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桃花文化

    桃花，作为一种自然物，本来不具有“文化”的涵义。但是，桃花以它俏丽的色彩、缤纷的落英触动了中国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被渗透，融汇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因素，并且作为人们共同认可的一种信息载体，世世代代承袭相传，于是，如同中国的“梅文化”、“菊文化”一样，“桃花”也成为我们民族集体记忆和心理深层的积淀物，形成了中国的“桃花文化”。

    中国的“桃花文化”和女性有不解之缘。早在先秦的《诗经·周南》中，就有一首关于桃花的诗。“桃之夭夭”，描写茂盛、火红的桃花，并用桃花来比喻年轻美貌的女子。春秋时代，息国的国君夫人息妫容貌美丽，被人称作“桃花夫人”。唐代的崔护在京都郊游，邂逅一少女，次年再访，人去桃花在，崔护感伤不已，题诗慨叹，“人面桃花相映红”一句就成了千古名诗。还有清初孔尚任的著名悲剧《桃花扇》，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为有黛玉葬花写的《葬花辞》和《桃花行》。源远流长的桃花文化，从古代《诗经》一直唱到今天那桃花盛开的大江南北。

    在中国，“桃花文化”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民间吉祥喜庆活动，特别是恋爱、婚姻这类人生喜庆之事里，桃花是“尚红”礼俗的主要角色。桃花坞、桃花酒、桃花运，包含“桃花”一词的人名地名更是不胜枚举。我国由历史沿袭形成众多的桃花观赏景点，早春二月，人们踏青采撷归来，多是几枝早开的桃花。至于与桃树桃花桃实相关的文化现象，几乎无处不在：传说桃都山有一巨大的桃树叫“桃都”，上有天鸡，天鸡一叫，天下的雄鸡也跟着叫。在中国神话中，仙桃又是长寿的象征，神话中的王母娘娘有“蟠桃宴”。桃树可家植于屋前舍后，更多的是漫山野生，人们又用“桃李满天下”比喻老师的学生之多……

    那么，中国桃花文化为何如此独特呢？

    桃花文化，反映了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大自然最美的季节是万物复生、欣欣向荣的春天，中国文人对春天倾注了十分炽热的情感，“咏春”的诗文特别发达。而春天又美在桃花盛开的时节，于是，自我们所能见到的《诗经》始，铺陈春景，不能不写桃花。永恒的自然界，极富生命力的桃花，激发了中国文人的艺术想象力和热爱生活的心愿。中国文人把自然界的桃花作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本质力量和自己情感意识的对应物加以抒写。他们借桃花歌颂自然美、劳动美、创造美，表达对永恒自然和永恒生命的向往。

    桃花文化还渗透着“儒与庄禅互补”的文化精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文人两种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文化心理。一方面，他们要身体力行，去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由于现实不断击碎他们的理想之梦，于是造成了他们的失落心理，他们只好“穷则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回归田园，在庄禅的境界中求得精神上的休憩和解脱。于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他自己，也为与他一样的失意文人创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桃花源作为中国文人的精神栖息之所，世世代代吸引着文人学士，形成了他们的“桃花源情结”。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桃花源之不可寻，他们寻找桃花源，几乎与屈原的《天问》一样，上升为一种探索宇宙、社会和人生哲学的思维模式。

中庸之道与社会和谐

崔永东

    ①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即“用中”，亦即按“中”的标准去做。“中”是 “恰到好处”，是一种“完善”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对它的偏离，因而都是不好的。但那种将“中庸之道”当成一种折中主义的看法是一大误解，“中”并不是一把在表面上或数量上对事物进行所谓“半斤八两”式平分的标尺。“中庸之道”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是一种真正的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又与“和”有密切关系，东汉大儒郑玄对“中庸”解释道：“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是指按“中”的标准去做就会达到一种“和”的状态。和谐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因此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

    ②中庸之道作为一个方法论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表现为宽猛相济、德刑并用的治国方略。但德刑并用不是指德教与刑罚平分秋色，而是指德主刑辅，按儒家的观点看，德主刑辅恰恰是一种实质的“中”，而德刑并重是一种表面上的“中”，表面上的“中”并不合乎真正的“中庸之道”，而实质的“中”才体现了中庸之道的真实内涵。另外，中庸之道还表现为一种政治理想，或者说一种为政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儒家所谓“致中和”的境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了“中和”，不仅实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而这正是儒家孜孜以求的为政者的终极境界。

    ③中庸之道适用于法律领域，则要求在立法上注意寻求各种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平衡点，适当考虑民众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一个立法公正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局限，儒家对立法公正的理解与今天相比有很大出入。孔子有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则强调了刑罚公正问题，应该说，儒家的司法思想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用今天的标准看，一种以公正和人道精神为主宰的立法与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④中庸之道适用于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它反对在文化问题上搞“不破不立”，反对横扫一切文化传统，提倡文化的“损益”式发展。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有肯定、有否定、有继承、有创新，既非故步自封，也非目空一切，而是主张在继承传统中的优秀成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⑤中庸之道适用于经济领域，则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从“中庸之道”的立场出发，不赞成将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的制度，因为这些都有碍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但我们不能把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张简单地理解为财富分配上的一种平均主义，而应该从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深意。

（选自《200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阶段成果选编》，有删改）

    从简陋的石器到高精尖仪器，从茹毛饮血到各式精致菜肴，从原始粗糙的石洞到豪华的别墅，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强大能力当让天地惊叹畏惧。最初的人类，食物和住所没有稳定的保障，面对经常的频繁迁移，天然住所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洞穴、树木都是躲避天敌的良居。当满足了吃穿这些身体基本需求之后，人类开始致力于打造一个舒适的栖息环境。于是，农耕取代了狩猎，天然的洞穴变成了巧手搭建的房屋。随着建筑技术不断更新，人们开始按照设计好的方案建造房屋。从木石合用的点式建筑，发展到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和寺庙建筑群。到了现代，房屋建造从根本上发生了变革。人工材料取代了天然建材，结构更加稳固，外观愈加独特美观。钢筋水泥打造的城市群从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当人类为自身驾驭自然的能力信心满满时，生态的反作用力也开始困扰我们。工业社会的经济体系建构在亚当·斯密“利润最大化、产量最大化”的理论基石之上，而对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所失虑。高发展带来的是高消耗、高污染与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如果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破坏的只是局部的生态系统而导致区域性的文明衰败，那么工业文明、城市化进程破坏的则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大面积与大规模的建筑消耗了大量宝贵而有限的资源。文明在经过数十世纪的成长与进步之后，正在面对“拐点”到来的可能。

    除了高楼，我们还能住在哪里？低碳，正成为解救地球危机的一把重要钥匙。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低碳重构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几年前的上海世博会宣扬了“和谐城市”的理念，以回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其实，人类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住宅，似乎也可以与和谐的城市理念遥相呼应。成本低廉、环保节能的草屋，冬暖夏凉的窑洞，结构简单、远离喧嚣的穴居，默然回归自然的极地冰屋，像鸟儿一样搭建的树屋，就连海上货运划时代的产物——集装箱也可以变身循环经济住房……这些并不是哗众取宠或所谓的行为艺术，它们能与钢筋水泥建筑物并存，体现了一种对文明的尊重态度，是人类善待地球的最亲近方式，一种认知抑或精神上的享受。

    在这样的房屋面前，我们不再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并对自然发号施令，而是充分尊重并善待自然，维护环境的稳定与和谐。住房的回归、维持与创新，迈出的是一小步，对人类文明进程而言却是一大步。

（摘编自贾欣、孟睿《除了高楼，人类还能住在哪儿》，略有改动）

金大力

汪曾祺

    金大力想必是有个大名的，但大家都叫他金大力，当面也这样叫。为什么叫他金大力，已经无从查考。这个金大力只是一个块头很大的家伙，是个瓦匠头儿，是个老实人。

    他怎么会当了瓦匠头儿呢？

    按说，瓦匠里当头儿的，得要年高望重，手艺好，有两手绝活，能压众，有口才，会讲话，能应付场面，还得有个好人缘儿。前面几条，金大力都不沾。金大力是个很不够格的瓦匠，他的手艺比一个刚刚学徒的小工强不了多少，什么活也拿不起来。一般老师傅会做的活，不用说相地定基，估工算料，砌墙时挂线，布瓦时堆瓦脊两边翘起的山尖，用一把瓦刀舀起半桶青灰在瓦脊正中塑出花开四面的浮雕……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这人很拙于言词，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老是闷声不响，他不会说几句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的应酬门面话讨主人家喜欢；也不会说几句夸赞奉承，道劳致谢的漂亮话叫同行高兴；更不会长篇大套地训教小工以显示一个头儿的身份。他说的只是几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说话很慢，声音很低，跟他那副大骨架很不相符。只有一条，他倒是具备的：他有一个好人缘儿。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人缘儿会那么好。

    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愿意找他。一般的零活，比如检个漏，修补一下被雨水冲坍的山墙，这些，直接雇两个瓦匠来就行了，不必通过金大力。若是新建房屋，或翻盖旧房，就会把金大力叫来。金大力听明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告。主人家点了头，他就去约人、备料。到窑上订砖、订瓦，到石灰行去订石灰、麻刀、纸脚。他一辈子经手了数不清的砖瓦石灰，可是没有得过一分钱的好处。

    每天，金大力都是头一个来，比别人要早半小时。来了，把孩子们搬下来搭桥、搭鸡窝玩的砖头捡回砖堆上去，把碍手碍脚的棍棍棒棒归置归置，清除“脚手”板子上昨天滴下的灰泥，把“脚手”往上提一提，捆“脚手”的麻绳紧一紧，扫扫地，然后，挑了两担水来，用铁锹、抓钩和青灰、和黄泥。灰泥和好，伙计们也就来上工了。他是个瓦匠，上工时照例也在腰带里掖一把瓦刀，手里提着一个抿子。可是他的瓦刀抿子几乎随时都是干的。他一天使的家伙就是铁锹、抓钩，他老是在和灰、和泥。他只能干这种小工活，也就甘心干小工活。他从来不想去露一手，去逞能卖嘴，指手画脚，到了半前晌和半后晌，伙计们照例要下来歇一会，金大力看看太阳，提起两把极大的紫砂壶就走。在壶里洒了两大把茶叶梗子，到他自己家的茶水炉上，灌了两壶水，把茶水筛在大碗里，就抬头叫嚷：“哎，下来喝茶！”傍晚收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走。他要各处看看，看看今天的进度、质量（他的手艺虽不高，这些还是会看的），也看看有没有留下火星（木匠熬胶要点火，瓦匠里有抽烟的）。然后，解下腰带，从头到脚，抽打一遍。走到主人家窗下，扬声告别：“明儿见啦！晚上你们照看着点！”——“好呢，我们会照看。明儿见，金师傅！”

    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可是拿的工钱很低，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这我就知足。”

    金大力不变样，多少年都是那个样子。高大结实，沉默寡言。不，他也老了。他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了，虽然还不大显，墨里藏针。

（选自《汪增祺作品集》，有删改）

    材料一：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

    重庆市巴南区区委书记李建春代表说：“我国要实现2020年规划提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目标，平均每年必须实现1000多万人的户籍城镇化。”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带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消费需求，使巨大的需求潜力转变为经济增长动力。

    “城镇化既要‘面子’好看，更要‘里子’实在。”河南省信阳市市委书记乔新江代表说，“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进城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让更多人‘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要让他们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让他们在城里过得更加体面、活得更有尊严。”

    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鹤龄委员说，要提升城镇化质量，还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人选择在中小城镇生活，解决人口在大城市扎堆的问题。”

    乔新江说：“城镇化要培育配套产业，要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城镇化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就业，”王鹤龄说，“有了产业，才能吸纳就业、容纳人口，有了产业体系的发展，才能推动城市设施不断完善。”

    李建春说：“从国家层面看，城镇化战略很清晰，就是‘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

    （摘编自齐志明、李坚、许晴《城镇化不能重“面子”轻“里子”》）

    材料二：

    自1950年以来，世界城市人口增长迅速，已从7.51亿增加到2018年的42亿，城镇化率从30%提高至55%。

    （资料来源于互联网）

    材料三：

    2016年5月，我国整体上并不存在“逆城镇化”的现象，但需要采取措施逐步消除不正常现象。一是对城镇化要有清醒的认识和信心。我国城镇化进程远未结束，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与发达国家甚至与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城镇化率依然较低，而且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还包括了2.5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已完成的城镇化进程也还不完整，城镇化仍然是我国广阔发展空间和不竭发展动力的重要组成，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型城镇化。二是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中小城市优先配置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高人口吸引力，使得“让落的地方也想落”。

    （摘编自相伟、谷宇辰《中国出现“逆城镇化”？》）

    材料四：

    美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做法：

    一是打破行政区域界限，着力打造大“都市圈”和“城市带”。美国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整体统筹区域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建设，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构建集聚度高、开放式、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形成了国际性大都市、全国性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地方小城市和中心镇等不同层次、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

    二是整合各种要素，培育提升龙头城镇的聚集效能。在小城镇的建设中，美国注重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合理配置资源，培育龙头城镇和城镇群，提升聚集效能，以点带面、渐次连片，在城镇群向都市圈和城市带的发展中消除城乡差别，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三是建立农业政策支持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秉持以农民为本的理念，尊重农民利益，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用工业剩余反哺农业，妥善处理农民的困难和问题，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完成城镇化，保证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摘编自李军国《美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