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65载红楼情

京梅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并根据其中六首吟咏曹雪芹的诗，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已是名家的胡适见到后，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两人有了交往。1948年，周汝昌向胡适借阅他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先生慨然允诺。当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书带回老家，花费两月时光，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以及有正书局的《戚序本》，整理核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见到周汝昌的信，胡先生当即回复说：“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正是从那一天起，周汝昌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红楼”之旅，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历经种种曲折，直到2004年5月1日，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对 11种《红楼梦》古抄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才正式出版。

一愿已酬，然此时距他当初慷慨激昂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已历56年矣！周汝昌百感交集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周汝昌出版的第一部红学专著，是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时(1953年)他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后来听说此书在当时的北京文代会上差不多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后来也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毛在他自己的文章《评读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及该书。

周汝昌是一位博学、勤奋的真学者，其治学初以语言、诗词理论、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国学基础博厚，一生著作可谓等身，自1959年出版 《范成大诗选》后 ，又连续出版《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数种，而他自己也极善诗词，所作诗词曾得到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赞叹。此外，周汝昌的书法也极有造诣，自谦“不是书法家”的他，自幼研习欧楷笔法，20岁后深研“兰亭”，所写瘦金体，刚风俊骨，墨采焕然。只是受视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周先生还擅长京剧，据说当年燕大舞台上，“周氏小生”曾经倾倒过无数“粉丝”。

有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年！从青年时起，周汝昌双耳便逐渐失聪，戴助听器还得别人在他耳边高喊。1975年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将两个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看书写字。此后的岁月，他几乎每天就是趴在一张简易的旧折叠桌上，凭着仅存的一丝视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小纸片上，由他女儿将它们誊写在稿纸上、敲击到电脑中。近年，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仅剩余些许听力，写作也只好改成了口述的方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老人才思泉涌，后又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本》等数部专著。

《红楼梦》对广大读者有着巨大的魅力。时至今日，这魅力之后则是无数巨大的商机。近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商业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据估算，一本《红楼梦》产值已达数十亿！《红楼梦》正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楼梦”。而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一的周先生，却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在常人看起来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周先生只是很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咣的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又舒张开了。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在轻轻地摇摆。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夏天的时候，把衣服放在大柳树下，脱光了屁股的小伙伴们一跃跳进故乡的清凉的小河里，一个猛子扎出十几米，谁知道谁在哪里露出头来呢？谁知道被他慌乱中吞下的一口水里，包含着多少条蛤蟆蝌蚪呢？闭上眼睛，熟睡在闪耀着阳光和树影的涟漪之上，不也是这样轻轻地、轻轻地摇晃着的吗？失去了的和没有失去的童年和故乡，责备我么？欢迎我么？母亲的坟墓和正在走向坟墓的父亲！

    方方的月亮在移动，消失，又重新诞生。唯一的小方窗里透进了光束，是落日的余辉还是站台的灯？为什么连另外三个方窗也遮严了呢？黑咕隆咚，好像紧接着下午便是深夜。门咣地一关，就和外界隔开了。那愈来愈响的声音是下起了冰雹吗？是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到处还靠人打铁，我们祖国的胳膊有多么发达的肌肉！呵，当然，那只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来自这一节铁轨与那一节铁轨之间的缝隙。目前不是正在流行一支轻柔的歌曲吗，叫作什么来着——《泉水叮咚响》。如果火车也叮咚叮咚地响起来呢？广州人可真会生活，不像这西北高原上，人的脸上和房屋的窗玻璃上到处都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广州人的凉棚下面，垂挂着许许多多三角形的瓷板，它们伴随着清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美国的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真不知道基辛格听我们的杨子荣咏叹调时有什么样的感受。京剧锣鼓里有噪音，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吗？反正火车开动以后的铁轮声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下一站，或者下一站的下一站，或者许多许多的下一站以后的下一站，你所寻找的生活就在那里，母亲或者孩子，友人或者妻子，温热的澡盆或者丰盛的饮食正在那里等待着你。都是回家过年的。过春节，我们的古老的民族的最美好的节日，谢天谢地，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年了。再不会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

比尔基纳乌的黑雪

波列伏伊

    在科内普家里就着香气扑鼻的马林果酱喝茶时，我们闲谈起来。从谈话中我们获悉，奥斯威辛集中营还不是纳粹兽行之最，地球上还有比它更可怕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比尔基纳乌，也是一个死亡集中营，营址离奥斯威辛不算太远。

    科内普先生所讲的情况，委实令人难以置信。奥斯威辛集中营毕竟属于劳役性质的集中营。囚徒只要还健康，只要还有力气，就被使用来做各种苦役。被烧掉的只是那些衰弱到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被烧掉的只是些不能生利，榨不出油水的人。当一批人被送入化人炉时，马上就另派一批人来干活，不能干了便被送去烧死，再派一批人来干。死亡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转动着，但相对来说转的是比较慢的。

    比尔基纳乌纯粹是个杀人营，一列一列载满囚徒的火车从四面八方开到比尔基纳乌来，有的来自被占领国，有的来自附属国，有的甚至来自德国本土，全部都是直达快车，沿途所有车厢全部加锁，只是到了夜里才打开车门，清除粪便和死尸。倘若有谁未经允许向外探头，当即就会被子弹打死。

    列车载着注定死亡的人开进比尔基纳乌车站。与奥斯威辛不同，这个站名很少为人所知。在表面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枢纽站。几条双轨铁路线以此为轴通向四面八方。车站大楼上悬挂着开往柏林，德累斯顿，布列斯拉乌，华沙以及维也纳等地的列车时刻表，站台清洁，身穿铁路职工制服的人员在上面来回走动。进站列车停车的位置似乎是一条备用线，车门一打开，饱受几天长途旅行折磨之苦的旅客们便从车上跳下，贪婪地呼吸新鲜空气，那些彬彬有礼的翻译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艰苦生活结束了。可是所有旅客必须在这个车站上清理个人卫生，洗个澡，把携带物品进行消毒，然后再换乘旅客列车离开这里，去工作地点。那些手头有钱的旅客们还可以买到夹肉面包和其他食品。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两座椭圆形的建筑，分别写着：“男浴池”“妇女儿童浴池”。

    旅客们兴高采烈地走进这两座建筑物，把随身携带的东西交出来消毒，然后脱光衣服，领到一个小牌和一小块肥皂直接走进一个清洁的大房间，房间的地面铺着锌版，周围有一些冷水和热水的淋浴喷头。然而，当他们开始洗澡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身后的大门已经紧闭。接着，房间的顶上便开始放出毒气，经过十至十五分钟，这些愉快地洗澡的旅客便成了一具具死尸。比尔基纳乌这座“壁炉”就这样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旅客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死尸源源不断地拖出去，被一辆辆小货车运进火化炉。在火化炉来不及把这些可怕的原料全部吞吃的情况下，这些尸体就被一堆堆地扔进几个大水泥坑里，浇上汽油露天焚烧，每次可以烧二三百具。

    “你们在飞机上是否注意过这里的雪是什么颜色的？这里的雪是黑色的，黑的像无烟煤。”

    “这种空气我们已经吸了五年啦。”科内普太太补充说，“我现在虽然看着你们，可我仍然不敢相信，莫非这一切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早晨，彼得罗维奇把我们叫醒了，我们请科内普先生带我们到比尔基纳乌去，他同意了。

    约在两周前，党卫军把车站、澡堂和铁路都炸毁了，那里如今只有一堆堆混凝土块和扭曲的铁轨。

    当时正是冰雪消融的时节，昨日厚厚的新雪化掉了，我们极目望去，看见直到天边的残雪确实都是黑色的，乌油油的，我伸出手来，摸了一摸这种雪，手上立即染满了污垢，这时我甚至抖了一下。这些灰渣是数十万人骨灰的微粒，这些人是曾经活过，有过感觉，爱过和痛苦过的啊！废墟永远是废墟了，根据废墟很难看出原来建筑的样子，但是在科内普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心中又勾画出了这个附设有各种道具性质的服务系统，并且起着道具性质作用的车站，从一个堆满了大块混凝土的废墟露出一块列车时刻表的残片，我们还看到了道岔和路轨的尽头。最后，我们来到了澡堂的废墟，我们看到爆炸的气浪只掀去了火化场的房顶，一座火化炉依然故我地立在旷野中，通过敞开的炉门可以看见未烧尽的残骨，从炉里掏出一大堆骨灰，颜色有点发蓝，很干燥，踩下去所发出的并不是窸窣声，倒像个死者在脚下呻吟。

    我们带着满脑子可怕的印象在向晚时分回到了方面军司令部，马上听到了一则十分有趣的新闻，白天克拉依兹布尔格已被我们方面军占领，该市是通往奥德河要道上的最后一个城市，居民都是德国人。有两个第七处的军官（一个大尉，一个中尉）刚刚从那里回来，给我们讲了一桩可笑的事情。他们和坦克部队一起进入克拉依兹布尔格。因为急于想得到这里的档案，于是找到了县长办公大楼。

    正当他们翻阅一大堆文件的时候，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个德国人打着官腔满肚子不高兴地说道：“是弗兰茨吗？我从早晨就不断给你打电话，你跑到哪里去了？总该留个人看电话吧。”

    “您是谁？”大尉莫名其妙，也用德语反问了一句。 “弗兰茨，您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对方发火了。“您疯了吧，真是死到临头还不知！俄国佬打来了，据说离你们市已经很近，你们还在喝酒，到处乱逛。”

    “我再问一遍，您究竟是哪一位？”大尉问道，此刻他已经猜测出，这次谈话意味着什么。

    事情已经明白了，大尉是在和布列斯拉乌市州长谈话，显然，这位州长把我们的大尉当成了自己的下属了。这个德国人竟然不知道自己所管辖的一个城市已经被对方占领（虽然这个城市距他所盘踞的布列斯拉乌并不算远），还在和我军占领的城市进行正常联络，这一点说明在德军后方，在其党政机关里面，已经出现了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的局面……

    夜里我和克鲁申斯基把记者团剩下的安眠药片都咽了下去，然而收效甚微，我们一闭上眼，就看见黑色的雪，只要碰一下，就会留下一片油迹。

开合之间

朱以撒

    每年的农历六月七月，时晴时雨，出门便取一把伞，握在手中，有时走了一个上午，无一滴雨。有时想在空旷地晨跑时安心一点，便握一把伞出去，而雨来了，撑着伞跑，滴滴答答作响，远处的人看我，犹如一朵黑蘑菇在移动。这样跑起来的效果会更好，来自风雨的阻力，使人付出的力量更大，要努力向前，又要保持平衡，更有一种因风雨而生的豪情。

    人在伞下有一种安全感，薄薄的一层伞布，或者伞纸，可以使人一身干爽，更使人一身从容，像个斯文人了。

    我从山区回到城市时，有人送了一把伞。之前的十年都是戴斗笠。斗笠简单结实，人头正好顶在正中凹处，如榫入卯，然后以带子系紧于下巴。插秧时节田间会有许多移动的斗笠，时而立起，时而俯身，动感生焉。那时清贫，爱美之心尚有，便有人拿了红油漆来，让我画个五角星，再题上“灵地公社姚坊大队第五生产队某某某”，美观之余又可以防盗。一个人戴上斗笠变得质朴，透着几分土气，只有下放干部才穿戴整齐撑着伞，到这里来检查工作，或者到公社开会。一把伞撑着就是一种身份，像是穿长衫的人，而非一身短打，冒冒失失。一个人有一把伞了，就想着，怎么还不下雨，最好天天下雨，撑着伞到村头村尾走几趟。可是伞的主人也有隐忧，总是有人来借伞。借呢?还是不借呢?借的人也是理由充足的，都是比较隆重的场合。但伞借给别人却是另一种心情，也许还回来时已经破了两个洞，或者一条伞骨折了。

很快，斗笠隐退，城市的雨天都是伞。要在一个城市找到一个斗笠并非易事，有人到山区收集一些用过的斗笠，钉于墙上，它们不再实用，成了一种记忆。斗笠不做了，制伞的能力就极大地提升，不仅量多而且技高——只要轻轻按动按钮，砰的一声，蘑菇云打开；收起后一拍，一下子缩回一半，收入包里。每一家的伞都多了，有朋友来，临走时下雨，便可以很慷慨地送他一把，说，不必还啊。如果说以往的手工油纸伞还有收藏的价值，那么机制伞就只有使用的份儿——谁会费时费神去找修理的作坊?昔日持守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朴素作风，是因为经济如一潭死水——新的出不来，只好一直在旧物上下功夫，修补是人类旧日生活的方式之一，就像摔了一个碗，找个懂行的人把它锔起来——这样，你会看到家中都是被修补过的痕迹时，宛如有一种时光停顿的感觉。现在，伞大批量地生产，任你撑着行于雨天，行于盛夏。

    到学校上课，见到每位学生都撑着一把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花伞。如果比较固定，可以凭着伞的颜色在人群中找到她。

    影视剧中不时有墓地告别的情节——一个人故去，一群人告别，皆一身黑，手上还有撑开的一把黑伞。黑色使墓地的气氛更为阴晦、紧张。一把黑伞可能没什么效果，许多黑伞聚于一处，就显得凝重。

    人如伞——我们会把很有能量的人比喻为伞。一个人有牢狱之灾，由于有一把伞庇护他，使人奈何不得。伞小人少，伞大人多，风来雨往，岂能无伞？“伞”与“散”如此音近，待到伞散了，人也散了，阳光照射进来。

    一把伞撑开来有一股大气，收起来又有一缕落寞，开开合合，没有定时，就像一个人，人生无多变数多。

当前，我国有2100多种报纸、9400多种杂志，数以千计的广播频率、电视频道和每年数以万计新增的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特别是异军突起的互联网，截止到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的商业化运行，面对媒介数量的高速增长和传媒信息内容的无限量增加，如何引导或创造条件使公众科学理性地接触和使用媒介，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媒介素养教育因此提上日程。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旨在培养人们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的手段以及这些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使人们既了解媒体自身如何运作、媒体如何构架现实，也知道怎样制作传媒作品与媒介信息。

国际上许多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洲等，早已把媒介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中，例如，新西兰的学生在五年级课程中就已加入媒介素养的培训，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01年在中小学与高中设立的“综合教育”科目中纳入了媒介素养。然而，对我国公民而言，媒介素养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名词，面对形形色色传媒的重重包围、面对汹涌澎湃的信息浪潮冲击，在强调“媒体传播要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民的媒介素养教育。

当前，“媒介素养”在我国还处于“陌生概念”的状况下如何逐步推广是重要的课题。首先，传媒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帮助群众增进对周围世界的了解，特别应重视正确、理性地分析和认知客观事物的方法的教育，使公众做个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其次，向国外学习，使社会成员也对传媒的职业规范和基本常识有充分的了解，帮助群众形成对媒体的正确认知。比如，向国外学习，传媒的信息怎样采集又如何制作和传播、传媒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应否分开又如何区分，从而增强社会公众对传媒信息及传播方式的判断能力，学会选择、识别良莠，形成拒斥不健康的媒体信息的自觉。再次，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组织建设，美国有旧金山的“媒介素养教育方略”、洛杉矶的“媒介素养教育中心”等传媒教育组织；智利有“教育普及中心”、“文化、艺术表达与研究中心”等组织；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成立了“儿童与公民电视论坛”等民间组织。这些组织以筹办会议、组织专题研究等形式大力倡导传媒教育，值得我们充分借鉴。

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较为重视在未成年人中的推广，是为了使人们从小就拥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成长为拥有“媒体智慧”的人，并提出“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当前，我国中小学虽然开设了媒体课程，但主要侧重于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应用，较为忽视关于各类现代媒体信息的接受、鉴别能力的培养。青少年好奇心强、求知欲旺，人生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将内涵更为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之中，培养他们的文化自省、选择、判断能力和批判意识，对于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选自谭泓《媒介素养教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