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岛上

包利民

     父亲那时每喝完酒，都会感叹着说：“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太阳岛了，全国都出名啊！”

     那年我八岁，父亲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工程队干活，走过很多地方。当时正流行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带着垂钓的渔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向往之心。

     于是在一次父亲酒后，我问他：“你去过太阳岛吗？你咋知道那是哈尔滨最好的地方？”父亲便略低下头说：“没去过，不过肯定是能去的！”那年父亲所在的工程队要去哈尔滨修江桥，他兴奋得无以复加，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回你爹可真要去太阳岛喽！”

     夏天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说过几天他们要放两天假，正好可以去太阳岛瞅瞅，还说远远地看那里，全是绿色，里边肯定要比歌中唱得还好。于是那以后我日日盼着父亲的信，想听他讲讲太阳岛上的事。可是竟是一直没有信来，也不知他去太阳岛没有。

     秋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就都问：“你去太阳岛了吗？那上面好吗？”父亲就说：“当然去了，嘿，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不依不饶地问：  “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父亲也说不清楚，问他上面可有歌中说的弹琴的小伙子和穿泳装的姑娘，他说：“反正人挺多，干啥的都有！”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去啊，回来骗我们！”父亲急了，说：“咋没去？那门票要五块钱一张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在我们眼前晃了晃：“这就是门票！”我们看了一眼，上面果然写着“5元”的字样，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没等细看，他就收回去了，说：“别让你们弄坏了，这可要留做纪念呢！”

     自那以后，父亲每次喝酒之后，更是慨叹太阳岛的美，说得我们心中痒痒的，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父亲也是常说：“等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看看，这次要看得仔细些！”可是父亲最终没有再等到机会，工程队那几年转而向大小兴安岭施工，再也不去省城了。后来父亲的一条腿被砸伤， 不能再出去干活了，而我们的小村子离哈尔滨又极远，他再去太阳岛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后来，我去哈尔滨上学，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太阳岛。也许是期望过高，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迷人，心中便有了失望。可是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还是把太阳岛的风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姐姐来省城看我，我们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并照了许多相片，姐姐说：“回去我一定给爸好好讲讲，他现在喝完酒还总念叨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忘！”我们相视一笑，心中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爸没骗你吧？那太阳岛是不是很好？”我使劲儿点头。那天我陪父亲喝酒，话题总是不离太阳岛。父亲喝醉了，躺在炕上口中还不住地说着：“太阳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和姐姐默默地看着酣睡的父亲，眼睛都有些发湿。当年我们就曾偷偷地翻出父亲那张太阳岛的门票，其实那是一张随地吐痰的罚款单收据，父亲从没有去过太阳岛。

（《中外读点》 2009年第1期）

树  下（铁 凝）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又过了些时候，老同学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做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

    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前不久刚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老同学项珠珠市长。

    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电话里的项珠珠很热情，热情而不啰嗦。稍事寒暄，便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

    这晚老于骑了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市长家。他被一个面孔清秀的小阿姨让进客厅，然后项市长出现了，和老于面对面落坐在两张小沙发上。谈话一开始老于就觉得浑身燥热，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穿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的缘故。在他那没有炉火的家里，他需整日这样穿戴，老婆和女儿甚至整日把毛线帽扣在头上。而在项市长温暖的家中，项珠珠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作品。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他谈话的内容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的事，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一直往前讲。

    时间已经十一点了，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儿，他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市长了。

连环画家贺友直

    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他说自己是1937届的，学生们纷纷猜他是1937年毕业于比利时或巴黎的美术学校，他却回答是小学毕业。面对哄堂大笑，他正色道：我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我珍惜现在学习的环境及展示的舞台。我就是一直没有放弃，才能在64开小本上，在方寸小框框里一步步提高。

    如今若问先生一开始是如何走上艺术道路的，他只记得自己从小就喜欢画。

先生是宁波镇海人，5岁丧母，由于父亲无法独自抚养他，就将他托付给乡下的姑妈。他所就读的小学校舍设在庙里，里面有个戏台，周围画着《三国演义》中的场景，先生迷上了那些传神的画----他一次次细心地去描摹、比照、思索、修改，凭着这些“瞎折腾”性质的实践，他的美术成绩在小学里遥遥领先.1980年，贺友直先生应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学。

    虽然姑妈待他不错，但家境贫困，早年失学的先生开始了做学徒当小工的日子。彼时的生活体验，对身边人群事态的观察，成就了他记录民生万象最原始的积累----或缅怀，或嘲讽，或旁观，尽将老上海的风貌人情绘成一幅幅连环画，过去连着现在，短暂连着永恒。先生说过，他来自民间，所以他懂得升斗小民关心啥。

    2004年出版的《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中，先生画了卖报童、那摩温、黄包车夫、裱画师傅、白相人、兑币黄牛、押宝人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劳动者们，都从尘封的老上海记忆里走出来，陈旧而鲜活，简单而深刻。这三百六十行的连环画也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

    先生曾感慨道：“大环境不一样了，我们那时画连环画是当作饭碗的。1996年我在美术馆举办一个连环画展，我给它取名为《谈情说爱》，情就是我对连环画的感情，爱就是我爱上了这碗饭，当时真的非常投入，画什么像什么，现在画什么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了那个生活底子。”

    他坦言：“现在艺术浮躁得很，不少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谈到现在绘画界追赶潮流的风气，许多作者的作品缺乏对受众接受度的考虑----“有些画，我们画画的人都看不懂，更有甚者，动不动就炒作，自封名家大师”。对此先生严肃批评道：“什么是大师，那是开一代风气的人，如今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人没有几个。”

    先生认为艺术应与生活相联系，艺术是要“引导人，引导社会风气的，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积淀的”，他呼吁每个艺术家心里都应该有个标杆。当初，先生这一辈人画连环画都秉持着主流的信念，那就是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把作品画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艺术家们创造一本本作品不但是积极用心的，而且是无功利的，“如果存在功利思想，好作品就出不来了”。

    说到当年的那种信念，先生觉得，现在不少艺术的出发点就是市场，“现在就坏在两个‘M’上，一个是市场，一个是钱。”他眼中的好艺术家，必须要有把自己从事的艺术当成宗教来对待的信念，以虔诚之心去待人待己。

（有删改）

相关连接：①贺友直（1922--2016），我国著名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自学绘画，1949年起开始画连环画，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他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共创作了百余本连环画作品，对我国的连环画创作和线描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百度百科）②1959年，上海人美社派贺友直去画反映农村搞合作化的作品《山乡巨变》。接到任务后，贺友直就奔赴湖南下生活。一去几个月，犁田、耕种、舀粪，与农民保持“三同”。久而久之，老乡们都夸他“内行”。后来，他带着学生下生活时说：“知识分子要真正做到和农民打成一片，谈何容易?能做到像个农民就很不错了，至少不让人家对你生厌。”

（《连环画界泰斗贺友直逝世：从底层而来，带着大观而走》）

一位作家

贾平凹

    东边的高楼是十三层，西边的高楼上也是十三层，南边是条死胡同，北边又是高楼，还是十三层。他家房在那里，前墙单薄，后墙单薄，方正得像从高楼抛下的一个纸盒，黝黑得又像是从地底冒出的一块仄石。他把楼不叫楼，叫山；三山相峙，巍巍峨峨，天晴之夜往上望去，可谓“山高月小”。

    房子方位不好，光线也不足。十一点零五分，太阳准时照来；三点二十四，太阳准时归去。他会充分利用这天光地热：花盆端出来、浴缸端出来，还有小孩的尿布，用竹竿高高地挑起，那些虽然不金贵，但在他眼里，却是幸福的旗子。

    他从来不奢华，口很粗，什么都能吃，只是嗜烟如命。烟吸多了，便喜食辣子，面条里要有，稀饭里也要有，当然面条最好，但愿年年月月如此。再就是爱看书，眼睛本来好好的，现在戴了眼镜，一圈一圈的，像个酒瓶底。于是，别人送他一副对联：“片片面，面片片，专吃面片；书本本，本本书，专啃书本。”他看了，也不恼，说是两句都用一个“专”字，不对仗，下联改成“尽”字为妙。

    什么都可满足，只是时间总觉不够。白日十二个小时，他要掰成几瓣：要给吃喝，要给儿子，要给工作，要给写作。早晨吃罢饭，妻子工厂远先走了，他洗锅涮碗，送儿子到幼儿园。儿子不肯去，横说竖劝，软硬兼施，末了还得打屁股，一路铃声不停，一路哭声不绝。晚上回来，车后捎了菜，饭他却是不做的，衣服他也是不洗的，进门就坐在桌前写。妻子接了儿子回来，大声不出，脚步轻移，洗衣做饭。他写好了，妻子让念念他的著作，他绘声绘色，念毕了，妻子说“不好”，他便沉默，若说“好”，他又满脸得意，说是知音，一家人闹在一块儿，一个快乐顿时分成了三个快乐。

    天天在写，月月在写，人变得“形如饿鬼”了。但稿子一篇篇源源不断地寄出去了，又一篇篇源源不断地退回来了。妻子说：“你没后门吧？”他说：“这不同干别的事！”一脸清高。妻子再说：“人家都千儿八百有稿费。你连个铅字都印不出。”他倒动气了：“写作是为了钱？”

    他眼泡常常是红肿的，那是熬夜熬的。衣虽然肮脏，但稿件上却不允许有半个黑墨疙瘩，脸虽然枯瘦，但文中人物却都极尽俊美。他羡慕别人发表了作品，更眼红别人作品得奖。他有时很伤感，偷偷抹了泪。但他又相信自己，因为风声、雨声、国事、家事，他装了一肚子故事。他要用笔写出来给自己看，给世人看。世人都盼星期天，他也盼星期天。世人星期天上大街，他星期天关门就写作。写得累了，看看“山上”。“山上”层层有凉台，台台种花草，养鱼鸟；有的洗了被单挂着，他想象那是白云；有的办家庭舞会，他醉心是仙乐从天而降；当层层凉台都坐了人，他就乐得嗤嗤笑，说像是麦积山的佛龛。走出门去，碰到认识的，寒暄几句，有的问：“还在写吗？”答：“还在写。”有人劝他别受苦，他哼一声，进屋把门关了。

    他最大的乐趣是把稿件往外投，信封严严实实地糊，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夫妻到邮局去，让儿子拿着往邮筒里塞。儿子问：爸爸挣钱了吗？做娘的说：爸爸是生活上的小人，道德上的伟人，经济上的穷光蛋，精神上的大富翁。儿子听不懂，问爸爸是干什么工作？回答是“作家”。“作家！作家！”外边人都知道了，都传说这里有一个下班回来“坐家”的人。有懂行的，说此人不可小瞧，说不定将来要去作协工作呢。楼上几个老太太便如梦初醒，但却瘪了嘴：原来是个“做鞋”的？（有删改）

国子监

汪曾祺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龢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立为国子监，是在元代迁都大都以后，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8年），距今约已七百年。

    元代的遗迹，已经难于查考。给这段时间作证的，有两棵老树：一棵槐树，一棵柏树。一在彝伦堂前，一在大成殿阶下。据说，这都是元朝的第一任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许衡手植的。柏树至今仍颇顽健，老干横枝，婆娑弄碧。传说它老早就已经死过一次，死了几十年，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又活了。这是乾隆年间的事，这年正赶上是慈宁太后的六十“万寿”，嗬，这是大喜事！于是皇上、大臣赋诗作记，还给老槐树画了像，全都刻在石头上，着实热闹了一通。这些石碑，至今犹在。

    一进国子监的大门——集贤门，是一个黄色琉璃牌楼。牌楼之里是一座十分庞大华丽的建筑。这就是辟雍。这是国子监最中心、最突出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乾隆所创建的。辟雍者，天子之学也。天子之学，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从汉朝以来就众说纷纭，谁也闹不清楚。照现在看起来，是在平地上开出一个正圆的池子，当中留出一块四方的陆地，上面盖起一座十分宏大的四方的大殿，重檐，有两层廊柱，盖黄色琉璃瓦，安一个巨大的镏金顶子，梁柱檐饰，皆朱漆描金，透刻敷彩，看起来像一顶大花轿子似的。辟雍，是乾隆以前的皇帝就想到要建筑的，但都因为没有水而作罢了(据说天子之学必得有水)。到了乾隆，气魄果然要大些，没有水，那有什么关系！下令打了四口井，从井里把水汲上来，从暗道里注入，通过四个龙头，喷到白石砌就的水池里，于是石池中涵空照影，泛着潋滟的波光了。

    辟雍之后，正面一间大厅，是彝伦堂，是校长——祭酒和教务长——司业办公的地方。此外有“四厅六堂”，敬一亭，东厢西厢。四厅是教职员办公室。六堂作为考场。学生的月考、季考在此举行，每科的乡会试也要先在这里考一天，然后才能到贡院下场。

    历代皇帝虽然都似乎颇为重视国子监，不断地订立了许多学规，但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出的人才并不是那样的多。

    国子监的课业历来似颇为稀松。学生主要的功课是读书、写字、作文。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肄业、待遇情况各时期都有变革。到清朝末年，据老董说，是每隔六日作一次文，每一年转堂（升级）一次，六年毕业，学生每月领助学金八两。学生毕业之后，大部分发作为县级干部。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用途，是调到中央去写字。明朝的一部大丛书《永乐大典》，清朝的一部更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底稿，那里面的端正严谨(也毫无个性)的馆阁体楷书，有些就是出自国子监高材生的手笔。这种工作，叫做“在誊桌上行走”。

    国子监是个清高的学府，国子监祭酒是个清贵的官员。作祭酒的，生活实在颇为清闲，每月只逢六逢一上班，去了之后，当差的沏上一碗盖碗茶，他到彝伦堂上坐了一阵，给学生出出题目，看看卷子；初一、十五带着学生上大成殿磕头，此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一般做官的似乎都对这个差事不大发生兴趣。因为这个差事没有油水。查清朝的旧例，祭酒每月的俸银是一百零五两，一年一千二百六十两；外加办公费每月三两，一年三十六两，加在一起，实在不算多。

    据朋友老董说，纳监的监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笔钱，领取一张“护照”外，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监照”——就是大学毕业证书。照例一张监照，交银一两七钱。国子监旧例，积银二百八十两，算一个“字”。我算了算，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十四万两，即每年有八十二三万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十四万两银子照国家的规定是不上缴的，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摊分，祭酒每一字分十两，那么一年约可收入五千银子，比他的正薪要多得多。其余司业以下各有差。据老董说，连他一个“字”也分五钱八分，一年也从这一项上收入二百八九十两银子！

    老董的记性极好，我的复述倘无错误，这实在是一宗未见载录的珍贵史料。我所以不惮其烦地缕写出来，用意是在告诉比我更年轻的人，封建时代的经济、财政、人事制度，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东西！

（选自《草木春秋》，原文有删改)

文本一：

国文教员

金克木^[注]

我上小学时白话文刚代替文言文，国语教科书很浅，没有什么难懂的。五六年级的教师每星期另发油印的课文，实际上代替了教科书。他的教法很简单，不逐字逐句讲解，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只提问，试试懂不懂。先听学生朗读课文，他纠正或提问。轮流读，他插在中间讲解难点。课文读完了，第二天就要背诵。一个个站起来背，他站在旁边听。背不下去就站着，另一人从头再背。教科书可以不背，油印课文非背不可。文长，还没轮流完就下课了，文短，背得好，背完了，一堂课还有时间，他就发挥几句，或短或长，仿佛随意谈话。一听摇铃，不论讲完话没有，立即下课。

他选的文章极其杂乱，古今文白全有，有些过了六十多年我还记得。不是自夸记忆力好，是因为这些文后来都进入了中学大学的读本。那时教小学的教员能独自看上这些诗文，选出来并能加上自己的见解讲课，不是容易的事。现在零星写几段作为闲谈。

记得五年级上的第一篇油印课文是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文很短，又是白话，大家背完了还有点时间。老师就问：“第一句是‘两千多年前有个人名叫孟轲。为什么不叫‘孟子’？你们听到过把孔夫子叫作‘孔丘’吗？”那时孔孟是大圣大贤，是谁也不敢叫出名字的。我在家念的《论语》里的“丘”字都少一笔而且只能念成“某”字。对孟子轻一点，轲字不避讳了，但也不能直呼其名。老师的问题谁也答不出，于是他讲，这第一句用一个“轲”字就是有意的，表示圣贤也是平常人，大家平等。这就引出了文中的议论。

还有一篇也是白话，是《老残游记》的大明湖一段。这篇较长，背书时堂上有许多人站着。他们会高声唱古书，不会背长篇白话。好在选的还是文言多白话少。有一篇是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从他讲课中我第一次听到桐城派、阳湖派、“不立宗派”的名目。课文背完了，老师说了一句：“希望你们长大了不要做病梅。”刚说完，铃声响了，他立即宣布下课。

他也教诗词。教了一首七言古体诗，很长，题为《看山读画楼坐雨得诗》，写雨中山景变化。诗中提到不少山水画名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名字，我就是从这篇诗知道的。当然那时我们谁也无福见到古画。教词，他选了两首李后主的，两首苏东坡的。背完了，他又提出问题，说，“罗衾不耐五更寒”，“高处不胜寒”，两个“寒”有什么不同？一个怨被薄，是皇帝。一个说太高，是做官的。为什么一样寒冷有两种说法？他还没发挥完，下课了。有意思的是他选了《史记》的“鸿门宴”。文较长，教得也较久，还有许多人背不出，站着。老师说，重念重背，第二天背完有时间了，他又高谈阔论了。他说，起头先摆出双方兵力，刘邦兵少得多，所以项羽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不能多带人，只带一文一武：张良、樊哙，这就够了。司马迁讲完这段历史，最后一句是“立诛杀曹无伤”。这个“立”字是什么意思？有人回答是“立刻”，又问：为什么着重“立刻”？自己回答：因为这是和项羽通消息的内奸，非除不可，还要杀得快。项伯对刘邦通消息，又在席上保护刘邦，也是内奸，为什么项羽不杀他？反而把自己人曹无伤告诉刘邦，难道想不到刘邦会杀他？从这一个“立”字可以看出司马迁要指出刘邦有决断。项羽有范增给他看玉玦也决断不下来。刘邦是聪明人，所以兵少而成功。项羽是糊涂虫，没主意，办事犹犹疑疑，所以兵多将广也失败。他把自己手下的韩信、陈平都赶到刘邦一边去了，太史公司马迁不仅叙述历史还评论历史，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字字句句都再三斟酌选用，所以是头一位大文人，大手笔。看书做文，必须这样用心思。不背不行，光背也不行，这位教师引我进了文字，而我也被文字纠缠了一辈子。我究竟应不应该感谢他？自己也不知道。

文本二：

评曰：这些小品文算不算小说？绝不是从外国介绍进来的essay，那种散文的标准是法国蒙田和英国培根的议论短文以及英国兰姆的随笔文章。这些小小说倒像是中国的老传统，《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是“九流”之外的第十流，但仍旧是出于“王官”即中央政府部门，不过气派不大，所以比作小稗子。《世说新语》也是这一类小说。尽管里面的大人物有名有姓，但其言行查考起来，还是传闻居多。若不叫“小说”而叫“世说”，那就既好听又符合《汉书》里关于稗官小说的说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清末民初所谓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的分类多指长篇，短篇的叫作笔记小说，把唐人宋人的一些短文有点故事的都算进去，不论所记是真是假，外国到了现代，小说的体裁也够包罗万象了，所以这里的一些小文收入小说集不能算错。好在都没有列出姓名，是真是假，也就无须考证了。

注：金克木（1912-2000），著名学者。晚年曾写有多篇回忆性的短文，集为“化尘残影”随笔集，并附自评。文本一《国文教员》为“化尘残影”之一，文本二即“化尘残影”自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