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与共（节选）

费孝通

    ①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儿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②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

    ③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这场变革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阃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宽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现，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说，它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就这点而言，群体异乎寻常地类似原始人。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美，但不经过大脑，而是受刺激因素的影响。群体受各种外在刺激因素的支配，反映着它们无穷的变化，服从自己所受到的冲动。作用于群体的这些刺激因素同样作用于群体中的个体，这些个体也会随之产生反应。而单独个体的大脑则会向他指示，接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所以，单独个体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该项能力。

    ②群体兴奋的来源不同，他们表现出的冲动行为也不同：有时显得极为血腥残暴，有时又极为慷慨和壮烈。由于这些冲动来势汹汹，因此，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性命攸关的利益，都不足以控制他们，鉴于群体接受的刺激因素多种多样，其表现形式也较为多变，遵循这些刺激因素的个体也会很不稳定。这就解释了群体为何可以从最血腥的狂热痴迷状态转瞬间转变为极具英雄气概。正因为如此，群体既可以成为遭人唾弃的刽子手，也可以成为慷慨赴义的勇士。也只有群体，才能义无反顾地为了心中的信念而不惜血洒战场。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他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他们手里时尤其如此。此外，群体虽然狂热渴望某种东西，但不会渴望得太久。它们的思想不能持久，他们的愿望也同样。

    ③群体也像野蛮人一样，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容不下什么障碍，由于人多势众，他们觉得自己力大无比，所以就更是这样。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完全不认为会“不可能”或“做不到”：若是孤身一人时，他很清楚自己的言行，绝不可能去焚烧宫殿或是洗劫商店。即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也会立刻遏制住这种蛊惑。因为，他是有思想的，内心会有负罪感。但是，群体则不然。当个体加入群体的瞬间，个体感受到了来自群体的强大力量，他变得不可一世，甚至有了杀人掠货的想法，恨不得马上付诸行动，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

    ④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也总是对群体的特点产生影响。比如：拉丁族群体和英国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1980年的普法战争）。几年后，关于谅山战役（一次无足轻重的战争）兵败的电文再次引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连国防大臣都未被解职。

（选自勒庞《乌合之众》，有改动）

    所谓“杂文学”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言的。我们所说的纯文学，指非功利、重抒情的美文；混美文与非美文为一体的，我们称为杂文学观念。我国早期文学与非文学是不分的。魏晋之后，文学逐渐独立成科，但美文与非美文也还没有分开。南朝宋文帝立“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四学，其中的文学依然指文章之学，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不同。齐梁之际，有“文”“笔”问题的讨论，各人看法不同，但一种要把美文与非美文区别开来的意向却清晰可见，这主要反映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里，他把是否有浓烈的感情和声律、词采之美作为区别分文笔的标准，萧统编《文选》亦将非抒情又乏文采的史传、诸子排除在外。这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就文学自身的演进而言，这一观念更重视文学的物质，意在把“文学”从杂的境地纯化出来。

    到了唐代，这一观念仍有相当影响，如初唐人编写的《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等，在提到“文”“笔”时都分得很清楚。盛唐以后，这种观念逐渐消退，随着文体文风改革呼声的增高，文笔之分又为文笔未分之前的“文章”概念所取代。自陈子昂说“文章道弊五百年”之后，用“文章”包括一切文体的用法便成了古文家的习惯。在李阳冰、贾至、任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笔下，“文章”一词频频出现，从而泯灭了魏、晋以来日趋扩大化了的不同文体间的差别。表面看来，以“文章”取代“文笔”，只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变化，但在这一现象的底层，却反映了唐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亦即杂文学观念的复归。这种似旧实新的观念，将南朝人想从“文”中排除出去的大量应用文体重又收罗进来，施以新的写法，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古文的地位。

    韩愈、柳宗元在文坛的崛起及其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除了现实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外，正与这种杂文学观念的影响紧密相关。他们大量使用“古文”“文章”之类词语，将经、史、子乃至碑、铭、杂说等一切有韵无韵之文统统包罗在内，并在理论上予以倡导，在写作实践中赋予这些应用文体以文学的物质。“二公者，实乃站于纯文学之立场，求取融化后起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于短篇散文之中，而使短篇散文亦得侵入纯文学之间域而确占一席之地”（钱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杂文学事实上已起了某些变化。

    从杂文学始，到“文”“笔”之分的讨论，最后以“文章”合一终，散文的发展似乎在绕了一个大圆圈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这一现象，就文学自身的演进来说，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就杂文学观念在特定的时期重建的意义而言，则是一种进步。因为这一观念蕴含着以复古为新变的充实内容，给予当时和此后的散文发展以深远影响。

（选自《唐代散文概论》，有删改）

    审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的审美具有共通性也具有民族的相异性。西方人称“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中国人则称“生生为美”。“生生美学”产生于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明显的区别于西方美学的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

    “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是“生生美学”的文化背景。“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具有根本性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人观察问题的特有立场和视角，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古代各种文化艺术形态的产生发展与基本面貌，构成“生生美学”之文化背景。“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对一种宏阔的东方式“中和之美”的诉求，相异于西方古代希腊对微观的物质的“和谐之美”的诉求。

    阴阳相生的古典生命美学是“生生美学”的基本内涵。“天人合一”构成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天人合一”之“一”就是“生”，即生命。“生”有一个中间环节是“气”，阴阳之气为生命化生之本，二气交感诞育万物，成为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周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道成为万事万物社会人生包括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阴阳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的统一体，也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的艺术体现。这种阴阳之道，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无所不在，书法的黑白对比、绘画的线条曲伸、音乐戏曲的起承转合等无不是阴阳相生的体现。

    “太极图示”的文化模式是“生生美学”的思维模式。“天人合一”文化传统中的阴阳关系呈现一种极为复杂的“太极图示”。宋初周敦颐所谓“太极而无极”，即指太极无边无极，无所不在。“太极”是一种阴阳相依、交互施受、互为本根的状态。这是对于生命的产生与终止、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形态的现象描述，是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之所在，中国传统艺术均表现为一种圆柔的饱含生命张力的形态。有学者将之视为艺术的圆形思维模式，这种圆形艺术思维使得艺术极富张力，如汉画像中两只拱背相向、蓄势待发的虎豹。

    线型的艺术特征是“生生美学”的艺术特性。根据宗白华的论述，中国传统艺术是线型的艺术，时间的艺术；而西方古代艺术总体上说是块的艺术，空间的艺术。线型艺术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时间之美，一切艺术内容都在时间与线型中呈现，化空间为时间。《清明上河图》在动态的多点透视中呈现了清明时节汴河两岸完整的风情画面；书法是时间之流中笔的生命之舞，最能反映线性艺术的特点。

    以“天人合一”为文化传统的“生生美学”及其艺术呈现，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存与审美方式，是一种活着的有生命力的艺术与美学。它已经成为当代美学特别是当代生态美学建设的重要资源，对发展当代美学，对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曾繁仁《解读中国传统“生生美学”》，2018年1月7日《光明日报》）

    从20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到21世纪初火爆荧屏的《幸运52》《开心辞典》等，这些栏目开启了观众对文化类节目浓厚的兴趣和热议的主题。近几年兴起的《传承者》《喝彩中华》《诗歌之王》在汉字、成语、诗词、书信等看似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时代风骨的精神内核，让文化类节目再度引人注目。尤其是《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朗读者》等文化节目从众多明星真人秀中突围，让传统文化以更轻盈活泼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深入人心，实现了收视口碑双丰收。这一现象不仅得益于政策导向的助推，更是节目制作理念积极对接时代变迁和行业发展变化的结果。在当下的传播语境下，互联网带来了观看方式和传播渠道翻天覆地的改变，内容收看早已突破了单一的电视端口，呈现移动化、碎片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内容生产者要更精准地服务于受众需求，让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现实生活、社会心理、审美取向乃至时代精神同频共振。

    时代语境渗透和影响着电视语言。从说教式的知识教育普及，到观众易参与的问答竞赛，再到以故事讲述、情怀传递、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全民互动模式，文化类节目“讲文化”“悟文化”，荧幕内外互动，全民参与，经历了模式更新与电视叙述语态的蝶变。一档能被称为“现象级”的文化类节目还要能延展“客厅时光”，突破平台与圈层的壁垒，通过激发受众创作与个性化解读的欲望，深入渗透受众生活。以央视的《朗读者》为例，节目利用“朗读亭”将朗读热从线上推延至线下，形成人际传播格局，在社会的非触网人群中也产生了强烈反响。

    文化类节目的成功不应止步于传播面，要致力于文化的有效传承，在创新表达中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内容生产者必须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与现代受众的认知、情感、生活相契合，与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可匹配的融合之处。正所谓字句诗词有乾坤，文理情怀通古今。《中国诗词大会》里的唐诗宋词距今虽千年之遥，却呼应当代人对“诗与远方”的憧憬向往——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也賄“执手相看泪眼”的婉约，有“依依墟里烟”的田园，也有”“长河落日圆”的塞外……节目让受众与东坡饮酒、秦观夜话，与稼轩论剑、清照煮茶，实现了中华文脉与当今时代的连接。藏于隽永文字中的，还有共通的情感共鸣和意趣思考。在《朗读者》中，96岁翻译家许渊冲分享他对文学的执着和生命的思考时，提出”一切办法中最好的办法是延长我们的白天，从夜晚偷几点钟”，也正在现实生活中为梦想努力拼搏的观众心有戚戚。编导挖掘朗读文本背后的人生经历和价值感悟，使传世佳文的作者、各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同一篇文字跨越时空限制，达成情感上的共通与精神的交融。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文化类节目借中华五千年文化底蕴之基，遥遥相应今日时代之主题，成为观众荧屏内外、跨越时空的精神相骤处，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被称为综艺节目中一股清流的文化类节目，来必将滋润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丰富中国人的思想世界。

（《荧屏内外的精神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