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桨到了那些地方，我才惊奇地发现我自己已给成亿万的小鲈鱼围住，都只五英寸长；绿水中有了华丽的铜色 ， 它们在那里嬉戏着，经常地升到水面来，给水面一些小小水涡，有时还留一些小小水泡在上面。

聚宴

符浩勇

    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儿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大半个城，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个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那口气仿佛有什么不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跟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也不忘掏出五元钱丢在纸上……

    没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行人并不稀疏，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被挤得更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围墙后破败的院落，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没捞着。如今好不容易在城南租个小铺面开了一家音像店，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店门脸小，声乐的世界可大着呢。我和他一来二往混熟后，不时就相邀小聚，大多是到郊外农家菜馆去，要几样应时的小菜。阿炳酒量并不见好，独独喜欢三春椰酒，喝到醉眼曚昽时，便学着电视里的广告词，戏说你好我也好。由此我常常想起认识他的那个宴席上他为我挡酒，心里便陡增些许敬意。

    街边车水马龙，一个老汉沿街乞讨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和阿炳走在街边，见到乞丐或残疾人，他总是像准备好了似的，悄然丢下三五元钱。我说，那些都是装出来的。有电视台采访一位在街边乞讨的孕妇，结果她拔腿就跑，原来大肚子是垫起来的。他听了只是笑笑。我知道他未必相信我的话，或者就不打算相信。有一次，我明知不能说服他，却还是说：“你就图个心安？”他却说：“不是心安不安。只要他们高兴，而且这付出也是我能承受的。” 

    也许这只是缘起。后来一件窝囊透顶的事，弄得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想必阿炳的心情也不会平静。

    那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朋友的朋友，从贵州大山里赶来，办了一个小型慈善讲座。主讲人林山似乎还没有抖落从远山而来的疲惫，他给我们看了九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木板钉成的墙壁、渴求的眼神、龟裂的手指等等，诉求贵州远山深谷里教育亟待拯救。他的演说声泪俱下，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现场募捐时，我掏了600元，阿炳捐了2000元。我知道那是他筹集的进货款。那时，他的音像店几乎没有进账。

事后一个月，阿炳似乎还没有从贵州的大山里走出来。他说，如果可能，真想去贵州支教，哪怕是一个月。于是我设法联系朋友的朋友，可是林山似乎人间蒸发了，倒是打听到那天在场41人捐了16.4万元。朋友的朋友找到朋友，说是林山的手机关了，他们也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认识林山的。我特意上了那个网站，网站上有林山贴的很多图片，包括演讲现场见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很多帖子，呼吁社会关注贵州大山里的孩子。林山失踪后，网站上的资料也就停止了更新。种种情况表明：我们受骗了。但阿炳并无失落，他始终相信他固执的直觉：林山深遂的眼眸里燃烧着诚意……

    一年过去，我和阿炳仍会在朋友聚会小酌时相互关照，但我心里不觉有点生分，害怕他会提起因我的冒失而引致的尴尬结果。渐渐地，我甚至觉得他每一次对我的笑都意味深长。但阿炳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对捐助贵州大山的事只字不提。不时，我和他还是相约到郊外农家菜馆去，依旧是点几样应时小菜，酒还是熟识的三春椰酒，却未见他再沉醉过。上周末，阿炳外埠的朋友来了，我还应邀到城郊农家菜馆去赴宴；今天周四，他打来电话非让我去找他，究竟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呢？

    远远的，我听到从阿炳的音像店里飘出来天籁般的旋律，正想呆在街边沐浴一番。不想阿炳从店里出来了，不容我迟疑，催我进屋。

    屋里不大的空间，摆了一张扁形饭桌，放着一瓶贵州醇白酒，还有外买的几样小菜，却摆了三个座位。我机警地问：“还有谁？”

    只见阿炳抖出一张发皱的都市报，神情有些异样，他说：“还记得吗？那位贵州大山来的林山，他，他没有骗我们，他是在回贵州途中遭遇不测的……好在那个无意伤害他的人发现了那些钱（捐款）的来路……最终那些钱用在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那晚，我和阿炳都喝得酩酊烂醉；那晚，我和阿炳畅游在音乐的潮浪里，我只记得阿炳的眼眸里好亮好亮。

（选自《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木鱼

周海亮

    冬子小时候，家里穷。不仅他家穷，全村都穷。不是吃不到米闻不到肉的那种穷，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那种穷。贫穷与饥饿贯穿了冬子的重年，即使现在想起，冬子的记忆深处，仍然是望不到尽头的饥饿。

    冬子九岁那年，村里有亲戚嫁女，娘带冬子去吃喜宴。临行前娘嘱咐冬子说，饭桌上一定要放开了吃，吃慢了，东西就没了。又说，千万别动桌上那条鱼，否则会被别人笑话。冬子问为什么，娘说那是条假鱼。鱼是木头雕刻而成，上面浇了汤汁，撒了葱花。盛在盘子里，端上桌，与真鱼别无二致。娘还说木鱼是栓叔的手艺，栓叔一晚上就能将一截木疙瘩变成一条活灵活现的鲤鱼。娘带冬子来到亲戚家门口，再次嘱咐冬子不仅要吃得快，还要尽量步多。吃饱了，咱家晚上那顿就省了。她说。

    六个菜，一个汤，满桌人吃得像猪。普通的蔬菜，加几片肉，味道就完全变了。冬子听了娘的，快吃，使劲吃，却总是吃不饱。那条鱼摆在桌子中间，假如娘事先不说，冬子绝不会当它是一条木鱼。鱼浇了汤汁，撒了葱花和香菜，那是一条红烧口味的木头鲤鱼。亲戚家虽穷，但厨艺高超，据说能把一条鱼变成七八种不同的味道。木鱼也能。不过仅仅是味道的样子。

    满桌人心照不宣。他们的筷子和汤匙伸向不同的盘子和汤碗，却绝没人去碰那条鱼。桌上很快只剩残羹冷炙，唯有那条鱼。仍然闪烁出诱人的光泽，散发出美妙的酱香。满桌人仍不散去，他们蘸着盘子里剩下的汤汤水水，啃着手里的黑面馒头，那也是平常时日难得的吃食。

    冬子有将筷子伸向木鱼的冲动。冲动那样强烈，有那么几个瞬间，他几乎无法自控。他强迫自己不去看那条鱼，可是鱼却顽强地游进他的眼睛，挠着他的喉咙，终于冬子做出令他和他的家人从此蒙羞的举动——他动了那条鱼，他甚至夹起撒在木鱼上的葱花。他甚至将那些葱花，直接填进嘴巴。

    他挨了娘的一顿巴掌。他受到村人的讥笑。以后很多年，他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他不仅仅是动了一条木鱼，更是动了乡村的规矩，动了主人的尊严。一条木鱼，没有人动，它便是一条色香味俱金的真正的鱼，便是富足和希望；动了，它便成为一个木头疙瘩，成为欺骗，成为乡间岁月的颓败与贫穷。

    那条木鱼挂在冬子的胸前，顶在冬子的头上，刻在冬子的脑门上，挤在冬子的心里，很多年挥之不去。

    后来冬子进城，吃了很多苦，终于成为一家水产公司的老总。这些年他几乎吃遍世界上所有的鱼，但童年里的那条木鱼，仍然时常游进他的心里，即使在梦里，也香气四溢，令人垂涎。然后让他在醒来以后，充满差愧。

    常跟娘说起这件事，娘说，是那时大穷了。冬子说，或许是。娘说，是你太无理了。冬子说，或许是。不过一个孩子动了一条木鱼，有什么大不了呢？冬子觉得，一条木鱼，绝不该让他背负这么多年的沉重。

    一次冬子去民俗博物馆，突然觉得那里面似乎缺少一条可以摆上餐桌的木鱼。他想为博物馆捐赠一条，馆长当然乐意。为这事冬子专程回了一趟乡下，他找到亲戚，问那条木鱼还在不在，亲戚找了很久，终于从一堆破铜烂铁里翻出来。木鱼上市满虫眼，却依然话灵活现。——一条木头雕刻而成的鱼远比一条河水里的真正的鱼，有着更为长久和顽强的生命。

    冬子带木鱼返回城里，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找一位匠人雕刻了一条鱼。他把新雕的木鱼送到博物馆，将真正的老木鱼拿回家，刷干净，加了底座，摆上桌子。

    生日那天，冬子调好汤汁，切好葱花，然后将那条木鱼，恭恭敬敬地端上餐桌。

    冬子对儿子说，吃鱼。

真相

江峰

    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

    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十二亩地、六头猪、一头牛，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三四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

    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

    女人住进来的第四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哗哗地淌了下来。

    “嗯，你就甭操那心了。”男人说。

    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

    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

    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哥扯了回来。妻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

    “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

    “医生说了没事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哥安慰着男人。二十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五六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

    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

    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三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哥和妻妹多吃点儿，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

    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

    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邻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

    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

    还是那么大的嗓门儿，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

    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儿，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儿，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

    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

    “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

    “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

    “牛和猪早托俺妻哥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儿，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

    我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