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

    如简易地给书法艺术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如从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高度来论的话，“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及其构成运动为形式，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因为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进行创作的，故不写字不能称其为“书法”。再者书法是以线条运动为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书法必须是讲究技巧的，由技成能，胡乱涂抹无以称“法”。这两点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本体规定性。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即是书法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意境创造能力。

    书法的艺术表现是通过写字来实现的，写字又必然有其文字的内容，因此，文字内容在书法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书法文字内容的精神内质和意境，应与书家的个性气质相适应，才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书法艺术再创造绝非易事，应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通会，化度进去。我们常说，艺术品首先感动作者自己，然后才能够感动他人，而使自己被感动的这种感染力，应当来自你所写文字内容。这里，选择什么样的文字内容来作为你书法创造的素材，是很重要的。读懂文字内容，被其文字意境所打动，引起精神上、情感上的共振，从而激发起书家的创作激情，提笔作书便成为主动的、积极的行为，思想情绪、精神状态高度兴奋，此时，才情流注笔端，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精神之作。这就是说，在书法对诗文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中，文字内容的意境与书法艺术表现的意境必须合一。

    二是裁取率由，我塑我境。当然，对文学底本的审美，本就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别。读者对原作的思路情绪的体认，先天就存在着差异。要旨在于以我为主，把对文学作品的意境体认，裁剪为我们的意境，用我们的笔墨，营造书法意境。

    意境的再造，要依附物质、技巧条件，才能物化现实。只有将字体、书体、用笔、用墨、谋篇布局诸因素配置得当，才能出现形式各异的笔墨意境。况且，意境有着类型意义。比如，写婉约派词文如采用颜楷，浓重墨，怕摧残纤巧。写李白诗，若用欧楷缮写，形同谪仙被缚。总之，书法只有开展，衍化了诗文的意境，才能实现它自身。因为书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书法自身，而是表现人自身，表现与诗文相接近而有关联的另一番意义，也即为意境。

    选取何种文学底本？当然悉听尊便。但是剧作家不是对什么文学底本都愿意编的。画家也不可能将什么诗词都入画。对文学作品进行书法再创造，无非是借陶家酒浇胸中块垒，乘米家船品江上霁月。性情如此，自家意境才有可能开发出来。

总之，书法创作的表现形式必须与诗文意境相共美，才能创作出书法佳作。

（选自张巨纲《论书法表现形式与诗文意境》，有删改）

    龟兹，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宗教的传播，留下来的是文化和艺术的永恒。外来却扎根于中国文化的佛学，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在其沿丝绸之路向龟兹传播的过程中，汇聚了来自两河流域、南亚次大陆和地中海文明的多种文化和艺术风尚。同时，佛教的回传，又给龟兹注入了黄河长江文明下的汉地文化艺术传统。这种多元性的文化元素，日渐与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融合在一起，给龟兹画师们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激发了创作灵感，通过融合发展，创造了瑰丽多姿的龟兹石窟艺术。

    石窟艺术中，建筑、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建筑提供了艺术开展的神圣空间，雕塑是灵魂和核心，壁画则是具体的阐释和展开。龟兹石窟壁画的艺术成就既基于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也源于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与融合，由此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其题材和内容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与释迦牟尼有关的故事画为主，佛教故事画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印度和敦煌以及中原地区。其艺术风格分为龟兹风、汉风和回鹘风。其中，龟兹风融合了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印度本土风格的秣菟罗艺术和西亚波斯艺术元素，并创造使用了独特的菱格装饰构图形式和凹凸晕染法。凹凸晕染法凸显了人体的立体感，人物线条如“曲铁盘丝”。这种产生于西域的独特晕染法，后来被西域画家尉迟乙僧带到了长安，丰富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创作方法，在画史中被传为佳话。

    龟兹石窟中心柱窟的主室券顶中脊壁画，集中反映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在那里，常常有日天的形象——佛教中的天界诸神之一，掌管着太阳的运行。其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既有源于自然的圆日造型，也有身披盔甲、坐于马车之上的王者造型。王者造型显然是受到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形象的影响；而头戴虎皮帽的金刚形象更有古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影子。在龟兹壁画中还出现有作为佛教护法神的双头金翅鸟形象，以及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流行的联珠纹饰，这深刻地反映出西亚文化对龟兹艺术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中原地区汉代以来所流行的不同纹饰和汉地造像在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出现，也明显地揭示出佛教艺术回传的历史轨迹。如同本生故事中的粟特商人形象呈现出中亚地区商业文明的印迹，身着各种服饰、形态多样的供养人绘画，也反映着多元文明在龟兹地区的和谐共存。

    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成为龟兹石窟艺术的重要特征，既反映出龟兹文明的开放和文化自信，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文化的融通和共荣。沧海桑田，多元荟萃的龟兹石窟艺术在延续了五六百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新疆东境的敦煌石窟艺术却是一派繁荣的景象。一枯一荣间，石窟艺术在龟兹与敦煌的互动传播中得到了更加辉煌的发展。

（选自徐永明、苗利辉的《从龟兹到敦煌》，有删节）

    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自源文字（指由记录本民族语言而创制的文字系统）。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是汉字的萌芽阶段，甲骨文将“图符”改造整合而成最早的文字系统，随后商周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这些古文字，其构形基本上是“图绘式”的，大部分构形能与单字（词）所指的事物形态相联系，而构形所用的“线”，是为“图绘”而设的，故而粗细均匀。由图绘意识而形成的文字审美标准，亦以整齐、均衡、图案化为旨趣。

    到了秦汉之际，隶书的出现使汉字由“线条”走向“笔划”，由象形性转向符号性，“图绘意识”逐渐转变为“书写意识”。书写的感觉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审美习惯，人们不再在意“图绘”的完美，而留意于“笔划”带来的点、线、面的变化，体验着“书写”带来的轻重疾徐的节奏动感之美。当然，构形之美仍然是被关注的重要成分，只是从具象转向了抽象。

    汉字的抽象化第一次让书写有了写“意”的可能性，可以摆脱文字交际的负担而具有了抒情、审美的功能。笔划、笔顺带来的是与书法息息相关的笔法、笔势，这是书法艺术形成的基础。由篆到隶的古、今文字转变时期，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孕育期。隶书是对篆书的简化、解散和“放纵”；篆书相对于隶书乃有构形的严谨和图案化。

    汉字发展到汉末魏晋，各种字体都已形成，加上大量的书写实践，汉字能够提供给书法艺术的造型元素已经相当丰富了，动、静各体均有。然而，将书法艺术推向更深更高一步的，是出于两个因素：一是纸的大量应用。原来书契之材料，以竹、木、帛为主，帛物希价昂不易普及，竹木虽取之便宜，但因要成“册”（策），故必须成狭长之“简”，在简策上书字，必受形制局限而笔划不得伸展，帛受之影响也常常划以竖格或直接写成扁方之字，马王堆汉墓帛书可为证。此时，隶、章草之“笔划”已形成，在少数面积较大的“牍”上已可见放逸之笔，但终不自由。东汉至魏晋，制纸技术渐趋进步，当时一般官吏和民间已大量使用。没有纸，书写时“纵横驰骋”是不可想象的。及至晋人之行草书札传世，都折射了纸的运用对于“书写”的进一步解放并藉此扩展了书法抒情达意的功能。二是汉末魏晋，连年战争，世道混乱，人常有朝不保夕之感，即使门阀士族亦有生命短促之叹。汉代空前兴盛丰硕的哲学、艺术成就的继承者——魏晋士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常常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事实上，当时文人已经领略到生命就是一个时间段中对于“存在”的体验，所以，魏晋时凡文章、辞赋、诗歌，多有深沉幽旷之意，悲凉浩荡之气。“书写”乃文人日常之行为。敏锐的、具有艺术气质的文人，能从“书写”中领略到生命的律动与稍纵即逝，视每个字、每一笔划为生命与情感状态的记录。这种“书写”能够精微地将隐秘的心理活动忠实地记录下来，甚乎绘画与诗歌。无疑，这正是书法作为“艺术”的真正价值。

    书法其实没有“古、今”，书法即为最“现代”的艺术；反之，以因袭为能事，书法只是过去的艺术、死亡的艺术。真正的书法艺术，在于以书法直抒胸臆、致力于艺术表现的观念和实践。

（节选自《书法：写意抒情方称美》，任平）

审丑快感

童庆炳

    在艺术中，形式不是消极的因素，对内容而言，它是一种征服力量。因此，审丑快感的产生往往是形式征服内容的结果。如果一篇文学作品，所写的是病态的、畸形的、贫弱的、不和谐的、丑陋的、卑劣的对象，那么就单纯内容而言，所引起的是不和谐感、厌恶感或愤怒感。然而，这些内容倘若得到了艺术形式的生动、优美的表现，那么就又会产生和谐的、愉快的审美反应。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厌恶与愉悦相混合的情感。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由于形式的征服力量，形式克服了内容，丑化为美，这两种情感终于融为一体，转化为一种真正的美感。

    德国学者鲍姆嘉通在《美学》一书说过：“丑的事物，单就它本身来说，可以用一种美的方式去想；较美的事物也可以用一种丑的方式去想。”的确，在艺术创作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美的对象，由于艺术表现的拙劣，结果只能使读者兴味索然，根本谈不到什么美感；反之，一个丑的对象，由于艺术家用美的方式去想象、去表现，而使读者兴味盎然，情不自禁地叫道：“丑得如此精美！”南唐后主李煜的词，特别是他后期的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怀念他已失去的皇帝的生活。词中所流露的是他对富丽奢华生活的留恋，仅就内容而言很难说是美的，但这种并不美的内容经他优秀的抒情技巧和形象化艺术语言的表现，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的艺术魅力，使读者不能不引起共鸣，并激发起美感。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曾说：“带有韵律和节奏的痛苦使精神充满了一种平静的快乐，这是艺术的奇妙的特权之一。”

    社会民众的某些情绪、意见难以用舆论中通行的文字、语言形式公开表达，而只能以类似于“默会知识”的非符号化的形态存在和传达，例如社会体验、社会经验、民众情绪以及各种“隐性信息”。默会传播是隐匿于显性舆论传播的丰富意义世界，不只是靠符号化或显在化的传达，还需要在具体情景中的积淀和沉浸。领悟、体会、洞察、直观等都是重要的意义生发方式。在舆论场中同样也是意义接受与传递的主要支撑，这些需要主体的默会与内隐体验。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流水线式复制而生产的舆论声势，例如报纸、刊物对社会意见的大量印刷发行，电视媒体新闻向成千上万观众的直播。但是对于沉默舆论而言，基于特殊情境与体验的非复制性的传播也具有其独特力量，例如非语言传播、“文脉”、“地方性知识”等，都不是可复制性抽离与电子拷贝的媒介工业可简单替代。

    在社会压力、制度渠道等情况下，会造成公共意见表达不畅，只能以被抑制的形式表达和传播，这是构成沉默舆论的主要传播路径之一。如果不能做到社会公开，舆论就会转而利用非官方的、民间的渠道，甚至会采用非法的、地下的形式。这从“公开”的第一层意义讲，仍然具备“公开”的特性。只是，社会的挤压和舆论的非体制化，使舆论不能常态生长，往往会形成谣言、流言、传言等等变体形态。“大道不通，小道流行”，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种被抑制的传播依然有其难以抑制的生命力和功效。显性传播的作用或爆发通常也需要抑制型的隐形传播作为积累，例如“道路以目”对社会情绪的传达和积淀。或者说：不充分的信息并等于不充分的传播；沉默舆论不一定被公共表达但却可以传染和传达。

    舆论的传达也并非总是显性和直接的，而是具有各种隐晦的传播方式，例如非言语的表意、含蓄的象征、罗兰·巴特所谓的“含蓄意指”。隐性的舆论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的潜在意旨形成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见的传达，如“言外之音”“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各种民谣、“你懂得”段子也都在含而不发的方式中传递社会情绪和社会意见。沉默舆论也可以通过非语言文字的方式进行传播，例如“肢体的集体表意”、纪念物、行为艺术、特殊物件所唤起的集体情感和行动。

    在信息的“内爆”和注意力时代的背景下，对于“注意力”或“头条”、发声权的争夺与占领，往往成为舆论战场的主要焦点。缄默的舆论元素易为喧嚣的注意力经济和眼球经济所掩盖，而忽视了大众媒介文化中应有的缄默。而事实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传播路径展露的是，信息的传播并非需一味地讲究眼球、头条或速度、规模，“快时代”同样可以通过“慢传播”的方式达到深入到、人心之效。不是所有的传播都是可以快和必须快的。同样，不是所有的舆论传播都必须在“眼球为王”中达成其声势和影响。沉默舆论的慢传播要克服速度与信息爆炸的社会表皮，讲究无声胜有声的慢哲学。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贵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贵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弭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根，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