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审美视野的逐步扩大。在自然美领域，从对动物的审美到对植物的审美，对山水的观赏由“比德”到“畅神”的转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处于狩猎生活时期的欧洲原始洞穴画作者，尽管生活在不乏美丽植物花卉的环境里，但他们着意描绘的只是经常与之周旋的野兽形象。我国仰韶彩陶，已有鱼、鸟、蛙等自然物的形象，但它们都是脱离各自的生存环境被加以表现的，几何化的写意手法和强烈的变形处理，表明这些自然物已变成象征符号，还谈不上自身的美。周秦以后，山川草木开始作为人的生活背景获得了自身的审美意义，然而人们主要是从“比德”的观点去欣赏它们的。

    那时的人习惯于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的道德、情操，使自然事物的属性（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生物属性）人格化，人的品性客观化，自然物的美丑，就按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来评定，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善相乐”的观点。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提法，和《荀子》一书中所记的孔子“以玉比德”的观点，都可看成代表。这种用自然物比附人的德行的观点，虽仍有其片面性，却标志着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已同实用感相分离，转为道德情感的满足，表现了历史的进步。《诗经》常以鸟兽草木比兴，作为抒发情意的借用物。《离骚》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都表明“比德”观念对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艺术作品中大量出现以物喻人的形象，所以就使自然物往往附着了传统的隐喻意义，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直到今天还影响人们对这类自然物的欣赏。

    对自然物的“畅神”审美观，是晋宋以后盛行起来的。同“比德”不同，“畅神”强调的是自然美的欣赏可以使欣赏者的情感得到抒发，得到满足，从而精神为之一畅。它所尊重的，已不是自然物身上被人为地外加的道德伦理价值，而是它自身的足以令人舒畅怡悦的审美价值，王羲之《兰亭集序》写到自己面临会稽山阴兰亭一带有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的美景所产生的感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宗炳平生“眷念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酷爱描山画水，认为再现山川之美，足以“畅神”。他说“峰岫娆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以，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肯定观赏和再现自然美可以“游目骋怀”，可以“畅神”，也就是肯定从自然界可以直接得到审美的满足。这种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对自然美审美意识的觉醒，为时比西欧早一千多年。在这种观点基础上诞生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宗炳、王微的山水画，在中国艺术史上都具有开山意义。由此而形成的专事表现自然美的艺术品类——山水诗画，后来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民族艺术对人类艺术宝库的卓越贡献。

    气候正义是环境主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遇到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设计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飘渺。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

    如果你晚霞满天的时候来到山顶，俯瞰山下的小镇，可以看到一动一静两个情景，它们恰到好处地组合成了一幅画面：静的是一幢连着一幢的房屋，动的则是袅袅上升的炊烟。房屋是冷色调的，炊烟则是暖色调的。这一冷一暖，将小镇宁静平和的生活气氛完美地烘托出来了。

    女人们喜欢在晚饭后串门，她们去谁家串门前，要习惯地看一眼这家烟囱冒出的炊烟，如果它格外地浓郁，说明人家的晚饭正忙在高潮，饭菜还没有上桌呢，就要晚一些过去；而如果那炊烟细若游丝、若有若无，说明饭已经吃完了，你这时过去，人家才有空儿聊天。炊烟无形中充当了密探的角色。

    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天空是最为熟悉的了。这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在北极村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窗外是一片很大的菜园，种了很多的青菜和苞米。菜地的尽头，是一排歪歪斜斜的柞木栅栏，那里种着牵牛花。牵牛花开的时候，那面陈旧暗淡的栅栏就仿佛披挂了彩带，看上去喜气洋洋的。在木栅栏的另一侧，是另一户人家的菜地，她家种植了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从东窗，还能看见她家的木刻楞房屋。

    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我们都叫她“老毛子”。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早已加入了中国国籍。北极村与她的祖国，只是一江之隔。所以每天我从东窗看见的山峦，都是俄罗斯的。她嫁了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她的丈夫死后，两个儿子相继结了婚，一个到外地去了，另一个仍留在北极村，不过不跟她住在一起。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贯。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毛子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秋生一来就是干活，挑着桶去水井，一担一担地挑水，把大缸小缸都盛满水；再抡起斧子劈柴火，将它们码到柴垛上；要不就是握着扫帚扫院子，将屋前屋后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从东窗，常能看见秋生的影子。除了他，老毛子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叫着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是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和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和他们招手。

    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她似乎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我到玉米地时，隔着栅栏，常能看见她在菜园劳作的身影。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的皮肤非常白皙，眼窝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座钟，座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只装着蚕豆，一只装着葵花子，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些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的汉语说得有些生硬，好像她咬着舌头在说话。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块糖。我自幼满口虫牙，硬东西不敢碰，而她虽然已是个老人，牙齿却格外地坚实，嚼起蚕豆有声有色的，非常轻松和惬意。与她熟了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有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老毛子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为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

    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毛子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毛子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毛子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冬天到来的时候，园田就被白雪覆盖了。天冷，我就很少到老毛子家去玩了。玻璃窗上总是蒙着霜花，一派朦胧，所以也很少透过东窗去看那座木刻楞房屋了。她家的炊烟几时升起，又几时落下，我们也就不知晓了。

    老毛子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一趟房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要习惯地看一眼老毛子的烟囱，结果她连续两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一缕炊烟，知道老毛子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毛子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它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

乡愁记忆：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

陆邵明

    乡愁记忆既能对游子产生一种无声无形的磁力，也能够让栖居者与返乡人找到精神的原点与起点。相比大城市，小城镇拥有尺度紧凑、生活节奏慢及地方特色鲜明的优势。然而，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及小城镇产业、空间、社会结构的变迁，歌曲“小城故事”中的乡愁记忆及其载体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乡愁不能仅仅成为封存在记忆里的“一幅画”，更不能沦为春节返乡的一种乡痛。那么，“如何让乡愁记忆成为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不妨借用赫伯特·西蒙的观点，通过适宜的策略维持活化独特资源与现有环境：尽量保存稀有的乡愁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乡愁资源并在允许范围内寻求创新发展。具体来说，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是坚持守住底线，保护保育好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小城镇的物质文化基因，保护好独有的地理禀赋、自然风景与文化资源，保留好特色老街、具有特色风貌的道路，构建好小城镇的记忆坐标系，让游子回家有熟悉的方向感与曾经拥有的年代感。保护好有代表性的住宅、不同时代典型的建筑物（学校、茶馆等）、有故事的活动场所（集市、庙会等），保育好一系列主题鲜明的记忆坐标点，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归属感与自豪感。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相关政策法规是守住底线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通过技术导则来管控。

    二是打造创新引擎，开发利用好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乡愁资源，要做好科学规划与引导。在宏观层面的总体布局中，应正确协调好新区与老区、工业区与居住区的关系，对乡愁特色资源有干扰影响的建筑、产业或项目，应明确处理措施。

    此外，以“乡愁”为着眼点引导小城镇特色发展，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基于乡愁记忆的城镇保护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要盲目求快、求大、求高，而要远近结合、量力而行。在模式机制上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在推动小城镇特色发展方面，政府、市场、民间力量要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要守住乡愁文化底线；市场不能为所欲为，要遵守规矩、担起责任；民间力量不能盲目跟风，需要引导与培育。只有在尊重地方文化特色、定居者的生活习惯的前提下，重新组合既有资源、要素，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就业岗位、住房保障等因素，摸清乡愁记忆的来龙去脉，充分发挥体制内外的合力，才能让小城镇保持特色、健康发展。

    总之，对于小城镇特色发展来说，乡愁是一面镜子，一方面审视“旧”故乡过去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照亮“新”故乡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政府来讲，职责是守住底线，科学引导乡愁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对于众多游子而言，将乡愁记忆化为建设故乡的行动才是祛除乡痛的最好良药。

新媒体传播与城市文脉保护

孙玮

    ①二维码在2017年夏季的上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网络小端口，竟然成了人类两百万年浩瀚历史的未来象征，“‘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上海展”的第101件展品，是一枚由100组文物构图而成的“二维码”。上海选中二维码作为本地化且能够代表人类未来的展品，让不少人质疑：二维码这样的新媒体，只不过是个传递信息、再现现实的工具，如何可能成为未来的象征？何以能够承担保护城市文脉的功能？

    ②论及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不少人存在负面认知：在抹平疆界的全球化狂潮中，新媒体是切断文脉的助纣为虐者。有意思的是，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新媒体研究中，人们正力图解释新媒体何以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文本呈现，同时又是一种关系处理过程。借助它，不同空间被媒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依据这个思路，新媒体与城市文脉的关系，有了重新塑造的可能。

    ③二维码在上海的另一个公共事件中也成了主角。在媒介称之为“中国第一个露天博物馆”里，梧桐树、建筑物、弄堂门口赫然悬挂了标注为“思南露天博物馆”的二维码。在这里，人们可以用手机扫描展品上的二维码，边看展品，边听手机里的语音介绍，游走于思南公馆。新媒体传播使得文字、声音和影像可以交织融合，为游览者创造了一个由地理、叙事、影像、意义等多重空间并置的世界。游览者说：“以前来这里就是拍拍照、喝喝茶。现在这种博物馆模式，为我们创设了一种全方位解读公馆的体验。” 与看电视和用电脑上网完全不同的是，游览者的身体是处在相关联的实体空间中，人的感官在实体、虚拟空间来回穿梭、反复切换，人们感受到的思南公馆不仅仅是实体空间中的，也不完全是虚拟叙事中的，它是虚实相生的“复合空间”。这个空间再现了城市历史与实物遗存，能唤起人们的认知与记忆。身体的全息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城市叙事方式，拿着手机游走于这个空间的每个人，就是城市叙事的主体。

    ④用身体感知城市，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情。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早就用“都市漫游者”的意象，留给世人一个感性的巴黎，它与现代性城市规划中的那个法兰西首都形成鲜明对照。本雅明的理论“城市不应概念化为单一的同质的空间，而应视为依据大众使用和体验建构起来的多重场所”，为后来者开辟了理解城市的路径。信息流贯穿的思南露天博物馆，将存留在上海城市肌理之中的文化符码，通过新媒体嵌入人们的生活，促成了大众与城市文脉的接触与对话，城市文脉以另类方式延续、伸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⑤思南博物馆的“思南读书会”“纪实空间”“朗读亭”等许多项目都借助微信公众号来运作。这些公众号以思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为核心，建基于非常深厚的“卢湾”情结、上海认同。这些项目在实体空间持续性、常态化的活动，与公众号虚拟空间的传播互相呼应、融为一体，生产出一个历史与当下互嵌的思南公馆城市空间。新媒体除了发挥报道事实、宣传观念、引发舆论等大众媒介的传统功能，其意义更在于创造一种附着记忆、强化认同的新型空间，城市文脉便是这个新型空间的灵魂。

    ⑥传播之于城市文脉保护的作用，在移动网络时代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传播不仅仅是虚拟空间中的文字、影像叙事，传播更生成了城市文脉的新形态，将城市文脉植入到大众的生活实践中。如果将城市看作一个由地理、信息、意义等交织而成的网络，那么城市文脉是表现在、潜藏于、渗透进这多重网络之中的。新媒体传播的价值在于，以时空重组、穿梭虚实等方式打通这些网络，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实践，促成人与人、人与城市的交往与对话。

    ⑦在新媒体研究中，二维码常常被视为一个交互界面。所谓交互界面，最简单的意义，是指打通人—机之间的隔膜。二维码联结着两个大相径庭却又彼此依赖的世界，并被不断创生出新的链接形式，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重要媒介。被二维码渗透的城市也可以视为一种交互界面，社会多重网络在此汇聚、互嵌、再生，新型社会实践将不断涌现，城市文脉得以创造性地延续。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作品，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分上下两篇，《道经》37章在前，第38章之后为《德经》，共81章，有5100多字。《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据文献记载，老子静思好学，知识渊博。他的老师商容教授知识过程中，老子总是寻根问底，对知识非常的渴望。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他经常仰头观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为何物，以至于经常睡不着觉。后来，商容老师“实乃老夫之学有尽。”推荐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献记载：“老子入周，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学业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通过这段经历，老子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也使他远近闻名。老子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环境是周朝势微，各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严酷的动乱与变迁，让老子目睹到民间疾苦，作为周朝的守藏史，于是他提出了治国安民的一系列主张。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总而言之，老子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贵在“无为”“无事”等圣人之治，而圣人之治的手段并不是通过制定刑法等国家制度来对老百姓加以规制，圣人以合乎自然、不行强制来推行其统治。而法律制度是治国者统治人民的工具，是统治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与维持社会秩序建构的国家机器，老子认为这些法律制度以及国家机器的存在都是统治者的有为措施，而这些有为措施又体现了统治者雄心、私欲、智慧等产生争战、贫富、盗贼等祸害的缘由的因素，往往滋扰人民按自然之道来生活，所以老子极力反对这些措施与法令制度。因此，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中可以得出结论，法需要顺应“道”与“德”的运动，效法自然之律，在辩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