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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论述类文本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福建省闽侯第二中学等五校教学联合体2017-2018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1)、下列有关“环境”和“资源”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作为环境的自然与作为资源的自然都是人的价值物,参与到人的价值创造中。但二者又有所不同。 B、自然作为环境,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家园。这种情况下,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C、资源外延小于环境,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只有改变获取资源的手段,才能使人与自然不再对立。 D、自然作为资源,可以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是人掠夺的对象,而不加限制地掠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2)、下列对原文第二段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家的功能是居住。人类对家的居住功能的追求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宜居、利居、乐居,其中宜居是基础。 B、利居,仍然把环境作为利用的对象,即重视自然作为资源的价值,忽略自然作为环境的价值。 C、乐居既要体现人与环境的共生关系,又要满足居住者对环境的情感认同,还要体现深厚的文化感,三者缺一不可。 D、环境对人的亲和性与人对环境的依恋感是家园感的表现。乐居满足了人在环境方面的全面需要,因而乐居是环境建设的最高目标。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由于资源的枯竭会危及人的生存,所以人类要高度重视保护自然环境。但与此同时,适度开发自然资源的工作也不能停。 B、湖岸植树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保护环境的做法,不仅美化了我们的空间,而且也让家园感具有了持续性。 C、环境建设的指导原则应强调功利与审美的统一。例如,可以将工程建设转成景观建设,也就是将审美理念融入工程规划中。 D、“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中“美”的构成是丰富的,它高于科学的“真”的保护,因而保护环境首先要考虑人工美的因素。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节选)

    ①1868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貌和地理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他从亲身的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②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后来经过他编著书籍加以宣扬,丝绸之路为世人熟知。

    ③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

    ④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尔后50年,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⑤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重新体认家庭为社会之本

    戴志勇近日,央视综合、少儿等频道播出动画剧《郑义门》,呈现了“江南第一家”通过礼法治家、用豆子民主选举家长等方式,对一个成百上千乃至几千人的共同体进行自治的故事。郑家几百年间出仕为官者无一人因贪墨罢官,让“廉政”成为郑家故事的一个“卖点”。

    细节难免艺术虚构,但郑家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其逐渐修订而成的家规168条,放在今日,有很多对个人自我修行仍有实践价值的指引。但譬如基本不让女性与娘家人走动,族人不得“私藏”一文钱,收支由大家族统一管理等做法,今人恐已难以接受。

    尤为值得分析的,是第一集点出的此片主旨:治国必先齐家。从百年前的“娜拉出走”到今天的肯定家庭,家与国的关系,绕了一大圈,似乎又走回来了。

    《大学》将齐家摆在治国之前,首先是因为对治理国家者必须要有极高的要求,而家庭乃是最原本的个人成长与修行场所。

    儒家认为,若治国者不能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然会心中充满杂念,带来治理困境。而在家庭中,人首先感受世间最自然的父母养育之情与兄弟手足之爱,有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的界限与分寸,自然法奠基于此。良好的家教,是培养合格治国者的基本环节。

    中国主流传统中,在家庭、天地自然中贞定个体价值的思想与工夫,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均有一定差别,可被称为不偏执于极端的小共同体主义。它强调个体的终极价值,以避免各种人为捏造的集体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侵害,但也将个体从家庭与天地这个根本处,放置在与他人和世界的脉络中,避免原子式个体可能带来的孤独、过度欲望与价值虚无。这种由内而外自然生长出来的个体价值观,光明中正,是治国者的必备心性素质。

    齐家对治国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大家族本身有各种日常事务需要处理。作为规则的礼法,由外而内地规范族人的行为与思想。治家的经验才干,是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气贯通,而不是相互背反。正是在这种融“家族规矩”于“个体人格”的生存结构中,“江南第一家”养育出来的郑家子弟,无论出仕理家,皆能立身有本,进退有据,维系郑家几百年于不坠。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隔着不小的距离。一方面,家族中不止是阳光,遇到不负责任的家长怎么办?清末民初,由家族形态承载的价值观,与以平等个人为本位的法律观之间,在清末以张之洞、劳乃宣对阵杨度、沈家本等人的礼法之争中,曾有过激烈辩论。正当防卫是否适用于尊长,就是一个核心争议点。如果像郑家曾推行的那样,将个人财产权利压缩到最低限度,个体人格的保障,也难免受影响。说到底,家庭是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

土壤,而不能是障碍。

    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今天,类似杨度与后来的一些激进革命者那样,将大家族看成国家的敌人,要将个人从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合格“国民”的观点,已没有辩驳的必要。但就像厘清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一样,如何厘清个人与国家、家庭价值与国家正义之间的关系,让国家成为个人充分实现人性有情有义的土壤,是更需要我们思考和改进的。

(选自《南方周末》2016 年 3 月 21 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中国从漫长的农耕文明中走来,然后快速步入工业文明的,因此,深刻认识农耕时代与工业时代在文化上的差异,努力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相融相通,在融通中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无疑是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时代,其主体是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农耕文化。农耕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土地具有稳定性,土地生产的过程同样具有循环式的稳定性,何时播种、何时施肥、何时收获,年年如此,无需月月创新、年年变革,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稳定性特征。

    农业生产是靠天吃饭的。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天人合一”思想,其副产品则是对天地以及土地主的依赖顺从意识。与“天人合一”思想相联系,天地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和普惠万物的无私大爱,给人以德性上的启迪。儒家的仁义、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法自然之德,都可以说是源于天地大爱对人德性的启迪。

    农耕时代家族集群式生产使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家族集体观念。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国家文化不同,它更多表现为亲情文化、家族集体文化。其副产品则是等级观念与家长制。

    工业生产赖以进行的资源是无所不包的所有自然资源,人类能够不断从大自然中获取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形成人定胜天的观念,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不是顺应、和谐。这种人定胜天的天人对立观念是建立在人类对自身力量过分自信基础上,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这在工业时代前期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自信也反映出工业时代文化的特质:肯定人的欲望,张扬人的个性,崇尚创新和竞争而不是压抑个性以求稳定。这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强调稳定性等思想观念。

    在工业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成为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发展。比如,货币使商品的交换变得便利、自由,人与人直接的依附关系因货币的介入而变成人与人通过货币发生间接关系,拥有货币便可以提高人实现欲求的程度和自由度(尤其是物欲的自由),从而促进自由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发展。再如,货币的等价性使人们在拥有等量货币时会获得价值上的平等,从而促进平等观念的发展。这些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等级秩序等的忠孝文化有着明显差异。

    工业时代生产生活方式容易导致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贱货而贵德”等价值观形成极大反差。

    农耕时代文化与工业时代文化也有许多共同性与契合点。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建设实现融通,可以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体现中国精神、具有世界视野的先进文化。

(摘编自许建平《在融通中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真正的教养不追求任何具体的目的,一如所有为了自我完善而作出的努力,本身便有意义。对于“教养”也即精神和心灵的完善的追求,并非是向某些狭隘目标的艰难跋涉,而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的增强和扩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享受更多更大的幸福。因此,真正的修养一如真正的体育,既是完成又是激励,随处都可到达终点却从不停歇,永远都在半道上,都与宇宙共振,生存于永恒之中。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这种或那种能力和本领,而在于帮助我们找到生活的意义,正确认识过去,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未来。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以及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象征、幻象和理想的巨大财富。这条路永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它走到头;任何人也不可能在什么时候将哪怕仅仅只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的全部文学通通读完并有所了解,更别提整个人类的文学了。然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尽可能地多读和多知道,而在于自由地选择我们个人闲暇时能完全沉溺其中的杰作,领略人类所思、所求的广阔和丰盈,从而在自己与整个人类之间,建立起息息相通的生动联系,使自己的心脏随着人类心脏的跳动而跳动。这,归根到底是一切生活所赋予的意义,如果活着不仅仅为了满足那些赤裸裸的需要的话。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而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不是要用虚假的慰藉来麻痹我们,使我们对无意义的人生视而不见,而是正好相反,要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对每一位有志者都敞开着,谁也不必对它收藏之丰富望洋兴叹,因为问题不在于数量。有的人一生中只读过十来本书,却仍然不失为真正的读书人。还有人见书便生吞下去,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然而一切努力全都白费。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作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是啊,“现实世界”的大学、工场、交易所和游乐地不管多么生气蓬勃,可整天呆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么?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而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

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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