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五线谱”还是“数字简谱”，其目的都是为了对声音进行数量化的记录和描述。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复杂的音乐作品既不能创作，也难以演出。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如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抽象的科学一样，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为抽象的艺术，它们都可以被简单的符号体系加以表述。所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指出：“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说，是直觉的。”而西方人所要做的，就是在音乐的直觉背后，发现数学的基础及其“演算”规律。于是，西方音乐和算数、几何、天文一起成为教会必修的四门功课。在西方13世纪，音乐既是艺术，又是数学，还是宗教，因为音乐家要根据数学的原理创造出符合宗教精神的艺术。

    音乐不是数学，我们不能指望将一组数学公式能够直接转变成五线谱；音乐不是哲学，我们也不能指望将一个哲学命题直接转变为交响乐。然而，一方面，音乐和数学存在着类似，因为数学和音乐具有抽象探索方案的特征，在探索中由类推和变奏来引导；另一方面，哲学与音乐也拥有一些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生活态度、共同的信仰模式。

    最初，西方人对数字的崇拜、对音乐的崇拜、对宇宙本体的崇拜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数字本质主义”的观点出发，西方人竭尽全力地去探索和谐音符背后的数学秘密。在这种探索过程中，音乐家发现，任何单一数字所对应的音响都不能产生美，和谐的音乐产生于不同音响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个观点显然比以往的“数字拜物教”有更大的进步，其意义相当于理性哲学对宗教神学的取代。

    然而，数学是发展的，音乐是发展的，哲学也是发展的。数学家对“无理数”的发现不能不引发音乐家的恐慌。这个无理数和极不和谐之间的隐喻的相似，比我们期望的更为深远更为神秘。一个音乐音程和一个数学的数字被人们同样地判断：人们认为它们都在可允许的界限之外。它们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来说，被认为不仅不使人愉快，而且是危险的，不仅有威胁，而且是魔鬼性的。

    这种数学家对无理数的恐惧、音乐家对不和谐音程的恐惧，犹如哲学家对非理性世界的恐惧。然而，无论数学家是否喜欢，无理数确实是存在的；无论哲学家是否高兴，这个世界确实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模式被创造出来的；无论音乐家是否愿意，不和谐的音响也确实构成了音乐世界的一部分。于是，正像数学家必须正视无理数，哲学家必须正视非理性一样，音乐家们也必须正视不和谐音程在作曲中的地位。

（摘编自陈炎《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他们虽然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都从德与法的关系角度，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定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

（节选自《道德与法律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光明日报》2015年04月，有删改）

字内悟与字外悟

    书法上的悟大致可分字内悟，字外悟。这是从学习和创作两个阶段来区分的，两者缺一不可。字内悟，主要是以古人为师，通过长期的临摹，逐渐领悟并掌握书法的书写法则，这是学习的第一阶段；字外悟，是在以古人为师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造化为师，从无法中求法，从观察天地万物的自然和变态中领悟书法的真谛，这是书法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

    在书法学习中，要观其形、得其意，要写写想想，手摹心追。清代书法家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这样说：“观能书者，仅得数字揣摩，便自成体。无他，专心即久，悟其用笔、用墨及结体之法，供我运用耳。”他主张临摹应学得精到，关键在于用心揣摩，认真领悟古人用笔、结体的方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找出神妙之处。近代书画家沈尹默先生曾谈到米芾的《十七帖》，对米芾的“惜无索靖真迹，观其下笔处”一语不理解而感到疑惑：为什么米芾不说观其用笔处，而要说下笔处？后来恍然大悟，原来历代名家下笔皆用中锋。沈尹默用这个方法去发奋临摹王羲之的《兰亭序》，便渐能上手，心驰笔重。这是字内悟的很好例子，由此可见，向古人求法绝非一朝一夕之易事，而是需要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要循序渐进，边学边想，屡疑屡悟，有了悟才能有长进。

    字外悟与字内悟不同。清代书法家宋曹认为，书无完法，“必以古人为法，而后能悟生于古法之外也。悟生于古法之外而后能自我作古，以立我法也”。这就是从字内悟“入门得法”而转化为字外悟。“入”是为了“出”，能“出”方能创造书法艺术，创立“我法”而独树一帜。字外悟，决不能浮光掠影、走马观花、马马虎虎，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必须深入事物的本质，探索它们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理通神会，才能进入“融天机于自得，会群妙于一心”的高妙境界。古人从鹅群戏水、逆水行舟、担夫争道、群丁拔棹、人舞蛇斗、雨漏屋痕、夏云变幻、江涛翻腾等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中领悟书法的真谛，都是字外悟的生动事例。

    字内悟与字外悟虽有区别，但又是互相沟通的。历代书法家都是不断从字内悟又从字外悟中提高自己的书艺水平的。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黄庭坚就是善于妙悟的一个，他早年从周越学书20年但未能悟古人用笔之妙，所写的字死板呆滞，未能脱俗，后来得到张旭、怀素、高闲墨迹，才窥得笔法之妙，并进一步上求秦汉篆隶，乃悟古人用笔与笔意。他自己说：“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缠绕，遂号为草耳，不知与科斗、篆、隶同意，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他从科斗、篆、隶中悟到草书用笔亦应向背分明，并非随意弄笔屈曲，这是字中悟。晚年他又云“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这也是字中悟。“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这是字外悟。黄庭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好学善悟，书法水平不断提高，到了晚年，其笔力已是炉火纯青，臻三昧超妙之域了。

（节选自《文艺评论》，有删改）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特征

    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特别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使在上古神话中，中华民族的先民所崇拜的也不是希腊、罗马诸神那样的天上神灵，而是具有神奇力量并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间英雄。例如在“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这两则著名的古代神话中，后羿和大禹等神话人物其实就是人间的英雄、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以巨大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界的种种灾难，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们与希腊神话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故事也反映了先民们征服时间、空间阻隔的愿望，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古代的英雄崇拜其实是先民们对自身力量的崇拜，因为神话传说中的英雄都是箭垛式的人物，是先民们对自身集体力量的艺术加工。所以在古代神话中产生了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他们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传说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及文化知识的发明者（如嫘祖发明养蚕，仓颉造字等）。在经过后人加工的中国上古神话中，神话的因素与历史的因素以传说的方式奇妙地结合起来了。神话人物主要不是作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出现，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实际上就是人类早期生产活动的艺术夸张。因此，中国上古神话或多或少具有信史化的倾向，许多神话人物一直被看作真实的历史人物在神话传说中的投影。可见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正是中国上古神话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特征。

    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作家总是把目光对准人间而不是天国。他们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悲欢离合，而不是属于彼岸的天堂地狱。宗教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反映是极其淡薄的，即使在佛、道二教兴盛之后，它们对文学的影响也主要体现为作家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而没有造成文学主题偏离现世的转移。例如在唐诗中，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以满腔热情去拥抱人生，且不说讴歌边塞题材的高适、岑参和关心民间疾苦的白居易、元稹，即使是喜爱刻画鬼神世界的李贺，其实也以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反衬着对美好人间的向往。又如明清的著名小说以社会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即使是神话小说《西游记》也不例外。孙悟空蔑视天庭的统治秩序，即使失败后仍保持着傲骨，对佛祖菩萨也敢嘲弄揶揄。《西游记》寄托了人民反抗社会邪恶势力的理想，因为那些妖魔全部都贪婪凶狠，残害百姓，有的还与天上神佛沾亲带故，显然是人间邪恶势力的象征。

（选自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厚德载物”的当下价值

    “厚德载物”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是仁人志士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道德状况是社会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没有道德，哪来和谐？儒家“厚德载物”思想的当下价值毋庸置疑。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通俗地说，厚德载物，就是地的本性是顺天而动的，人应效法地，以厚德宽容待人。所谓“厚德”即“大德”、“高德”，即最高尚的道德。所谓“载物”之“物”，不仅专指万物，而且首先指一切人。“厚德载物”，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厚德载物强调容人、容物。做人要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要胸怀宽广，气度宏大，既容人之短，恕人之过，更要宽厚待人。

    “厚德载物”有利于培养现代道德人格，保证人生价值的实现。儒家追求“厚德”的君子人格，儒家君子人格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为现代理想人格提供了理论模式。现代理想人格依然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和追求，它要求人们具有广博的爱心，有道义感，有道德操守，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要有承担责任与苦难的勇气，等等。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智力因素，而且还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凡是有作为、成大器者，无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进取心、自信心等品质。

    “厚德载物”督促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幸福。儒家强调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追求精神生活，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的精神维度，主张向内寻求生命的根据和快乐的泉源。儒家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如正义、诚实、信任、宽厚等等，已构成人们恒久的道德情怀，使人有尊严地生活。现实社会中，物质生活提高后，人的幸福感并不一定增加，人们领悟到生活不只是为满足物质享乐而忙碌，还应有精神追求的乐趣。“厚德载物”思想能够培养人们的仁爱之心，使人克制人欲、减轻自私自利之心，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万物。道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才能得到最快的发展和感受人生的幸福。

    “厚德载物”的人文特质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厚德载物”作为一种博大的精神素养，它是播种和谐的种子。“厚德”强调个人内在道德修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中，如果我们注重自我修养，在人际互动中约束个人行为，减少人际摩擦，化解人际中的紧张与冲突，自然有利于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当今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求同存异、包容共济”，对于调节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商品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但这并不排除道德领域中的宽容、宽厚。儒家“厚德载物”思想，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良好品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2014年 12月21日）

    作为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唐诗当然有着不同的读法。买一本《全唐诗》，皓首穷经将它背得滚瓜烂熟，是否就意味着读懂了唐诗？长篇随笔《唐诗的读法》，阐述了诗人西川对唐诗的另一番理解。他认为，读唐诗，不能把古人供起来读，而应以同代人的立场去理解唐代诗人所关心的问题，理解他们创作的秘密何在，思考“古人为什么这么做”。“只有当我们深入古人之间，看他们互相争吵，这时，古人才能活起来”。这应当也是唐诗的另一种读法。

    采用何种态度阅读古文学，英伦才子亨利·希金斯在《如何读懂经典》中专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在物质世界中无所用的诗，在物质世界以外却大有可为。作家乔治·普登汉姆把诗比作“良药”：“若能从容地悲伤，也是件乐事”，难过的时候，“悲伤本身”也有助于“治愈心病”。在唐诗里，不但每一个物象都有其代表的意境，唐诗还“给我们当头棒喝……使我们从醉生梦死中惊醒，看到生命有多宽广”（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语）。阅读经典，一是从古诗词中获得修养，二是创造的秘密，就是“古人为什么这样做”？唐人怎么写诗？又为什么写诗？为什么好诗人多集中在唐代？唐人写诗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唐代诗人、读者、评论家的诗歌标准与当下相异还是相同？他们又是如何处理他们的时代？西川认为，诗“追求深层含义”，“值得讨论的问题太多了……”在他看来，“唐人写诗，是充足才情的表达，是发现、塑造甚至发明这个世界，而不是简单地把玩一角风景、个人的小情小调。”

    “哲学家能在政治与道德思想的语言上另辟蹊径，诗人最重要的是在情感语言上别出心裁。”西川并不完全认同亨利·希金斯这一观点，他认为，“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发音来阅读以中古音写就的唐诗，这本身就有令人不安之处……”在他看来，即便“看出、分析出唐诗的立意之高、用语之妙”，也未必读出唐诗的“真实面”。正如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言，所有文学形式中就属诗“最为隔绝在历史洪流之外”。客观上，科举制度以及进士文化的存在，使得我们几乎没有读唐诗的资格。就像西川说的，“这话有些冷酷，但现代人真正进入进士文化确实不容易。”一方面，唐诗的“字词和其意义的关系，比日常语言更加紧密”，而我们对唐诗的理解，多与我们过去的经验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唐代诗人多为进士出身，就是普通士子所读的那些书我们也没有读过，他们受过整套儒家教育，而我们没有受过。偶有接触，也不过皮毛乎？尤其唐诗用典，我们真读不懂。

    “很多人讨论唐诗，讨论的只有‘诗’，没有‘唐’。他们讨论唐诗的方式与他们讨论宋诗或明清诗的方式没有区别。”在西川看来，唐朝的诗人们也从未考虑或者改造诗歌的本身，既“不改造诗歌的形式”，也“不发明诗歌的写法”。唐朝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朝代，是付出了代价的。而最大的代价，是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在《唐诗的读法》中，西川从“进士文化”“儒家道统”等多个层面重返唐诗的写作现场。

（摘自刘英团《回到唐诗的写作现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