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黄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黄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起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琴《<老子>的年代》）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3月25日）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宇，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家认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游戏和艺术的异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儿童游戏时常怕旁人看见，所以躲在成人的背后。他们只图自己高兴，并没有意思要拿游戏来博得同情和赞赏。尽兴极欢，便已达到游戏的目的，不必有美丑的分别。儿童在游戏时，愈没有人看见，精神愈专注，幻想愈浓密，兴致也愈畅快淋漓。他抓住一个玩具，可以单独一个人接连玩上几点钟之久，不觉困倦。他没有把我和物分清楚，自己高兴时以为旁人和鸟兽草木器皿等也都和自己一样高兴，所以没有把自己的情感传达给旁人以求同情的意思。儿童自然也有时欢喜成群作戏，但是每个人仍只顾到自己。他既然可以和猫狗玩，和玩具玩，自然也就可以和同年的小伴侣玩，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些小伴侣是旁观者或是同戏的伙伴，他把他们也不过看作玩具一样，借以实现自己的幻想罢了。他扮店主，他弟弟扮主顾时，他弟弟就只是主顾而不复是他弟弟，如果他弟弟不在时，他也可以拿傀儡做主顾。他玩得高兴时，他的伴侣头撞痛了在号啕大哭，他心里却若无其事地仍然继续玩他的。从此可知游戏的动机中很少有社会的成分。年龄渐长，游戏中或许逐渐杂入社会的成分，但是那就不是纯粹的为游戏而游戏了。

    游戏不必有欣赏者，艺术的创造就不能不先有欣赏。游戏只是表现意象，艺术则除“表现”之外还要“传达”。艺术家见到一种意境或是感到一种情趣，一定要使旁人也能见到这种意境，也能感到这种情趣，心里才得安顿，所以他才把它表现出来，传达给旁人。传达欲是同情心的表现。人是社会的动物，到能看出自我和社会的分别和关联时，总想把自我的活动扩张为社会的活动。同情心是为群的也是为我的。它是为群的，因为它要分享旁人的苦乐；它也是为我的，因为它要把自我伸张到社会一样大。

    因为游戏缺乏社会性，而艺术冲动的要素却恰在社会性，所以游戏不必有作品，而艺术则必有作品。作品的目的就在把所表现的意象和情趣留传给旁人看。罕恩在《艺术的起源》里说：“游戏和艺术造成另一个世界。游戏只要过剩精力已发泄，或是本能已得到暂时的练习，便算是达到目的。艺术的作用却不仅在造作的活动，凡是真正艺术的表现都必有一件东西做了出来，可以流传下去。”儿童在沙滩上堆砂为屋，随堆起，随推倒，既已即兴，便无留恋；艺术家对于得意的作品，往往用慈母保护婴儿的热爱去珍护它。这个分别是显而易见的。

    艺术和游戏都要在实际生活的紧迫中发生自由活动，都是为着享受幻想世界的情趣和创造幻想世界的快慰。于是把意象加以客观化，成为具体的情境，这就是所谓“表现”，不过纯粹的游戏缺乏社会性，而艺术则有社会性，它的要务不仅在“表现”而尤在“传达”。艺术冲动是由游戏冲动发展出来的，不过艺术的活动却在游戏的活动之上下过进一步的功夫。游戏杂用金砾，无所取择；艺术则要从砂中炼出纯金来。

（选自《朱光潜美学文集·文艺心理学》，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删节）

    史料是需要辩证的，同一史实，各书记载互异；同一原文，彼此引述不同；或采摭古书不记出处，或商榷前史而全违故实，以致事实讹谬，文字错舛，真伪混淆。若不加以辩证而随便引用，不但异说纷纭，无所适从；必至以讹传讹。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就是考据学。这种学问，汉代的经注已开其端。自晋以后，辨证史籍的书多起来了，裴骃注《史记》，对于原书的文句音义多所解释。裴松之注《三国志》，对于原书的史实多所增补；吴缜《新唐书纠谬》对于原书上史料的讹谬多所纠正，这些都是考据学的先导。

    到了清代，考据学大大地发展了。在清代，学者因受政治的压迫，不能涉及与现实有关的学问，于是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与现实无关的考据学。因而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史或史书，大部分都经过了一番考证。对于各种史籍中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隐，钩沉辑佚，考异正讹，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清代辨证史料的著述甚多，其中有通辨诸史的，有专辨一史的。通辨诸史的书，最有名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一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书是对原书上文字的校正、名物的训释，王书是对考证原书上的典章制度以及史实的校勘，两书各致力于一个方面，若融合而贯通之，则对史料之辨证，甚为有益。专辨一史的书，以辨“四史”者最多。崔适的窜乱《史记》的十余家，纠正纰缪；考证《汉书》的多侧重于文字的校正；考证《后汉书》的多侧重于史实的纠谬。考证《三国志》的皆系补佚考异。自《晋书》以下的诸史，辨证的书虽不及“四史”之多，但诸史皆有考证之书。

    以史料的范围而论，清代学者所考证的史料只是史料中的一半，即文献上的史料；至于考古学上的史料则做得非常不够。这是因为许多考古学的史料，如新、旧石器文化遗物、甲骨文及汉晋简牍等尚未发现，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还不认识地下出土的史料的价值，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考古学的资料，如殷周之彝鼎、两汉之石刻画像，早已呈现在当世学者之前，但均未被引用为考证古史的资料。即以文献考证文献而论，清代学者也没有考证完，例如从对诸史之史书志考证看来，侧重于地理和艺文，天文、律历、书表考证不太多；有关社会经济之食货志，风俗习惯之舆服志则绝无考证。

    清代学者考证使用的方法，是以文献考证文献，即以甲书上的史料辨证乙书上的史料，以真书上史料订正伪书上的史料，以各书上一般的通论指斥某一书上独特的异说。这种方法，用以有史以后的史料考证是可以的，用以史前史的资料考证，那就无异以伪辨伪，以疑证疑。

    晚近以来，对于考古学上的史料之考证，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但也不是到了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做。例如若干青铜器物的时代，尚待考证；若干甲骨文字的字义，尚待训释；若干汉代的石刻画像，尚待说明。特别是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古人类、古生物的化石，古角器物、彩陶等，都需要我们做详细而精密的科学研究，才能变成史料。

（摘编自翦伯赞《史料辨证与考据学》）

我与地坛^①（节选）

①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②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看见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里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惟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中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敢。

③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④那时您可以想像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像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⑤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闲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来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云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⑥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旭日。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救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⑦但是，那不是我吗？

⑧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