与正常人思维和智力的差异。当无法认识这种差异时，人们就有可能真的把命运交给“百度大脑”而非一位普通医生。

    当然，以“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确实代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它们有可能改变未来人类的生活。

    例如，过去对计算机医生沃森的测试证明，它比一般医生具有更精准的诊断疾病的能力，原因在于沃森拥有大数据。沃森贮存了很多百科全书、词典、图书、新闻和电影剧本，还拥有大量的医学工具书、临床诊断手册和医学杂志。沃森还可以与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医院建立和维护的医疗电子文档记录进行链接，以查阅病历和诊治记录。同时，它还可以获取个人在微博客和其他互联网平台上对自己疾病的咨询和查询，并借助这些信息来帮助诊治疾病，这些因素都是大数据的优势。

    但是，人工智能同样有许多弱点和不足。例如，机器缺少逻辑推理和情感体验能力，也难以理解自然语言。如何让机器人理解人类的语言，即自然语言，是最复杂和最关键的技术。自然语言通常是指一种自然地随人类文化演化的语言，如英语、汉语、法语等都是自然语言，世界语则被视为人造语言，因为这是一种由人特意为某些特定目的而创造的语言。尽管沃森战胜了人类，但是，沃森不仅对于自然语言难以理解，而且对自然语言的从属关系更难理解。例如，竞赛的一个问题是：一种语言的方言包括吴语、粤语和客家话，这种语言是什么？正确的答案应当是——中文。但是，机器人沃森答错了，而詹宁斯答对了。

    因此，如何让只有3岁智商的“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来完成正常成年人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尤其是为人类诊疗疾病，还需要人工智能未来的长足发展。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有删改）

    悲剧产生于社会的矛盾、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冲突双方分别代表着真与假、善与恶、新与旧等对立的两极，却总是以代表真、善、新等美好的一方的失败、死亡、毁灭为结局，他们是悲剧的主人公。因为他们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无法与强大的旧势力或邪恶力量抗衡，正义的要求不能实现，于是形成了悲剧。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描写了比现实中更美好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即产生净化的作用。

    然而，悲剧不仅表现冲突与毁灭，而且表现抗争与拼搏，这是悲剧具有审美价值的最根本的原因。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毁灭是抗争、拼搏以后的毁灭，抗争与拼搏体现了人的一种精神。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从天上盗取火种，触怒了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最后坠入深渊。罗丹的大理石雕塑《马身人首》中，人臂绝望地扑向一个它所抓不到的目标，而马足则陷于尘土不能自拔，表现出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象征着灵与肉的斗争，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可以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冲突、抗争与毁灭是构成悲剧的三个主要因素。

    悲剧的审美价值的载体只能是文学艺术。因为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令人伤悲的，因此现实中的悲剧不能作为直接的审美对象来欣赏，否则人就是泯灭了人性的人了。现实中的悲剧只能激起人的同情、义愤，迫使人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民主革命时期，在演出歌剧《白毛女》的过程中，曾多次出现扮演地主黄世仁的演员被打甚至险遭枪击的事件，这是人们以实际的道德评价代替了审美活动.现实的悲剧只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它们必须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成为欣赏的对象，美学上所谓的“以悲为美”才能实现。

    悲剧成为审美对象只能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出现，原因在于它需要建立悲剧事件与人的心理距离。不仅遥远的时间会使过去的现实悲剧的悲惨因素淡化，就是很近的时间间隔也可以使人不陷入现实。这里还有一个空间的间隔，悲剧艺术展现的毕竟是一个人们不熟悉或有点陌生的空间，这就使人们不容易介入其中，而能够客观、超然地看待。当然，在欣赏中审美主体可以“审美地”加入悲剧冲突，体验悲剧客体的巨大和狂暴、悲剧主体的抗争和悲痛，从而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刺激，获得悲剧感和审美愉悦。

    悲剧表现的不是人生的欢乐或全然的幸福，而是悲剧主体对待痛苦和死亡的方式，这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中十分重要、严肃的一面。悲剧在表现对伟大和崇高的人的摧毁的同时，更表现出无法摧毁的人的伟大和崇高。

（摘编自王晓旭《美的奥秘》）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一个德国贵族家庭，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就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在一起了。

1842年，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旧《莱茵报》的主编。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利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之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他们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使他们历尽了重重困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国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并且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