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①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掏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几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②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起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淘箩的影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一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一株菜。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③四叔说。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节选自鲁迅的《祝福》）

狗皮帽子

阿成

    1944年,终于被黑龙江的酷寒冻“明白”了的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东北征用狗皮了。当然,也可以征用狐皮、紫貂皮和熊皮。但这些东西配给普通士兵不合适,再者也无法与关东军的总数成正比。

    狗皮好。狗皮做成帽子,特别暖和。开始的时候,日本士兵是抢中国人的狗皮帽子戴。但是堂堂关东军,到处抢中国老百姓的狗皮帽子戴,怎么说,也显得有点不成熟,有点露怯,另外太滑稽。于是,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下令:在东北全境,征用狗皮。

    我当时关押在日本关东军的监狱里，我是思想犯。征用狗皮的命令下达后,监狱的日本人就安排我们这些犯人到郊区的乱尸岗子去打野狗。

    当时,我们听了这个“命令”,都特别高兴。不管怎么说,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了。天天呆在监狱里都呆傻了。日本看守总是老一套:大清早起来,让全体犯人面朝墙下跪,或者全部跪着,跪成一圈儿。然后,再两人一组,互打嘴巴,或者三人一组,交叉着打,或者,十几个人一组,轮流打。这种打嘴巴的“功课”,超过一百下,犯人们就打糊涂了。井上和齐滕就找出包括我在内的三个打错了的人,齐滕把我们三人用大雪埋起来。他顽皮地说,让你们清醒清醒。

    几个被埋在雪里的人直想笑,而且根本无法控制。先前，我对冻死的人都是笑着脸不能理解，现在亲身体会到了。井上和齐滕都受过高等教育，是有知识有经验的看守。他们听到我们在雪里的笑声,知道下一步就是死亡了,立刻把我们扒出来,弄回牢房去。井上还用他的照相机抓拍我们的局部特写。

    打狗的日子到了。井上对我们说:每人必须打三条野狗,否则,就地枪崩。接着,齐滕发给每人一根硬木棒子,作为打狗的用具。拉尸体的牛车从雪地上嘎吱嘎吱地过来了。井上命令我们五十个犯人跟在牛车后面走。我走在最前面,几乎与牛车老板并齐前进。赶牛车的老板说,小子,别慌神儿,稳住,先挑公狗打。

    牛车嘎嘎吱吱地赶到乱尸岗子的腹地了。赶牛车的老板跳下车来,自己一具一具尸体地往下搬,扔到雪地上,按着井上的命令,把尸体扔得尽量散开些,便于做饵打狗。

    五十个思想犯静静地看着,心里都挺难过。

    大雪仍在悠悠地下着。

    不久,野狗群从白色的地平线那儿出现了,像席地而来的云。估计有200余只,汪汪地吠着,把大雪天都叫乱了。

    我们五十个思想犯,手提着棒子,像散兵线一样,一字排开。

    我们后面是井上和齐滕,还有架着机枪的日本士兵。

    庞大的狗群壮观极了,个个膘肥体壮,斑斓夺人,动作也好看,自信、矫健,优美、凌厉的杀气,咄咄逼人。但看得出，它们并不打算攻击活人，它们并不想找麻烦。

    在野狗群将要接近那些尸体的时候,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喊:冲上去,打!

    后面是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前面是200余条野狗—打罢!

    犯人们缓缓地往前走,向野狗群一点一点儿逼近。

    一个外号叫“牛牤”的犯人,突然大喊一声,挥舞着棒子,冲了上去。没等犯人们反应过来,牛牤即被一条闪电一样射过来的精壮的大黑狗咬断了喉咙，井上和齐滕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

    犯人们用硬木棒子打着那些野狗。不少犯人手中的木棒打断了,只能徒手和野狗厮打。几十只野狗被发了疯的犯人打死了,一些犯人被同样疯狂的野狗咬死了。

    大雪在人兽的惨叫声中,从从容容地下着。

    我牢牢地、清醒地记住了牛车老板的话。我靠在一棵老榆树上,极力使自己镇静,以逸待劳,等着野狗们的袭击,只要冲上来一只,立刻用硬木棒子猛击它的头部。在我面前,已经死掉了十几只野狗了。我的腿肚子被野狗撕了一条肉去,血极其缓慢地往外渗着,身上、脸上、手上的狗血和人血都热乎乎的。

    退到雪梁上的牛车老板看呆了眼珠子。

    井上说,如果带照相机来就好了,太可惜了,场面难得呀。

    一个多时辰后,五十个思想犯,只剩我一个活着的人了。而那200多只野狗,也仅剩下那条精壮的大黑狗了。

    大雪仍在从容地下着。

    那条精壮的大黑狗,绕过狗尸和人尸,向我走来了。

    井上喊,不要打死它,抓活的!

    大黑狗在离我几米的地方站住了,幽幽地看着我。

    我流了眼泪,缓缓地举起了硬木棒子。

    大黑狗镇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调头走开了,它离开乱尸岗子,在不远处又停了下来。它的背面是那轮巨大的、血色的夕阳。然后,它走进血色的夕阳里去了。

    我提着那根硬木棒子向井上和齐滕的方向走去。我看见井上和齐滕几乎同时端起了枪。我没有停下来,甜美地笑着,依然向前走着。我想给他们二位留一个永恒的印象——一个自信的、凌厉的、毫不犹豫的中国人的印象。

    “8·5”光复,至少有500多日本关东军,就是戴着那些思想犯打死的野狗皮做的帽子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的。

（有删改）

初三毕业前夕，初三1班要制定“时光”纪念册，设置了“时光剪影”板块，策划小组选了迟子建的文章放入纪念册，请你仔细阅读文章，完成表格填写。

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①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

②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是天空最为熟悉的了。但也有的时候气压过于低，炊烟徘徊在屋顶，我们就会嗅到它的气息。那是一种草木灰的气息，有点微微的涩，涩中又有一股苦香，很耐人寻味。这缕涩中杂糅着苦香的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③在北极村的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从东窗，还能看见一座木刻楞房屋，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

④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她嫁了一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续。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太太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除了他，老太太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⑤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地叫着在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向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向他们招手。

⑥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被戴上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她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脸上的皮肤非常白皙，眼帘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挂钟，挂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个装着蚕豆，一个装着葵花籽，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桌子上的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时也会有一块糖。与她熟了以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

⑦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犹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这位老太太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于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⑧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太太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太太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太太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⑨老太太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面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眼老太太的烟囱，结果她连续几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知道老太太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太太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⑩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他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

材料一：

1915年到1921年这六年是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究竟什么路径才是救亡图存之道？究竟什么思想才能富国强兵？究竟什么主义才能复兴民族？

《觉醒年代》全剧直面历史追问，巧妙地将镜头对准大时代背景下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北大兼容并蓄的思想作风折射了当时社会精英们不同的救亡路径，让马克思—主义“自洽”地战胜落后思想，凸显了先进思想逻辑上的合理性。

20世纪前叶的北京大学新旧思想激荡，以林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为代表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成为新文化运动值得尊敬的对手。但剧中并没有将保守派知识分子刻画成一群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负面形象，反而从史实出发，刻画出一群学养、才情堪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匹敌的“传统”知识分子群像。特别是辜鸿铭在北大开“论中国人的精神”讲座的演讲、林纾与鲁迅的隔空笔战，均光明磊落，不失书生本色。可以说，《觉醒年代》巧妙地将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文化、政治等层面的新旧之争，浓缩进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之中，一幕幕话语交锋的场面让蛰伏在时间长河深处的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大时代的精神图谱在北京大学得以展现。

《觉醒年代》多线并进的叙事模式，将保皇派的复辟路线、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社实验乃至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探索——呈现出来。在描写诸派斗争之余，亦可瞥见当时一众精英人物为旧中国谋出路的种种探索。如“反派”张丰载赫然提出“袁世凯复辟才是救国之策、富强之本”的观点。这固然是新青年觉醒之路上的绊脚石，但也代表了当时一派的救亡思路；而以陈延年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实验团体互助社的成立与失败，则以一种亲历式的探索为黑暗中前行的国人进行了一次有益的“碰壁”，具有相当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新文化运动到张勋复辟帝制，再到“五四运动”，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的命运始终牵连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觉醒年代》将历史定格在北大，无疑是选择了一个最具解剖价值的历史切片。剧中的毛泽东来到北大，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碰面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些史实几乎都在北京大学发生，《觉醒年代》在进步学生与保守官僚两派势力针锋相对的角力、互动中构筑风云变幻的旧世界图景，并呈现大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徐宁《基于受众意识的创作导向与审美追求——从<觉醒年代>看主旋律剧集创新叙事策略》）

材料二：

《觉醒年代》全剧深入表现风云激荡中的个体人物，以对个体人物生命、情感状态的描绘和个体冲突的展现，试图改变以往同类作品中以群体冲突和时代冲突为主的宏大叙事。如《觉醒年代》重点表现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个体人物，对他们的刻画也并未在一开始就立足于“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个宏大的角度，而是一切从个体出发来进行展现的。特别是陈独秀这一人物，他一出场便是在日本衣衫褴褛地偷吃留学生们的饭，一边吃饭还一边喊着“这样的国无可救药”的狂言；剧中还表现他和儿子的矛盾、和友人们的分歧、蔡元培对其“三顾茅庐”的邀请以及他和辜鸿铭等旧派文人的争辩等。这些情节都力图摆脱因过分宏大所导致的概念化束缚，通过对人物个体性的展现来获取人性的丰富性和叙事的鲜活性，完成了创新的历史叙述和深刻的历史表达，继而引发共鸣。

由于人物表现的鲜活性与个体性，在总体历史真实的限定下，剧中对历史人物的呈现不再拘泥于概念性的历史本身，而是让人物散发着人性的魅力，如将李大钊对妻子的情感、对家庭的责任、对学生和长辛店工友们的关爱等，生动且具体可感地呈现于观众面前，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另一方面，这样的个体性表现，也赋予了这些历史人物以新的认知价值。剧中对陈独秀的个体性表现，让观众看到了他在传统历史评述之外的更多、更复杂的其他层面，对这一人物有了全新的认知。剧中对蔡元培、胡适等人也进行了较为立体的呈现，他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个人情感上趋同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但在政治立场上与李、陈等人又有着较大的分歧。这样的个体性叙事，让观众对这些重要历史人物产生了新的认知。同时，也因为这种新而产生了不同于常规认知的观赏价值。

《觉醒年代》在获得观赏价值的同时，亦以对影像的追求获得了艺术创新性。由于播放媒介所限，电视剧艺术不能与电影艺术的视听冲击媲美，但同样是视听艺术的电视剧也一直没有放弃“电影化”的影像追求。剧中更是多处使用有节奏和韵律的蒙太奇剪辑来进行视听叙事。其中毛泽东第一次出场的情节便颇具代表性。这段影像时间虽短，但十几个镜头交替出现：瓢泼大雨倾注而下，小商贩在街边冒雨叫卖，孩子头上插草，老妇拦车卖孩子，流浪汉衣衫褴褛地乞讨，军阀骑着马冲击百姓，富家公子在车内吃着汉堡悠然地看街景等，而唯有毛泽东，抱着刚出版的《新青年》逆街行走，街上一沟污浊的雨水被他一脚踏开。这组镜头将当时长沙乃至整个中国的真实状态细致地呈现出来，以视听艺术特有的表现力实现了简洁而有力的叙事。

《觉醒年代》以“觉醒”为主题，深刻挖掘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必然。在具体表达上，该剧获得了新的认知价值和观赏价值，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创作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赵卫防《<觉醒年代>：思辨与观赏的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