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的圣诞节

（美）弗朗西斯·格雷·帕顿

    圣诞节后的第一天，埃米莉一边驾驶着汽车，一边幸福地回味着圣诞节时的美好时光，同时，她扭头看了一眼劳拉——她的女儿，此刻，她正静静地坐在自己的身边，美丽而优雅。

    “今天真暖和，真有点儿像是春天了。是不是，劳拉?”她一边收回投向劳拉的目光，一边问道，“不过，这种天气可说不准，明天也许就又会风雪交加了。”

    “是的，妈妈。这鬼天气，就像是克劳狄斯王的笑脸，虽然表面上笑容可掬，实际上他骨子里阴险狡诈得很呢!”劳拉面露羞涩，模样可爱极了。

    克劳狄斯王是谁埃米莉并没有想起来，直到后来她在劳拉的书中看到一本《哈姆莱特》的时候，她才想起来。那一刻，她更加感到当初她和亨利竭尽全力地让劳拉去接受教育是一个多么明智的决定啊!埃米莉的朋友们几乎都认为把劳拉送去私立学校读书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在巴尔的摩，许多私立的女子中学也是很优秀的，收费也相对低得多，甚至就是公立的高级中学也很不错，他们中许多人家的孩子都到这些学校读书去了，而且他们父亲的收入要比亨利的多两倍：更何况，鼓励一个女孩养成其无力满足的品住并不是在帮助她。要么，会把她惯坏，要么，会让她痛苦。埃米莉承认这些看法很有说服力，但只是不适用于劳拉。

    由于时间尚早，她的车一直都开得很慢。这时，她的思绪又回到了一个月前那个暗淡的日子。那天，亨利神情沮丧地坐在她的对面，告诉她他失业了。而就在那时，他又收到了住在俄亥俄州的身为中学教师的哥哥的来信，从字里行间看，他们全家已经陷入了困境。严重的胃溃疡正折磨着他：他的一个孩子必须要做一个大的手术；而他的妻子又快要生下双胞胎：他目前已经山穷水尽了，急需500美元。

    “我想他确实急需帮助，”听完亨利的叙述，埃米莉说，“我们有必要给他们寄500美元过去。”“这我也想过，如果给他们寄去500美元，我想我们吃饭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亨利面露难色，犹豫不决。沉思了片刻，才阴郁地说，“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圣诞节的安排就要被打乱了。我可不愿意挤占我的保险金。”

    “哦，不!亨利!”埃米莉惊叫起来，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睁大双眼，吃惊地望着亨利，“我们会安排好圣诞节的一切的。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压缩开支，把主要精力放在孩子们身上。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希望能过一个丰富多彩、快快乐乐的圣诞节!”

    “对小孩子来说也许是这样的，但是……”亨利抬眼看了看埃米莉，“但是，劳拉想要什么礼物呢?”

    “她跟我提起过她想要一套芭蕾舞裙，大概需要125美元。她的同学邀请她去参加一些聚会。”

    “亨利，你听我说，圣诞节我是这样安排的，”埃米莉凝视着亨利，继续说道，“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到我们的农场去，在那里，我们不需要为款待客人而发愁，我们一家人还可以一起在田野里散步，唱赞歌……”埃米莉情绪有些激动，目光中充满了神往。

    “好吧，一切都照你说的做。但是，劳拉那里你去跟她好好地解释一下吧。”

    “哦。可怜的爸爸。”当埃米莉把家里目前的情况向劳拉说明以后，美丽的劳拉难过地哭了，“那他今后该怎么办呢?”

    埃米莉心头一酸，紧紧地拥抱住劳拉，“孩子，你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圣诞节的前几天，埃米莉一家来到了他们的小农场。那是很多年以前亨利买下来并且一直保留至今的一块土地，虽然只有6英亩。在农场里，埃米莉一家享受着田野的宁静与安详，孩子们对他们的礼物都非常满意：送给男孩子们的礼物有各种球、安装工具、故事书籍，还有许多从出售廉价小商品的杂货店里买来的没有用或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送给劳拉的礼物则是埃米莉从一家出售二手艺术品的店里买来的一幅画和一枚原本属于亨利母亲的小胸针。劳拉微笑地接过她的礼物，说：“谢谢爸爸、妈妈，我很喜欢这些礼物。”然后高高兴兴地把画挂在她的床头，把胸针别在她的胸前。

正是由于劳拉的喜形于色，才给埃米莉全家增添了节日的气氛。你瞧她不是用斧头劈木材，就是和弟弟们一起玩耍嬉戏，或者是帮着埃米莉做饭，给火鸡肉撒上佐料，再就是和他的父亲一起谈论一些最近发生的政治新闻……总之，她看起来显得非常快乐!

    埃米莉逐渐减慢车速，把汽车稳稳地停在了学校门口，“我每天都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您的，妈妈。这个假期过得真是太美好了，我非常喜欢那幅画和那枚胸针。”劳拉吻了一下埃米莉，转过身，沿着校园的小路，快步向前走去。

    在回家的路上，埃米莉在集市上买了一把美丽的花，鲜花散发出阵阵幽香，弥漫了整个车厢。那朵朵盛开的鲜花使她想起了那件芭蕾舞裙，想起了世界上一切纯真的、值得自豪的、朦胧的美，而所有这些，都应该属于劳拉……（李威译，原文有删改）

老教授的“赤子之心”

    肃穆庄严，凄楚沉重。没有花圈簇拥的场景，也没有白菊黑纱的仪式，灵前唯书有他的生前所言：“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

    死生亦大矣

    北京长青园公墓的一块碑上刻着众多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名字，“赵家和”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当中的一个。

    2009年，当得知自己患有肺癌并伴随脊椎和脑部的转移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了打算：将毕生积蓄拿出来专款专用，捐资助学而非治病。他甚至为此开始在医药费上省钱。当时医生给他开了一种英国进口的靶向药，药效很好，但是很贵，一片就要500块钱，他不知从哪里得知印度有一种仿造的同类药物只要50块钱一片，就托人从印度带了一些。结果，仿造药却造成他全身过敏。

    2011年，身体衰减、大不如前的赵家和找到了能够放心接管他所有财产的委托人，好友兼同事陈章武，将1409万元悉数托付。他希望陈章武能够把自己的愿望即成立助学基金会做捐资助学的事业进行下去。

    2012年7月，基金会正式成立。两个星期后，赵家和教授去世。遵照他生前遗愿，他的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不安排遗体告别仪式。

    豪气峥嵘老不除

    从小出生、成长在清华园里的赵家和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他的父亲是解放前清华大学法学院系主任，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家庭教育对天资聪颖的他来说仿佛如虎添翼。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些毫无疑问让他背负着无比沉重的包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他惨遭抄家、隔离审查，经常被斗或者陪斗。由于害怕妻子承受不了，他从来不说，一个人承担着重大的压力和苦难。

    文革结束后，他被调入了清华大学科研处。当时世界银行提供给清华大学第一批无息贷款，他被委派到国外选购一批计算机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来充实学校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他不厌其烦的和外商砍价，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挑出技术漏洞以降低对方博弈的筹码，最终迫使急于将商品打入我国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市场的外商以每种型号计算机几乎一半的价格成交。

    为与世界接轨，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赵家和接到任命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工作。那时的他讲课吸引人是公认的。他本身就有颇具磁性标准的男中音，再加上他从来都不照本宣科，学生也不用买书，一堂课最多发两张印有图形的讲义，一堂生动的金融案例课就开始了。

    “无线电、计算机再到经济金融，他始终站在学术潮流前沿。”陈章武说。

    但行好事

    1998年赵家和退休后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做客座教授，在一些学术机构讲学，到一些著名公司兼职担任顾问，那时才开始有了一些积蓄。

    “这钱给你拿去练手吧。”赵家和将这些钱交给刚刚投身金融投资管理行业的学生，在该学生精心的管理下，这笔钱成倍增值，这也是他日后所捐巨款的来源。

    赵家和常说自己是君子自安，虽居陋室，自谙芬芳。那时在美国的他就和好友刘尚俭谈到了自己想要资助偏远地区的学童的想法。2001年67岁的赵家和跟好友刘尚俭说，他要返回北京。刘尚俭非常吃惊：“我 说你在美国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有回家的念头？”他却说：“信美然非吾土，田园将芜胡不归。”

    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把自己的愿望付诸行动。2006年开始到2009年，先后捐出的200多万的个人款项，让好几百个孩子从中受益，可是三年下来，始终无法形成系统持久的助学模式。这时，他才想到了成立助学基金会。

    为了这个基金会，他将所有的积蓄全部投入，身患重病的他反复强调，在基金会的名称和章程中一定不能出现自己的名字，他和家人今后也不在基金会担任任何名誉或实质性的职务。

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在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睛也睁开了，仿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走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

    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是后者。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绝对相信别人。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这些给我的 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

    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笫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膩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別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敬礼一一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岀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尊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半日刊）第一卷，有删改）

父子

    德民老汉病了，病得不轻。村里人来看望他，说，叫你明娃回来看看吧！德民老汉轻轻地摇着头，不用了，娃要招呼好多事，忙呐。

    村里人从德民老汉屋里出来也连连摇头，这个老倔头，硬说自己的娃在省城做大官呢。都这劲儿了，还嘴硬哩。

    “俺明娃在省城做大官呢”这句话不知被德民老汉唠叨过多少回了。街坊邻居遇到个啥作难的事，这句话就会从德民老汉皱巴巴缺了牙的嘴里轻溜溜地滑出来。谁都知道，德民的娃是在外地，可从没有听说他的娃当啥大官。这个穷乡僻壤的村里，当官的只有一个，就是东街的狗毛在县城啥子公司当科长。村里人都知道狗毛的官大，因为狗毛每次回村都开个铁壳子车，给村里人发长长的带把儿的烟。

    德民老汉的话不是没人信过。那年县里化肥脱销，村里人眼瞅着田里的苗施不上肥，急得牙根子上火。德民老汉一句“俺明娃在省城做大官呢”的话，惹恼了村委主任，老爹，你就别添乱子了，你娃真当的是大官就让他给批点儿化肥来，看看人家狗毛家的地，早上了肥了。德民老汉就背了个包，搭车去了省里，三五天过去还真拉回一车尿素。价钱高了，可田不等人。肥用了，闲话也有了。还说娃在省里当啥官呢，连平价化肥都搞不到。德民老汉解释说，俺娃说，尿素上着比化肥好呢。庄稼人不愿意听，庄稼人图的是实惠。

    德民老汉每年地里活闲的时候，就背着杂粮去省城娃家里住些天。回村里也给大家带些各种各样的吃食。

    村里人就问，你明娃就不给你带点儿高级烟？德民老汉说，俺娃不吸烟，说吸烟不健康。村里人又问，你娃也不捎点儿好酒？德民老汉说，俺娃也不喝酒。娃媳妇说了，喝酒也不健康。村里人就撇嘴了，那烟酒都不健康，国家卖它做啥？德民老汉也答不上来。

    纳着鞋底子的媳妇们就问，城里住得好好的，急着回来做哈？德民老汉说，城里，咱乡下人住不来。上楼下楼都关在个铁壳子里，忽悠得人头晕。地上铺着实木块，油光光的直想打跟头。进屋还要换鞋。七老八十的人喽，娃媳妇还逼着喝酸奶。

    年轻人逗趣地说：吹牛吧，你明娃要是个大官，肯定也坐那铁壳子车。叫你娃开铁壳子车送你回来。

    德民老汉再进城还真是坐着铁壳子小车回村的。

    德民老汉说，在城里两天就待腻了，对明娃说俺要回村呢。娃就要打汽车票。俺说汽车开不到村里，爹老了，腿脚不利索了呢，你就用你成天坐的那种小车把俺送回去，村里人都惦记着呐。娃没说二话，打个电话就要来车。瞧瞧，排场不？红颜色，姓说吉利。德民老汉脸上堆满了欣慰。

    一青年围着车转了一圈，认出了车上印的字，老爹，你坐的是出租车，要花大价钱雇呢。德民老汉说，俺一个子儿也没掏。

    那是你娃给掏的呗。问问师傅从省城到咱村得多少钱。

    开车师傅伸出手指头比画了个八字。

    恁贵，八十块钱？德民老汉瞪圆了眼睛。

    八十块钱？哈哈，八十块钱只能摸摸，给了八百我还不愿跑呢，回去得赶夜路呢。

    德民老汉张大了嘴巴，像一下子矮了许多，见到大人小孩都低着头，从此不再说娃在省城做大官的话了。

    村里遇上了干旱，地里的庄稼都蔫了。村主任急得满嘴起泡。村主任来找德民老汉，老爹，你娃不管当啥官，能不能找找人帮咱村里打几眼井啊？

    主任交代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德民老汉就进城找明娃，没待两天就回来了。村主任问，打井的人来了没有？

    德民老汉说，明娃说了，这旱是全省旱，要那啥，统筹解决。村主任说，屁，等到统筹咱全村人都喝西北风了。德民老汉从布袋子里拿出一摞子钱，娃说了，让咱自己先打井干着。这是娃自己的五万块钱。你干不干？

    干，全村人砸锅卖铁也得打井抗旱。

    德民老汉病了，病得不轻。迷糊中的德民老汉嘴里念叨着：“井……水……”

    德民老汉去了。明娃从省里回了村。第二天村里来了一排溜大车小车，有省里、市里、县上的。村里人这才相信德民老汉的娃真是在省里当大官呢。明娃挨家挨户感谢乡亲对老爹的照顾，然后带着媳妇女儿在德民老汉的坟前跪了很久很久。

    德民老汉的坟前摆放着几个大碗，碗里盛的是刚刚从机井里打出来的清凉凉的水。

（根据刘建超小说《清》改编）

花草诀

聂鑫森

安于山，本是乡下培花育草的花匠，十年前创办了这家私营企业——湘楚花木公司。他脑瓜子活，吃苦耐劳，又是知花识草的行家里手，在春秋更替中，让公司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他也成了这个行业叱咤风云的人物。①他当初租赁的这一大片荒山野岭，姹紫嫣红，嫩绿鹅黄，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

安于山的公司有健全的机构，苗圃部、花木部、营销部、后勤部、接待部、党支部、工会，员工竟达五百之众。总部是一个竹篱小院，在芳草萋萋的土坪上立着一栋三层青砖小楼，各个部门都有单独的办公室。

在一场大病后，安于山突然有了莫名的疲劳感，他觉得，自己该急流勇退了。好在儿子很听他的调派，先读林学院的园林系，毕业后老老实实到公司来当普通员工，在苗圃部、花木部、营销部、后勤部各干了两年，为人低调，做事踏实，还入了党，从上到下赢得了好口碑。

“晓林，爹当总经理已经力不从心了，你来干吧。”

身高体健的儿子连忙说：“爹，我经验不足，您得先扶我上马，再送我一程。”

安于山微微一笑：“你还有话没说出来，担心我‘干政’！放心，我不会。你怎么安排领导人选，怎么开展业务，我一概不管。”

安晓林大声说：“行！我可以走马上任了。”

令安于山诧异的是，儿子从二月上任后，公司的一切都按原程序运行。新官上任，调换各部门领导人选是个常例，儿子居然没有任何动作。

安晓林只是在召集各部门领导开会时，说：“我们是花木公司，总部大院里不能不摆放几盆花草，这是脸面啊。你们每人去挑自己喜欢的一盆花草，花盆外壁贴上写了自己姓名的标签，搁在花架上吧。”

安于山虽不在现场，但早有老部下悄悄打手机告诉了他。他又喜又叹：不调换领导班子，应该是为了大家情绪的稳定，好；在总部多摆放花草，不过是世俗的面子工程，是不在紧要处做工作，唉。不过，安于山没有当面告诉儿子自己的想法，尽管还没成家的儿子，隔三岔五都会回家来探望父母。

阳历的元旦快到了。每天都是大雪飘飘，寒气砭骨。安于山屈指算了算，儿子上任十个月了。②这十个月的业务报表复印件，儿子总是随意地放在家中客厅的圆桌上，业务量、利润都是平稳中略有增长。安于山知道当下的市场状况，能这样就很不容易了。

这天晚饭后，安晓林说：“妈，不影响你看电视，我和爹去楼上的小客厅聊天。”

安于山有些意外，他马上说：“好。聊什么？”

“我知道爹一直想问，为什么让各部门领导领养一盆花？”

“对。我想听听你这是什么花草诀？”

楼上的小客厅，墙上挂着几幅令人赏心悦目的字画，红木小圆桌上摆着一壶热好的黄酒和两个浅口小瓷碗。

安晓林给瓷碗斟上酒，说：“爹，我敬你，你喝一小口，我全干了！”

安于山说：“黄酒度数低，我也干了。”

两只瓷碗轻轻碰了一下，然后父子两人仰头喝了个底朝天。

“爹，元旦后，我要调整领导班子了，当然，是部分调整。您在位时，一人拉琴一人唱，不设副总经理，我现在要设一个了。”

“谁？”

“营销部主任古文玉。”

“理由呢？”

“我先说领养花草的事。古文玉当初选了一盆荼蘼花，枝叶长得很鲜活，开花却要到晚春。古诗说‘开到荼蘼花事了’，它开花时，春天就快结束了；古人又说‘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

“我记得他的年纪，一入夏，就满六十了。”

“对。虽然他快退休了，但这盆花却依旧被侍弄得很好，到暮春时，白色的花开得又多又美，花草的姿态可印证他的生活和工作态度。那天，他找我办退休手续，打算按月领退休金。我说想留用他，原职原薪，他同意了。不过，他不肯要原薪，说只需补全退休工资不足的部分就行了。然后他又告诉我，要换养一盆晚香玉，白色的有香气的喇叭状花，可以从6月开到11月，也是告诫自己虽近暮年，仍要奋发努力。他想出了不少营销新招：端午节前夕，他推介应节的龙船花；重阳节快到时，他向老人推介万寿菊；为迎接教师节，他和教委联合举办活动，邀请企业家赞助，向全市的名、老教师馈赠绿叶红果的万年青，一下子就销售了上千盆！”

“古主任是个人物！③但你表姐刘艳，在花木部当主任也有年头了，才四十多岁……听说她领养的是月季花，又叫月月红，花开得红艳艳的。”

“爹，你的消息很灵通。不过，为她的花浇水施肥的，是总部大院的一个女清洁工，她自己从来没动过手。不过，表姐常自夸，她的月季花是艳压群芳的。她还常常不在办公室，听说是逛商场、看电影去了。她也不喜欢到花木部的基地去，谁也不敢说她，她是‘皇亲国戚’嘛。”

“可她的业绩不错呀。”

“爹在位时，是爹暗中帮忙筹划。我上任后，是我委托苗圃部的主任江天流去安排生产，她仍然受之无愧。江天流只比我大两岁，上有老母，下有两个孩子，妻子是个小学老师，从不因家事耽误公事。他一明一暗领导着两个部，轻轻松松的。他领养的是一盆飞燕草，用心又用情，开花时节，淡蓝的花像一只只燕子毫不张扬地衔泥筑巢，很让人感动。”

“表姐毕竟是咱自家人，你要手下留情。”

④安晓林给自己倒了一碗酒，咕咚咚喝了下去，然后说：“爹。花木部和苗圃部，是公司发展的主动力，得用贤人、能人，表姐必须让位！”

“那让她去干什么？”

“去接待部，不是当主任，是当一般的接待员，得八个小时坐在办公室，接待来访的客户。”

“她要是不愿意去呢？”

“可以回家去逍遥，工资照发。不过，工资不由公司发，由我私人支付。爹如果不同意，我把总经理的宝座奉还。”

安于山说：“我没说不同意……花木部的主任谁当呢？”

安晓林说：“我建议，把苗圃部、花木部合并成一个部，叫花木苗圃部，由江天流当主任。古文玉当副总经理，兼管营销部。其他各部门的领导，一概不动。从他们领养的花草上，我认识了他们，这就是我的花草诀。过了元旦，我准备开个大会，我先从认养花草谈到干部的调换，再谈公司发展的长远计划。”

安于山猛地仰头大笑，说：“儿子，这个花草诀说明你有眼力，也有胆气，好！你怎么认定就怎么干，我不干涉，哈哈。”

楼下忽然传来响亮的叫喊声：“你们快下楼，和我一起到院子里去闻闻梅花香！”

安于山回应一声“好嘞——”，然后悄声对儿子说：“你妈老来疯啦，召唤我们去踏雪赏梅。她知道我们会谈些什么，她这么高兴，我也放心了。”

安晓林说：“妈是个明白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