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自动化

    一百年前，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海特写道：“文明的发展就是加大不用想便能完成的事情的数量。”如今，计算机可以被编程执行非常复杂的工作，许多软件程序还负责脑力工作，比如观察检测、分析判断，甚至作出决定等等直到最近都还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职能。怀海特的话里隐含着一种这样的信念——人类活动是从上到下有等级区分的：每当我们把一件任务或一种工具交给机器去负责，就把自己解放出来去追求等级更高的、需要更多灵活性、更多智能或更开阔视野的任务。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谬见——自动化学者称之为“替代神话”。节省劳力的设备不只替代了工作或其他活动中的一些彼此孤立的组成部分，它还可能改变了整个任务，包括参与者的态度、技能和角色。

    心理学家发现，当我们用电脑工作时，经常会陷入自满和偏见——两种会削弱我们表现和引发错误的认知缺陷当中。当一台计算机诱使我们进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自动化自满就出现了。相信计算机会准确无误地完成工作并且处理任何出现的问题，我们任注意力四散开去。我们与手头的工作脱离开来，对周围事情的注意力也在淡去。自动化偏见则是指我们过于相信显示器上面的信息的准确性。我们对软件的信任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忽略或无视其他的信源，包括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当一台计算机提供了不正确或不完备的数据，我们会视而不见。

    计算机自动化将我们从执行者转变为观察员。我们放下了操纵杆，转而观看屏摹。这种转变可能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但同时也可能抑制专业技能的发展。在许多企业中，管理者和其他专家都依赖决策支持系统来分析信息和提出行动方案，但一些迹象表明，软件越是能干，会计师就越是不行。最近由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决策支持系统对三家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其中两家会计师事务所采用非常先进的软件，由计算机评估相关业务风险。第三家公司使用简单的软件，需要会计师来评估一系列可能的风险。研究人员对每家公司的会计师的专业知识做了测试，第三家公司的会计师明显比其他两家的强，对不同形式的风险都显示出了更强的理解能力。

    许多计算机系统设计者都假设，人类操作员是“不可靠，低效的”，至少和计算机相比是如此。于是，设计师便尽量让人承担尽可能小的责任。最终，人变成了监控者，而这样一份工作是我们人类——出了名的爱走神的物种——特别不适合的工作。而且，由于一个人的能力“不用就会变差”，哪怕是经验丰富的操作员，如果一味盯着屏幕，最终也将和初出茅庐的新手没什么两样。难以集中注意力和缺乏对原理的认知这两点加起来，增大了操作员遇到事故时无力应对的可能。于是乎，人类成为了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

（摘编自尼古拉斯•卡尔《电脑一歇菜，人能挺住吗？》）

儒家“情理结构”的哲学价值

    儒家所关心的“情”始终不离生活，而生活本身也是情理合一的。需要强调的是，儒家情感哲学从未走向唯情论或泛情论，动物性的欲与社会性的理被交融为一，这就是所谓的“情理结构”。回归到人类情感的角度，儒家哲学给人们带来的最新启示在于：在人性结构当中，“情”到底会扮演何种角色？

    儒家的“情理结构”来自孔子的仁学，但“仁”究竟是怎么来的？在孔子那里起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将外在的“礼”归于内在的“仁”。周公制礼作乐，规范了外在的礼乐，而孔子则释礼归仁。但孔子更希望“人者仁也”，也就是每个人要“依仁”而行。另一个则是仁的“巫史传统”之源头，“巫”被理性化为“礼”，而礼乐当中仍包蕴巫的感性要素。巫传统不仅可以被视为天人合一的始基，也可以被看作人与仁相交通的基座。所以，从“巫”到“礼”再到“仁”，更不用说“乐”本身，皆含深情。

    孔子之“仁”是一种合“礼”之情，也是一种“理”化之情，在儒学那里，情理始终是合一的。情理结构的生理根基并不是源自单纯生理的食色情欲，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发的、向善而生成的深层情感，但这种情感又是被社会化的，是通过人文教化与濡化而成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即每个人从己出发，所要达仁，仁就会来。孔子重在先有求仁、达仁之心、之志，进而付诸践行，所谓“仁道不远，行之即是”。这样一来，所欲、所求与所行达至合一，仁自然而然就会来。而仁之所以能来的前提便是“性相近也”，人人皆有感通而近似的仁之心，而此心就是有“情”的，亦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所以，孔子认为，“克己复礼”、复归于仁，仁就来临，仁与人才合体为一。孔子的“成己之学”，心理动力就在于“欲仁”，而欲本身也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动力。仁并不是从“先验结构”中来的，西方哲学所追寻的理念、天国与物自体是高蹈于虚处的，而仁则是实实在在就在“践履”当中的。这种中西差异的根本在于，西方哲学走的是理性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哲学恰恰由于重情而另辟一条智慧之途。仁就来自人自己，无须外求于纯理，这是孔子儒学的大智慧。

    在儒家看来，“情”在人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始一终的，既是发端又是终端。所谓“始”，就是“道始于情”，这是人性结构的根基所本。此处之“情”，不仅是人类普遍源发的情状，而且也是人类根基共有的情感。所谓“终”，则为“孔颜乐处”，这是人性结构的境界追求。所以说，儒家情感哲学的“执两用中”就在于：从现实出发上是“道始于情”，在生存境界上为“孔颜乐处”，所谓“执两”(一始一终)而“用中”(度的把握)，这才是当今儒家创造性转化出来的当代智慧之一。

(摘自2015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作者刘悦笛)

（不）相信

龙应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谆谆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份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著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著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剎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彿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喜欢这篇文章，相信……不相信……有许多事情，不是一下子的判断就是绝对的，很多是需要时间的检验，抑或时间也无法将其诉说清楚。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赵法生

    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周易·文言传》，大意是经常行善的人家会有许多可以庆贺的事，经常做恶事的人家会有许多灾祸在等着。初看起来，这句话是在讲报应，其中也的确含有报应的含义，但是作为儒家文献的《易传》，这话与佛道两家的报应观念又有所不同。

    ②儒家的主流观点不太强调报应，因为儒家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成为君子，而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是明白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孟甚至要求他们的弟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认为，仁义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为仁义而牺牲，死得其所，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

    ③钱穆先生曾经将儒家人生观与其他文明宗教相比较，说儒家的君子，他们居仁由义不是为了获得好处，不管它是来自今生还是来世。而且君子人格恰恰是要超越这种功利主义的考虑，他不把道义当作手段，而是当作目的本身。

    ④儒家要求君子超脱私利的羁绊，并不是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对此有独特的理解。杀身成仁是君子的担当和境界，实践仁义礼智信也经常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但总的来看，长远来看，道德对于人生和社会都是有益的。

    ⑤讲仁爱奉献的儒家道德何以有利于人生？说到底，违反道德的行为可以得利于一时，却难以长久持续。比如一个“信”字，欺诈或许能够短期获利，但是长此以往必然臭名远扬。那些讲诚信的人虽然有时也吃亏，但能获得广泛的信誉和信任，事业便越做越大。

    ⑥道德与利益的问题，又被称为德福关系问题，也是西方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有德者未必有福，享福者未必有德，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哲学家康德认为，经由上帝审判之后，德与福最终能够实现一致，作恶者将会下到地狱，而行善者将会升入天堂，于是公平正义最终得以实现。可是，儒家没有上帝观，有人经常行善却穷困潦倒，有人作恶多端却福寿俱全，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儒家对此的回答是：家庭。一个人的积德行善未必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但一定会为他的后代积下“阴德”；一个人作恶多端，尽管能做高官、骑骏马，但他的债务将由子孙偿还。通过引入家庭和时间两个因素，儒家也成功解决了德福表面上的矛盾。

    ⑦那么，现实中是否真是如此？城市兴起的时间较短，不易觉察，但在乡村中则常常应验。常听有年纪见识多的村里老人说，凡是目前发展不错的家庭，现在有出息的人，祖先父辈多是厚道人。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传承久远的世家大族，比如范仲淹、曾国藩等家族，人才辈出，福泽绵长，乃是因为他们将深厚的文化底蕴凝结为优良的家教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优良品格。这也算是对“积善人家论”的经验证明。因此古人也说：“德者，得也。”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深入人心。

    ⑧所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并非迷信，而是儒家历史理性的结晶。它以儒家的成德之教为思想基础，强调德行修养和与人为善才是一个家庭长期繁荣兴盛的根本保障，不但在义理上可以说得通，在现实中也有经验的证实，反映了儒家古老透彻的人生智慧。

（摘自《光明日报》）

“锦鲤”是一条什么样的鱼？

    ①鱼很早就出现在先民的生活里，中国的渔猎文化在农耕文化之前，半坡遗址发现的“人面鱼纹图形”彩陶距今已有六千年历史了。那时候的人类生活在神话与真实之间，他们对万物饱含敬畏，云中鸟、林中兽和水中鱼都人格化了，成为神秘的存在。人们相信，在大海深处，一定是鱼化龙而去。鱼、龙被联系在一起，鱼成为龙图腾的伴生物，或者，在龙图腾之前，有过鱼图腾，这也许也是周代“鸟鱼之瑞”说的深层原因吧。

    ②鱼文化的演变中，化龙的鱼由泛指转为特指鲤鱼。鲤鱼因此开始符号化。鲤鱼因多卵而被喻指“多子多孙”，《诗经·陈风·衡门》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后世与婚姻、生育相关的礼俗，加入鲤鱼的文化符号，便不足为奇了。

    ③鲤鱼的祝福意味越来越深入世俗生活。孔子得子，鲁昭公赐以鲤鱼。孔子感拜，取名孔鲤，字伯鱼。庆贺生子赠以鲤鱼逐渐成为礼俗，并在送鱼之时，附上绢布书写的祝福语，久而逐渐演变为书信的代指，友谊、爱情的代称。寄信的外盒，被精致的中国人制作成鲤鱼的形状，后世才有了“鱼传尺素”“遗我双鲤鱼”的浪漫表达。

    ④鲤鱼游进剪纸、年画、刺绣、花灯等民间艺术，进入“年年有余”的祝福语，成为酒席的标配，关于鲤鱼的吉祥意指越积越厚，具备了深广的群众基础，被各种文化争相引入并诠释。道家故事中，道士升天大多是骑鲤的。魏晋时期，鲤鱼被定为道家圣物。佛家视鱼为八吉祥之一，鲤鱼放生更是疑似借鉴了儒家文化，而龙形木鱼更有“鱼化成龙”的儒家文化意味。对鲤鱼文化赋予和添加新内涵，并得到大众广泛认可和深远流传的，是儒家的诠释。

    ⑤鲤鱼背高体阔，身形俊秀，柔中带刚，性格雄健沉稳，具有临危不乱、泰然自若的风度，它们的形象和性格符合儒家对于“君子”的要求，鲤鱼便被儒家赋予了诸多入世、励志的意蕴。汉代《三秦记》载：“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迎合了大众企图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的理想，被儒家成功转喻为科举考试，成为儒家劝人入世进取的励志故事。这个故事，激励了一代代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梦想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⑥龙是极少的，________一个必然结果是，不是所有的鲤鱼都可以化龙，就像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科举成功。必须通过特殊化，通过数量的限制来彰显龙的尊贵，所以化龙的是特殊的“黄鲤鱼”。到了唐代，首次出现在陆龟蒙诗歌里的“锦鲤”，拥有了化龙的专利。在千万种鱼中，成为鲤鱼已然幸运万分；在千万条鲤鱼中，成为锦鲤更是万分幸运。只有它们，才拥有成龙的资格和机会。锦鲤，实在是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幸运儿。

留住千年芳华

    莫高窟也称“千佛洞”，始建于公元366年，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用于莫高窟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借助科技手段，让莫高窟减少病害，延年益寿。

    窟内的彩塑和壁画采用泥土、木材、麦草等脆弱的材料制成，时间一长，容易产生多种病害，并缓慢老化。整个莫高窟有400多个窟保存有壁画，如今面向公众开放的仅有70来个，由于很多洞窟病害程度严重，或许永远不可能跟游客见面。未与游客见面的85窟几乎集中了敦煌壁画的所有病害，其中最重的是会造成壁画整体脱落的空鼓病害。

    1997年，“重病缠身”的85窟被敦煌研究院列为重点“拯救对象”，由于当时保护、管理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保护手段落后，敦煌研究院选择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联合攻关。为找到修补材料，专家花了整整4年，试验了80多种材料，发明一种“灌浆”技术，将泥浆注射到空鼓的壁画中，这种液体会充满空隙和裂隙，变硬后固定壁画。

    但问题接踵而来，含有水分的泥浆将壁画中的盐分带至表面，影响了壁画价值，同时诱发壁画盐害——又称壁画“癌症”，要进行较好的修复，难度较大。2006年，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课题负责人陈港泉与团队提出采用新型材料结合脱盐技术去除和降低文物材质盐分的新途径。经过3年的反复试验和研究，基本解决了我国古代壁画盐害治理难题。研究人员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研究壁画病害诱发原因和微观破坏机理，深入开展保护技术集成和装备研发，形成了壁画保护修复方法体系。

    另外，狂风卷起的扬沙浮尘、降雨带来的湿度升高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和旅游开放给莫高窟文物带来一定程度侵扰。

    为保障洞窟壁画和彩塑保存环境稳定，敦煌研究院采用现代物联网技术构建了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制定了洞窟开放管理制度。自2002年起，敦煌研究院开展了以“莫高窟游客承载量”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预防性保护研究，确定了洞窟内相对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不能超过1500ppm的洞窟微环境监测预警指标。一旦洞窟环境超过预警指标，系统可自动向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发布预警提示。洞窟管理部门和接待部门根据情况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调整游客参观路线，启用调节洞窟，及时对预警的洞窟进行通风和除湿，使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指标回落至安全范围内。遇到强降雨、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情况时，莫高窟采取停止开放的管理措施，并向社会及时发布洞窟暂停开放通知。

    为了解决洞窟空间极其有限，洞窟采光不好，游客可能看不太清楚文物细节的问题，敦煌研究院经过近30年的探索实践，完成了敦煌石窟206个洞窟的数据采集和10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140个洞窟的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先后面向全球上线，实现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

    游客们在前往洞窟之前，可以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赏高清数字电影《千年莫高》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在3D虚拟环境中观赏敦煌壁画和彩塑，了解莫高窟自然、历史、文化背景和数字化洞窟景观。显然，大屏幕上高分辨率图像的效果好于观看洞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