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中戏剧

    女人倚在窗子边，朝对面望去。风微微地从河边吹来，感觉和平常没什么不一样。她住在顶楼的倒数第二层，街道在远远的下面，就连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的噪音也很少传到这里。就在女人准备从窗边转身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对面那个老人房间里的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天色还不晚，外面还很亮，老人房间里的灯光并不明显，那种感觉就好像太阳底下开着的街灯，又像是灯火通明的教堂里，某个人在窗边点亮的蜡烛。

    女人站住了。

    老人打开窗子，朝着这边点了点头。

    他是在向我打招呼吗？女人心里暗自想道。她所住的房子上面一层是空着的，下面一层是一个工厂，这会儿早就关门了。女人于是微微地点了点头，作为对老人的回应。只见老人又冲着这边点点头，同时伸手去摘帽子，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头上并没有帽子。老人转身消失在了后面的房间里。

    很快，老人又出现在了窗前。这次，他的头上多了一顶帽子，身上加了一件外套。他脱下帽子，微笑着向女人致意。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的手帕，开始挥舞起来。一开始，是轻轻的，接着，越来越激烈。他把身子倾在窗台上，让人不得不为他担心他的整个身体会从窗子里跌出来。女人有些愕然地后退了一步。

    这时，窗子对面的老人一抬手，将手中的帽子远远地甩开了。同时，他将围巾顶在了自己的头上，就像一个穆斯林人一样，将自己的头包裹了起来。接着，他将双臂交叉，合在胸前，开始鞠躬。每次抬起头时，他的左眼都闭着，仿佛在向女人传递着他们两人之间的某种秘密信息。女人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她突然发现，窗子中出现了两条穿着窄窄的、打着补丁的丝绒裤子的双腿。老人在做倒立！当他那满脸通红、满是汗水而又兴高采烈的脸重新出现在窗前时，女人终于拨打了警察局的电话。

    老人仍然没有停下来。他披着一个床单，在两个窗子前交替出现。三条街道以外的警局接到了女人的电话，女人在电话中有些语无伦次、声音十分激动，以至于警察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此刻，对面的老人笑得更厉害了，脸上的皱纹堆成了一团。他伸出一只手，做了个模糊的手势，在脸上一抹，随即，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似乎，他的笑容已经瞬间被他攥在了手里。女人一直站在窗边看着这一切，直到警车赶到楼下。

    女人气喘吁吁地跑下楼。警车周围已经围了许多人。一群人跟着警察和女人上了楼，有好几个甚至跟到了最后一级楼梯上。他们凑在一起，好奇地等待着——先是有人上前敲门，没有人应；然后按门铃，仍然没有回应。作为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一道门并不是难事——门很快被打开了，干净利落。顺着窄窄的走廊，他们终于捕捉到了走廊尽头隐约的灯光。女人蹑手蹑脚地，紧紧地跟在警察后面。当通往里间的那道门被打开时，只见老人背对着他们，仍站在窗子旁。他的双手拿着一个大大的白色的枕头，放在自己头上，又拿下，不断重复着。那样子仿佛是在告诉什么人，他要去睡觉了。而他的肩上，还披着一块地毯。众人几乎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老人仍然没有转身——这个老人的听觉已经非常迟钝了。女人的视线越过老人，望向对面，她看到了自己家那扇昏暗的窗子。

    就像她所想的那样，底下那一层的工厂已经下班了。不过，在她家楼顶上，不知什么时候搬来了一对小夫妻。在他们房间的窗子旁，有一个围着栏杆的儿童床。一个小男孩正站在里面。

    这个小孩儿头上也顶着一个枕头，身上披着一个床单。他不停地在床上蹦着跳着，朝着这边挥动着双手，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他先是笑着，接着，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随即，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仿佛他在一秒钟之内将自己的笑容攥在了手中。紧接着，小男孩伸出手，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笑容抛到了所有目瞪口呆的人们脸上。

卖琴

【加拿大】费力克斯·勒克莱尔

    雨天，男人的短大衣里藏着一把小提琴。他走得很快，帽子遮在眼睛上，一脸疲惫，不时左顾右盼。突然，他拐进一条小小的甬道，推开一扇房门。门上的木牌上写着：制琴坊。

    进入房内，他脱下大衣，把小提琴放在柜台上。他用大拇指把帽边卷起来，等着那位在窗下工作的老人。制琴师站起身，一双眼睛在大大的镜片后面眨动着：“做什么？”

    “我想把我的小提琴卖给您。”

   制琴师将琴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看，说：“是我做的，二十年了，制作日期写在这儿呢。”

    那男人说：“我知道。

    “您想卖掉它？”

    “是的，先生。”

    “贵姓啊，您？”

    “于贝尔·托马斯。”

    “我听过您的大名，我那屋里面就有您的唱片，几支协奏曲，就是用这把琴录制的吧？您拉小提琴很久了吗？”

    “16年了。”

    老人又摸了摸琴：“还是留着吧。”

    “不，我再也不想看到它。”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不会把一个老朋友甩掉的，一个16年来相依为命、为您留下许多纪念的朋友。”

    “我需要钱。”音乐家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摊开手，说道，“我现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了，电台的工作也已经丢了。”

    他咬咬嘴唇。“公众音乐会也是，两个星期前，爵士交响乐团的指挥辞退了我。我只好去给孩子们上课，可就在教他们演奏上行音阶的时候，我的手僵住了……是风湿病。”

    当他说话时，老人几次犹豫后将左手放在了琴盒上。

    音乐家说完了，低头看他的琴，这才发现老人的手缺了两根手指。整整一分钟，两个人都一动不动。最后于贝尔·托马斯先开口了：“您的手也残了？”

    老人沉默地转回身，向窗边走去，坐在凳子上继续工作，他盯着手中的活计，说道：“这桩意外是在我16岁时发生的。我把它讲给您听，是因为我那屋里面有您的小提琴协奏曲。

    “那时候，我家生活在一个农场里，距城市有七里路，我每天坐着狗拉雪橇去上学。我有了一个爱好：音乐。那时我唯一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音乐家。”

    音乐家始终低着头。老人继续说道：“我挺有天分，耳朵很好，左手灵巧，还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我学了一年，对小提琴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为了上琴课，我需要在晚饭后出门，上完课后再返回家里。每星期一次。在学琴的路上，我裹着一张毛毯，把小提琴紧紧抱在怀中，像抱着一个孩子……

    “正是那个时期，在一场学校组织的节庆活动中，我第一次当众演奏。”

    小提琴家抬起了头。老人继续说道：“演奏大厅里，有几位牧师、一位主教大人、一位议员、一些记者、全体学生和几个漂亮的女孩。由于一场可怕的暴雪，我是独自一人坐着狗拉雪橇来的。妈妈没能坐在大厅里看我演出，因为路完全没法走。

    “我演奏了《回忆》，我的小提琴声回荡在大厅里，琴音清澈洁净。我还记得演出结束时那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我那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的老师站在幕后，他哭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吻了我一下。

    “有一个男人，过来问我的姓名和年龄，然后带着满脸的微笑和鼓励的目光离去了。一位牧师对我晃着脑袋说：‘再接再厉，小家伙……’

    “唉，如果妈妈在那儿该多好！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音乐家凑近来，身子向前倾着，生怕听漏了一句话。老人继续说道：“夜深了，我从学校出来，胳膊下夹着心爱的小提琴，满心都是幻想。我要到学校后面的小牲口棚去，我的狗在那儿等我。

    “我想到大都会、音乐会、个人独奏，想到我的家庭，那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指日可待……突然，汪的一声！”

    音乐家蹙蹙眉头，等着下面的话。

    制琴师接着说道，“有些情节我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我跟一条狗在搏斗，它在狂吠，我也在大喊大叫，在我身后的雪地上拖着一条长长的血痕……那条我们家买了才一个星期的狗，咬断了我的两根手指。”

    一阵沉默后，老人又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只公开演奏过一次，而不是演奏了16年，更不曾取得显赫的成就，没录制过唱片，没有四处巡演将名声远播到欧洲去。只有过一次当众演出，还是在一个学校的小厅堂里，而且我的母亲也没有来听。”

    于贝尔·托马斯再次低下头去。

    老人悄悄站起身，消失在把店面和他的住处分隔开来的门帘后面。他抱着一个琴盒走回来，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那是他的小提琴，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法兰绒布里。他把琴轻轻地放在于贝尔·托马斯身旁，又回到窗下的小凳上。

    音乐家就像一个蒙羞的人急于脱身那样，走向柜台，拿起他的小提琴，塞进短大衣。他轻轻地带上门走了出去，仿佛这是一扇教堂之门。

乌镇的修辞

    茅盾、木心这两个乌镇之子，应对乌镇熟稔于心并萦回于异乡的梦中。

    茅盾，1896年生于乌镇东栅，本名沈雁冰，后外出求学、从文、投身社会变革运动，先后用过几十个笔名，最终以“茅盾”和《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小说确立其在中国文坛的位置。“茅盾”这一笔名，显影出大革命失败后一个左翼文人的苦闷、犹豫和矛盾——人生困境表现为语言的困境。正因这双重困境，他在1949年之后处于一种微妙、尴尬的位置，反复检讨其内心与行动的革命坚定性，站在了那些表面上从来没有苦闷、犹豫和矛盾的文人的偏远处。而正是这种“偏远”赢得我的敬意，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小人物的敬意，分量不大。

    在乌镇上可以找到茅盾笔下林家铺子的原型——一家老杂货店，现改成专营字画古玩的商铺，在观前街茅盾故居对面。当然，眼前的老板并不姓林，却按《林家铺子》里的描写来打扮自己，着长袍马褂，表情灿烂像乌镇上的晴空，没有一丝面临破产的忧愤。我伏在柜台上问他，那林老板的后人还在乌镇上否？他说，都去了国外。因茅盾小说，一个普通店铺有望永远保持其格局而不被拆迁，显现出了修辞的力量。

    木心，本名孙牧心，1927年生于茅盾故居附近一富裕人家，入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求学，师从于刘海粟、林风眠学习油画。1971年蒙冤入狱，三根手指被折断，仍坚持写作，在纸上画出白键黑键“弹钢琴”，后获释。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以作画、讲学谋生，后尝试写作，出版小说集、散文集、诗集十多部，像文坛突然出现的一个新人，语言充满汉语言的诗意、别致，例如：“公园石栏上伏着两个男人，毫无作为地容光焕发。”“昨夜有人送我归来，前面的持火把，后面的吹笛。”“秋天的风都是从往年秋天吹来的。”——这风，也都是从乌镇吹来的吧？晚年，木心乘风还乡，2011年辞世。

    木心家的“孙家花园”，是乌镇最美的私宅。花园应该有鲜花和如花的女人。当时乌镇码头上搬运的麻袋，都印着一个“孙”字。仆人打扫房间，把花瓶抱出抱进重新摆在案头时出错，会遭到主人责备：“怎么把明代的花瓶搬出来了——去，摆宋朝的，要记住样式的不同。”一个富贵华丽之家，1949年后相继改造成为农具厂、铁器社、五金轴承厂，乃至成为野草高过围墙的废园。九十年代，木心声名大动于华语文学界，乌镇政府开始在画家陈丹青指导下，于孙家花园原址重建“晚晴小筑”。2006年，木心回乌镇在此居住五年，去世，晚晴小筑改为“木心纪念馆”，展有各种版本的木心著作、手稿、乐谱，及其用过的写字台、礼帽、皮鞋、手杖等遗物。依然是修辞的力量，在挽留一个人的余温和气息。

    木心不是游客，大概不会喜欢乌镇的面目一新。在剧变中的故乡，一个人，反而会加重异乡感吧。孙家花园转化而成晚晴小筑，木心如落叶转化成树根处的泥土，大约会想：乌镇还在乌镇吗？我还是我吗？“从前的那个我如果来找现在的我，会得到很好的款待。”木心这样说，充满对“从前”的留恋和对“现在”的谅解。从前的玉勒雕鞍、锦帽貂裘，现在的霜天断雁、淡茶清酒。

    留恋和谅解，我大抵上也是如此态度，对乌镇，对青春。

（选自2017年第3期《散文选刊》，有删改）

影子

刘建超

    老街有“三老”，老招牌、老古董、老学究。

    老街的门店多，许多都是老招牌。看着不起眼的小店，门口的招牌上却是乾隆康熙所赐，在老街度过岁月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郑板桥之类的文匠骚客，他们题写的招牌楹联，不经意间就会出现在犄角旮旯的小店中。老街的古物多，古董遍地都是。老街家里打一口井，就能挖透几个朝代。老街流传个笑话，两个青年打架，一个用铁锨拍人，结果人没有拍到，却拍倒了一段土墙。这个小青年就被逮走了——被他拍倒的是隋朝古城墙，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老街以前的私塾多，教书先生多，有许多还给皇亲国戚做过先生。所以，老街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

    霍老、乔老、贾老都是老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在老街，只要是有沾点文化色彩的事情，三位老者是必被邀请的。三位老者都是鹤发童颜，神采奕奕，往场合里一站，就觉得文风氤氲，儒气荡漾，场合就显得有了品位，提了档次。

    三位老者聚到一起，抱拳作揖，称兄道弟，一派和祥。其实，背地里谁也不服气谁，论年龄，三人同庚，出生月份不同;论资格，都是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论学识，也都出版过自己的文集著作。老街有场合时，请一位还行，如果是三位都到场，如何排座次就是个费死脑筋的问题了。常常是因为前后的次序不满意，有的老者就会拂袖而去，弄得主家不尴不尬。

    天下事没有难得住老街人的。有人就刨根问底儿，看看是谁最先发表过文章。三老提供的资料竟然都是同一年。那就看看谁发表的报刊级别高，居然也都是当年的《人民日报》。那就再看谁发表的文章字数多，三人都含糊着说记不清了，反正是版面挺大的。就有好事的人，去了京城的图书馆，查到了三老当年发表的文章，还复印回来了。结果是霍老的文章815字，乔老的文章770字，贾老的文章602字。霍、乔、贾的排序就被默认了。霍老自然就是德高望重的领头羊了。老街的一些脸面的事务，霍老也就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台子的中间。

    面子上的事情解决了，心理感受还是不舒服的。在有的场合上，有意无意地就会涌出点暗波。霍老若是发了言，乔老随后就会提点不同看法，与之“商榷”。乔老若是发言了，贾老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看问题，把乔老的意见给间接地损一番。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也都心照不宣，却能相安无事，得过且过。

    贾老心里最不安分。三个人当中，只有他年龄最大，比霍老早来到世上二十五天，比乔老早活了四十五天。贾老也比那两位早毕业一年，在学校也是一支笔杆子，若不是当年自己把不住滑，犯了点小小的作风问题，早留在京城混出个模样了。在老街混到一把年纪了，还是个“小三”，这让贾老很是不爽。排在老三，实际上就是个搭头，有你没你都一样。

    老伴最能理解贾老的心境，安慰他说，现在要看谁能熬过谁。我看那老霍老乔都不如你结实，好好锻炼吧，机会都是留给活得最长的人。贾老心中豁然开朗，制定了一整套的健身养身计划，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出席一些场合，他就特别注意观察老霍老乔的状态，闲聊听他俩念叨这个脂肪高那个血糖高的贾老就特别受鼓舞，自己啥都不高，就是心气高。

    事情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先是霍老中风住院去世，乔老接替了一大堆的名誉头衔。后是乔老心梗，撒手人寰，贾老继承了一大堆名誉头衔。以后，只要有车接，有饭局还有点小意思，贾老都会显身于各种场合。

    贾老在场合上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正中间了。坐在中间的位置上，似乎只是坐着，因为场合上的发言不是长官就是老板经理董事长，轮到贾老该说话时，就到了饥肠辘辘的开宴时分，个个都心不在焉，交头接耳，贾老也就没有了讲话的兴致。

    有一次，贾老坐在场合的中间，百无聊赖，忽觉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肉身，在场合上空游荡，看到自己的那副没有灵魂的空壳，就如同影子一样在耗费钟点。贾老恍然，其实在场合上，自己就是被用来做影子的。

    贾老觉得影子很好玩。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鱼

汪曾祺

从侉奶奶家旁边向南伸出的后街到往螺蛳坝方向，拐了一个直角。庞家就在这拐角处，门朝南，正对越塘。

庞家兄弟三个，各有分工。老大经营擘划，总管一切。老二专管各处收买生猪。他们家不买现成的肥猪，都是买半大猪回来自养。老二带一个伙计，一趟能赶二三十头猪回来。因为杀的猪多，他经常要外出。杀猪是老三的事，——当然要有两个下手伙计。每天五更头，东方才现一点鱼肚白，这一带人家就听到猪尖声嚎叫，知道庞家杀猪了。猪杀得了，放了血，在杀猪盆里用开水烫透，吹气，刮毛。杀猪盆是一种特制的长圆形的木盆，盆帮很高。二百来斤的猪躺在里面，富富有余。杀几头猪，没有一定，按时令不同。少则两头，多则三头四头，到年下人家腌肉时就杀得更多了。因此庞家有四个极大的木盆，几个伙计同时动手洗刮。

这地方不兴叫屠户。也不叫杀猪的，大概嫌这种叫法不好听，大都叫“开肉案子的”。“开”肉案子，是掌柜老板一流，显得身份高了。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因为一条东大街上只有这一家肉案子。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不到晌午，几片猪就卖得差不多了。这里人一天吃的肉都是上午一次买齐，很少下午来割肉的。庞家肉案到午饭后，只留一两块后臀硬肋等待某些家临时来了客人的主顾，留一个人照顾着。一天的生意已经做完，店堂闲下来了。

店堂闲下来了。别的肉案子，闲着就闲着吧。庞家的人可真会想法子。他们在肉案子的对面，设了一道栏柜，卖茶叶。茶叶和猪肉是两码事，怎么能卖到一起去呢？——可是，又为什么一定不能卖到一起去呢？东大街没有一家茶叶店，要买茶叶就得走一趟北市口。有了这样一个卖茶叶的地方，省走好多路。卖茶叶，有一个人盯着就行了。有时叫一个小伙计来支应。有时老大或老三来看一会。有时，庞家的三妯娌之一，也来店堂里坐着，包包茶叶，收收钱。这半间店堂的茶叶店生意很好。

庞家三兄弟一个是一个。老大稳重，老二干练，老三是个文武全才。

庞家这三个妯娌，一个赛似一个的漂亮，一个赛似一个的能干。她们都非常勤快。天不亮就起来，烧水，煮猪食，喂猪。白天就坐在穿堂里做针线。都是光梳头，净洗脸，穿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金簪子，手上戴着麻花银镯。人们走到庞家门前，就觉得眼前一亮。

到粥厂放粥^① ， 她们就一人拎一个木量子^②去打粥。

这不免会引起人们议论：“戴着金簪子去打粥！——侉奶奶打粥，你庞家也打粥？！”大家都知道，她们打了粥来是不吃的，——喂猪！因此，越塘、螺蛳坝一带人对庞家虽很羡慕并不亲近。

越塘边发生了从未见过的奇事。

这一年雨水特别大，臭水河的水平了岸，水都漫到后街街面上来了。地方上的居民铺户共同商议，决定挖开螺蛳坝，在淤塞的旧河槽挖一道沟，把臭水河的水引到越塘河里去。这道沟只两尺宽。臭水河的水位比越塘高得多。水在沟里流得像一枝箭。

流着，流着，一个在岸边做桶的孩子忽然惊叫起来：“鱼！”

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鲤鱼。它们戗着急水往上窜，不断地蹦到岸上。桶店家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奔到沟边来捉鱼。有人搬了脚盆放在沟边，等鲤鱼往里跳。大家约定，每家的盆，放在自己家门口，鱼跳进谁家的盆算谁的。

他们正在商议，庞家的几个人搬了四个大杀猪盆，在水沟流入越塘入口处挨排放好了。人们小声嘟囔：“真是眼尖手快啊！”但也没有办法。不是说谁家的盆放在谁家门口么？

庞家桶里的鱼最多。但是庞家这两天没有吃鱼。他家吃的是鱼籽、鱼脏。鱼呢？这妯娌三个都把来用盐揉了，肚皮里撑一根芦柴棍，一条一条挂在门口的檐下晾着，挂了一溜。

把鱼已经通通吃光了的桶匠走到庞家门前，一个对一个说：“真是鱼也有眼睛，谁家兴旺，它就往谁家盆里跳啊！”

正在穿堂里做针线的妯娌三个都听见了。三嫂子抬头看了二嫂子一眼，二嫂子看了大嫂子一眼，大嫂子又向两个弟媳妇都看了一眼。她们低下头来继续做针线。她们的嘴角都挂着一种说不清的表情。是对自己的得意？是对别人的鄙夷？

(有删改)

（注）①放粥：犹施粥，政府、富人、寺院等在灾年向贫民免费供给米粥。 ② 木量子：方言，木桶。

这是帝国末日

英国王储查尔斯有关他参加香港1997年移交仪式时所写日记的内容，最近被英国传媒公开。他在日记中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香港《太阳报》报道了查尔斯日记的内容：一架英航747包机将大批官方代表由希思罗机场载往香港。我发现自己和助手们身处只属商务客舱的上层，我要定一定神才意识到这并非头等舱，虽然我早已疑惑为何坐得这样不舒服。后来我发现连首相希思、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新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以及麦理浩、卫奕信等前任港督，都舒适地安坐在我们下面的头等舱。我唯有独自慨叹，这是帝国的末日……

告别仪式于傍晚时分在皇家游艇旁的“添马舰”上展开。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与随员告别后，在下午茶时偕家人登上游艇。他们黯然神伤，若有所失。彭定康抱着港督府的英国国旗上船，那面国旗是送别他的礼物……

他们喝了茶定过神后，我们出发到体育馆，在雨中参加豪华的仪式。毛毛细雨徐徐落下，所有东西都湿透了。我坐在讲台上，脚下的红地毯变成湿淋淋一团糟，吱吱作响。我们耐着性子看完不同仪式及表演，聆听彭定康令人动容的演说。我喉咙哽咽，听罢随即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更加激动哀伤。

在仪式进行中，我预感到当自己站起身讲话时，滂沱大雨就会倾盆而下。正如我所料，当我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大雨随即猛降。我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纸上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

经过一轮情绪起伏后，全身湿透的我第一时间返回游艇，在出发参加4 000人的晚宴前先洗个澡。一如我所料，当我浸在浴缸中时，烟花表演随即开始，在我整装待发时，表演亦已结束。盛大的晚宴上，我坐在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身旁。在经过多轮祝酒后，我们离开宴会厅，等待与中国国家主席的会面，盘算着如何令双方不失面子。

在移交仪式每个细节的安排上，中国人也要争执一番。他们坚持要我走到一个房间拜会国家主席，英方上下对之强烈反对。最后我们同意折中方案，由我们分别从两边进入一个房间，在中间碰头。

中国国家主席和他的亲信与我们(即外交大臣、国防参谋长与我)面对面而坐，宣读预先拟定的声明。我知道无可避免一定要回应，懊恼地左思右想，思量着说什么好，而又不会引发外交事件。我说了几句有关莎士比亚的轻松趣语，一行人就走向会展中心新翼的主礼堂——又一次长征，从我们的位置出发，可真是长路漫漫。

为了移交仪式，这个会场被改成类似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模样。我们发表演说后，中国国家主席走到演讲台前发表讲话。此后，我们还要观看中国士兵上台，把英国国旗降下，升上中国国旗。在典礼结束时，我们合影留念，互相握手，然后从不同门口离去。我们就此离开。

码头上聚集了专程来送别的民众、彭定康的友人及前同僚。我紧随彭定康登上游艇，与他的几个女儿碰面，她们均非常激动及疲惫。“不列颠尼亚”号游轮徐徐驶离港口。我站在甲板上，一边眺望着缓缓远去的香港地平线上的景观，一边告诉自己，在同一年告别这一切以及我心爱的游艇，是好事。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